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看完信后，我又独自在公寓里待了三天。我取消了心理医生的问诊，并且拒绝接电话。西蒙斯医生给我留了三条留言，麦科迪探员留了四条。我知道他们都很担心我，但是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打算在自己的创伤后生活方式上实现重大突破，但我的准备工作才只做到一半。

我没有勇气告诉西蒙斯医生，在我俩携手进行心理奋战十年之后，她无法再为我做什么。在过去十年间，我挥洒了无尽的泪水，久久地凝视远方，她则在一旁耐心地苦等。我们将我生活中的每件事一丝一丝地翻腾过来，层层抽丝剥茧，仔细了解每一个回忆，但她最希望深入探究的，却是我始终无法碰触的。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我需要真正地做点什么了。

接受了一年的心理治疗后，我才能生硬地说出被囚禁的若干事实，像背书似的，仿佛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宇宙的另一个人身上。我会在房间的另一端，并且不让西蒙斯医生靠近，然后含糊地说出过去的恐怖遭遇。那是一种冗长而枯燥的陈述。每当我俩的谈话陷入僵持状态，或者她开始要求我说出更多时，新的细节就会浮现出来。

我用无数独立的画面揭示了我的过往遭遇。我被蒙着双眼，双脚被从天花板上的Ⅰ形钳上垂下来的链子锁着；我躺在桌上，像待解剖的昆虫一般四肢摊开，导尿管被插入我的膀胱，一毫升一毫升地往里面注水。我被绑在角落里的椅子上，手腕铐在背后，一根手术用的尖针刺穿我的舌头。

都是详细的事实。

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

表面上，我对西蒙斯医生坦诚相待，向她坦白了我心底最黑暗的秘密。但是，她好像一直都清楚，我其实在竭力逃避。我可以一字一句地把经历讲出来，但却不能再感受到它们。它们仿若不断重复的诗句，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直到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这样的僵局之中，浪费了无数个治疗的机会，她却一直在等我向前迈进。现在，也许我打算那么做了。

第四天，我给麦科迪打了电话。铃响第一声，他便接了起来。

“我是麦科迪。”

“你是坐着的吗？”

“卡——萨拉，是你吗？”

“是我，听着，我想让你知道，我很好。我看过信了，你说得对，都是些胡言乱语。我保证我不会像以前那样躁动不安，好吗？”

“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他的语气中露出一丝猜疑，“你要是再不回我们电话，我们就要派医护人员过去了。如果到时我们非得破门而入，你肯定会不高兴。”

“那你为什么没派人来呢？”电话另一端沉默了，“你和鲍勃谈过，对吧？你知道我仍然有叫外卖，因而还没有死。无论如何，你还算聪明。”我开始以轻松的语气说下去，“我一直在考虑你说的话……我打算出门走走。”

“真高兴我是坐着的……这是个不错的消息。但是，你确定你准备好这么做了吗？是否应该从简单一点的开始，比如去杂货店？”

听到我没回应，他又继续说道：“我至少可以问一下你要去哪里吧？”

我回避了他的问题。

“我需要好好思考一些问题，所以必须离开。我打算向公司请假，反正我还有很多休假时间没有用。”

“我一点也不奇怪。我是说你还有很多休假的事情。呃，这件事你和西蒙斯医生谈过吗？”

“没、没有，还没有。但是我下一通电话就会打给她。”

我深吸一口气，挂掉了电话。我毕竟不是囚犯，他们也不是看守我的狱卒。我可以出门走走，我确实累积了很多假期。这些全都是真的。

不真实的是休假这点。我认为，那封信没有给我任何明显的线索，但我脑海中就是有什么东西挥之不去。我花了三天的时间，仍然未能想起任何事情。于是，我决定必须进行B计划。我将听取杰克·德伯教授的建议，他的妻子西尔维娅会“为我指引前行的方向”。或许杰克的话另有深意，与信上所指的不一定相同。西尔维娅，指引我。我坚定地低声说着，并将电话放好。指引我。

我很快便在谷歌上搜索到了西尔维娅的全名以及她所居住的城镇。有个臭名昭著的敌人的好处便是，只要他一结婚，整个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个中细节。西尔维娅·邓纳姆，俄勒冈州基勒镇。她住得离监狱不是很远，她倒是很方便，但对于我而言，可就是不幸了。因为我觉得，即使隔着钢筋混凝土和铁栏杆，我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就像曾经隔着地窖的那道门一样。

我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了囚禁杰克的那所监狱，对着屏幕上那个棕褐色小院子的图标看了好一会儿。杰克肯定每天都会在那院子里散步。我仅能够辨识出守卫塔的模糊图像，还有标记监狱界线的细线，那肯定是铁丝网。我的身体打着寒战，我关闭了网页。我不想太快把自己逼到心理极限。

自从逃离魔爪之后，我连俄勒冈州都不曾回去过，我还郑重地发过誓，绝不再回去。但是，杰克的那封信让我意识到我的不作为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使杰克被假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却仍能扰乱我多年来努力抑制的情绪，并强迫我面对我最终需要做的事情，无论那件事让我感到多么恐惧。

 

在审理杰克的案子时，检察官十分“务实”和“尽职”。他们的策略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成效——将杰克送进了监狱。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詹妮弗的案子悬而未决的事实，而且这件案子可能永远成为无头悬案。多年来，我基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但是，杰克的这封信让我相信，西尔维娅也许是一切的关键，她可能知道一些内情。现在，责任在召唤我，这是我十年来首次回应它的召唤。或许是心理治疗终于起了作用，又或许是我知道这项任务正是一种心理治疗。

我趁着勇气尚未消失，上网为自己订了机票和当地最好的酒店。我停顿了一下，又租了一部车，虽然我极其讨厌开车，但绝对不会再搭出租车。我预订的时候用了我现在的真名——卡罗琳·莫罗。我现实的一面正在占上风。我开始在清单上列好需要随身携带的各种物品。

这将是我回俄亥俄州探望父母后五年来第一次出门。坦白地说，那次旅行并不是很顺利。尽管中途会在亚特兰大停留三小时，我还是订了一架波音767飞机的航班，因为这种飞机的机械故障率在所有飞机中最低。即使有这层安全考虑，在登机时，我的恐慌症还是暴露无遗。机组人员强迫我下飞机，因而航班被延误，引来众多乘客的愤恨声。我相信，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记起曾经在新闻中看过我，他们肯定更能谅解我的行为。后来，我不得不在机场等候六个多小时，直到医护人员相信我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后，才终于搭上后来的一班飞机。

这次，鉴于必须搭飞机，我刻意绕道凤凰城，迂回的路线将花费我整整十二个小时，比严格讲求效率的路线足足长了六个小时。但针对我的精神状况，选择该路线是绝对必要的。

我的行李虽简便但样样齐全。第二天，当我咔的一声关上行李箱时，我再次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做好了去完成使命的准备。然后，就像上次的情况一样，正当我要踏出家门口时，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涌了上来——思绪烦乱、胸口发紧。我竭力抵抗那种感觉，挣扎着吸气，退回卧室，走到白色梳妆台旁。

我拉开一直没看过的底层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破旧的蓝色相册，自然而然地翻到中间那一页。在相册页的右上角，在剥落的薄膜下，是她——十三岁时的詹妮弗。

在她那勉强微笑的脸上，眼神悲悯忧伤。车祸后的数年里，她一直都是那样，看起来十分严肃，好像在努力思考问题。我站在她身旁，探过身子，活跃地张开嘴和她说话，甚至都没注意到她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当时的自己。尽管我们心怀恐惧，但当时的我看起来十分自信，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此时，我安然地坐在自己的卧房中，如果我在小地毯上向后仰，便能透过梳妆台上的镜子看见三十一岁的自己。在岁月的磨砺下，我那棱角分明的五官已日趋柔软，但是棕黑色的头发依然保持着自高中以来齐肩的整齐短发。在苍白皮肤的映衬下，我的棕色眼眸看起来几乎成了黑色，只有在惊慌时，我脸上才会浮现出粉红的血色，露出一分生气。我虽然能勉强挤出笑容，但看起来仍是一副心神涣散的模样。我瞧着镜子里那个回瞪着我、面露惊恐的女人，心想，也难怪他们会请心理医生上门为我治疗。

我慢慢地起身，正打算将相册放回去时，心里又迟疑了一下。我将我和詹妮弗的合影抽了出来，塞入钱包里，并拎起手提袋。接着，我将相册塞回抽屉底部，仔细地关好抽屉，然后整理好身上的衣衫。吉姆说得对，我需要出去透透气。我收拾好东西，再次核对了一遍航班时间和编号，然后将早前包好的三明治放入手提袋内。我能行。

我从外面将公寓门的第三道锁锁好，脚边放着我那艳红色的行李箱，这时我才想起还没给西蒙斯医生打电话。我耸了耸肩，反正吉姆会告诉她的，到时我们可以用三四次问诊的时间来聊聊我的逃避策略。只有一些新内容可以让我和西蒙斯医生之间的关系保持活跃。

 

6

 

我一直通过紧闭双眼来阻隔现实的侵扰，而且这一方法从未失效。在飞往俄勒冈州的航班上，我大多数时候都将脸埋在充气枕头上。乘务小姐以为我在睡觉，因此除了例行检查是否已系好安全带，她都不会来打扰我。飞机起飞时，我已经感觉到喉咙里的焦虑感正在上升，但是我清楚，自己没有时间和机场的医护人员耗下去，因此我又将它生生咽了回去。

然而，事实上，我根本睡不着。我的心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跳得更快，脑子里塞满旅途中的各种影像和声音。五年来，我从未一下子接受过这么多视听信息。但是还不止于此，我的心里还在飞速酝酿我的计划。

对我而言，与西尔维娅见面着实不容易，在没有吉姆陪伴的情况下去见她，不知道算不算是很疯狂的行为。但是，这位FBI探员以前也和西尔维娅谈过，而且未能从她口中撬出话来。既然杰克在他的信中非常清楚地写明，西尔维娅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知晓他的所有过往，我希望，在与被杰克迫害的人见面之后，西尔维娅能够明白自己究竟嫁给了一个怎样的男人，也希望我能够说服她揭露一些她可能未曾对其他任何人说过的事情。

我会住在波特兰市，虽然那里距离西尔维娅居住的基勒镇有大约四十英里远，有些不方便，但基勒镇只有汽车旅馆。我还不想一开始便直接向外界大开门户。开车向来会令我感到不安，即使以前我经常开车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我发现每当自己坐到方向盘后面，开车的手感就又回来了，这虽然令我放心不少，但开车的每一秒钟仍让我的神经十分紧张。

我顺利地住进了酒店，但期间行事不算从容。我还不习惯眼神交流，大多数时候都垂下眼睛盯着我的信用卡、双手和行李箱。我讨厌听到自己说出“卡罗琳·莫罗”这几个字。十年来，听到耳边萦绕这几个字仍然觉得很假。杰克能够如此彻底地剥夺我的身份，真是天道不公。

我一走进酒店房间，便将两道门锁都锁起来，还不禁注意到那是廉价锁。我大声责骂自己怎么这么神经质。不过，我的第一反应是找到酒店指南，记住所有紧急出口的位置。我对门背后的地图进行了一番研究，然后拿起电话听筒，检查是否能正常拨号，最后又拿出手机来充电，尽管电池几乎是满格的。我想，一切小心为上。

我已经认真考虑过要和西尔维娅说些什么。我一边打开行李箱将衣服放在床上，确认自己没有遗漏任何东西，一边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那些话。当然，我没有漏掉任何东西。于是，我很快冲完澡，准备出发前去找西尔维娅。我打算今天先去试试口风，尽量赶在天黑前回到酒店。

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西尔维娅的住所。那是一栋普通的砖砌小平房，坐落在安静的住宅区。乍看去，那房子仿佛无人居住，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紧紧关闭着。

我将车子开进空荡荡的车道，然后快速查看了屋子四周的环境。车库门似乎被关死了。我从窗户向里窥探，看到里面十分整洁，一辆车也没有，旁边的墙上，等距分布的一排钉子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并用标志精心勾勒出它们的轮廓。角落里有一辆自行车，看得出轮胎已经漏气。

我大老远开车前来，西尔维娅居然不在家。

为以防万一，我绕到前门按门铃。我按了三遍门铃，才确定真的没有人在家。我走回邮筒旁边，利用眼角的余光扫视周围是否有邻居前来干扰的信号，然后才打开塞满信件的邮筒。我迟疑了一会儿后，抽出几封信件。这才是旅途第一天，我已经触犯了联邦法律，但我至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

邮筒内大都是些账单和广告传单。我把手伸到信堆下面，抽出最底层的电话账单，查看上面的邮戳。日期是三个星期前的。真奇怪。如果西尔维娅打算出门这么久，应该让邮局暂停递送信件才是。不过，也许只有我才会事无巨细地要求自己吧。

翻看完那堆信件，确定没有来自监狱的信后，我又将它们全部塞了回去，然后回到车上，心中彷徨不安，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在车里坐着考虑了几分钟。既然我已来到基勒镇，何不顺便去镇上逛逛，摸清每条大街的情况？于是，我决定到先前路过的咖啡厅坐一坐。基勒镇不大，或许镇上有人认识西尔维娅。

那是一间古雅的银色火车厢咖啡厅，坐落在镇上的一块绿地上，里面布置得明亮而温馨。我没有要空空的包厢，而是选择坐在吧台。我挤出一丝微笑，尽量做出友善的模样，然后点了一杯咖啡。

在吧台后的镜子里，我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搭飞机使我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头发散乱。我觉得自己完全像个疯婆子。我收起笑容。女服务员过来给我续杯时，我几乎直接从吧台上方向她扑去，表情尴尬极了。我对人际接触实在太过生疏。

“请问您认识西尔维娅·邓纳姆吗？”我尽量以随和的语气问道，不过听起来完全不是那种效果。我在内心骂自己太笨，但服务员连眼睛都没有抬，径自倒着咖啡。

 

“我当然认识她。”她冷淡的反应让我意识到，也许有不少对西尔维娅·邓纳姆感到好奇的犯罪研究者慕名而来。她在这个镇上一定很有名。我知道比我另类怪异的大有人在。这些喜好东窥西探的人会特地跑来犯罪地点度假。我必须想个办法，将自己与那类疯子区分开来。在这趟旅程中，除了和西尔维娅面谈以外，我还没计划要做其他的事。但我其实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以这种方式进行打探，当然也还未准备好在这么多年后向外界宣布我的真实身份。

“我……我在写一本书。”我支支吾吾地说。

“哦。”她擦掉我之前洒出的一小滴咖啡，仍然没有抬眼看我。我意识到自己想错了。或许，我不是唯一尝试以这种题材写书的人。我知道，我若真想套到消息，必须想一个更好的说法。

女服务员终于停下来，瞥了我一眼。

“你瞧，有些来这儿旅行的人喜欢打探这位女士的事情，以便趁机赚点外快，有些人则不喜欢这样。我必须说，我属于不喜欢的那类人。我不希望那家伙出狱后住在这个镇上，也不想和那件事有任何瓜葛。不过，我丈夫的看法恰恰相反。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我相信，他可以和你聊这件事，可以聊到你耳朵起茧。”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你如果想问他的话，他五点会来这里接我，到时你可以和他聊聊。”

我在心中快速盘算了一番。如果我在这里待到五点，然后最多和她的丈夫聊上十五分钟，还能在天黑之前赶回酒店。不过，现在才四点十五分，我得找点事做来打发时间。我向那位女服务员道谢并付完账后，告诉她我会再回来。

为了消磨时间，我在整洁的城镇广场逛了逛，惬意地欣赏刚修剪过的草坪和安置在广场四周的白色长椅。最后，我在广场一角那座整洁的白色教堂前面停留下。也许这就是西尔维娅去的那间教堂。我走进去，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在圣坛前用吸尘器打扫清洁的妇人。她的灰色头发散乱地扎成一个小髻，眼镜链子随着她敏捷的大动作一起摇摆。我犹豫地向那妇人挥了挥手，她立刻关掉吸尘器，在小围裙上擦了擦双手，然后脚步利落地向我走来。

“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她以一种不那么像教友的方式问道。我想，她也许担心我是寻求救赎的迷失小羔羊，她会不知道如何应对。我清清喉咙，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来掩饰自己真实的闯入者身份。

“是的，我——我叫卡罗琳·莫罗，我在找我住在附近的一位老朋友。”我努力搜寻着适当的字眼，有点不知所措。妇人静静地站着，等我开口说出朋友的名字。

“她叫西尔维娅·邓纳姆。”我终于说出口了。但我的话还没完全出口，就见她脸色一沉。她知道她的名字。这里的每个人肯定都认识她。我继续说下去。

“她好像不在家。我知道她是个虔诚的教徒，因此猜测这里也许有人认识她，知道该去哪里找她。”

她冷冷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您的意思是，西尔维娅并不是这个教会的教徒吗？”我又试着问道。

她微微耸了耸肩，然后似乎想起教义，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我猜你最近都没有与她联系吧。西尔维娅·邓纳姆根本不是这里的教徒，她是圣灵教会的。圣灵教会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小教派……或者叫团体，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法。”她收起微笑，一脸严肃，满意地环顾完美如画的教堂，得意地欣赏洁亮的硬木靠背长凳，向上开启的高层窗户，“他们本身是没有教堂的。”她突然止住话语，好像说了她不想透露的事情。

当妇人重新开口时，她的眼睛望着门口。

“抱歉，我得在星期三夜晚的查经会前做些准备。”

“请问我去哪里可以找到圣灵教会的人呢？”我问道。可以看出来，她打算拽起我的胳膊，尽快将我送出教堂。于是，我想也没想就主动朝出口方向快速走去，免得她动手。

“只有诺亚·菲尔宾可以告诉你圣灵教会的事。他大概也是唯一愿意和外界谈的人。他是圣灵教会的会长，如果这样称呼他不会亵渎神明的话。他住在他们的……会所里，但他们不会让你进去的。”她上下打量我，耸了耸肩，小心地权衡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但我发现她的语气柔和了些。

“他们在距离此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办公场所，就在二十二号公路上，在去镇上的途中，那个设有乔氏连锁超市的购物商场里。那里过去曾是社区中心，他在里面好像有个办公室，办公室门外立着白色十字架，你肯定能找到。”

“谢谢您。”我趁她关门之前，急忙道谢。然后，门锁直接在我面前咔嚓一声锁上了。

 

我从袋子里搜出小笔记本和笔，仔细记下了诺亚·菲尔宾的名字以及妇人说的那个租来的办公室。

我在五点前回到了咖啡厅，女服务员的丈夫大概是我目前最有把握的线索来源了。那位女服务员已经抽着烟站在门口等候，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浅色风衣。我的再次出现让她吃了一惊。

“噢，是你呀！”她说，这次的语气已经变得友善。她示意门口左侧的一小张长木椅，然后我们都坐了下来。她在椅子扶手上将烟捻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烟头，想到了火灾的危险，我一直观察着，确保每一丝灰烬熄灭殆尽。

“是该戒烟了。”她转向我说，嘴唇上刚涂的口红闪闪发亮，“像你这样好人家的年轻姑娘，为什么想要写如此恐怖的故事呢？”

当然，我并没有事先想好妥帖的回答，而且很后悔提到写书的事。我扮记者是很难蒙混过关的，真希望能想到更好的借口。可是，我必须设法圆这个谎，于是决定将它当成对方随口一提的问题，仅以微笑回应。

“不是已经有人出过关于这件事的书籍了吗？”她继续问道。

“有三本。”我的语气过于急促和强烈。

“那为什么还要写？故事不都被人写过了吗？或者，你有什么新的见解？”

“那三本书写得……并不完整准确。”

“真的吗？”现在，她似乎对我的话题开始感兴趣了。她挨近我，我都能闻到她衣服上的烟味，“我丈夫一定会很想知道，那些书到底哪里出了错？”

我还没想好如何解释这个问题，于是谨慎地避开眼神交流。

“我想，您得读一读我的书才能弄明白。”我尽量以轻松的语气说话，但效果通常都不是很好，这回也不例外。不过女服务员似乎没有发现，或许她只是出于礼貌提问而已。

“我才不去看呢，我没办法看那种东西。生活已经够艰苦了，干吗还要往脑袋里塞那些恐怖的东西？”她顿了顿，“那些可怜的女孩，希望她们现在都过得不错。我的朋友特丽莎有个暴虐狂父亲，他毁了她的一生。特丽莎从高中起便开始酗酒，离家出走，最后还嗑药。虽然她现在已经过上全新的生活，但心理上还是过不去，或许永远也过不去。”

“我想那种事是永远无法摆脱的吧。”我淡淡地回应道。

“是啊，”她接着说，“永远都摆脱不了。不过听说特丽莎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她去年搬去了新奥尔良。她觉得换个环境会对自己好点，她在新奥尔良有个表亲。她在这里，在这间咖啡厅工作时，我常常看见她望向空中，凝视着窗户。我常想，她一定是陷入某个黑暗的地方了，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

听到新奥尔良这几个字，我猛地坐起来，心中若有所感。特雷西也是新奥尔良人，她也曾遭遇过悲惨的童年，所以我才会有所感触吧。我拿出笔记本，草草记下来，提醒自己回酒店后再仔细想想这件事。

我将笔记本塞回包里时，一辆车子开过来。女服务员朝驾驶室座位上的男子挥手。男子朝我们走来时，女服务员转过头说：“对了，我叫瓦尔，瓦尔·斯图尔特。”她伸手想跟我握手，“亲爱的，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看到她的手伸过来，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我必须做出正常的反应，这不会是唯一一次有人想要与我握手，既然我要与活生生的人来往，而不只是我脑子里的鬼魂，我就必须做到像正常人一样。我努力镇定下来，但就在她即将碰到我时，我紧张到极点，只好连忙让手中的笔记本和包掉落下去。我相信这种避免碰触的方式非常明显。我一边弯下身捡起我的东西，一边抬头向她点头，以尽可能友善的语气告诉她，我叫卡罗琳·莫罗。瓦尔以温暖的微笑作为回应，然后抽出另一根烟。终于逃过一劫。

瓦尔的丈夫雷是个小个子，比他妻子还矮几英寸。他六十几岁，头发斑白，身材十分纤瘦，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辉。瓦尔曾说她丈夫的话多得能让人听到耳朵起茧，很快我便领教了这点。雷一听说我在写关于德伯的案子，尤其是西尔维娅·邓纳姆的书时，便立马邀请我上他家吃晚饭。我虽有些动摇，但还是婉拒了。我想去，但不敢在天黑后开车回酒店。最后，雷又坚持说我们得去咖啡厅里喝杯咖啡。

瓦尔翻着白眼说：“看到了吧，亲爱的，我跟你说过的。我今天在咖啡厅里已经待够了，你们俩去喝吧，我要去麦克的店里买点东西。”

我们走进咖啡厅包厢，两人一落座，雷的话匣子便打开了。

“西尔维娅是大约七年前搬到这儿的。你可能知道她是南方人。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但很安静。遗憾的是，她入了圣灵教会，我觉得那就是个邪教。”

“您何出此言？”

 

雷犹豫了一下，先用双眼扫视四周，然后才接着往下说。

“呃，我敢跟你说，诺亚·菲尔宾其实并不是个虔诚的教徒。”

“您认识他？”

他把双手手肘放在桌上，朝我伸过头，露出一副阴谋论者的表情，“我曾和他的表亲读同一所高中，所以了解他们家族。诺亚那家伙挺悲哀的，他有酗酒的毛病，还会嗑点药。毕业后，他离开本镇好几年。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家人都快疯了，但是他们不喜欢多谈这件事。诺亚回来后，好像有点失神。他到采石场打了几个月工，但都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就创立了他的‘教会’，如果你希望称之为教会的话。”说到这里，他指向咖啡厅的窗户外。

“那就是他们。”我放眼望过去，看到一辆带有色玻璃的白色面包车绕过广场，“那是教会的车。”

“教堂的那位妇人似乎也对他们不屑一顾。”

“噢，那应该是海伦·沃森。你见过她了？哈，她很‘友善’吧？她真的很不喜欢牵扯到与诺亚有关的事。诺亚是她读高中时的男友。当时，海伦是跟着诺亚一起离开的。两年后，她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但是对离开后的事绝口不提。她说，那些事都和别人没关系。后来，她嫁给了罗伊·沃森，罗伊大概在十年前成了教堂的牧师，据说是海伦逼他去读神学院的。我猜测，她一直想成为牧师的老婆。如今，她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镇的主宰了。”

我觉得镇里的八卦对我并没有什么帮助，试着将话题重新引导回西尔维娅身上。

“我今天经过西尔维娅的家，发现里面没有人……看起来她家已经很长时间没人住了。”我不想承认我翻过她的信箱，但感觉到自己脸颊泛红，因为心里羞愧。

“如今想来，我都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了。她一向独来独往，但是通常会在这时候到咖啡厅来，也就是我来接瓦尔的时候。大概一个星期来一两次。”

“西尔维娅有工作吗？其他还有谁可以告诉我她的事吗？”我觉得自己钻进了死胡同。

“据我所知没有，这附近没人可以和你聊她的事了。我猜我并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能够为你提供足够的帮助。”

“她的家人呢？她有没有谈过他们的事情？”我以前不习惯问这么多问题，因为不喜欢与人有过多的接触，通常都想尽快结束与人的互动。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陌生而遥远的感觉，有点像那种被录坏的带子。我发现，我几乎无法以恰当的轻松语气问完问题。

“没有，这一点也非常奇怪。据我猜测，她多半是离家出走的，不过她从未真正谈论过这些。她是亚拉巴马州塞尔玛附近的人。那是个历史悠久的小镇，也许西尔维娅只是一心想远离那里。”

天色渐黑，在开车回去的路上，我想到了新奥尔良，也就是瓦尔的朋友搬去的地方。这让我想起了杰克信中的内容。想到这里，我差点将车开出道路。我已经顾不得太阳正渐渐消失于地平线上，我将车停在路肩上，打算冒险一搏。

我从袋子里拿出那封信，心脏怦怦直跳。信中提到的湖，应该是指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庞恰特雷恩湖。我又看了看那句话，仍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不过现在我知道，应该就是那个湖。如果是这样，就只有一种解释——这是特雷西的一部分遭遇。

 

我将信重读了一遍，我需要特雷西，需要她告诉我这个湖与她的过去有何关联，告诉我其中的含义。我必须设法让特雷西与我谈一谈，也许甚至需要面对面地谈，让她与我一起思考这个疯子的信中到底有何弦外之意，弄清楚他是否在引导我们去某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