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道：“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穆勒应该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养尊处优的游惰者的人数。】但是，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象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风等等。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000个眼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末，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当1735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纱机的发明，并由此开始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他只字未提这种机器将不用人而用驴去推动，尽管它真是用驴推动的。淮亚特的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卡路里机、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末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织机；或者，装置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识，如纺纱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区别，甚至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方式生产，然后才装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见。相反地，珍妮机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手工工具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纺车上，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工作即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最初，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相反地，原来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却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作为动力。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个别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大工业时期可以看出，这些工具甚至在它们的手工业形式上就已经是机器了。例如，1836—1837年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同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来推动，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在英国，现在有时还把铁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的把手同蒸汽机连接起来，而变成机械风箱。十七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所有还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器，象缝纫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们的性能一开始并不排斥小规模应用，那就会制造得既适合用人作动力，也适合用纯机械作动力。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需有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也就是说，工具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大动力中，马力是最坏的一种，这部分地是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部分地是因为它十分昂贵，而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但在大工业的童年时期，马是常被使用的。除了当时的农业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风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此外，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水力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很普遍。早在十七世纪，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磨，也就是两套磨。但是这时，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出了飞轮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环锭精纺机最初是用水推动的。但使用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种种困难。水不能随意增高，在缺乏时不能补充，有时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但是他当时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现在，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在前一场合，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织布业者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业者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手工工场的成员用各种工具顺次来完成的。例如，在现代的信封手工工场中，一个工人用折纸刀折纸，另一个工人涂胶水，第三个工人折边，预备印封面，第四个工人把封面印好，等等。每个信封，每经过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转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这些操作，而且每小时制成3000多个信封。1862年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一台美国纸袋制造机，可以切纸、涂胶水、折纸，每分钟生产300个纸袋。在工场手工业中分成几种操作顺次进行的整个过程，现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结合而成的工作机来完成。不管这种工作机只是比较复杂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还是由工场手工业专门化了的各种简单工具的结合，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但这里存在着技术上的统一，因为这许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时并同等地从共同的原动机的心脏跳动中得到推动，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而传动机构对这些工作机来说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它不过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个工具机相连结。正象许多工具只组成一个工作机的器官一样，许多工作机现在只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这里，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工具，例如毛纺织手工工场中的弹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纺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现在转化为各种专门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每台工作机又在结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器官，执行一种特殊的职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但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末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当然，在这里也象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在各个特殊工人小组之间造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也在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之间造成一定的比例。结合工作机现在成了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结合工作机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末相反，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象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象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个别工具机在某些动作上还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动走锭精纺机以前，走锭精纺机口若悬河就需要工人发动，而精纺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须象工具一样，要由工人操纵才能进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转动刀架还未变成自动装置以前就是这样。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例如，断纱时使纺纱机自动停车的装置，梭中纬纱用完时使改良蒸汽织机立即停车的自动开关，都完全是现代的发明。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原理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十七世纪荷兰和十八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精纺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精纺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象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一部分是联合在象前面所说的分工非常严格的手工工场内的。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正象在单个机器还要由人来推动时，它始终是一种小机器一样，正象在蒸汽机还没有代替现成的动力——牲畜、风以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发展一样，当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场外的手工业者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且不说这样生产出的机器很昂贵，——这种情况作为自觉的动机支配着资本，——已经使用机器的工业部门的扩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产部门的渗入，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型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例如以铁代替木材；——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例如，象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制造的。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正象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锻冶、锻接、切削、穿凿和铸造巨量的铁，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给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是，机器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亨利·莫兹利发明了转动刀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式，经改装后从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须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对准或加在劳动材料(如铁)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状。现在有了这种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且“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机器制造业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机的部分，那末，手工业工具就再现出来了，不过规模十分庞大。例如，钻床的工作机，是一个由蒸汽机推动的庞大钻头，没有这种钻头就不可能生产出大蒸汽机和水压机的圆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脚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个铁木匠，它加工铁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伦敦造船厂切割胶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铁就象裁缝剪布一样；蒸汽锤靠普通的锤头工作，但这种锤头重得连托尔也举不起来。例如，奈斯密斯发明的这些蒸汽锤中，有一种重6吨多，从7呎的高度垂直落在36吨重的铁砧上。它能轻而易举地把一块花岗石打得粉碎，也能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钉进柔软的木头里去。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我们已经知道，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绝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象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宜，而是使产品随着机器的价值相应地变贵。很明显，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在价值上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料增大得无可比拟。首先应当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诚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种真正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使用和磨损之间的这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坚固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费资料的消耗；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无比。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算由于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加到产品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那末，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机器的生产作用范围越是比工具大，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象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在机器生产中，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末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就象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布莱克本的培恩斯先生在185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计算过：“一实际的机械马力可以推动450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200个环锭精纺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15台织宽40吋布的织布机以及整经、浆纱等装置。”一蒸汽马力每天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器的损耗，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分配在450个走锭精纺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分配在200个环锭精纺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三种情况下是分配在15台机械织机的日产品上。可见，转给一盎斯棉纱或一码布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举的蒸汽锤的例子也是这样。因为蒸汽锤每天的磨损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锤打的巨量的铁上，所以在每英担铁上只添加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果用这个庞大的工具来钉小钉子，那末分配在每英担上的价值就会很大了。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已定，也就是说，工作机的工具数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到力的时候，工作机工具的规模已定，那末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作业的速度，例如取决于纱锭的转速或蒸汽锤每分钟锤击的次数。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70次；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700次。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末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规模和作用相对而言降低下来。分析比较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末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根据培恩斯先生的计算，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每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里可纺出13盎斯棉纱(平均纱支)，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365 5/8磅棉纱。可见，大约366磅棉花(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撇开棉屑不说)在变为棉纱时，只吸收了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十小时工作日，而用纺车，一个手工纺工60小时纺13盎斯棉纱，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2700个十小时工作日，或27000个劳动小时。【据拜比吉的计算，在爪哇，几乎单是纺纱劳动就使棉花价值增加117%。而同一时期(1832年)，英国精纺业的机器和劳动加进棉花的总价值约为原料价值的33%。(《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65、166页)】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这种旧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等于过去200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在1793年伊莱·维特尼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个平均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发明，一个黑人妇女每天可以轧100磅棉花，而且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原来要花50分钱生产的一磅棉纤维，后来卖10分钱，而且利润更高，也就是说，包含的无酬劳动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轧棉机，来使棉纤维与棉籽脱离。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一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在用牛、蒸汽或水作动力的地方，只需要几个男女少年充当添料工。16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每天能完成以前750个人一天平均的工作。前面已经说过，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内花费3便士或1/4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个人在一小时内花费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我又来引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反驳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说，这15先令决不是这66个人一小时内加进的劳动的表现。如果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100％，那末，这66个工人一小时就生产30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33小时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15先令的工资。因此，假定一台机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挤的15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方说3000镑，那末，这3000镑决不是这150个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劳动对象上的劳动的货币表现，而只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3000镑是生产机器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不管这一劳动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见，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所值相等，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由于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由于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因此，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能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象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十八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近几年来，在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劳动6小时，另一班劳动4小时，或每班只劳动5小时。但是父母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岁以下的)以前，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符合它的总账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革命对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响。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表现，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国报纸广告上常见的对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个英国工厂视察员说：“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岁以上。工资每周4先令。报名处……”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13岁”这句话，是因为按照工厂法规定，未满13岁的儿童只能劳动6小时。年龄必须经过合格医生的证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来已满13岁的儿童。工厂主雇用的未满13岁的儿童人数屡次大幅度地减少，这在英国近20年来的统计材料中是令人惊讶的。根据工厂视察员本人的证词，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合格医生造成的，他们为迎合资本家的剥削欲望和父母的贩卖要求而虚报儿童的年龄。在声名狼藉的伦敦拜特纳－格林区，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开的集市，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给伦敦的丝织厂。“一般的条件是，每周1先令8便士(归父母)，2便士归我自己用作茶点费。”契约仅以一周为限。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语言确实令人愤慨。直到现在英国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妇女“把子女从贫民习艺所中领出来，以每周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租给任何一个主顾”。在大不列颠，不顾法律的规定，至少还有2000名儿童被自己的父母卖出去充当活的烟囱清扫机(虽然已经有机器可以代替他们)。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权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6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不满13岁的儿童被迫象成年人一样地劳动，因而出价较高的工业部门。但由于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因此，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象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在100000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9085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7047人)；24个区是10000人至11000人；39个区是11000人至12000人；48个区是12000人至13000人；22个区超过20000人；25个区超过21000人；17个区超过22000人；11个区超过23000人；在赫乌、乌尔未汉普顿、埃士顿－安得－莱因和普雷斯顿等地超过24000人；在诺定昂、斯托克波尔特和布莱得弗德等地超过25000人；在威兹比奇是26001人；在曼彻斯特是26125人。1861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疏远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但是，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中。在此以前人们认为，疟疾和低洼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疾病是造成儿童大批死亡的原因。但调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把冬天是沼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汉特医生在这些地区询问过70个开业医生，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制度。“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帮伙往往到离本村许多哩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时穿长裤，表面上很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变坏了，她们喜欢这种忙碌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工厂区的各种现象在这里又重现了，而且暗地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区还要厉害。英国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我了解工业中大量使用成年妇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现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恶痛绝。”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确实会是一件幸事。”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3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在1844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高明’。”在拟定1844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揭发了这种叫做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发的证明书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1844年起， “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了他工作中类似的经历。“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个叫安·基林的夫人主办的。当我请她把她的姓拼读出来时，她马上就出了错，她先说了一个C，但马上改正说，她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K。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学证明书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的写法不一，同时，她的笔迹证明，她根本没有教书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填写名册……　在另一所学校，我发现教室长15呎宽10呎，里面有75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受罪的地方。在许多有合格师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儿童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充其量只能勉强糊口，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儿童缴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里。此外，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一排一排的儿童无所事事，但这就被证明是上学了，在官方的统计中，这些儿童算是受过教育的。”在苏格兰，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须上学的儿童。“这足以证明，工厂主对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这种情况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现得荒诞离奇。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每过6个月仍须上学30天，而且是150小时…… 上学时间应在早晨8点至下午6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21/2小时或超过5小时，都不得算入150小时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30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5小时，30天期满，就达到规定的总数150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6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又读完了书为止…… 许多按规定上过150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6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情形和刚上学时一样…… 他们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营业需要。每6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3至5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6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1点到4点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突然又从下午3点到6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3、4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3个星期或整整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150小时为止”。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具有一种欲望，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缩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成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机器的磨损绝不象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台在7 1/2年内每天工作16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和同样一台在15年内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7 1/2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15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能否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商品的价值也不是由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于是，商品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静态的。在历史上，铝的价值曾经高于黄金的价值，随着铝的生产工艺的改进，成本大大下降，其价值也降到黄金价值以下。而且这个定义可以用于说明钻石等稀有物品的高交换价值。可能有人没费什么力气和时间就非常运气地捡到了钻石，但他不可能一直有这种运气，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大量提供钻石，就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寻找钻石。事实上，如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区分人造钻石与天然钻石，那么稀有的天然钻石的价格就会下降到与人造钻石一样。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的规模会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部分却保持不变。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它却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资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义。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艾释华特先生曾教训纳骚·威·西尼耳教授说：“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随便在什么时候离开工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在被艾释华特教训过的西尼耳看来，机器规模的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例。现在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靠减少必要劳动来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24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每人只要在12小时中提供一小时剩余劳动，总共就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只不过是24小时。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部门普遍应用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资本没有意识到的矛盾又重新推动资本拚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失业，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象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末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就象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在这方面毫无发现一样。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

(c)劳动的强化

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含量或强度。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本身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例如，英国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如果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那末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自从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样多，虽然这个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强制缩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紧张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1 1/5小时相比，会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较紧张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弛的1 1/5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3 1/3小时剩余劳动和6 2/3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由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引起的，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时间上所受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资本也会通过付酬的办法，设法使工人在实际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令人信服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1844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12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是荒谬的”。这种论断被实验推翻了。罗·加德纳先生从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12小时改为11小时。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是：“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样多的产品，而全体工人11小时挣的工资，和以前12小时挣的同样多”。在这里我且不谈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这种实验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2％)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客观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从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1 1/2便士，从1844年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时，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3 1/2便士。”在这里，11小时比以前12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终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劳力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炭、煤气等的消耗。在霍罗克斯先生和杰克逊先生的工厂里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更加节省，用同一个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变，甚至下降了。传动装置的改进减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这正是现代机器显著超过旧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加快速度和扩大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或者对零件稍加改进而增加了这些工具的活动性(如五十年代中期，自动走锭精纺机的纱锭转速就是这样提高了1/5)。英国在1832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12小时。在1836年，一个英国工厂主说道：“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1844年，艾释黎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等于步行8哩。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哩，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一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是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 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其次，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 织布间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束，1843年达到21000束。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的产品不可能和12小时的产品相等。同时我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经常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伸缩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纱锭的转速，在环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精纺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也就是说，环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500转，现在<1862年>是5000转，而走锭精纺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000转，现在是6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1/6。”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在给莱昂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计算的，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接着他写道：“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呎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 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217额定马力，推动25638716个纱锭和301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503580个，织机数是369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1850年相同，那末1856年就需要175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435马力，也就是说，按照1850年的算法现在减少了1万多马力。“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官方统计>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两小时或1/6>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多。”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093799个锭子，1862年有1388544个锭子；1856年有9260台织机，1862年有10709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1856年是56137人，1862年是52429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子，1850年是875830个，1856年是1324549个(增加51.2％)，1862年是1289172个(减少2.7％)。但是，1856年的数字把线锭计算在内，而1862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锭减去，那末，1856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纺织厂的蒸汽织机，在1850年是32617台，1856年是38956台，1862年是43048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1850年是79737人，1856年是87794人，1862年是86063人；但是其中14岁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956人，1856年是11228人，1862年是13178人。可见，同1856年比较起来，1862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1863年4月27日，议员弗兰德在下院说：

“我受郎卡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我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管两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12小时的劳动，现在压缩在不到10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强化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程度。“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1833—1847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1848年到现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1833—1847年时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

4、工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有组织的机器体系。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式。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品得，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  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配。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krat)。“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了分工，但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机器上面的一切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换班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在工厂里，单纯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来代替，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苦役的人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象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所以它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象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