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耶稣受难日的菜谱

两相矛盾，这个字眼或许可以用来形容我从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到耶稣受难日之间的心情。一方面，我为那个石膏做的童子耶稣不愿敲鼓而生气，另一方面，我又为这面鼓如今归我一人所有而高兴。一方面，我的声音失灵了，未能唱碎教堂的玻璃窗，另一方面，鉴于这神圣的彩色玻璃，奥斯卡保留下了对天主教的残存信仰，而正是那点残存的信仰，还将给他灌输许多令人绝望的亵渎神明的灵感。

可是，两相矛盾这个字眼的含义还不止这些。一方面，从圣心教堂回家途中，我试验性地唱碎了一个顶楼上的玻璃，另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我的声音对世俗的目标能够奏效，可是在教会的范围内却失灵了。两相矛盾，我自言自语道。这道裂痕一直存在，无法弥合，至今犹与我同在，尽管我既不是住在教会范围内，也不是住在世俗的地区内，而是住在离开这两处的一家疗养与护理院里。

妈妈赔偿了左侧祭坛的损失。复活节生意兴隆，尽管店铺在耶稣受难日没有开门，因为马策拉特是新教徒，他坚持不开门营业。平时妈妈一贯独断专行，但是每逢耶稣受难日她就让步，店铺关门，停止营业。不过，她又反过来根据天主教的理由，要求在基督圣体节①殖民地商品店歇业一天，并把橱窗里的贝西尔肥皂粉的盒子和哈格牌咖啡的样品，换成电灯照明的彩色小圣母像，还参加在奥利瓦举行的天主教士与教徒的列队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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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是降灵节，降灵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三一节（复活主日），三一节后的星期四是基督圣体节。

我们有一块硬纸板。一面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另一面写着：基督圣体节，歇业一天。过了那个既无鼓声也无唱碎玻璃声的星期一，耶稣受难日接着来临，马策拉特把硬纸板挂进橱窗，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的那一面朝外。吃完早饭，我们就乘电车去布勒森。两相矛盾这个字眼也适用于拉贝斯路的景象。新教徒都上教堂去了，天主教徒在家擦玻璃窗，在后院拍打所有的毯子一类的东西。他们拍打的劲头真大，回声四起，让人听了真以为在每幢公寓的院子里，都有《圣经》上的兵了把有分身法的救世主钉到十字架上去。

受难节的地毯拍打声远远地落在我们背后了。妈妈、马策拉特、扬·布朗斯基和奥斯卡，这久经考验的一组人乘上九路电车，穿过布勒森路，经飞机场、旧练兵场、新练兵场，在萨斯佩公墓附近的道岔旁下车，等候从新航道驶往布勒森的电车。妈妈利用等车的机会，微笑着发表了厌倦生活的观感。在那个废弃的教会小坟场上，畸形的沙滩矮松下，上世纪的墓碑歪歪斜斜，杂草丛生，妈妈却说那儿很美，浪漫而又迷人。

“如果那个公墓还有人管理的话，我真想将来在那儿安息。”她怀着爱慕之情这样说着。但是，马策拉特却认为那儿的土沙性太大，还挑剔说那儿到处长满了飞廉草和野燕麦。扬·布朗斯基讲了他的顾虑，这个地方本来倒真是一块乐土，可是，从飞机场传来的噪声以及在公墓附近调头的电车都会破坏那儿的宁静。

开来的电车在我们身边调头，售票员按了两次铃，我们上车。电车离开萨斯佩和它的公墓，朝布勒森驶去。布勒森是个浴场所在地，那时节，将近四月底，景象却相当荒凉。饮食铺钉上板条，疗养院大门紧闭，海滨散步小道上不见三角旗，游泳场上，二百五十个帐篷空空荡荡地一字儿排开。写天气预报的黑板上，还留着去年写的粉笔字痕迹——气温：二十度；水温：十七度；风向：东北；天气形势：晴转多云。

起先，我们要徒步去格莱特考，后来，大家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朝防浪堤走去。辽阔的波罗的海懒洋洋地舔着沙滩。直到夹在白色灯塔和有航标的防浪堤之间的入港航道为止，一路上不见人影。昨天下的一场雨，在沙土上留下了规则的印痕；踩掉它们，换上自己的脚印，真是件开心事。妈妈和我都脱掉了鞋袜在沙上走着。马策拉特拣起银币大小的砖头碎片，轻轻撤出去，让它贴着绿色水面接二连三地跳跃，想逞一逞能。扬·布朗斯基手法不灵巧，在扔砖头片的间歇中，寻找琥珀，而且也真的找到了一些小碎片，其中一块，有樱桃核那样大小，便拿来送给了我妈妈。这时，妈妈正同我一样，光着脚在奔跑，她不时地回头看看，像是爱上了自己的脚印。太阳谨小慎微地照射着。阴凉，无风，清爽；遥望天边，可见一条灰带，那是赫拉半岛。还有两三道逐渐消失的黑烟以及时而跃出地平线的一艘商船的上层建筑。

我们四人，有前有后，间隔的距离不等，相继来到宽阔的防浪堤基部的花岗岩石上。妈妈和我又穿上鞋袜。她帮我系鞋带时，马策拉特和扬已经在高低不平的防浪堤顶上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向空荡荡的大海蹦去。坝基隙缝里散乱地长着一丛丛蓬乱的海草。奥斯卡真想用梳子给它们梳理一下。但是妈妈搀着我的手，我们跟在那两个像小学生似的乱蹦乱跳的男人后面走去。每走一步，鼓就撞一下我的膝头，然而我不愿把它取下来。妈妈穿一件带覆盆子色翻边的天蓝色春大衣。花岗岩凹凸不平，她穿着高跟鞋走起来非常吃力。我身穿金锚钮扣的水手大衣，这是我的星期日和节日服装。水手帽上的飘带，绣着“皇家海轮赛德利茨”号字样，那是格蕾欣·舍夫勒的纪念品。如果有风的话，它会飘舞的。马策拉特解开了棕色长大衣的钮扣。扬一向很讲究，穿一件闪亮的天鹅绒领双排钮扣大衣。我们蹦蹦跳跳地来到防浪堤尽头的航标处。航标下坐着一个年岁较大的男人，头戴装船工帽子，身穿棉上装。他身边有一条装土豆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抽搐，在不停地掀动。这个男人——我请他的家不是在布勒森就是新航道——手拿着晾衣绳的一头。这根缠上海草的绳子，另一头隐没在莫特劳河入海口咸淡相混的水里。这里的河水依旧浑浊，虽无公海推波助澜，却不停地拍打防浪堤的石块。

我们都想知道，这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为什么用普通的晾衣服绳子钓鱼，而且显然没有浮标。妈妈亲切地开着玩笑问他，并叫他“大叔”。这位大叔咧嘴一笑，露出了被烟草染成褐色的残缺的牙齿，也不作解释，却从嘴里吐出一长条嚼碎了的烟草渣儿，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落在下面涂了沥青和油漆的花岗岩石间的烂泥地上。吐出的烟草渣儿还在那里摇晃，最后飞来一只海鸥，灵巧地绕过石块，在飞翔中把它叼走，招来了另一些海鸥，尖叫着在它后面追逐。

我们都想走了，因为防浪堤上很凉，太阳的照射也不能增添暖意。这时，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开始一把一把地往回收绳子。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想走。但是马策拉特不愿动弹。扬往常是不违背我妈妈意愿的，这一回也不支持她。奥斯卡反正走与不走都无所谓。由于大家都站着不走，我就注意地看着。装船工均匀地一把一把拽着，每拉一把，便把绳上的海草持掉，并将绳子聚拢在两腿间。与此同时，我注意到，那艘商船，在差不多半小时以前，上层建筑刚露出地平线，现在已经改变了航向；它吃水很深，正朝港口驶去。奥斯卡心中估计着：吃水这样深，准是一条运铁矿砂的瑞典船。

当装船工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时，我也将目光从那条瑞典船上转移过来。“好吧，现在咱们来瞧瞧是怎么回事。”他对马策拉特这样说。马策拉特根本就莫名其妙，但却对他频频点头。“现在咱们来瞧瞧……”装船工一边拽绳子，一边不断地重复说着。这时，他更使劲了，并拉着绳子，从石堆上走下去，伸出双臂，探进花岗岩石间咕噜古噜冒泡的小湾子里，摸着，抓到了什么东西（妈妈没有及时地背过脸去）。他使劲抓住，拉上来，大声叫我们闪开，接着把一个水淋淋的沉重家伙，一团活生生地扭动着的东西，扔在我们中间：一匹马的头，一匹刚宰的真马的脑袋，一匹黑马的头，一匹黑鬃马的头。这匹马昨天或前天肯定还在嘶鸣，因为它的头没有腐烂，也没发臭，至多带一点莫特劳河水的气味，但是接着，防浪堤上的一切都染上了这股气味。

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此刻，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了——叉开两腿站在马头旁，浅绿色的小鳗鱼像发狂似的从上面游下来。那个人费劲地抓它们；因为那些石块又湿又滑，鳗鱼游动得又快又机灵。随即飞来了海鸥，在我们头顶上乱叫。它们冲下来，三四只海鸥争抢一条小的或者不大不小的鳗鱼，表也表不走，因为防浪堤是它们的天下。尽管如此，那个装船工一边挥拳轰海鸥，一边抓鳗鱼，大约有二十四五条较小的鳗鱼被他塞进了口袋里；马策拉特帮他张着口袋，他一向乐于助人。因此，他也就没有看见妈妈脸色变白，先是把手后来又把脑袋靠在扬的肩头和天鹅绒大衣领上。

小的和不大不小的鳗鱼统统被塞进口袋里去以后，那个装船工——在忙碌中头上的帽子已经掉了——动手从马嘴里把更粗的黑鳗鱼抠出来。这时，妈妈站不住了，只好坐下来。扬要她转过脸去，但她不听，而是瞪大了牛眼睛直愣愣地看装船工抠鳗鱼。

“瞧瞧吧！”他问或哼出那么一句半句，“现在让咱们来瞧瞧吧！”他用胶靴帮着掰开马嘴，在上下颚之间撑进一根短棍，露出了完整无缺的黄马齿，仿佛马在咧嘴发笑。装船工——现在我才看清，他的秃脑瓜活像一只鸡蛋——用两只手伸到马的喉咙里去抓，每次都拽出两条至少有胳膊那么粗、胳膊那么长的鳗鱼来。这时，我妈妈的上牙和下牙也分开了，把吃下的早饭全部吐了出来，结成块的蛋白，夹在泡过牛奶咖啡的白面包团里拉丝的蛋黄，统统喷在防浪堤的石块上。她还在呕，但已经吐不出东西来了，因为她早餐时吃的就是这些。因为她体重超过正常标准，非要减轻不可，于是试了各式各样节制饮食的方法，不过难得坚持到底——她偷偷地吃——唯独星期二妇女同盟的体操她是非去不可的，谁也改变不了她的主意，尽管当她提着运动包出门时，扬甚而至于马策拉特都讥笑她。她穿着发亮的蓝色运动服，同那些滑稽可笑的女人们一起做棍棒操，然而体重仍不见减轻。

那天，妈妈吐在石头上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半磅。她想尽量地呕吐，但再也减轻不了分量了，除绿色的黏液外，吐不出别的来——海鸥却飞来了。她刚开始呕吐，它们就来了，盘旋着，越飞越低，肥壮而光滑的身躯直冲下来，争食我妈妈的早餐。它们不怕自己变胖，也不怕别人驱赶——何况又有谁去驱赶它们呢？——因为扬·布朗斯基害怕海鸥，双手护住了自己那双漂亮的蓝眼睛。

它们也不理会奥斯卡，虽说他已拿出鼓来对付这些海鸥，用鼓棒急速敲击白漆皮来对付这些白东西。可是这也无补于事，至多只是使海鸥变得更白。马策拉特则全然不顾我妈妈。他笑着，模仿那个装船工，装出一副神经坚强、毫不在乎的样子。装船工快抓完了。末了，他从马耳朵里拽出一条又粗又长的鳗鱼，并把麦糊似的脑浆也全部带了出来。马策拉特顿时脸色煞白，但是仍旧假装若无其事。他用很少的钱向装船工买了两条不大不小的两条粗的鳗鱼，鳗鱼到手后，他还要杀价。

我不由得称赞扬·布朗斯基。他自己那副面孔简直就要哭出来了，尽管如此，还是把我妈妈搀扶起来，一条胳臂搂着她的腰，另一条胳膊横在她前面，领着她离去，那样子十分滑稽。妈妈穿着高跟鞋踉跄地在乱石间向海滩走去，一步一屈膝，但总算没有扭伤脚踝骨。

奥斯卡还留在马策拉特和装船工身边。装船工重新把帽子戴上，指着那个盛土豆的口袋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放半口袋的粗盐粒。他说，鳗鱼钻进盐里就死了，盐还能去掉鳗鱼皮上和体内的黏液。鳗鱼钻进盐里后，仍不停地游动，直到死了为止，这样，就把黏液都留在盐里了。如果要做熏鳗鱼的话，就得用这个办法。虽然警察局和动物保护协会禁止这样干，但也管不了。要去掉鳗鱼上和体内的黏液，除去用盐没有别的办法。去掉了黏液，再用干煤泥细心地把死鳗鱼擦干净，放进熏罐，挂在山毛榉火堆上熏制。

马策拉特认为让鳗鱼在盐里游动是有道理的。他说，鳗鱼不是也钻到马头里去了吗！装船工说，它们还钻到人的尸体里去哩！据说，尤其在斯卡格拉克海战①以后，鳗鱼变得又肥又粗。几天前，疗养和护理院的一位医生还对我说，有一个已婚妇女用一条活的鳗鱼来搞肉体享乐。结果鳗鱼咬住不放，她被人送进了医院。据说，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生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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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卡格拉克是丹麦与挪威之间的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英两国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此大战。

装船工扎上装盐和鳗鱼的口袋，熟练地扛上肩，把卷起的晾衣服绳子套在脖子上，踏着沉重的步子朝新航道走去。这时，那艘商船也往那个方向停靠。这条轮船大约一千八百吨，不是瑞典的而是芬兰的，也不是运铁矿砂而是运木材的。扛口袋的装船工可能认识那条芬兰船上的一些人，因为他在向那条生锈的船挥手并喊话。芬兰船上的人们也向他挥手并喊话。可是，马策拉特干吗也挥手，也喊着毫无意义的“船上的，啊嗬咿！①”呢？我真是捉摸不透。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莱茵兰人，对航海一窍不通，至于那些芬兰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能说，这是他的一种陋习，别人挥手，他也挥手，别人喊叫、大笑、鼓掌，他也喊叫、大笑、鼓掌。正因为如此，他入党比较早，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浪费了他星期日上午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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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啊嗬咿！”是船员招呼船只或人的喊声。

奥斯卡跟在马策拉特、那个新航道人和那艘超载的芬兰船后面慢慢走着。我不时地回转身去，因为装船工把那个马头留在了航标下，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一群海鸥把它遮住了，像酒瓶绿的大海中一个闪闪发光的白窟窿，又像一片新洗干净的云，随时可以整洁地升到空中去。它们尖叫着遮掩了那只马头，那只不再嘶鸣而在尖叫的马头。

我看够了以后，便跑步离开了海鸥和马策拉特。我连蹦带跳地跑着，一边用拳头捶铁皮鼓，赶过了现在正抽着短烟斗的装船工，来到防浪堤起点旁扬·布朗斯基和妈妈身边。扬还像方才那样扶着我妈妈，只是另一只手伸到她的大衣领子下面。妈妈的一只手也插在扬的裤兜里。可是马策拉特看不见这些，他离我们还远，并且正在用一张在防浪堤乱石间捡到的报纸，包那四条被装船工用石头砸晕了的鳗鱼。

马策拉特赶上来了，挥动着那一捆鳗鱼，夸口说：“他要一个半，我给他一个盾就买下来了。”妈妈的脸色又见好了，两只手搁在一起。她说：“你休想我会吃你的鳗鱼。我今后不吃鱼了，鳗鱼更不吃了。”马策拉特笑着说：“别装模作样，亲爱的。人家怎么抓鳗鱼，你可是知道的，过去你还不是照样吃，甚至吃新鲜的。等我做好了，加上有花色的配菜，再来点色拉，看你吃不吃。”

扬·布朗斯基没吭声，他已经及时地把手从我妈妈大衣里抽了出来。我敲起鼓，让他们别再谈鳗鱼，就这样一直到了布勒森。在电车站上以及上了拖车以后，我还敲鼓，阻止这三个成年人谈话。鳗鱼也没怎么动，比较安稳。到了萨斯佩，我们没有逗留，因为电车已经停在站上。刚过飞机场，尽管我还在敲鼓，马策拉特却开了腔，说他现在饿得慌。妈妈没有答理，她的目光避开我们三人，望着别处。末了，扬递给她一支“雷加塔”牌，她才转过脸来。扬给她点火，她把金色烟嘴塞进嘴唇中间去时，朝马策拉特莞尔一笑，因为她知道，马策拉特不愿看她在公共场合吸烟。

我们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下车，不管怎么说，妈妈挽起马策拉特而不是扬的胳臂，这个我已经料到了。扬同我并排走，搀着我的手，把妈妈抽剩的香烟吸完。

进了拉贝斯路，信天主教的家庭主妇们还在那里拍地毯。马策拉特开寓所门时，我见到住在五楼的小号手迈恩隔壁的卡特太太正上楼梯。她右肩上扛着一条卷起的浅棕色地毯，用鲜肉色的粗壮胳膊扶着。两个胳肢窝里被汗水腌成并粘结在一起的金色腋毛在闪光。地毯的两头，一前一后地搭拉下来。要是她的丈夫喝醉了酒，她也会这样扛他的；但是她的男人已不在人世了。她一身肥肉，穿着波纹绸罩衫，从我们身边走过，难闻的气味直冲我的鼻子：阿摩尼亚味，泡菜味，碳化钙味——日子不同，味道也不同。

接着，我听到从院子里传来那种均匀的拍打地毯的声音。它把我赶进屋里，仍紧追不舍，末了，我只好躲到卧室的衣柜里去，因为柜子里挂着的冬季大衣能起隔音作用，挡住复活节前那种噪音中最厉害的一部分。

我躺进衣柜里，不仅由于拍地毯的卡特太太的缘故。妈妈、扬和马策拉特还没脱掉大衣，就已经为耶稣受难节的菜谱争吵起来。但是争吵的内容已不限于鳗鱼，同往常一样，又把我给搬了出来，当然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个著名事件：全怪你，全怪你！——我现在去做鳗鱼汤，别那样装腔作势的！——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做鳗鱼。地窖里罐头有的是。去拿个鸡油菌罐头上来！把活板门关上，可别再出什么事。——别再念这本经啦！这里有鳗鱼，就是它了，加上牛奶、芥末、香菜和盐水土豆，再来一片月桂叶，加点丁香。——不要！——阿尔弗雷德，她不要吃，你就别做啦！——你别管，鳗鱼买来不是为扔的，我会收拾干净，洗干净的。——不要，不要！——咱们走着瞧吧！东西端上桌再看究竟谁吃谁不吃。

马策拉特砰的一声关上起居室的门，到厨房里收拾去了。他存心把声音弄得很响。他在鳗鱼头部下面交叉划了两刀。妈妈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一听这声响就站不住，不得不坐到沙发榻上，扬·布朗斯基马上跟着坐下去。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手握着手，用卡舒贝话在那里窃窃私语开了。

当这三个大人分成两处的时候，我还没有躲进衣柜，而是待在起居室里。瓷砖面火炉旁有一张儿童椅子。我坐在那上面摆动两腿，扬凝视着我，我知道自己妨碍他们，虽说他们也搞不出更多的名堂来。因为马策拉特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虽说看不见，但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地挥舞着半死不活的鳗鱼，显然在威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捏着，一个接一个地拉那二十个手指头，弄得嘎巴直响，终于使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从院子里传来的卡特太太拍地毯的声响难道还不够吗？这种声响不是已经透过了一道道的墙壁，虽然没有增加音量，却越发逼近了吗？

奥斯卡从小椅子上滑下来。他不想突然离去，免得惹人注目，便在火炉旁边蹲了片刻，随后，专心致志地敲着他的鼓，跨过门槛，溜进卧室。

我避免发出声响，便半掩了卧室的门，并断定没人会喊我回去，因而很满意。我还考虑了一下，奥斯卡究竟是钻到床底下去好呢，还是藏进衣柜里去。我宁愿藏进衣柜，因为钻在床底下会弄脏我这件过分讲究的、海军蓝的水手大衣。柜子的钥匙我刚好能够着，转了一下，打开镶镜子的门，用木棒把一件件套在衣架上再挂在横木上的大衣和冬装推到一边去。为了够着衣架，挪动这些沉重的服装，我只好踩到鼓上去。柜子中央终于有了一道空隙，虽然不大，但是奥斯卡要爬进去，蹲在里面，那地方是足够了。我费了一点力气，甚至把镶镜子的柜门也拉上了，我在柜底找到一条女用围巾，用它卡住柜门，留出一指宽的缝，既能透气，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瞭望孔用。我把鼓放在腿上，不再敲，连极轻的敲击都停止了。我坐在里面，木然地听任冬大衣的气味熏我，渗透到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