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店

她把车费付给了出租车司机，自己到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有人问她，身体还好吧，在大厅等一会儿能行吧？听着这样的询问和关怀，她心里非常舒坦。但是，除了把自己送进医院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呢？可是，医院这个选择已经被出租车司机和酒店前台服务员商量之后否决了——他们肯定商量过——她是否哪里受了感染，得了什么传染病之类的。没那回事儿，前台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以及她本人，都认定她只是身体不适，没有生病。因此她虚弱地坐在大厅中，努力凝神屏息看着周围，试图平息纷扰的心情。当然，要是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譬如，把高倍望远镜架在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从那儿望过来——是不是好像八月的欧洲正在交换人口，彼此互换了大量的人群？酒店大厅内摆放了许多盆花——都是清一色的人造花，却大张旗鼓地炫耀自然的美丽，连货真价实的鲜花都难以望其项背，显得不伦不类——坐在门厅乍看一眼，在一大群服务员制服和酒店客人的度假服装下面，隐藏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真相：可能她是这家酒店里唯一的一个英国公民。跑进跑出的门童和行李员，坐在桌后面带微笑、善解人意的保姆（最近她自己就是一个保姆）、服务员，还有酒店客人，全都来自欧洲的五湖四海。她还不如留在伊斯坦布尔呢，或者待在西班牙的马拉加或阿里卡特——当然了，只要不是她昨天刚刚离开的那个村庄，要她待在什么地方都成。此时，她的两只耳朵一边仍在努力听着那些她完全不知所云的话语，一边将其他听得懂的声音收入脑中。坐在她身旁的一对年轻人正在用德语交谈，他们扭过身来盯着她看。凯特心想，他们看她干什么呢？他们一直友好地盯着她看，看得非常认真。这对年轻人都很迷人，显然也很富有。虽然伦敦的夏日潮湿闷热，但男青年身穿的却是一件色泽柔和的紫色皮衣，像是用鼹鼠皮做的。也可能是柔软的小山羊皮。衣服从上到下扣得严严实实，唯有领口敞开，露出一抹亮眼的白丝绸。眼珠黑油油的，热情四溢，理了个骑士头，绺绺鬈发柔软黑亮。他身边的姑娘仿佛就是另一个他，他的翻版。她的头发又黑又亮，留着和他一样的发型。眼神和微笑同样欢快愉悦。身穿白色中式绉绸长衫，沿着袖口和衣服前襟钉了几百个小包扣。颈上戴着一串长长的闪闪发光的水晶珠子，脚穿系带长筒靴。男女青年的双手，看着都非常能干、灵巧、聪慧，每个手指上都戴了戒指。即便置身于这彬彬有礼、衣着时髦的人群当中，他们依然能够脱颖而出，叫人大饱眼福。只要他们，这对男女一步入屋子，所有的人都立刻知晓，他俩的饮食、性事、谈话、睡眠，必定不同寻常。仿佛他们全身上下都被无形的沾了蜜汁的舌头舔过一样……大厅里，凯特并不是唯一一个打量他们的人。肯定是因为她的目光，他们才会盯着她看：“是的，我们都已经被人看惯了，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穿着华丽，容貌俊美，所以就得付出代价，但我们已经受够了！”凯特把眼睛转向别处，改为听他们说德语——不对，他们现在说的是法语，他们拿不定主意，是打车去看望一个住在威尔特郡郊区的朋友，还是先去用午餐——不，不在酒店吃，去饭店吃，显然酒店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可吃……声音好像忽近忽远的，仿佛冲着她扇扇子一样，她的额头冰冷潮湿。一个身穿明亮的黑白套装的年轻女子笑容可掬地朝她弯着腰，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请她跟她走。看见凯特愣愣地看着她，她就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凯特说，“我不舒服。”她试着站起身来，但身子摇摇晃晃，姑娘伸手扶住了她。温情和关切立即源源注入凯特周身。噢，是的，这姑娘知道自己是干哪一行的——她是不是应该比凯特更深有体会，虽然凯特也做过这样的工作，而且是最近才做的？

“噢，很抱歉，他们告诉我你不大舒服，不过你看着还行，还是让我送你去房间吧，谁都看得出，你该上床躺一躺了。”

这样的关怀可遇而不可求，必须花费巨资才能获得——现在可是仲夏八月呀——但是，一旦这种关怀降临身上，其品质是数一数二的。

如同包裹在关爱和温情的茧中的凯特，不久来到自己的房间。而后这姑娘——来自奥地利的安妮娅，到英国接受最后一项培训，之后便可荣登那个显然会令人羡慕的宾馆经理一职——帮她脱下衣服，服侍她躺好，拉上窗帘使房内光线柔和幽暗，叫一楼服务员送来柠檬茶和饼干，然后嘱咐她好好休息，什么都别想，安心睡觉。之后她才离开，走时把凯特交代给另一个姑娘照顾。那姑娘是从意大利来的，也是个开朗热心的女孩，到这里是为了练习英语，积累经验。她的资历比不上同事安妮娅，不可能晋级管理层。安妮娅的爱心、同情心和责任心，可以辐射到这家酒店的每个楼层，而西尔维亚的只能在本层发挥作用。

西尔维亚退出房间。这姑娘总是笑容满面，不管凯特选择什么时候按下什么按钮，都能提供周到的服务。

凯特躺在一个跟她家最小卧室一般大小的房间里。房间的布局像一个工具箱。她睡的那张单人床跟她和丈夫早年同床共寝的床铺一样大，当时他们只买得起最小号的双人床。还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床铺摆在旁边，伸手可及，床上罩着浅灰色床单，上面懒洋洋地摆放了两个玫瑰色靠枕，显得像家一样舒适：在这间房内，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的。窗帘很厚，是玫瑰色的，能用洗衣机清洗，而且不需要熨烫——要是和你一起入住的是家庭主妇，那么酒店又能起什么作用？话虽如此，但她仍旧继续清点房内之物：地毯是深灰色的，非常耐脏。她觉得，墙面的装饰有失明智：白色的，贴着带小麻点或小泡泡的材料，很容易积灰尘，是不是每周至少得用吸尘器打扫两次？房内还有电视、收音机，以及一个放在床后、装满开关和按钮的面板。

可是房内并不安静，真的。在这样的天气里，房间窗户自然是敞开的，窗下车辆喧嚣，距离那条肯定设有工作间的走廊很近，从工作间传来阵阵哐当声和笑语声。她能够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休息——却享受不到安静的滋味。

可她应该让自己睡觉，等这个病好起来——管它什么病。黄疸病？不是，她的脸色一点也不黄。皮肤也不冷，相反有点儿烫，似乎西班牙的干热还留在体内。她感觉自己像是发烧了，头疼得厉害。可是她有点恶心，感觉好像体内很冷，寒意阵阵，虽然体表发烫……这时她知道了，先坐颠簸的巴士，再换飞机到伦敦，钻出飞机又搭出租车，一路下来是多么耗费体力——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旅程如此闷热，不舒服，期间还因胃寒恶心不已。

她需要生病。她是生病了。又来了……她双手扶住洗脸池，看见镜中一张惨绿的脸，颧骨两侧红通通的，光泽黯淡的红色发卷软绵绵地耷拉在上面。白发迅速冒了出来。脸上瘦骨嶙峋，皮肤又皱又暗。要是曾经出现在那个西班牙村庄的是这张脸，没准儿当地女子会以为她是邻村的哪个姐妹呢。她踉踉跄跄地回到床上，躺在上面昏昏沉沉。她听到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接着西尔维亚走了进来，一张笑盈盈的脸蛋俯看着她。可是，凯特一动不动。随后的一段时间是那么的漫长、迟缓，仿佛是在水底深处。这个房间就像一个喧嚣、黑暗的洞穴，要想知道此刻是白天还是黑夜，得看洞内是明亮刺眼得令她扭头躲避的垂直光线，还是来源于地板附近、令她遮住眼睛的水平光线。西尔维亚不时进屋转转，每次都带了一杯专为凯特调制的饮料，一杯加了蛋清的柠檬水，这是她业务培训时学到的本领。柠檬水的口感不错，每一杯送至凯特面前，她都一饮而尽——西尔维亚一走，她就马上感觉恶心难受。她知道，西尔维亚是酒店管理部门派的间谍，负责搞清楚凯特有没有患上某种疾病，免得酒店受到上级权威部门谴责。西尔维亚要将凯特的情况报告上级——假如凯特和她易身而处，她理所当然也会这么做。她没有责怪西尔维亚的意思，只是将恶心的频率和程度小心地掩饰起来，但是比恶心更令她痛苦难忍的是噪音。她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感觉阵阵噪音正冲着她全身汹涌袭来，挤压得她骨头都疼痛。街上尖锐刺耳的刹车声，刺痛她的脊梁；走廊上的不同语言的说话声和咚咚的脚步声，在她脑海中的意识湖面上晃动激荡。

有好几次，她听到沉重的轮子滚动的声音。显然她向西尔维亚打听过这是什么声音，根据她脑海中的信息，声音来自给客房送清洁用品的小推车和送餐点、饮料、香烟的车子，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夜晚被人推来推去，哐当哐当、咔嚓咔嚓，地板和薄墙随之震动，小车经过时，窗户都会颤动。

她一定还与这位永远和善温柔的西尔维亚谈过别的话。比如，她知道西尔维亚的家乡在威尼斯附近的乡下，在那里“我父亲开了一家小旅馆，家里人都在里面帮忙”。西尔维亚在父亲的旅馆中什么活儿都做过，当过招待，做过女佣和厨师，甚至在她爸妈去年到瑞典度假的时候，客串过她父亲的角色。明年她会去里昂上班，在那里的一家宾馆，她做的活儿将和现在的安妮娅相同：她可能会高升。后年呢？后年，她打算和未婚夫结婚，她未婚夫这个夏天在苏黎世学红酒贸易。他们以后可能会在同一家酒店工作，也许在意大利，但没有定数，也可能会在法国、德国——甚至就在这里，英国。反正，就目前而言，他们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工作，对不？她想象将来他俩都当上了经理，当然应该任职于一家高级酒店，至少和这家酒店的档次相当，甚至还要更好。是的，这家酒店相当不错，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好，不过有机会的话，她会选择一家坐落在乡村的旅店，像她父亲的那样，只不过档次要更高些，专门为富豪们服务，因为对那种百分百纯朴静谧的生活和无微不至的顶级服务，他们掏得起腰包——当然，还有给客人最高端的关怀。当然，届时西尔维亚本人就不必扮演随时随地施与同情和关爱的角色，会另聘他人填补她的空缺。

但是此时此刻，她的工作是如此出色，在这个黑暗的房间中，浮现在凯特眼前的这个俯身看她的脸庞，已经成为安定与友善的象征。可笑吧，荒唐吧——自然是的，即便在病中，凯特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愉快的。怪不得那对漂亮的小青年，会穿着丝绸般柔软的皮衣和钉着上百个小纽扣的白色中式绉纱，每个包扣上的丝绸质地都与绉纱略有不同，使得你的眼睛牢牢盯着他们的衣服，为的是弄清楚，用了这么多不同面料，是不是想让小纽扣比衣裳本身更抢眼——乍一看那些纽扣，还以为是象牙或磨光的骨头做的呢——怪不得他俩能够如此自信，如此从容，如此镇定：西尔维亚以及成百上千像她那样的人，将他俩打造成这副模样。此时，他俩在哪里呢？瑞士？希腊？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必局限于欧洲，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南美洲，或者冰岛了。

凯特醒来时发现四周静悄悄的。走廊上没有小推车的声音，街上的车流也杳无踪影。她肚子很饿。打电话时发现才凌晨四点钟，不过既然入住的是这样一家酒店，她决定对它提供的服务不用白不用。客房服务员送来一份冷餐和一杯色泽鲜艳的红酒，但送餐的速度也太快了一点儿。她吃了几口东西，又感到恶心了，还好脑子是清醒的，可以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嘈杂的叮当声中开始了新的一天，屋里的光线很强烈，刺得她眼睛生疼。她爬起来穿上衣服。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看一看体重秤，瘦了整整十五磅。多长时间了？她使劲想，只知道现在肯定是九月初了。

她站在一扇玻璃窗前，窗帘最终被拉开了，广场映入眼帘。广场上停满了车辆，炙热的阳光照得它们闪闪发光，藏身于茂密丰润的大树华盖之下。她看见一个女子，形销骨立，肘骨宽大，瘦长小腿上的膝盖骨明显突露着；苍白松弛的脸上，长着一双小小的黑眼睛，充满焦虑，粗糙的头发贴在脸庞四周。头发中间有一块斑白，足足三指宽。看她的模样，一点儿也不像那个保养得很好、来自伦敦南部的漂亮女子；那些很高兴能在国际食品组织和伊斯坦布尔与那位和善、高雅、笑容满面的凯特结识的人们，可能认不出她是谁了。

是她的头发，罪魁祸首是她的头发……但是，要把它们梳理清楚，也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她打了个电话，想去酒店的美发厅做个头发，发现得等到黄昏才有空位。这时她也发觉，自己没有体力去做想做的事，就是她强迫自己起床穿上衣服要做的：离开酒店，走一英里路，到国际食品组织取回等候自己的信件。结果呢，她晕倒了，摔到地上，肩膀都摔青了。她爬起来躺回床上，然后请酒店派人替她拿邮件。邮件取回来了，她翘首盼望的丈夫的来信没有几封。她给他寄了许多明信片和一封货真价实的信，说她计划“顺便走访”西班牙，尽管知道他一定想得到她已经找到了旅行良伴，但现在还是觉得应该不吝笔墨，告知他详情为好，这样他就有时间慢慢消化。迈克尔总共写了两封信，口气温和幽默，提到了很多事儿，还说了一些女儿的情况，说她和一群朋友待在费城，可能在正儿八经地谈恋爱。这两封信和她想象的不同，没有一点儿难堪的文字提及她的出行，对婚姻也没说一句怪话。她躺在床上，又感到一阵恶心，心中很想念丈夫，想念那份彼此知根知底的感觉，想念亲密无间的时光。如今，她觉得自己以前很不懂事，竟然会对他的婚外情耿耿于怀。那些事儿无关紧要，要是和这个相比——就是说，她向他伸出手，或者他向她伸出手，这个小小的动作蕴含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相互厮守，不离不弃。看到那张一臂之外的空床，她感到渺小。她会在这里出现，哪怕只是离开那个根植于心的生活模式片刻，都仿佛是疯女人作出的错误选择。她的反应这么激烈，她不想再从床上爬起来，她想哭，想发电报给迈克尔叫他回家——所有这些都在告诉她，她还在病中，请医生看病也许是明智之举。但是，既然拿定了主意要看病，她干脆躺下身子，又一次游离于白日那个自我之外，迫不及待地想把对丈夫及各种东西的渴求通通遗忘。不久，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白雪皑皑的荒野中，积雪晶莹厚实，四周是茂密的松树和云杉。天空阴沉沉的。她走近一个村庄，村庄的房子全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村民鱼贯而出，向她走来。走在他们中间的——比村民更魁梧的统治者——是个年轻的国王。她曾在那间木屋中与他见过一面，她当时把海豹放在一旁和他做爱。他皮肤白皙，脸孔如雕塑般英俊，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但比起上次她看见他的时候，年纪大了不少。他弯下腰，亲吻着她，声明她是属于他的，而后搂着她的腰肢翩翩起舞。村民们都在跳舞，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手拉手或是双手轻扶舞伴腰际转圈圈。他和她，年轻的国王和她自己，在一块高高搭起的木头台面上跳舞，这样村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村民们一边跳舞，一边注视着自己的国王和她，他选择的配偶，看到她和国王在一起，他们开心地笑个不停。音乐声很大，她不知道传自何处。没过多久，年轻国王走下木台离开了她，看都没看她一眼，拉住一位正和他兄弟模样的男孩跳舞的年轻姑娘的双手，笑容可掬地把她领到台上与她翩然共舞。他的手轻轻搭在舞伴腰际带着她不停旋转的时候，她那长长的、系着红丝带的金色辫子也飞了起来，她仰头笑盈盈地看着那一张近得快要亲到她的微笑脸庞。此情此景令凯特一阵心寒，痛苦万分，她拔腿逃离舞场。村民们见状一边紧追不舍，一边高声喊着：“这女人是我们的敌人，国王不要她了。”村民们抓住了她。可是年轻国王对他们的行为不理不睬，对她也一样不理不睬，只顾跟那个女孩跳舞。村民们把她扔进一个坑，坑的四周钉着木板，弥漫着木头香味，她无法从坑中爬出来。她的眼睛正好可以看见坑上方，年轻国王正在台上与女孩翩然起舞。她大声叫喊着，这样囚禁她，太不公平了；不，就这样把她的王后之位废除了，太不公平了。这时，国王猛地收起脸上的微笑，怒气冲冲地搂着舞伴，快步走进雪地来到坑边，斥责她心胸狭隘、不明事理、无理取闹，不了解主宰生活的法则，并声明：作为一国之君，他必须在众村民的眼前，在这个高高的舞台上，和王国内所有的女子一一共舞，一人都不能落下。舞会继续进行着，照常进行的还有喧嚣的音乐、欢快的笑声和甜蜜的香吻。在凯特的一侧，松树左摇右晃，嘶嘶作响，凛冽的寒风越刮越猛，松树转而“呜呜”地悲鸣不已。凯特知道，她得爬出坑洞。离这儿不远的某个地方，海豹就在那里，孤零零的一个，它又开始痛苦地朝大海方向爬行。它以为她抛弃了自己。

就在这时她醒了过来，浑身冰冷。她试着爬起来，想看看自己的模样，脸色是蜡黄的还是猩红的，好判断自己的病情。可是她绵软无力又摔倒在床，只得按铃传唤西尔维亚。进来的是一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姑娘。她是个丰满的黑人，穿着白短裙，脸庞圆嘟嘟的，黑眼睛非常友善，嘴角带着笑意，上面长着细细的髭须，暗示着这个女孩以后会成为一个富有权威的漂亮女子。她的步态中散发着自信和对自己的欣赏，因为与西尔维亚和安妮娅一样，她知道自己非常能干，办事能力强。她弯着腰笑眯眯地看着凯特，用生机勃勃的手抚摸着凯特的手，询问她今天的情况。她坐在凯特的床边，握着凯特的手，说她是瑞士人，来自说法语的那个地区，现在正在这里接受管理宾馆的培训；她也有一个在红酒行业当学徒的未婚夫；她顶替了西尔维亚的位置，西尔维亚顶替了安妮娅的位置——因为安妮娅要临时当两周的经理，原来的经理回家探望突然生病的母亲去了。她叫玛莉，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说夫人没有发烧，可能是太操心了吧？听了她的话，凯特放声大笑，她也跟着笑了。凯特眼泪都笑出来了，等到笑声退去，代之而来的就是呜咽声，像在索求贴身关怀似的。她的这个索求并不过分；玛莉也这么认为。没错，她头晕、恶心，皮肤烫得像要把自己融化一样。玛莉端来了一碗汤，凯特吃了几口就恶心得想吐；玛莉没有离开房间，灵敏地把凯特扶进卫生间。此时她俩都觉得，似乎应该打电话叫医生了。来了一个医生，和西班牙的那个医生一样，将什么病症都否认了。凯特没有得黄疸病。不，她没有染上伤寒。不，她没有贫血，就是有，程度也不深。她也许得了流感，有流感的症状，她应该卧床休息，吃这些药片……凯特又重新回到睡梦之中。

她身后遥远的地平线上，是一片常年冰雪覆盖的黑黝黝的山峦，太阳徐徐升起，在低低的地平线上横向爬行了一会儿，不久就高出那些山峰好几英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原先黑暗的大地被笼罩在一片朦胧的光亮之中。她待在浓重的晨雾中，只看得见路边干燥的小冰丘。海豹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臂弯，头依偎着她的肩膀。或许因为海豹已经昏迷不醒或奄奄一息，所以她每走一步，它都会上下滑动。她听得见海豹干燥、刺耳、不规则的呼吸声。她应该再往它身上浇点儿水。可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冻住了，再说海豹干燥的皮肤需要的是盐水。她把那只动物搁在雪地上，在黑暗中寻找可以帮助自己的东西。她发现一块黑色岩石的缝隙中有些盐粒晶体，在这块岩石和另一块岩石中间的小坑中有冰，于是敲碎冰面，里面有一点点水。她把盐晶敲入水中，调了一些盐溶液。然后抱着那只垂死的海豹来到水洼边，尽管水中有盐，但坑里的水马上就要冻结了。她飞快地把水往海豹身上泼，看见水面开始结冰，水马上就会从眼前消失，她的动作更快更猛了。不过，在水凝结成冰之前，她已经把盐水洒遍了海豹的周身，包括干燥的皮肤、脸部和眼睑。海豹睁开眼睛，轻声地呻吟着，这是它给她的问候。她知道海豹现在活过来了，得救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她必须抱起海豹，继续北行，北行……远离那个在这样恒定的日子里一直沉在南方的太阳。她的周围是一片浓重的黑。天又开始下起雪来。她抱起海豹，继续向北前行，因为海豹在呼吸，是活着的，所以凯特觉得它没有那么重了。

直到九月中旬，她才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她瘦了一大圈。乱糟糟地披在她瘦骨嶙峋的脸上的，是又硬又卷、发根尽白的黄发，梳子都没法梳理。当然，如果能耐心约个美发师，而后花上几个小时工夫，满头的乱发还是可以恢复成“她”那种如丝般光亮的模样，或者曾经的“她”的模样，三个月以前的那个“她”。等到她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得恢复到这个夏天前的“风格”，漂亮清楚的发卷，柔顺光滑？可是，她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做头发有什么用？她仔细想了想，其实是她不愿坐在电吹风下。

她把脸上的头发理到脑后扎了起来，她这把年纪梳这样的头发不大妥当，可她没有力气换发式。她穿过喧嚣的大堂走到街上，大堂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水味儿，她又感到恶心了。大街上来往的每一张脸，瞧着都像匆忙寻找刺激的游客。街上的行人都盯着她看。她透过商店的窗户看到自己的模样，恍然大悟。她发现早该往头上系一条头巾，再往套在肩头松垮如袋子般的衣服上披一块披肩。她走进街上第一家卖这些东西的商店，顺手挑了顶大帽子，拉下帽檐遮住脸庞。现在她觉得安全了，不会再有人盯着她觉得她不顺眼了。

她找到一辆公交车，艰难地爬到上层，因为身体虚弱有一点儿坐不稳。她想坐车回自己几英里之外的家。她想看一看它。不，不会进去，就看一眼。虽然此时的家被他人租用，但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看看它，就像看自己的生活一样。

她下车换乘另外一辆公车，来到她家的街道尽头。这条街非常宽阔，绿树成行。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贾斯伯先生的小狗坐在街头，喘着粗气。小狗认出了她，但待在原地没有动。它摇着舌头甩掉大滴的汗珠。看见毛茸茸的小狗被热坏了，她这才明白过来，天气热得不行，自己也是一身大汗。

她在街上慢慢走着，好像现在才刚从国外回来，回到了英国。如今她是真的回家了。她离开了那几个大都市。年轻的哈奇太太在前院给白玫瑰松土。那姑娘抬头瞥了一眼路过她家院子的凯特，然后又看了看她。凯特正想与她打招呼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对这个陌生女子失去了兴趣，继续挖土去了。

凯特站在自家花园的大树下往里张望。结实的庞然大物静默地矗立在半上午的阳光下。天空晴朗无云，花园似乎被晒过头了，有点儿打不起精神。花草都要浇水了。一只鸽子在树上咕咕地叫着，那个至关重要的下午他们就坐在这棵树下。草坪只要修剪一下就行了，租户在他们，真正的主人回家之前，肯定会趁离开前夕匆忙修剪几下的。一张沙滩椅翻倒在草坪上，显得十分落寞。

凯特依旧站在那里的绿荫下。也许会有人走到花园里来。可是没人出来。可能恩德斯太太在煮饭来着？外出买东西了？不过，她干什么和凯特无关。一旦迈克尔和她决定离开这里住到什么地方的公寓去，她的房子，她的家，很快就会变成这副尊容。人们老说“我的房子”，“我的家”。全是胡说。人们从一栋房子搬到另一栋房子，房子大同小异，换了屋主只是稍作改变。凯特在这幢房子生活了近二十五年，但是，此刻却对它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没有。她真的觉得自己视力模糊，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穿过没有遮挡的地方。她确实蠢透了：卧床三个星期，这么久没有好好进食，一爬起来就匆忙跑了半个伦敦到这里来。她应该当天赶回去卧床休息。她正打算离开这棵遮风挡雨的大树，这时在街道对面看见了玛丽。玛丽戴着帽子和手套。她讨厌戴这些东西，难得戴上一回，她究竟去哪儿了呢？凯特的嘴角翘了翘，露出一个笑容，玛丽随时可能看见她的。玛丽和爱丽丝·哈奇一样，瞥了一眼对面站立的女子，又看了看，因为那个女子的模样实在太怪了——流浪者跑到这条高贵体面的街上来干吗？——然后继续前行。

这会儿凯特真的很不是滋味，难过极了。一是因为恐惧，二是因为气愤。玛丽怎么能对她视而不见呢？她们不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吗？天哪，玛丽肯定是喝醉了什么的！她俩一起经历了各种危机，有家庭的，也有自己的，一起带孩子——是不是可能连丈夫都一起共有过？凯特知道，玛丽有一阵子特别迷恋迈克尔——因为是玛丽，所以她连这个都会说。凯特还知道，迈克尔也觉得玛丽很有魅力——是呀，男人都这么认为，尽管他们心里不以为然，尽管他们对她颇有非议。迈克尔就是这样。凯特以前还挺嫉妒她呢——该死的，又来了，又起用虚假记忆了。事实上，她是嫉妒得不得了，差点儿都要病倒了。她与玛丽的感情就是在那时候加深的。说得客气点儿，那段记忆一点都不光彩。

凯特望着玛丽离去的背影，她的背直挺挺的，显得利索干练，头上戴着方方正正的漂亮帽子。她此刻见到的玛丽不是真实的玛丽，她有所掩饰。

意识到玛丽没有认出她来，她松了一口气。不仅如此，她简直高兴极了，好像摆脱了什么东西似的。她快步离开那棵树，走到油光发亮的人行道上的绿荫下。她发现玛丽已经将帽子、手套和鞋子通通脱下，站在自家的草坪上，光着脚丫，张开两脚，双手叉腰，双乳在衣服下微微颤动。因为刺眼的阳光，玛丽的脸皱成一团，她在凝望凯特的房子。

玛丽眯着眼睛，显得一脸困惑似的：这是她的招牌表情。每当玛丽碰到什么需要别人解释的事儿时，脸上十有八九就是这副神情。

比方说她俩说的“发神经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情形只遇到过两次。第一次大约是在一年前，当时玛丽十岁男孩的老师到她家家访。老师对玛丽说，她家孩子缺少一样他应该得到东西——用老师的话说，就是“家庭氛围”。

那个周末碰巧迈克尔不在家，玛丽的丈夫又去上班了，凯特和玛丽的孩子都在忙自个儿的事情。能够同时有空，独自在家，她俩为此欢呼了好几次，她们发觉她俩营造了一个适合“发神经”的气氛。她们悠闲地来到玛丽的卧室，先喝咖啡后喝威士忌。

玛丽把老师家访的经过从头到尾给凯特讲了一遍，态度诚恳，充满困惑，不懂老师让孩子“更合群”是什么意思。于是从她们嘴里冒出了一个又一个词：适应性强、典型、正常、合群、稳重、懂规矩，接着她俩笑了起来，一半是对两天自由生活的憧憬，一半是威士忌的作用，她俩越说越来劲了。

凯特也讲了个故事，告诉玛丽，艾琳的辅导员也到过她家一次，是因为艾琳太“捣蛋”了，还是怎么回事，她给忘了。“她说，像我们这样结构合理的家庭单位，艾琳的问题很好解决。”凯特说。玛丽突然大笑起来。“单位，”凯特说，“是的，她说我们是一个单位。不止如此，是一个核心单位。”她俩放声大笑，开始吼啊叫啊笑啊，嗓门越来越大，玛丽笑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凯特则趴在椅子上，笑得直不起身子。她们想到了其他事情，每件事情都肯定会带出一大串词。每说一个词，她们就要喊叫一回、翻滚一次。她们故意搜肠刮肚寻找那些能够引发爆笑的词，很快就连普通字眼都具备这种爆笑功效了，不只是像“父母孩子之间的冲突”、“综合征”、“环境压力”这样的行话，而且就连“良好”、“整齐”、“健康”等字眼，都能引发阵阵笑声。再后来，一听到“家”和“家庭”，“母亲”和“父亲”这样的词，她们也都会高声尖叫。

不过，后来凯特发觉开心不起来了，她的不快自行显露——玛丽的直觉非常厉害，她像往常一样，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希望有人告诉她原委：为什么凯特突然变得闷闷不乐了呢，刚才她不是还好好的吗？

过了几天，她俩在玛丽的厨房里等菜煮熟的时候，又笑开了。这回是因为凯特无意中说了个词，不仅这个词跟整句话脱节了，而且她还特别使劲儿。她说她走进客厅，看见孩子们和她的丈夫在玩牌，可是“丈夫”一词没跟上句子，惹得她俩狂笑不已。之后她俩开始添油加醋，说起各种生活趣事，或肯定会用到那些词的事情：比如妻子、丈夫、男人、女人……她俩笑个没完。一个说“孩子爸爸”，另一个就接过话茬，“挣钱养家的人”，两个女人又喊又叫，简直跟泼妇没有两样。

她俩的做法，和城郊男人在光棍聚会场所的表现一样，正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他们的唾骂、攻击和贬损。

不用说，又是凯特的愧疚心终结了这场闹剧。玛丽看见凯特不笑了，也立刻止住了笑声，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她点了一支烟，坐在一边抽烟，烟灰飞了一地，换上平时的笑容，好像在说：瞧，咱们住嘴了，咱们是不是太过火了呀？可是合适的度在哪里？告诉我吧，给我讲讲啊？

很快这两次事件都变成了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玛丽想起了会说：“你还记得吧，凯特，咱们笑疯了的时候，咱俩发神经的时候。”她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就和此刻盯着自家对面房子的表情一模一样：我不懂，要是你能告诉我理由，我想我不会不接受；你知道，我不会和你唱反调。永远不会。

玛丽的四周有沙滩椅、大孩子的攀爬架、自行车、桌子、供鸟饮水的盆、绣球花、给草坪浇水的水管、两只小猫、一个水壶，草地上还有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那是她的包、帽子、手套和鞋子。

凯特从贾斯伯先生的小狗身边走过，小狗趴在地上，粉红的舌头上沾满了沙子，尾巴懒洋洋地摇了摇，算是跟她打过招呼。

她坐在汽车上，一遍遍地想：玛丽不认得我了。那姑娘，爱丽丝·哈奇，也不认得我了。

因为是中午，街上车水马龙，凯特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公交车才回到伦敦中部的酒店。一路上她都在想：她们不认得我了，她们天天同我见面，居然不认得我了。只有那条小狗还认得我。

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台阶进入酒店，尽可能像隐形人一样穿过大堂，靠在令人眩晕的电梯里，走进喧嚣的客房，瘫软在床。她脑子里一直在想：她对我视而不见，她们不认得我了。这个发现不但没让她伤心难过，反而令她大为高兴，大大松了一口气，恍然大悟，所谓友谊、关系、“对人的认识”，都是如此的肤浅，如此容易被否决……

整个炎热的下午，她都在睡觉，醒来后告诉西尔维亚——高升后又回到这一楼层——她感觉好多了，是的，她觉得没事了，是的，她大概已经好了。尽管明知再次起床不是明智之举，但她的心里依旧难以平静，所以她让酒店替她预订了一张戏票。

演什么戏她都无所谓，就是想看演员粉墨登场，扮演他人，仅此而已。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认识她了。虽然她掉了不少肉，戴了顶帽子，脚步有点沉重，玛丽以为她正在地中海岸什么地方，但是，不能就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她就不认得这个多年来每天都打照面的朋友了；凯特只需换个样子，和平日的她略有不同，就有这种效果。

前台的服务生扬扬得意，因为替她买到了一张《村居一月》[10]的门票。他们的选择明智极了，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扬扬得意的。

晚上八点，她已经就座于剧院的前排。剧院里座无虚席。这出戏一般放在小厅上演，观众都比较有档次，可如今是九月份，跟八月份一样属于日进斗金的月份。滚滚而来的是美金。观众多为美国人。他们都是冲着女主角来的，名戏名角。因为来者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来进行文化体验，大家都显得那么彬彬有礼，剧院的气氛相当沉闷。

《村居一月》具备自身的喜剧特点，属于上流社会的那种喜剧模式，富有生活气息，每大笑两三次，就有一场哭戏。但是你的心情必须跟得上剧情发展。其实，上次看这出戏的时候，就是四年前的那次，凯特非常入戏。她记得，走出剧院的时候，感觉好像享用了一顿美味佳肴一般。

凯特和迈克尔经常上剧院看戏。要是隔了一阵子没去，就会有种玩忽职守的感觉，好像没有完成应尽的责任。他们通常是夫妻两人去看，或者邀上好友一同前往，因为孩子们更喜欢看电影。他们常去看那种新式剧目，有时观众演员不分彼此，有时人们一丝不挂，有时演员故意对观众出言不逊；或者看老戏，像莎剧，去感受导演独特的个人视角，看这样的戏，如同聆听他人优美地朗诵自己耳熟能详的诗作。要说看戏的感受——挺好的，虽然称不上极好——感觉就像吃得很好，能够填饱肚子，满足一天所需，维持身体需要，可还是吃不饱，需要再加一点东西。加什么呢？不过，这样的戏剧一般来说能够填饱看客的肚子。易卜生、契诃夫、屠格涅夫——看他们写的剧本，就像看自己的烦恼人生，幕幕栩栩如生。

“俄国味儿真浓啊。”周围的观众低声嘀咕，言下之意就是这出戏太小看观众的人生阅历了。否则他们就会说：“就像我们，对吧？”

凯特的确觉得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在家忙活的那些事儿，和她十分相似。说准确点儿，这是她上次看这出戏的想法。或许卧床了这么久，刚起床就跑到剧院看戏是个错误的决定？

一个女子引人注目地坐在剧院前排，引来不少观众对她行注目礼。有的人一半时间在看她，一半时间在看戏。她显得格格不入，怪模怪样，像虚构的人物一样，穿着粉色袋子似的裙子，腰间随便系了一条黄色丝巾，头发乱蓬蓬的，有红有白，憔悴的脸蜡黄蜡黄，瘦骨嶙峋，两眼冒着愤怒的火光，嘴里嘟嘟囔囔：“噢，垃圾！有俄国味儿，胡说吧？哼，全都是扯淡！”她一面嘀咕一面在位子上扭来扭去。

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说：求求你，我能有什么希望？上帝呀，千万别让我讨厌自己！——看台下这个可怜的人儿，虽然明摆着是个有钱的主儿，买得起戏票看戏，却对着演员大声嚷嚷，口气那么焦急，就像跟熟人说话一样：“哼，扯淡，扯谈，你有什么理由说这样的话？”

她想，她看事情的角度肯定有问题。因为尽管她离戏台不过一步之遥，却好像自己身在遥远的地方。她一直想方设法摆脱自我，关注他物，或者换种参与方式，因为她忘不了以前看这出戏的感受，知道自己此刻的情形与上次大相径庭。她感觉好像真的是从望远镜中眺望台上的人物，他们是如此与众不同，距离现实中的她又是如此遥远。可是，上次她坐在剧院里的时候，还说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就是她。那时她想：在这个世上，有谁不能一眼认出她来呢？

这个嘛，首先，在西班牙的那个小村子，就是她和年轻情人杰弗里刚刚去过的地方，那里的人就不行。他们不行。那些女子和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的相同之处就在于：人们都认为她应该只有二十九岁，或者像屠格涅夫所说，她只有二十九岁，但她的思想和行为——饰演她的演员——却像五十岁的妇女。一个想到自己要慢慢老去故而抓住青春不放的女子。显然在十九世纪，穷人家的女人是老得非常快的。你难以想象现在的一个二十九岁女子会那样行事，她不会把与学生的恋情看成精神上的付出，绝对不会。

要在当时，她们都会做什么呢？是啊，做什么呢？垃圾，全都是垃圾——哦，当然不是指演员的表演，不是指剧情，这些东西都很棒，棒极了。“你们演的真好！”她对着演员大声喊道，似乎像她这么强烈的评论性观点会改变他们。可是他们一如既往演自己的戏，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几英尺之外的疯女人。

是的，演得多好啊。四年前的她看完此戏还局促不安，觉得戏中说的就是自己。看到这个自欺欺人、爱慕虚荣的可爱女子，她的心里非常不舒服。那女子就是所有观众的镜子，是所有人眼中的焦点，只是如今突然发现她的力量消失了。

可是，不管她怎么高喊“棒极了！”——或者觉得自己应该远离那些瞪着她叫她安静的人们——她掏出一大笔钱坐在这里观看的，（她是在自己的情绪中，她的情绪肯定是这样的）毫无疑问是一群出身高贵的疯子，在玩自己的游戏或做自己的仪式，但却没有一个人说他们疯了。这是一场闹剧，虽然该喜剧演绎的是上流阶层的敏感话题，却处处可见关乎人性的真知灼见。事实是世上种种行为，种种沉沦，都与该剧情节或与类似该剧的情节有所牵扯，使得它像场闹剧。一个笑话。像她的生活一样。滑稽可笑。

但是，他们，坐了几千英里的船或飞机跑到这儿看戏的观众，会返回老家，告诉朋友，看了《村居一月》，并把这个节目收藏进装满特殊记忆的盒子。

“我说，安静点儿好吗？”有人发话了。是说给她听的。难道她还在唠叨自己的观感？太没教养了！或许她该起身悄悄溜出剧院，回去卧床休息才对。

正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救救我吧！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喊道。观众的心情跟随她起伏跌宕。

这会儿凯特闭紧嘴巴，不让自己再发出一个声音，心想：她疯了。癫了。失常了。她变疯了，别管她。更有甚者，是在别人的推波助澜之下才变疯的。应该把她关起来。而我们却坐在这里看她。我们应该往他们身上扔烂水果才对。朝我们自己。是的，没错，如果她手上有一两个苹果或香蕉，最好是坏了的——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提吃的东西。也别往台上瞧，最好不要。

她瞅了瞅周围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只是斜眼瞧了瞧，神情高傲，咄咄逼人，似乎对方肯定会低声回敬她：“看什么看！”但是他们，这些清一色的游客，就和一周前的自己毫无两样，穿着精美的衣服，肌肉结实，举止文雅，脸部、头发都经过精心修饰——上帝啊，瞧瞧她身边的这些脑袋，在有些地方，花在这脑袋上的钱，就可以养活一家靠五十便士活一周的人。有些脑袋能够让十几个家庭生活好几个月。她的这个想法非常荒唐，因为两百多年前，人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法国革命。两千年前。基督教。很可能比那还要早好几千年，只要你算得清。几千年来，人们只要看到昂贵的头发，就会想这样的头发能买多少食物，多少衣服，显然这种想法毫无用处，那干吗费神去想呢？问题是，这种想法会自行出现，管它有用没用。她身边的妇人是个又老又胖的家伙，一头白发经过精心打理，蓬松又拳曲，掩盖着闪亮的粉红脑壳。她身上的珠宝和裘皮，能让数百个家庭活好多好多年。所以这样的想法，也许永远不会终止。可是，这一幕是多么壮观：满剧院的人，更恰当地说，是满剧院的动物，齐刷刷地望着同一方向，注视着另外一群站在高台上身穿戏服的动物，这些动物一律披着布料和毛皮制作的衣服，戴着宝石，脸蛋和爪子全都上了彩。他们全都刚刚将某一动物吞入腹中。夜晚虽然温暖，但是举目望去，处处可见各色毛皮，全部来自那些田野里林子间栖息、玩乐、交配的动物。每一双裹脚之物的原料，都是扒了动物身上的皮。至于听众们的毛发呢——是啊，又扯到这个话题上了，可是不说不行啊——最惨不忍睹：鬈发盘发长发假发，缠卷烫直拉长剪短经过各种处理；五颜六色的染发，抹了香上了油抛了光。一屋子的动物，狗呀猫呀狼呀狐呀，全都坐在各自的后腿上，系着各色丝带，抚摸着身上的毛……这样的想法就更不管用了。以前，是有一个漫画家，把人画成动物，可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他什么目的都没达到，年复一年，一切全都是老样子。

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正娇滴滴地说：哎呀，要是你不喜欢‘病态’这个词儿，我可要说你我都老，都成了老骨头。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凯特心想——糟糕，这话又脱口而出了，后面有个女子，隔着几个座位，身子朝前一探，狠狠地白了她一眼。那女子像猫一样，像只老波斯猫，肥胖慵懒……够了，快打住，既然没法子好好听戏，就该把注意力从舞台上彻底转移——的确，为什么只有她看得出呢，难道大伙儿都没发现，他们看的都是疯子的所为？嘲弄什么来着。说真的，他们都应该捧腹大笑，笑得东倒西歪才对，不该面对这些滑稽、荒唐、无谓的问题还正襟危坐，觉得句句在理，字字动情。

不幸的女人啊，一辈子第一次真正尝到爱情的滋味！

不一会儿，大家走出剧院，推着挤着抢着去拿东西喝，凯特走到卫生间，在镜中看见一只猴子正盯着她看，对此她一点儿都不诧异。卫生间的服务生是只又老又胖的猪，进来洗手或小解的女子不是猫就是狗。有一只漂亮的小狐狸，鼻子尖尖的，目光炯炯。大家返回里面，重新别扭地坐回原位。凯特发觉，他们又都变成她前几分钟想象的模样：她待在一间挤满动物的屋子里，动物们的衣服一件比一件滑稽。莫非那个老艺术家看待人类的眼光就是这样的？莫非那并不是他的臆想，而是他一直待在她此刻身处的情景之中？莫非以前在商店里为他服务的都是猪是猴，吓得他逃之夭夭的是狼，所以当他看着镜子的时候，希望有朝一日，会有一张人脸出现，消除悬挂于他眼前的动物面具，不论何时，他怎样蹑手蹑脚地走到镜前，都想给自己一个惊喜，希望拂晓的晨曦，睡梦中的乍醒，蓦地飘离画架或素描簿的眼光，能让他看见人脸，用人的眼睛打量着他？

他想，或许有一天能如他所愿，那些动物面具也将从他身边所有人面前消失，接下来——是啊，会出现什么呢？

接下来，狮子将与羊羔共眠，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滑稽的想法再也不会跑进人们的脑子，包括那些以前的想法：“进步的”、“开明的”、“智慧的”——或按劳分配的或各取所需的，因为那些想法起不了任何作用，它们改变不了任何事物。台上的那些东西曾被一场革命赶下台，而那些玩意儿他们现在仍在看，丝毫未变，同样的想法在人们脑海中翻来覆去地重复，很快便哼哼唧唧地想恢复原貌，如同众多带刮痕的老唱片，因为大家终将意识到，头脑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摩擦难以忍受，因为那些重复毫无意义。他们会结束这一切。他们别无选择。

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穿着精致的绿衫——当晚第三件绿衣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同情的眼泪爬上凯特的眼睛。

为了把戏演得这么出彩，把这些众人应该唾弃谴责的荒唐丑行刻画得这么惟妙惟肖，那些聪明过人、才华出众的男男女女，耗费了多年心力，奋力拼搏、刻苦钻研、不气不馁，靠着希望和乡村剧院的菲薄收入生活。他们吃尽了苦头，就是为了这个，艺术的巅峰时刻：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拖着裙子，痛苦地走在肮脏的木板上，对年轻的情敌说：想想吧，咱俩的秘密——都是我的错，我知道——咱俩的秘密已经被家里的两个男人知道了——咱们就别相互指责了，是不是该想想办法保全自己？你该不会忘了我是谁，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吧？

哦，是的，应该让游人听听这样的话。

可是，她此刻的想法得从心里抹除，因为她以为是大骗局的东西，别人都认为是好东西，况且，她以前也一直认为它很好。不难推断，一旦生活恢复正常，进入习惯的环境，回到家里，穿着拖地长裙走来走去，白皙的手腕撑着精巧的花边阳伞，她还会认为它很好。

最后努力一下，我就自由了。和平与自由，我是多么渴望你们啊。紧接着，全体起立鼓掌，用我们在剧院的方式鼓掌，似乎掌声是由演员希望被认可的需要和观众认可表演的需要引发的——手掌拍了又拍，响声雷动——这个评价独立于台上的表演，是两码事，与内容是美是丑，是否可圈可点，毫无关系。大有关系的是那种仪式，确认对自我的认可，对观众上剧院看戏和演员出演该戏的认可。奇妙的仪式。奇妙的事儿。

凯特和大家一起鼓掌，喊道：“好！”——与后排和顶层包厢的一些热情观众一样——她回头朝身后那个冲她直皱眉头的猫女，（也许是因为她现在使劲鼓掌喝彩，之前却说坏话？）做了个鬼脸，然后随着人潮涌到街上，这时候的观众已将动物面具丢弃，又变成平常男女了。

她执拗地等着出租车，发现不止一辆车看见了她——路边这个疯女人——却选择绝尘而去。终于有辆的士停了下来，司机说：“才不过几百码的距离呀！”她说：“是，我知道。可我生病了。”于是她被送到酒店，像罪犯一样走过门厅，一心希望没人看见她。但是，他们肯定看见了她，一个个脑袋跟着她转。她走进房间，拿起镜子——她自然是浑身无力了，怎么也没办法再挺直身体坐上片刻——躺在床上瞅着自己的脸。

自早上以来，她那枯涩、粗硬、纠结的头发就乱得更不像样了，脸上老态毕露。这样的脸，娜塔莉娅·彼得罗夫娜是一刻也容不下的。可以想象，她坐在镜前，一袭纤尘不染的白裙，将凉爽的黄瓜润肤露——俄国人酷爱黄瓜——抹在红眼眶下那片敏感淤青的皮肤上，说：“我正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救救我！”或者，在女佣替她解衣裳背后数不清的小扣子时说：“还有谁会这么不幸呢？”

很久以前，一个年轻姑娘仰面躺在床上，拿着镜子，仔细瞧着自己的脸，想：这就是他将看到的。

稍后他真的看到眼里的只能用“婴孩般的”或“动人的”字眼儿形容，尽管深褐色的眸子像极了哈巴狗的眼睛。

多年来，凯特因为在众多不同的镜子前，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当他的脸凑近自己的时候，她能够清楚地知道他看见的是什么。哦，倦容满面，低眉顺眼……难道她果真在镜前花了这么多年时光——累加起来当然有好多年！就像所有的女子一样。迷迷糊糊或浑浑噩噩了这么多年。的确是女子选择了他，或允许他选择自己，因为他喜欢她那张被精心呵护、抚摸，轻轻转动的脸庞——对这个她不觉得奇怪，一点都不！她这一辈子，或自十六岁以来——是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女孩开始爱抚自己的脸蛋——对着镜子就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她。而如今，镜中的形象自行卷起，飞入角落，空留一张病歪歪的猴脸在那儿。

那些演员做得太对了。他们不让自己囿于一副五官、一种发型、一种走路或说话方式，不，他们变化多端，无一雷同。但是，她，凯特·布朗，迈克尔的妻子，却允许自己当了三十年苗条浑圆的红发女，善解人意的褐眼妹。

凯特现在对着镜子挤眉弄眼，试着做不同的表情，像演员一样——竟然有几百种表情她从没想过用上一用！她一直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得可怕的范围里，当然，她觉得大部分东西还是值得称道的，令人愉悦的，或不伤人的；可是，她此刻心里想的东西呢？她生病了（皮肤又发烫了，滚烫的壳覆盖着冰冷的疾病之湖）。在她张牙舞爪、反叛忤逆，像动物尸骸上的蚁群那样时，想的又是什么？不过，她还有几星期，有一长段自由时光……到底多长？她开始乱翻迈克尔的来信，她没读来信，就因为一种情感：想念他，想念和他还有家人在一起的舒适，想念家。现在她知道了，他说他要到十月底才回家，甚至可能要十一月中旬——如果她不介意的话？她要是不愿意，他就不接受延期邀请。看了她的信，他猜她这个夏天也挺有意思的——好嘛，运气不错，他很高兴，她是该休息休息了。要是她没有马上回信，他们就秋天见。他自然收不到她的回音，因为她没看这封信：现在，她发了份电报，请他自便。

天一放亮，她就洗了个澡，穿上一条松松垮垮的裙子，然后梳头，她想了好多法子就是理不顺，于是干脆系了一条头巾。穿戴整齐后她却发现自己吃不下东西，虽然早餐极其丰盛，各国食品应有尽有。她离开了酒店，心里却不知该往哪儿去。

付完酒店的账单，她便囊中羞涩了起来。就是说，对为国际会议工作的凯特·布朗来说，是囊中羞涩了点儿，但给一个普通女子过几个星期，等候家人回家，还是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