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

七月三十一日这一天，她抬脚迈出了这座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金碧辉煌的国际大酒店，从此离开了国际组织筹划的世界，作别了各种会议和各类庞大机构——这些场所四处飘散着那种隐形的、丰裕得被人视如草芥的金钱气息。她离开酒店前，只喝了点儿咖啡，吃了几块蛋糕，就花去了两英镑，但她想都没想看一看价格清单。她走到街面上，一位出租车司机想多要几便士的车资，她着急地轮换着用三种语言叽里呱啦地与他讨价还价。

她就拎了一只行李箱。行李打包她是行家里手，箱子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都能被她充分利用起来，因为这么多年来，她成天替那四个世界公民级别的孩子买这买那、整理行李，那几个孩子穿的用的，可全都是世界各地最繁华街道商场销售的上等货。她听说阿梅德的妻子和她身材差不多，就送了几件新买的时髦衣衫给他妻子。阿梅德拿着衣服，双手微颤，难以置信，也有点不愤——她希望令他愤愤不平的不是她，只是社会现状——与阿梅德合作的这一个月里，她目睹了阿梅德的八面玲珑和自制隐忍。

她身穿一袭炫目的粉裙登上飞机，这身裙子和她的红头发和晒不黑的白皙皮肤形成强烈反差——土耳其本地人不是天生黑，就是经不得晒——和他们在一起，她的肤色本身就够抢眼的了。她拿了《巴黎竞赛画报》《今日风采》《卫报》《时代周刊》和《世界报》看，杰弗里拿的是《巴黎论坛报》《国际时代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等到他俩把双方手中的报纸都看完的时候，飞机刚好飞在直布罗陀海峡上空，两三小时之后，他们已经在马拉瓜喝开胃酒了。

她的耳朵再一次遭受严厉责备——西班牙语比土耳其语更令她为难，因为她知道它邻国的语言。她的四周都是她毫不费劲就能听懂的语言：此处是食客和服务生活动的中央舞台，说西班牙语的全都在舞台之外，但是等到台上的嘈杂声消失之后，台下就会再次响起含糊不清的话语：西班牙语在自己的海边城市只是多余的小角色。

从六月初起，各地游人便陆续拥入这个阳光海滩，到现在几乎已经水泄不通了，不难想象，假如从空中俯瞰，这个半岛肯定负重下沉，四周是波涛翻滚的大海——一侧是蔚蓝的地中海，一侧是灰蒙蒙的大西洋。不用多久，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将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撑着遮阳伞，戴着太阳镜，连同他们入住的酒店、娱乐的夜总会和享用的酒家，纷纷在岛上粉墨登场。

在一棵高大的木槿树和几株蓝茉莉之间摆了一张桌子，那几株蓝茉莉在灯光的照耀下，变成蛾子般的灰色，看不到原本的蓝。桌边的一对男女没有面朝人群而坐，显然他们不愿看沙滩上的人潮。他俩的手时不时地碰一碰，甚至紧紧地握一握。还亲吻了一两次，都是蜻蜓点水般的，中规中矩，颇为滑稽。或许旁人也注意到了，他们的目光老是看着别的什么地方，眼神非常专注，但是视线不是落在与己同类的人群当中，而是落在正在沙滩上嬉耍的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身上。那些年轻人没有下海嬉戏，没有：多亏老天有眼，那种玩法显然无异于玩命。如水的月华照得海面波光粼粼，水面下危机四伏，不让或者近乎不让人类躯体与之接触。海里的确有一两个人在游泳，向世人表明自己自信或漠然的态度：将躯体交与这样的大海的举动已然就是一个宣言；我们往往可以通过一个人所点的菜肴，下不下水游泳，让不让孩子踩水玩儿，推断出他看待未来的态度。比方，在餐馆里，男的会煞有介事地点道本地鱼，那气势那眼风，整个餐馆都感觉得到他的情绪，今晚我很躁动。换了从前，在一家推崇香槟寓意的酒家，他要的就是香槟。同样，在和煦的早晨，看到走进大海的女孩，人们会看上几眼、扮个鬼脸或耸一耸肩：那个女孩，她不怕，可我怕，我才不冒那个险呢。但是，既然身体不敢亲近这片曾经半夜三更人们还在里面戏耍游泳的海域，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如今便在方圆几百英里的海滩上弹吉他跳舞。

那对男女的目光无疑是热切的：男子非常渴望能跟他们在一起；而女子呢，一边想着自己的几个孩子，一边观察着那男子，看他想要什么——瞧她的神情，好像只要男子需要，就立即奉上香油和安慰供其所用。

男的是个消瘦的年轻人，模样俊秀，但并非仪表堂堂，因为他的外表很像当地居民：褐色眼睛，滑溜溜的黑发，橄榄色皮肤。不过，只要他一开口说话，就知道他是个异乡客。

女子的年龄比他大，但比他引人注目，因为他已经和周围环境浑然一体了。女子是个地道的红发女郎，皮肤白皙，褐色眼睛宛如葡萄或提子。长了一张讨人喜欢的温和面容，头发剪得很雅致，打理得有款有型，一头雕塑般的厚实波浪，又浓又密，看着它就让人情不自禁地想伸手摸一摸，或确切地说，是让她的爱慕者产生这个念头。餐厅服务生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剪出这样的头发，买到她身上那样的衣服，所以自然而然希望能够从她那儿得到一大笔小费。

也许，这对男女走到哪儿都令人侧目……的确，此时就有人内行地、认真地打量他们。不管是在机场，还是下了飞机与同机乘客并排坐在摆渡车内，还是后来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房间是他们从土耳其打电话以国际食品组织的名义预订的——他们都处在他人注视的目光中。他们被人审查、出票、分类，然后贴上标签，办事人员全都是业内的行家里手，整个夏天，主要工作就是观察评估访客，此外别无他事。

访客大抵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组团游客，他们在老家——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和芬兰——被组成团，然后集体坐火车或飞机出行，集体入住，最后像包裹似的被集体发送回国。他们的私人底细、经济状况或个性特征，最好猜测。老练的酒店经理或服务生只要五分钟便可弄清，并给他们一一归位。第二类是国际青年，这些年轻人像鸟群或兽群一样，成群结队出没于海边各处，我行我素，目空一切。他们只是锦上添花一族，不过，看着他们总让人心潮起伏，五味杂陈——羡慕、嫉妒、不以为然等等情绪不一而足——不过总的说来，从他们身上很难有所获益，然而假以时日，等到他们年龄渐长之后，不是成为第一类，就是加入第三类。第三类人数最少，起先他们也都是普通游客——或如同孤独的狼，或成双成对，或携家带口，自助出行，兴致勃勃地安排自己的行程。在旅游界的专业人士眼里，这些透着哲学家或赌徒气质的游客，是最有意思的群体，因为他们中间各色人等都有，有富有穷，有怪异者，有孤僻者，有畏罪潜逃者。毋庸置疑，大多数情侣都属于这个群体——就是说“年轻情侣”不算在内，因为青年人原本就处于求偶恋爱或性欲旺盛时期。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结伴出行的男女，未婚情侣远远多于已婚夫妻。就在五年或十年前，还有明文规定，禁止市民身着比基尼，甚至露膝盖露肩膀的衣服出行，哪怕是在海滩和露台上穿都不允许——风纪警察四处巡逻，确保令行禁止——而现在，这些清规戒律在金钱的高压之下迅速土崩瓦解，与之一同消融不见的还有那个缄口不语的大写的“不准”，以前因为这个词，结伴旅行的未婚情侣想到酒店订间客房都困难重重。当然不是毫无可能，还是有不少身体力行者，但是他们行事都很小心隐秘，未婚的方面往往还得隐瞒真相。现如今，骄阳似火的海边，整个夏日这几个月，热闹如狂欢节。沙滩上随处可见嬉戏亲昵的“孩子们”——那些天性无知无畏者，跳进温暖凶险、日益污浊的海水寻欢作乐——有时像猫狗一样随地交欢，毫不规避。酒店经理对这一切已经熟视无睹了，虽然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爱家的好男人，平心而论，要是在平常的生活中，看到可能犯下这种罪行的女子，他连话都不会跟她说上一句。要是他自己的女儿未婚失身让他颜面尽失，肯定会被他逐出家门。可就是这个男子，将陪伴在并非自己丈夫的男子身边的女子，迎进他那洁净体面的酒店、床上和酒吧，陪着笑脸、俯首哈腰地与客人主动搭讪，祝他们午安晚安胃口好，对他们没有一丝不满，言语之间没有半点儿责备之意——这么说吧，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满，或许只是点滴暗示，告诉对方自己是迫于经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虽然他（酒店经理）负责他们吃住，但至少还是清楚他们是有违伦理的一对，他本人仍然是知廉耻懂礼仪的——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些信息告诉对方，因为非常含蓄，对方完全可以选择置之不理。

从社会现实角度讲，这一对男女被这些专业人士归为奸夫淫妇类。同时他们这种恋情——女大男小——又可被划为需经时间考验的一类。酒店的前台服务生拿到他们的护照填写入住信息时，看见他俩的年龄悬殊如此之大，好生惊诧。但是，他们的举止既不轻浮又不局促，神态落落大方，很有分寸。不过，根据传统恋爱模式，像他们这种特殊恋情，女大男小之恋，当是极其无望的，浪漫的，至少是缠绵悱恻的。或许吧——情感法则中存在一些虽未成文却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似乎暗示——他们这种关系虽然轰轰烈烈，但最终只能落得一个痛断肝肠的下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像他们这样的恋人，能最终修成正果的实属罕见。瞧他俩的模样，几乎无所谓他人眼光，满脸诙谐——像在自嘲似的——难道他们对这种关系能够安之若素？——绝非如此！因为仅仅靠良好的修养是不能像他们这样有分寸的——内行人士如此断言，他们的双目经过十几个夏日的历练，也已是“火眼金睛”，只消一眼便能探知对方所属阶层、性欲特征和经济状况。也许，人家原本就不是情侣？他们不可能是母子——不，绝对不可能。姐弟呢？不对，谁会相信从同一个娘胎里会生出如此迥异的两个人？或者是对不般配的夫妻？也不对，他俩的言谈举止缺少夫妻间惯常的默契——再说，桌上不是还摆着他俩的证件吗？他俩铁定是情侣，别无其他可能性。

就这样，这两人的关系被确定下来了，属于务必宽容对待的一类，因为就该国而言，要求依旧严格：男子仍然要求女子恪守妇道；再说，就是在那一类里，他们也是另类，就像并不相爱的情侣，尽管他们的确像情侣一样手牵着手，或轻吻对方。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服务生的态度有点儿冷淡，心里略觉不满。（当然了，这种反应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因为他们还承望从这对情侣那儿得到一笔高于平时的小费呢。）

杰弗里之前来过西班牙三次。二十岁的那次都是在海边度过的，和此刻他无限向往地注视着、正在嬉戏的“孩子们”一样。看到他的眼神，身边这位母亲，因为对他人曲意迎合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几乎能够感同身受。她看着他瞧那些小姑娘们，她们一个个貌美如花，或者看似貌美如花，因为四周灯光闪烁迷离，小岛风光旖旎，大海涛声轰鸣，在月光的照耀下，她们宛如移动的结实的发光体——海边夏日的景致霎时间变得格外动人心魄，因为大家都觉得，海边的时光，自己的旅程，日出日落的美景，以及大海的气息，不久终将结束，一去永不复返。她看着他如此渴望那业已逝去的东西——青年人的自由与放任——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他再也无法和他们在一起了。去年夏天在荷兰的时候，他还是其中一员。可是就在去年夏天，他已经发觉自己去错了地方，感觉特别扭，因为就在当时他已经知道，他不能走下露台混到他们当中，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像“他年轻时那样”——这是他的原话，虽然他说这话是为了自我调侃。但是他很想加入他们，融入那个友好的群体，到那个几乎一无所求的地方去。他对她说了心中的想法，或许他该下决心做个“中年嬉皮士”——他的口吻充满调侃和自贬，其中不无痛苦。干吗不呢？去了不合适的地方，不管你做什么，肯定都非常滑稽，那么干吗不将错就错，索性痛快玩上一场呢？话又说回来了，他肯定是玩不痛快的。他的教养令他搁不下脸面。“该死的教养，烦死我了！”

二十五岁那年他大学毕业了，再次来到西班牙，口袋里揣着一点点钱，和一个叫索菲亚的姑娘，从五月到十一月，在海边度过了几个漫长而温暖的月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过得很开心，后来就没那么开心了，再后来她就跟一个在海滩上认识的德国小伙子走了，留了封信给他，说他不负责任，自私保守，不懂关心别人。最终她嫁给了她父亲在爱荷华锡达拉皮兹城律师事务所中的一个男子。

两年前的夏天他再次故地重游，一直待在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这两个城市，听弗拉明戈舞曲，看弗拉明戈舞，因为他特别喜欢这种曲子和舞蹈。他曾经很想当弗拉明戈舞者，就像有些人梦想当斗牛士一样。真有人成了斗牛士呢。他有那种体型，而且——他以为——自己有那种禀赋，适合跳弗拉明戈舞。但是，他又觉得当弗拉明戈舞者很荒唐，不成体统（或者是因为他的教养，可他的教养常被人——特别是他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成懦弱的表现，令他止步不前）。“只要看看我爸妈就知道了！他们会跑到这里，吵着嚷着要找附近的吉卜赛人算账。‘赶快带我到吉卜赛人那儿去——他们把我们的小儿子偷拐跑了！’”

如今他第四次来到西班牙，是八月份来西班牙——单单这一点就让他觉得自己是个老外，是个初来乍到者。因为他和所有游客一样，只要在一个国家玩上一个多月，走自己安排的线路，无需花很多钱，就觉得自己像本地人；他觉得这个时候到西班牙来很丢脸，因为所有的本地人——当然合情合理——脑子里都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国家现在不是他们的，暂时卖给游客了。

相较他初次来访，这个国家变得腐败了，破落了，贬值了。他俩一边数落它的不是，一边看着年轻的俊男靓女在被污染的大海边嬉耍。

他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时这个国度富有尊严、令人骄傲；当地人热情好客，不用张口，无需付费，就会帮你各种小忙；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西班牙，就连发达的沿海地区，都能远离商业化的侵扰；还有人性的东西，在……精神层面……内心深处……听到这里她笑了，他也跟着笑了，眼里蓄满泪水，自然是替西班牙人惋惜的泪水。

说到她呢，二十年前她跟丈夫和四个孩子驾车来这儿度过一次长假，是户外野营——她觉得那次经历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还是勉力描述了一番。他们属于第一批走访西班牙的游客。这个如今酒店、帐篷林立的海边，原本空无一物——真的空无一物。藏匿于稀疏小草下面的沙滩从岬角延伸至岬角。支个帐篷在松树下，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她也仍然记得当地人自觉而为的种种善行——她非常赞同他的形容——比如富有尊严、令人骄傲之类的描述。

她接着说，那个时候很少有国外的轿车开进乡镇里，为了赚六个便士，一大群小伙子和小男孩争着抢着晚上替他们看车；他们一家在餐馆吃简易便餐的时候，十几张饥饿的脸蛋凑在玻璃窗上，布朗家的孩子们就像看童话故事中的插页人物一样看着他们：穷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富孩子，被那家善良的父母看见了领进屋，或者得到仙女教母的大方恩赐——索性带着他离开那条穷街，到天上生活。她告诉他，那里的小孩有的穿得破破烂烂，光着小脚丫；有的身上长了疮，苍蝇在脸上乱爬，往眼睛里钻；有的因为营养不良，腆着大肚子。不过，她描述这些的时候，想起就在前不久她还觉得这些问题似乎不太严重，只要运用普遍常识立刻就能解决，不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不会迅速殃及所有地方使其恶化和污浊。她想起自己以前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像在描绘世界更美好的蓝图，发表关乎民生大计的言论。而今她的语气相当冷漠。紧接着他们，她和杰弗里，将在那个中产阶级最流行的语言游戏中互不相让、一较高下：谁离他人的苦难更近，谁就更具怜悯之心。

这个想法并不是她的——是她儿子詹姆斯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提到什么地方的穷人——始作俑者通常是艾琳或蒂姆，因为他俩在福利机构帮忙做事——詹姆斯的火气就腾地冒了出来。他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革命。除此之外，其他手段都是让苦难中的人民自取其辱，都是浪费时间。只有阶级革命——像卡斯特罗发动的革命——才管用。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四个孩子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对旅游这一行业，对这些年里到国外旅行这件事，他们同样看法各异。

长子史蒂芬的观点比三个弟妹都超前——是看待这种问题的一种态度——他认为，世上所有政府，做法都大同小异，所以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像个全然自私冷漠的家伙，虽然他花了不少时间抨击这类人。艾琳对政治不感兴趣，像史蒂芬一样，到哪儿旅游，良心都不会感到丝毫不安。詹姆斯比他的兄弟姊妹更难对付：比如去年夏天，他放弃希腊去西班牙，因为他说他想多了解一点政治知识；他觉得以色列太过法西斯，不肯涉足这个国家，却把近东和中东的军事独裁国家一视同仁地走了一遍。小儿子蒂姆呢，笃信文明的末日就要来临，不久整个世界都将置于野蛮的世界官僚之手，相较于那个即将出现的可恶世界，今日的世界仿佛是一段即将消逝的黄金岁月，因此他对待旅行的态度，如同他人品尝最后一瓶酒中的琼浆玉露。

至于他们的母亲，此刻正和年轻的情人（她想她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字眼）坐在一起，在西班牙的露台上喝着开胃酒。他俩打算明天去看斗牛表演，因为那是他的最爱，他非常喜欢斗牛表演带给他的审美享受。

他俩进房之前沿着散发着夹竹桃、防晒霜和尿骚味的小径，走到下面的海滩上，与那一群年轻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沙子在脚下翻滚着。天色已晚，半轮明月高挂在大海的上空，露台上的人影渐渐稀少，一些年轻人已经睡下，安枕于彼此的臂弯——石头背后，睡袋里和展平的浴巾下面，举目皆是。沙滩上铺着芦苇席子，有些人仍在上面跳舞，甩着头发，目光迷离，昏昏欲睡。海的边缘，有一群青年和着吉他唱着歌，弹吉他的女孩坐在一块礁石上，像条美人鱼。

凯特刻意不去看身边的同伴，她知道此时的他心潮起伏，肯定不喜欢别人窥视：她已经开始拿自己孩子的反应和他相比了。不过，此刻她想的是——不是她的青春，不是，那段时光已经太遥远了，差距太大了，与此情此景毫无可比之处。她想的是十年前和那个男孩相爱的日子。那份痛苦，渴望超越时间障碍的痛苦，可以和他此刻的心情相提并论。最终她挺过来了——是呀，她别无选择。他肯定也能挺过来。但是，不管那种恋情别人认为多么惊心动魄，不管她自己作何评价，她都不愿再回首往事。那段记忆同样是假的，被她在脑中装扮一新，使其楚楚动人，符合“姐弟恋”的传统模式。然而，实际上，她觉得不值一提。她看着这些美丽的年轻生命，行走的、滚动的、熟睡的，每个姿势都那么曼妙优雅，暗暗对自己说，那种事儿窝囊死了。理由很简单，用老歌德（或托马斯·曼）的话说，心里“想那事儿了”。因为对她而言，结婚时间长了，愉悦的性生活过久了，性爱和身体渐渐变成一种普通而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成为一种情感语言——可是那男孩却几乎没有任何性经验，全凭想象，以为都很浪漫。向他提出性要求，肯定令他大惊失色——或者他本会有此反应。当然她浇灭了情欲之火，因为她清楚，肉体的谈话专属成人领地，知道自己离不开这种历时已久的婚姻谈话时，她心里第一次闪过些许不安。和他在一起，她老是觉得好像有个秘密或伤口需要掩饰。她得像白裙女孩一样年轻（又是一个习惯表达，像幅老式肖像画《手捧百合的白裙女孩》），在他眼里，亲吻仿佛就是通往性爱世界的大门，其实她想要的一切全被那个世界拒之门外——她看待性的眼光得像公立学校或英国大学中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样，如果是女子，还必须是处女，否则难以理解他的世界。

她知道同伴的痛苦非同小可，不该加重。他痛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懂廉耻，跟动物似的——就像她本人和那男孩在一起时的感受——她该让他知道她能轻松体会他的心情。

他俩站在海边，离那些年轻人不到二十步远，但显然并非同类，一个女孩从他们身边走过，自顾自地笑着，拖着光脚丫慢腾腾地走在沙滩上，感受着脚踩沙子的快乐。她瞥了一眼杰弗里，倏地收起笑容，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然后又笑盈盈地朝前走去。凯特对这样的脸孔并不陌生：当一个人遇见非本群体、本团伙或本团队的外人时，就会摆出这样的脸孔。她尽量把自己当成那女孩——十七岁左右，棕色手脚瘦长纤细，长发乌黑，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这样才好把杰弗里看成一个成熟男子，一个能够令那女孩改变表情的男子。她费了不少劲儿换好了角色。她像那女孩这个年龄时，看见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也是这副表情。她只记得，成人世界里的那些男子，个个完美如神，有担当，有力量。然后，她重新回到现实中自己所处的时期或阶段，映入眼帘的只是一个青年男子，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挣扎着不被它们压垮。他转头对她说：“你能陪我来，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又得硬着头皮混在他们中间了。”

他说的是大实话，毫无隐瞒地说出了邀她同游的理由。听了他的话，她在心里痛苦地呻吟了一声，或者说苦笑了一下——不过仅此而已，因为她脑中装了许许多多细小的痛苦回忆：真实记忆正越变越淡，几近透明。以前要是问她，比如在五月末的那个下午，丈夫邂逅的那个熟人到她家花园的时候——致使她身在此地的一系列偶然事件究竟始于何时？——那时要是问她，什么情景或哪些事件最能描绘生活中不管多么痛苦她都必须正视的处境或阶段，那么她可能会选择这一幕：月色苍茫之下，沙滩连绵，掺杂泥土和砾石的沙子闪闪发光，站在海边沙滩上，看着一大群年轻人，有的比她自己的孩子还小，陪伴身边的是一个年轻男子——没必要另作隐瞒——让她母爱四溢。她差点儿就要脱口而出：好了，好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然后把他搂在怀里。而其实她心里在想，像个母亲那样：那么走开吧，这一关你得经历，我不在身边会更好——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时我必须躲在什么看不见的地方，边看边指导……

他俩落脚的酒店不是地处小镇灯红酒绿的繁华地段，而是在老城区，平常月份这里住的都是西班牙人。他们走进酒店门厅，里面灯火通明，热热闹闹，如同白昼，因为正值度假高峰，睡觉时间可以推迟。各国情侣四下里坐着喝酒。餐厅尚未打烊，还有人在用餐——已是凌晨一点了。前台将钥匙交给杰弗里·梅顿先生和凯瑟琳·布朗太太，脸上笑容依旧灿烂，丝毫不曾隐去，但肢体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反感的痕迹。

他们上楼回房，房间不是这里最好的。因为薪水丰厚，她手头相当宽裕，但考虑到杰弗里，只好降低档次。杰弗里相信祖母的钱够他开销——他没拿出一个子儿去做投资，所有遗产全部换成珠宝和画作，存放在银行里。这家酒店是她和她家人中意的那类：朴素老式。房间带了个阳台，正对着一个公用小花园，听得见下面传来的节奏明快的音乐和说话声。她走到阳台边站着，他也尾随而来。他俩像恋人似的娴熟地接了个吻，之后他去浴室冲澡。被月光染白的街上，镇民们坐在自家门口聊天。孩子们，甚至是小不点儿，不是和家人坐在一起，就是在附近玩耍。空气中那孤独的音乐温暖轻柔，似有还无，使得寂静的周遭越发寂静。人们睡了一下午的觉，不到天色泛白是不会就寝的。小镇的夜晚比白天还更清醒、更流动、更警觉。在西班牙南部城市的炎炎夏夜，另一种生机骤然苏醒，从大街到小巷，从小巷到院落，织成一张人们活动的大网，里面孩子们的叫喊声、犬吠声、音乐声和聊天声汇集一处。这是闲坐、静观、谈天、生活的时刻。静悄悄的黑暗四处，照亮大街的灯光之下，都有人在说话。

杰弗里已经回房去了。她离开阳台走到床边，看到杰弗里脸朝下摊手摊脚地趴在床上，想把床铺整一整。起先，她觉得杰弗里这么对待一个女子，心里直呼委屈：他们总共就做过一次爱，还情人呢。接着她便不由自主地伸出两个指头搭在他的脉上，一手搁在他的肩头，检查他的身体和体温。他的身体热乎乎的，可是这时候的空气本来就热。他看起来疲惫不堪，脸色潮红，脉搏跳得很慢。她使尽全力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躺好，再替他盖上被单。不久，他脸上的潮红退去了，蜡黄蜡黄的，没有一点儿血色。他可能没有发烧，但肯定哪儿不舒服了。

尽管，作为女子的她还在大呼小叫，确切地说是在大发牢骚，恼羞成怒，觉得自己理所应当感觉委屈，可是，她走出房间又来到阳台的时候，心里却如释重负。她从房间搬了一把直背靠椅到阳台，屋里好像塞满了东西，又暗又脏；而外面夏夜轻柔清新，笼罩着依旧人来人往、笑语朗朗的大街。她把椅子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坐在上面。她身穿一件白色棉袍，露着手臂和脖颈，享受微风的轻拂。她坐在那里，保持再熟悉不过的状态——高度警觉、毫不懈怠，因为里面睡了一个比她年轻的人。过了一会儿，阳台上的月光换了位置，她把椅子挪了挪，这样脑袋就可以藏在阴暗处而手脚又能沐浴到月光——好像月亮就是太阳一样。

离这儿大约五十英尺的下方，对面街上有两个男子在说话。这是两个做了父亲的男子，结结实实，身上穿的皱巴巴的薄夏装闪闪发光，从阳台望去很晃眼——像月光下海滩上的沙子，衣服褶皱处黑乎乎的。身后广场上树影婆娑，音乐声至此不闻。车辆不时飞驰而过，十分吵闹，似乎在说先前的广场音乐比它还吵呢。在汽车呼啸声和喇叭声的间隙，那两个男子的声音清晰可闻。一段段的西班牙语钻入她的耳朵，她没办法一下子听懂，仿佛一块无法扯下的面纱，将她和西班牙一分为二。还好这块面纱是半透明的，和那天早上她听到的土耳其语不同。有些时候，它甚至是完全透明的。她懂得的葡萄牙语，像一扇敞开的门户，通往这儿的半个岛屿、大部分非洲，以及大部分南美地区，有时和她此刻听到的语言相通，有时又不相通。有些语言，比如德语，她一窍不通，感觉它又浓又密、无法渗透。但是，听着西班牙语，就像看着某个东西穿过树林，跳上一条小路，有个人正打那儿跑过。她捕捉到了一点意思，知道他俩在相互指责。她靠着阳台俯身下探，此时凉爽皎洁的月光照着她的整个身体。她觉得自己光彩夺目，风情万种，忍不住张望了一遍酒店四周——没有人，就她独自一人在外面阳台上——俯身下探时，她看得见那两个结实身体的手势、姿态和身形。之后他俩的谈话她明白了更多。他们壮硕的肩膀、摊开的手掌都增添了传达的信息——她几乎懂西班牙语了。显而易见，他们在谈生意。可是她没听到一个词语说明这些，他们的声音和讨价还价的人一样，肢体传递着风险与收益的信息。过路车的呼啸声将他们的话语声吞下又吐出：那是个近乎可以理解的东西，如同镶着石英而不是玻璃的窗户。突然，说话声戛然而止，传来一阵烟草味。她探头看见他们在点烟。烟雾袅袅散开，飘入树叶丛中。胖男子先走了，另一个男子逗留了片刻，望了望四周，好像黑夜会请他晚些入睡似的，接着也走了。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穿上条纹睡衣，浅色夏装被揉成一团，扔在铺了瓷砖的浴室地板上，等着他们的妻子过去收拾拿去清洗。那两个男子会钻进被窝，躺在两个白胖胖的女子身边。

亲爱的！嘉丽！卡利西姆！卡洛！

她扫了一眼房间，屋外的冷光衬得里面黑漆漆的。床上，她的情人摊着手脚躺在那儿。她听得到他的呼吸声。她不喜欢那个声音。要是她儿子，她会考虑明天请个医生——她必须迅速阻止这样的状况。

接近凌晨四点，街上终于空无一人，而广场上的人仍然躺在长凳上，在夜色下喘息、做梦、抽烟。下面台阶上如今空空荡荡，只有两个男孩在酒店墙边静静地玩耍，他们的父亲坐在附近凳子上，背靠砖墙，砖墙兴许仍然散发着热气。母亲出来叫孩子们上床睡觉，两个男孩哭着闹着不肯答应；他们在说什么，就连不懂西班牙语的人也能明白：父亲假装严厉，母亲咋咋呼呼，孩子们活蹦乱跳，而他们的父母却一心想把他们的精力埋藏于睡梦之中。后来，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在丈夫身边；一个孩子坐在她腿上，另一个坐在父亲腿上。孩子们歪着脑袋睡着了，做父母的轻声说着话：他们是酒店雇员吗？说不定是厨房帮工？到这个时候，路上车子寥寥无几，在这几个游客恣意疯闹的月份里，小镇尽可能安静了下来。

凯特一点儿睡意都没有。

她想躺进大床睡觉，睡着了就可以不做——此时非做不可的事儿。

此外，这些年里她都是按照别人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时间表，她还想好好品味一下毫无压力的生活，还很留恋脑中的这个想法：太阳出来我再去睡觉都没关系，不想起床可以睡到中午再起嘛。

她是到三年前才重获自由的——当然，获得自由的时候就是她不得不面对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不过，她本可以早几年夺回自由权。是的，早几年。换成玛丽·费切丽会怎么做呢？她呀，想睡到半下午就睡到半下午，吆喝着孩子们端茶送饭。在嫁给迈克尔之前的女孩凯特和三年前的凯特之间，发生了一连串不顺心的事情。然而，是在三年前，她才开始意识到有些东西必须细究。

三年前最让她耿耿于怀的窝心事儿和蒂姆有关。当时蒂姆还是个十六岁的狂暴少年，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发飙冲她大吼大叫，说快被她窒息死了。不难看出，这话他在心里憋了很久。当时全家人都在场，大家都惊呆了——噢，是的，他们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有所不同，具有毁灭性，威胁到整个家庭，因此他们心照不宣地采取各种手段，缓和气氛，平复她本人和那男孩的痛苦与恐惧。他窝了很久的火，但没料到自己的火气这么旺，吓傻了。平日在这个温和的大家庭里，一切矛盾都会拿到台面上商量，谈笑之间便将它们解决了。也有剑拔弩张的时候。可以这么说，这对夫妇年轻时情感第二阶段的精神——即通过协商减缓因第一阶段的不足而带来的痛苦——几年后被日益壮大的家庭成员们发扬光大。换作从前，谁都不可能说——谁呢？凯特想到了一类善于吹毛求疵的人，也许是福利工作者吧——谁都不可能说，这家人遇到事儿都爱捂着掖着，见不得光，所以只能憋在心里。

可是，那男孩无法抑制地当场爆发，当着全家人的面，顶着重重压力，是不是说明也许那些爱的话语、心理安抚、评论建议，并不像她，以及他们想象的那样，是健康的、富有疗效的坦诚沟通，而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属于一类家庭范围的精神错乱，其疯狂性质和把意欲自戕的情侣关起来一模一样。如果夫妻俩都是精神病患者，那么肯定全家人都是——这样的疯子要多少有多少！

回顾四个孩子都还年少的日子，她发觉他们家最具代表性的家庭生活图景就是，她坐在桌子一边，温和臃肿，像块肥肥的鹅肝，身处可怕压力之下，因为四个孩子整日吵吵闹闹，都觉得自己重要，她就像一个焦点、一个平衡点，孩子们要么都不听她的话，要么全凑在她跟前；她丈夫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显得宽容幽默——神情略显疲惫，但没有介入其中，没有真正为孩子们伤脑筋，因为他工作很辛苦，几乎没有心力顾家，管教那四个孩子——魔头。他们就这么叫自己：我们四个魔头。五个魔头：她一门心思带孩子，应付接二连三的危机，开车载他们进进出出，耗尽了心思，觉得自己很难和他们分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但是，魔头们给她的压力，对她无休无止的要求，终于完结了。噢，快了，就剩下小儿子蒂姆了。

那一次她迅速离开饭桌，尽可能保持平静，免得看上去像个跑到一旁生闷气或偷偷抹眼泪的小女孩。但是，她还是觉得自己像只被朋友狠狠踢了一脚的小猫或小狗。她知道，自己离桌的时候有五双眼睛故意望向别处。她回房后，那个肇事者因为埋头吃完盘中布丁后冲母亲大吼大叫的恶行，大感羞愧，落荒而逃。

她坐在房里心事重重——心里乱极了，得努力理清思绪：她觉得快疯了，老是想：不公平，他们要我做什么呢？

蒂姆对自己、对他人——对她这么刻薄，是不是她一手造成的？其他三个孩子都不知不觉地从“小孩”变成了小青年。当然也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但是就要进入青春期的蒂姆以这种方式发飙，令全家人震惊万分。就这个事件大家各抒己见，并表示理解——这些聪明的摩登青年发表了不少高见。他们最终一致认为，蒂姆是他们中最厉害的魔头，凯特是他的牺牲品。不过，有一种情况并未发生——她不得不再次提及这一点——就是逃避和遮掩。那些日子里，每当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同四个动辄发火的自私鬼关在了一个大箱子里时，就这样安慰自己：好在话都说开了，谁都没有隐瞒。然后拿自己的家庭和别的家庭（费切丽家不能算在内，她家不具可比性，因为那一家的法则独一无二），以及每一户有小青年的家庭相比较。每个家庭的中心都是母亲，一个女子，当家庭成员发生摩擦时，火星子就像暴风雨中海滩上的石头，从四周朝她那儿飞溅。是她操心过度，对他们管得太多太紧，使得他们比实际年龄小？后来，她又太过心急，给他们太多自由，太早把他们当成大人对待。或许她就错在这一点上，或许玛丽的做法是对的，她从来不想该怎么做——总是率性而为。但是，问题不是出在管多管少，所有一切都和情感介入有关。难道是她介入太深，使自己身陷其中，令孩子们找不到结实的定点可以依靠？可是，那个男人，为人父的，不该是那个定点吗？也许，说来说去迈克尔一直都是对的，她错怪了他，他的介入程度才恰到好处。为什么母亲非得和磨石一样，成为每件事情的中心？回望过去，她好像总是随时待命，总是听候传唤，总是遭受指责，总是榨干自己喂养这几个——魔头。回顾自己的青春期，她看不到丝毫相似的地方——当然，她母亲去世前，就是她去莫桑比克首都度假的前一年，母女俩一直非常亲近；她父亲在外四处征战，常年不在家，留下母女俩相依为命；但是她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话又说回来，此时她坐在这里掂量筛选——寻找借口——有什么用呢？因为蒂姆已经吃不消，吼叫说被她当成了小婴儿，快被她活活窒息死了。蒂姆的话并不只是他们平日里的“爱的话语”——他们对家人之间的批评话语冠以的美称——这一点从全家人的反应中可见一斑。

行，是她对他管得太紧。

但是，有个情况值得注意，就像现在，坐在月色笼罩的阳台上，她很清楚，自己当前的境遇就像站在悬崖峭壁边缘，北风直面吹来，将她的肌肉、五官和发肤一并吹走。就在当时，其实从一开始，她就已经意识到，家中老幺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危险。显然，光知道是不够的，否则他也不会吼道：“看在基督的分上，别管我，你快要把我窒息死了！”

她当时只是叫他别忘了什么事，可是究竟是什么，她如今已经记不得了……难道这就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是那个什么而不是如何？——可是她已经记不得了，那个什么已经消失不见了。它消失不见，是不是因为她不愿记起，所以安排了这件事，让它在她正儿八经的记忆，那些在她脑海中存活了十年、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的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肯定以前有一个女孩，精力充沛，个性鲜明，比大多数人见多识广（比如，在葡萄牙东非殖民地生活的那一年，虽然不够惟妙惟肖，但她还是饰演了一位羞答答的年轻女郎）；有一个女孩，她的性情和她那头红发极其相配（打小就有人夸她性情好，这一点她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女孩，无论走到哪儿都出类拔萃，她知道自己是有实力的，不仅因为她的肌肤和头发色泽炫目，而且因为她的品味和修养与众不同——说什么呢，这些不是真的吧？把自己说成这样，是在自欺欺人吧？——她觉得不是。这个女孩，是不少男子的梦中情人，嫁给了她的迈克尔。他们同居了一年（第一阶段）后结婚，成为引人注目的小夫妻和他人的楷模，不管是未婚的，还是即将结婚的，还是已婚的都觉得缺乏他们那种——魅力？性格？不过，旁人都认为他们的婚姻是对传统牺牲，浪漫到近乎异想天开的地步；他们依然像未婚同居时一样，相亲相爱，情深意笃。长子的出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但影响不大。这个孩子（现在的史蒂芬）非常适应这对迷人小夫妻甚于他人的精力充沛的生活。孩子跟着他们参加晚会，一同旅行，还让母亲选修了一门讲座课，即萨拉森人对普罗旺斯诗歌的影响。说实话，晚上要起夜几次，还得早早晨起，事事依照婴儿的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一如既往地生活，好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非常困难。但是，那时候她已经辛苦惯了，好像这份辛苦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像后来那样严重。在长子一岁时，她又怀孕了。夫妻俩都认为，即使带两个孩子，也能照常生活。

大家都知道这是异想天开，只是没有对他们明言。

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不是第一个孩子而是第二个孩子（如今这位名叫艾琳的年轻姑娘）。带一个孩子时，这对年轻夫妻依旧能够光彩照人，面对愚蠢习俗和社会要求进退自如。但是，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使他们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巨变。当他们发现生活已经完全变了样，决定要第三个孩子，“生完得了”——此时的心态大为不同。没过多久，他们按揭买了一栋房子，添了一辆小汽车，请了个钟点女佣，过起了规律的生活。他们这么做全是为了孩子。叫人称奇的是，此后很久他们都一直以为，所有这些多余之物，房子、车子等等东西，和他们本人毫无关系——购置它们压根儿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着想，只是为了孩子。

至于凯特，她慢慢地培养起一种难得的美德，即自律。如今再回头看看那个漂亮姑娘，母亲当她为心肝宝贝，爷爷视她为掌上明珠，对她赞不绝口，见到她的人总爱拿她开些姑娘家的小玩笑，表达对她的喜爱；把这个姑娘和五年后的同一年轻女子摆在一处，她忍不住脱口喊道：这是糊弄人的把戏，天下最拙劣的玩笑。回头再看，她发现自己活像一只白色的大肥鹅。爷爷对女人的赞辞和母亲对她的态度，没有给她一点心理准备，让她知道将来还有非学不可的东西，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带了三个小孩，不久就是四个孩子，她不得不努力培养那些以前甚至从未进入她词库的品质：耐心、自律、自制、克己、坚贞，适应他人——这一点尤为重要，须一以贯之。要想靠有限的收入抚育四个子女，这些美德不可或缺，她果真慢慢地将其一一收入囊中。获取这些品德的时候，她并没有想到给它们取名。那天下午，她记得一清二楚，她在翻看一部旧小说，看到几个好像过了时的词汇，心想：对了，就是这个——连续数月晚上起来几次，还得好声好气；还有那个——只要小孩一生病，就别想和迈克尔做爱了。如同一块海绵，年复一年将自己的小小需要一点点挤出去，到了最后只要和孩子无关的事儿，都像远方的地平线，遥不可及——形容这种情况的词汇又是哪个？她喜欢用大词，所有做了母亲的人都有这个毛病。可是美德？是吗？真的是美德？要是这样，那么所有的美德都爱找她的茬儿，都成了她的敌人。从已届中年的妻子和母亲一直追溯至和迈克尔同居时的姑娘，似乎她孜孜获取的不是美德，而是一种精神错乱的形式。

小儿子大发雷霆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她拎着购物袋外出，碰巧来到繁华主街，遇到红绿灯。等待的时候，她注意到一个年轻女子，推着婴儿车朝北走去。这个姑娘，大约十九岁光景——和她生头胎时的年龄相仿——穿了条短裙，暗红色头发乱蓬蓬的，一双绿眼睛，神情泰然，但看着就像一个假扮妈妈的小姑娘。她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拎着装满杂货的大袋子，像个女海盗一样阔步朝前。凯特把目光瞧向别处，看着其他人。整条大街仿佛一下子全是年轻女子，没结婚的，带婴孩的都在走动，显得那么悠游自在，无拘无束——是的，正是从她们的步态，可以看出这一点——自信，而这个恰恰是她，凯特已经丧失的东西，因为她太在乎别人的看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

她尽可能坦诚公正地承认那些年轻女子的优势——把自己和她们对照，是件痛苦的事儿——然后看了看她同龄人的步态和脸庞。她们之间存在二十年的差距，要让这些勇敢的脸上显现谨慎和多疑，需要那么长的时光。否则她们就得没有脾气，傻乎乎，逆来顺受，善良到没有一点儿防范意识，如同虚弱的笑，似乎笑声一止，泪水便滂沱而下。她们走路的样子，好像四肢的运转速度被放慢，因为害怕被什么东西困住，担心撞到什么东西，仿佛周围都是看不见的敌人。

凯特整个早上在那条拥挤的长街上，慢慢地逛来逛去，终于看清了一个事实：多数中年女子的脸庞和步态，都和囚犯或奴隶相似。

在一件需要全心投入、历时漫长的事件一端，走来一个自信勇敢的年轻姑娘，另一端走来的则是一个中年妇人——她自己。

后来凯特回到家里，花了几周时间观察自己的走路姿势，说话做事的样子，要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精神错乱了。从早到晚她都有操不完的心，家里该怎么安排和整理，事情该怎么做才好，要是没有这样或那样做，会出现什么后果。她一边观察自己，听自己说话，一边留心观察朋友中的同龄女子。所有的，每一个女子，数年来就学会做一件事：小题大做。（当然玛丽·费切丽除外。玛丽不算。不过，她开始明白玛丽对她来说代表着什么——显然我们不能把她从每个常规类型中剔除完事。）获取美德的那些年月仅仅带来这样的结果：她和她的同龄人都是机器，设定的唯一功能就是：管理、安排、调整、预测、命令、烦恼、焦虑、组织。小题大做。

现在她明白了，这一点她的家人都清楚。那几个有主见的家伙——丈夫和那几个小年轻，他们刚刚才摆脱青春期情绪的魔掌，因此更无法容忍别人的缺点——把她当成非得宽容对待的人了。母亲是个不定量，她像个老保姆替家人忙碌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让人受不了。美德成了恶行、唠叨和欺凌。做母亲的，总是得随时候命听任使唤，总是得分神打点各种琐事，总是得满足他人的需要、要求、愿望，应付各种状况和危机，在这种漫长的碾磨下，一个曾经无畏无惧的年轻生命，逐渐变成了一个忧虑成习的疯子，成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伤脑筋。

她是在三年前意识到这一点的。虽然她还在操持那个要求众多的大家庭，打理那个她觉得已变成旅店或客栈的房子，供家人、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歇脚，同时她开始退出。她是在心里退出，因为把她的打算告诉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做肯定会让家人越发气恼不悦，觉得亏欠了她这个忙里忙外的仆人。因为她的努力没人瞧见，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她丈夫特别忙，她知道他是有意这样，因为从他的角度想，她完全可以抓住一切机会，拓宽社交面，走出中年人的狭窄圈子——他比她大，年长七岁。孩子们自然不再黏她，对她的问题不闻不问，所有健康的青年人对父母的态度大都如此。不过她发现，一旦她企图把他们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总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把她一次又一次拽回到——她原本希望他们长大了就再不需要她了——他们希望她依旧拥有的行为模式当中。

可是，为什么她不对家人说，她要改变，正处在变化之中？她不能。他们会以为她想用计获得他们的注意和同情，换成他们，她也会这么想的——关键是，现在她又提到那一点了，那些开诚布公的讨论、谈话、憧憬，以及该这样或那样表现的决定，全是胡说八道。（关键不是人们如何改变：他们自己不会改变；你变了是因为有些关口不闯不行，闯过之后便发觉自己变了。）再说，要是那些年的“爱的话语”管用，她现在就会启用它，说：现在够了吧。给你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女佣和脚垫，我都像个瘸子和废物了。现在帮帮我吧。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可惜这些话她不能说。

蒂姆吼叫事件不久，她独自离家看望老朋友去了。她把家交给女儿主管。她找了许多借口，在外面迟迟不肯回家，心想要是她能撑久一点儿不回家，家里的模式就会被打破，牢笼就会被打开……可是她比计划更早返家，因为艾琳自己决定外出访友。

尽管她几乎是马上跑回到那个她想逃离的物体当中，但她还是能够看到这个被儿子大喊大叫喝斥的操心女子，已经彻头彻尾地疯了。精神失常了。

那个夏日晚餐时的情景，以及她随后的离家访友，都成了今夏这桩恋情的诱因，因为若没有发生那些事情，她就不会接受艾伦·波斯特的提议，就算丈夫在旁极力怂恿，也无济于事——真的，他一直恼火她不懂抓住机会。当你发现前面是死胡同或陷阱时，这样的问题便在所难免，你只有听话的分儿。

可是，是什么令她三缄其口，没有说出她想夏天这几个月，在伦敦租间房子独自待着？什么原因都没有——只是因为说这样的话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太夸张了，她压根儿就没起这个念头；但是，也许她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

她需要一块跳板。

此时，她坐在阳台上，月光已经离场。她俯看了一眼底下终于空空荡荡的大街。这会儿就她一个人，真真切切一个人，在这个国度自娱自乐……是呀，她本可以替自己安排这样的活动，她居然从未动过这样的心思。

要是她愿意，本可以坐在这里等到晨曦初现，再睡上一整天，然后到镇上闲逛，再怎么说这里也是地中海的一个港口，一处游客集散地。因为家里就剩她一个孤家寡人，她完全可以一个人由着性子四处逛荡两个月再回家——就是说她可以自己做主选择去处。

可是，此刻的她坐在清凉的晨曦中，心中却想该回去睡觉了，否则等她昏昏欲睡的时候，人家都睡足要起床了。要是她没搞错，她将看见一个急于替自己辩解的男子，因为他独自睡了整整一宿，没有与她做爱，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她几乎有点儿希望他生点小病——不要太严重，就一点点不适。

大街尽头，一个男子走进她的视线。他是个金发北方人——像她一样是个游客。他是和海滩上那些小青年在一起吗？喝酒？唱歌？还是在咖啡馆聊天？在一个阴凉如地窖的酒吧？街灯熄灭时他走到她阳台前的位置，她想他是个夜猫子，晨曦才令他蓦然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天空已经开始微微泛红。他抬头看着天空。他没有那么年轻，不属于小青年那一伙。他很结实，是个强壮的中年人，脸上刻着皱纹。不对，他的年龄还要更大，头发已经斑白了，不是金色的：他是个西班牙人，十有八九刚上完夜班。他穿过那片夹竹桃林，来到喷泉边，让水喷到脸和手上，然后用手挡住水流，凑过去喝了一两口水，接着放开手，让水哗哗地喷在低垂的头上，他使劲地甩了甩脑袋，走到一条长凳边，背朝外躺下，避开大街和旁人的目光。这么说他是个穷人？无家可归？她发觉一股关切之情，如同喷泉落下的细流，汩汩涌上心田。她可笑地瞧着自己，心里觉得应该下去一趟，到广场摸摸他的肩头——当然是小心翼翼的，免得吓着人家——问问他需要什么，能为他做点什么。用什么语言呢？真该把西班牙语学会！

与蒂姆发生冲突之后的那个冬天，出于怜悯她捡了一只流浪猫，那时的冲动和刚才一模一样。她对那只猫很有感情，而且持续很久。她是多年“爱的话语”的产物，因为她无法对自己坦言：这只小猫代表的是我，我本人，我照顾这只可怜的猫，是因为我想我也应该被照顾。可是由谁来照顾呢？当然是她的家人。但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我了，都认为我令人受不了了。

她的家人明白那只猫扮演的角色和她的心思，也清楚她对猫的情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对此既纵容又调侃。“噢，行啊，就因为我们对你不好，你就找了只臭烘烘的老猫回来！”

“它的头被人打了，妈妈，你刚才已经给我们看过了，现在没事了吧。”

两年前，她坐在那个几百英里之外的阳台上，想跳起来破口大骂，好好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愤，而实际呢，她却满脸笑容，当然是那种“嘲讽的笑容”。此时，她真希望自己那时狠狠地抽他们耳光，包括她那可爱的女儿艾琳，魅力十足的迈克尔，蒂姆——所有的人。“真希望揍他们一顿，”她听见自己嘟囔道，“真的，真希望狠狠地把他们一个个都揍一顿。”

她曾亲眼目睹玛丽·费切丽对着丈夫孩子骂骂咧咧，而后笑得直不起腰来。玛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家人把凯特当成废人，那只猫就是一剂良方。

“就是更年期到了嘛。”她听见蒂姆对艾琳说。

她还没开始更年期，但是告诉他们这个于事无补，因为对家人来说，编造一个母亲处于更年期的神话，明显大有益处。有时她觉得自己像只受伤的小鸟，被健康的同类生生啄死；又像一只动物，遭残忍的孩子戏耍玩乐。当然，她觉得是自作自受，因为她极其讨厌自己——噢，可恶的冬季才过，接踵而至的又是一个糟糕的春季。她都害怕自己真的疯了，整天怒气冲冲。后来，她的两个大孩子开始待在大学不着家，成天呼朋唤友，对此她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尽管后来因之感到愧疚，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这个文明时代，愧疚几乎成了母亲的代名词。所有这些全都是胡说八道，全是垃圾。不知什么地方搞错了……谁的错？她自己的吗？不是孩子们的，绝对不是。社会的吗？可是为什么大家这么神经兮兮、怒气冲冲、怨声连连？——还好这一切都结束了。艾琳开始忙着周旋于男人之中，只剩下蒂姆还把瞄准器对着她——她真的这么认为。因此，最难熬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她回头再看……可是，倘若果真如此，为什么此刻她会在这里，和一个年轻男子同居一室。玛丽·费切丽只要瞧他一眼，再怎样都会建议她做那心知肚明却不愿为之的好事儿……她迟迟没有离开阳台，一直待到太阳朝四周射出灼热光芒，越过海面直入小镇。她真的困了，进到房间，因为眼睛一直注视光亮之处，顿时两眼发黑，等她适应屋内光线，看见杰弗里躺在床上看着她。她笑了笑，心中想着该说什么话才好——这时发现他不是真的醒来。他起身弯腰坐在床上，圆瞪着双眼，像只受惊的动物，但是看那舞动的四肢，说明他仍在梦中，只是神情警醒，疑心重重，脑袋随时准备倒向一旁。她小心翼翼地叫了声“杰弗里”——他愤怒地嘟囔了一声，以示抗议，接着冲进浴室。她听见他在哇哇呕吐。她依旧站在原地，想他走出浴室会不会清醒过来。他扶着浴室门走进屋，然后撑着衣橱边，他肯定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住在这里的。他看见了她，身子向前一个趔趄，赶紧抓住床尾，瞪着两眼。他知道外面的阳光已经白花花的了，她靠着阳台门站着，在他眼里肯定像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打量他。最后他展颜一笑，知道自己应该认识这个人。他笑得很勉强，因为他已经快睡着了，只是出于礼貌勉力为之，从小到大家人都要求他懂得取悦他人，待人彬彬有礼。他努力撑起自己爬到床上，瘫成一团，随即又昏睡了过去。

她在他身边坐下，身穿一袭缀满褶边的白色睡袍，满身凉爽舒适的夜的气息，将屋内的热气一扫而光。她暗自发誓，睡醒后再也不会充满母性地叫他看医生，对他嘘寒问暖。她在这个年轻人身边睡下。她知道即使他没有生病，也是“状态不好”。她努力像个为了爱伴情郎走天涯的女子那样考虑问题。假设她仍然是一个“爱情女郎”（这是她的专有词汇）而不是一个充满母性的女子，因为干了十五年之久的保姆，母性已经根深蒂固——假如她是“爱情女郎”，会作何感想？很简单——只要想想迈克尔就知道答案了。她会叫醒杰弗里跟他做爱——他们夫妻俩喜欢在他们，尤其是他发烧的时候，交欢缠绵。她丈夫觉得发烧是最无所谓的毛病，多年来他们将这味辛辣调味品用到了极处，享尽了云雨之乐——或他们自以为如此。不过要她风情万种地靠近杰弗里，她想都不敢想。原因之一（从文学作品，以及各类专家、婚恋顾问等等那儿，她本可知道），如果一个女子与哪个男子琴瑟相投，情真意切，那么新人想要插足并非易事。因为这个理由，她从不相信换妻游戏和温情脉脉的露水情缘真能叫人销魂蚀骨。原因之二，毕竟她的性经验都与迈克尔有关——以及从玛丽那儿道听途说的二手经验。

当然，假如她爱得死去活来，就眼下情形而言本应如此，甚至为了美，为了使事情合乎情理，也应如此，而不是躺在床上，想象自己多么性感撩人。

她撑着胳膊肘支起身体，像妈妈陪着生病孩子一样，仔细认真地打量着他。尽管他皮肤烫手，但样子好像怕冷。额头渗着冷汗，身上酸不溜秋。不会的，就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女子，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碰他。此刻他身上有样东西，对性生活横眉冷对。

当然有一种可能，的确有这种可能，他这个人原本就厌恶男女之事，至少在目前对未来忧心忡忡的时候，或者与她在一起时……她会无动于衷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实说明她对他用情不深。

她一入睡就梦到了那个乱石山坡。没错，那只可怜的海豹在慢慢地、痛苦地朝遥不可见的大海爬去。她抱起那只滑溜溜的动物——噢，她不该把它扔在那里。海豹更虚弱了，乌黑的眼睛责备地看着她，身上皮肤非常干燥，她必须找到水。远处有一幢房子，她踉踉跄跄地朝它走去。这是一幢木房子，屋顶倾斜以防积雪——很快就会下雪，因为现在已经入秋。房子里空无一人，但有人居住，因为小壁炉内还有即将熄灭的炭火。她把海豹放在壁炉前的石头上，然后使劲扇着炭火，想把火重新燃起。柴火所剩无几，但最终还是烧着了。海豹静静地躺着，两侧肌肉痛苦地剧烈起伏，双眼紧闭，渴得不行。她把它抱进浴室，用木墙边的木桶接水泼在它身上——虽然梦的感觉依然存在，但越来越像另一个梦，像神话或古老的传说。海豹睁开眼睛，好像活了过来。她想，她有好多事儿要做：打扫屋子，趁冬雪未来之前到林子里拾柴火，准备食物，把衣橱里的冬衣整理清楚，给她自己和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们备用，她知道，那些人是她的家人，只是变形化身为神话人物，比他们本人更高大，蕴含的意义更甚于寻常生活中的他们。她在楼上的一间屋里，看见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儿年轻男子。这个男子她认识，是她的情人。他一直对她念念不忘。他们做爱了，因为等待了这么多年，等待及渴望使他俩感觉无比美妙……后来她想起了海豹，海豹需要她，于是起身离开那个金发青年，他是个贵族，可能是个王子。她对他说：“对不起，我很想跟你在一起，但我得先把海豹送回海里。”

她醒了，发现自己受到强烈阳光和杰弗里的双重侵扰，杰弗里正在与她做爱，看他的模样就像一个十岁孩童在同伴的怂恿下攀高墙，或像一个苏联工厂的工人——超额完成指标。虽然她的性经验中——如前所说相当有限——没有跟美国人上床的经验，但她当然从书中看到，美国男性在这方面极其敏感。还有，玛丽·费切丽曾与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处了两个星期，据她说是这样的——当然她描述得非常详尽。（凯特常常打趣自己，干吗要听这些东西。）但是，昨天晚上理应有性：因为他没能提供，所以他的男子气概此刻受到质疑。

她想拿他开一两句玩笑，打趣他——像他自己常做的那样——但是，看到他充血的双眼和迟缓的身体，她知道此时不宜。现在是清晨六点，她睡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已经进攻完毕，此刻病容一览无余：他们是不是该像明理人那样，和和气气地分手，各走各的路？

如今她躺在一团皱皱巴巴的白色被单里，像一个衣衫不整的性感女子，心想，哪怕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但凡拥有一点儿常识，都会去看医生。

她狠狠管住自己的嘴，没有叫他去看医生，所费之力足可以发射一枚中型登月火箭。

他们穿好衣服到露台吃早餐，露台上已经人满为患，但生机盎然，说各种语言的人都有，席间他告辞去了三趟卫生间，之后承认自己水土不服拉肚子，要去趟药店。

她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着那个坐在蓝茉莉背后的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与他同席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他像迈克尔那样，沿着脸和脖子的轮廓，把头发剪齐，没有分界，头发从后脑勺中间朝四周梳理。女人称这种发型为蘑菇头，凯特剪过这种发式，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那个男子憔悴却不失英俊的黝黑面庞，出于自尊脸上似笑非笑追随着女孩令人心碎的鲜嫩模样。女孩感觉扬扬得意却百无聊赖。男子看着聪明智慧；只言片语——现在他在用英语说话——让凯特忍不住在心里说了句：哎呀，幸亏我的这位不呆不傻。她想，自己是不是应该觉得不好意思？她偷偷称他为“魅力男士”。她记起了，时隔不到二十四小时，她与国际仆人阿梅德——她的另一副面孔——告别时也称他为“魅力男士”，不过私底下她叫他“弟弟”。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她的迈克尔——理了个蘑菇头，脸庞消瘦英俊，神情老到练达——很可能出于自我保护，脸上似笑非笑，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浑身青春洋溢，感觉扬扬自得却百无聊赖。他的这副模样，凯特是认不出的：她从未见过他温文尔雅、似笑非笑——看起来不堪一击的模样。他对面的女人不一定非常年轻；凯特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当然，有艾琳跟在身边，他无法随心所欲；也许与他相对而坐的年轻姑娘是他的女儿，他一脸自豪而爱怜地看着她，像所有中年男子和女儿在一起那样……要说世上真有什么确定无疑的事，那就是换成玛丽遇上她这事儿——和比自己小的男子谈情说爱，在阳光灿烂的南部露台，看见和小亲亲们在一起的中年男士——肯定既不会觉得奇怪，也不会心生不快与醋意。她们是“野鸡”吧。绝不可能。因为玛丽曾和一家希腊餐馆的侍者断断续续有过那种关系。他们有染时他二十三岁，帅气英挺，玛丽说他“老是那么猴急”。他仰慕她，想和她结婚，搬到一起住，当她三个孩子的父亲。虽然他的想法被玛丽否决，但是他俩的恋情却充满柔情蜜意，两人都很理智，相亲相爱，这份感情一直维系到餐馆侍者回希腊老家才画上句号。

他回国的时候，玛丽哭了。就凯特所知，这是玛丽唯一一次为情落泪。因此，不管玛丽如何吹捧这类恋情的高质量……她看见杰弗里在拥挤的桌椅缝隙间灵活地左穿右插，手上拎着许多小袋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药。他们说了几分钟话，商量了几种可行计划，但是他挑剔地看了看周围的度假胜地，说他想往内陆走，去“真正的”西班牙。

只是现在，钱的问题开始令他伤脑筋了。他没钱乘飞机，又租不起汽车，唯一坐得起的就是大巴或火车，她只能顺他的意跟他走。话说回来，她也喜欢坐大巴和火车。

露台远处的海滩依旧空空荡荡，遗留的依旧是昨夜的痕迹。两个男子用大耙子耙平沙子，方便那些尚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年轻人嬉戏，不过有的年轻人干脆躺在海滩边缘与露台下方的墙壁交界处蒙头大睡。她知道，他们从来无须为钱“烦恼”，大家把钱凑在一起花。杰弗里每次花钱的时候——如他自己所说——都要在心里盘算一下，这一点本可以使他“远离那些孩子，就算没起到什么别的作用”。

“沿着海岸往北走，有一处便宜的地方。”他说，“没有游人。一美金一夜的房间都找得到。”

他向后仰着身子藏匿于夹竹桃的疏影之中，一只手捂住胸口，像在保护它，眼睛半睁半闭，手下的胸口缓缓地起伏，如同熟睡的人。他动不动就沉默不语，久久不说一句话，另一只手则软绵绵地搭在桌面上，偶尔抽动一下——他睡着了，赶紧强迫自己醒来。一只泥蜂停在他食指残留的一小滴果酱上，他凝视了那小东西一会儿，然后狠命地甩着手将它赶跑，力度之大就是一头大象也会被吓得落荒而逃。

“我想你该上床休息，等好了再说。”她脱口而出。闻听此言，他猛地抬起头盯着她。

“为什么？”他冷冷地问。

他俩抵达西班牙不到二十四小时，又搭了辆大巴朝滨海北部驶去——北部不像南部这样人潮如涌。他们要去未遭破坏的乡村。他说，其实也算不上乡村，因为多半渔民家里都有游客入住，渔民妻子爱请游客到她们家落脚，不费一番口舌她们还不肯收钱呢。临近傍晚，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却发现那里赫然矗立着一座新建的大酒店，海滩上人群如织。

杰弗里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头靠着她的肩膀——她小心地没让他发现。他默默地看了看眼前的场景，然后掉头走回巴士。

“我们去哪儿呢？”

“再往北，还有一个地方。”

“是不是该先吃晚饭再说？或者明早再走？”

“不，不，那里离这儿很近，只有二十英里，快点！”

他跳上原先那辆巴士，巴士上此刻几乎空了，因为那些打工仔都已纷纷下车，回到各自散落在田野间的家。

他们继续前行。右侧下方，蔚蓝的地中海时弯时圆，依偎着褐色的海岸线和泛白的海滩，海滩上绵延几英里都是密密匝匝的人群。

偶尔会有一个女人上车，她到什么地方走亲戚回来，或外出买了一天东西，提着一篮子的货物。车子驶到一个小镇，上来了几个孩子，一小时后他们在一座小山边下车，下车的地方看不到一栋房子，甚至一点灯光。孩子们手牵着手跑进黑暗，用西班牙语大声说着各自的感受和见闻，如同不知名的鸟儿，飞向茫茫的大海。

杰弗里睡着了。午夜时分大巴驶进终点站。他们经过阿尔梅里亚，到达一个离海滨一英里远的小镇。镇子里有一个旅馆，没有为招徕游客特意装修。站在前台后面的男子看着他们登记，一言不发，然后领他们到餐厅。在里面用晚餐的都是本地旅客，没有外地游人。杰弗里点了一盘又一盘菜，皱着眉头举起叉子，打算将食物送进嘴里，可是鼻子一闻到气味又放下叉子。他像是从未听说过生病或恶心这回事儿一样，一脸焦虑：他的手怎么了，好像不听使唤了，干吗老是把叉满食物的叉子放回盘中？甜点送来后，他吃了几个桃子，然后又要了一份。凯特倒是吃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是她本日第一次用餐。她看着杰弗里狼吞虎咽地吃完第五个桃子，然后箭一般冲出餐厅。

凯特回屋发现他瘫倒在床，灯火直照着他的脸。他用手遮着眼睛好像躺在阳光下似的。看见了她，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知道自己穿了一身绿裙子，露着白皙的手臂和双腿，一头红发，垂着沉甸甸的发卷，褐色眼睛和蔼亲切。他遮着脸皱着眉，看着这个站在床尾笑眯眯的陌生女子。

“杰弗里！”

“什么事？”

“你必须看医生。”

他立即转过脸去，像士兵听见“向右转”的口令——双臂放在身子两侧，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接着他猛地坐起身来，一把扯过床单，翻身躺下盖在身上。他依旧全副武装，连鞋子都没脱。她呢，因为昨夜几乎一宿未睡，倒头便睡着了。

她很早就醒来了。他已经起床，正往嘴里塞大把大把的药片。到了早上七点，站在她面前的已是一个干练利索的年轻人。他对她说：“咱们往内陆走，到格拉纳达去。离这儿不远。”

她当然没有异议。

但是，她在餐厅喝咖啡吃甜卷，看着泥蜂在李子果酱上飞进飞出的时候，他却不敢进来，只是端杯苏打水，站在前台向接待员打听消息。这里没有直接发往格拉纳达的巴士，得回到阿尔梅里亚换车，从那儿过去要一整天时间。

他走到餐厅门口叫她出来：她看得出，他在使尽浑身解数躲避食物的身影。他决定继续北上。他记得很清楚，再往内陆走有个好地方。显然，一想到得先坐车返回阿尔梅里亚，然后换车再坐上整整一天才能到达目的地，他就却步了。可是他得动起来。她看得出，他非这么做不可。

“我们以后再去格拉纳达。”他边说边拎起他俩的行李箱，走向一旁准备开往北部阿尔梅里亚城的巴士。大约下午三点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其实不是阿尔梅里亚，他记忆中的那个村子还没到那个地方。

这辆车的乘客绝大多数是村民，不是游客，但也有一两个从海边过来的年轻人，想找些不费钱的地方游玩。车上的乘客心情都很不错，很好相处；他们谈天说地，交换见闻——虽然她不懂西班牙语，不知道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这次经历极其不同寻常，甚至比她身处的荒唐现实更不同寻常，现在的她无法扔下身边这个年轻人不管，因为他生病了，或精神崩溃了，可是这个年轻人显然打定主意，想在这个夏日绕着环形海岸不停地往北走。她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在国际食品组织工作的日子才刚结束两天，但给她的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那些日子她像一台多语言机器，周围的所有语言，或大部分语言，仿佛一扇扇大门或玻璃窗。到西班牙之前，她甚至以为，她对付国际会议的能力会尾随而来，以某种方式渗透她的骨髓，使她能够毫不费劲地使用西班牙语。她像个从飞翔的梦中惊醒的人一样，大惑不解，现实中的她竟然无法踩着空气腾飞而去。她好像真的懂这门语言，或者以前懂，只是这会儿暂时忘记罢了。看见过道对面的女子笑容满面，还有司机过来卖票的时候，她都张开嘴想说什么——她的脑子飞快地闪过好几种其他语言，想从中找个用得上的词儿，但嘴巴里的舌头失灵了。她只得拉扯嘴角，露出一个笑容，表示她很友好，愿意分享。她坐在车里，竖起耳朵倾听那口音浓重的声音，却始终不知其意——后来她改用眼睛观看，借助说话者的表情、脑袋和肩膀的位置，反而轻轻松松明白了他们说的是什么。她像个隐形人，坐在唧唧喳喳、笑声阵阵的人群当中。而杰弗里呢，一上车就又睡着了，歪着身子重重地靠在她身上。

中午时分，巴士的停车时间比平常更久，方便乘客下车买点饮料或三明治。她让杰弗里躺在车里，自己下车喝了点柠檬汁，抽了支烟，回到车上看见司机正在打量这个酣睡不醒的年轻男子。他朝下指了指他一脸的病容。她点头笑了笑，舌头瘫痪了，但耳朵却已待命准备接收信息。最后，司机摇着头走回驾驶室准备发车。此时，车里酷热难忍，到处亮闪闪、白花花的，她和杰弗里都热得浑身是汗。他的汗散发着山毛柳味，脸色惨白，微显黄色。是黄疸症？不过，像他这种肤色的人，生了病肯定显得发黄。

半下午的时候，车子开到阿尔梅里亚，这时杰弗里醒了。他浑身是汗，不停哆嗦，却执意继续北上。她一把抓住他的双肩，说：“你生病了，听到了吗？病了。听我的话，到床上躺着，我去给你找个医生。”

他使劲挣脱她的双手，仿佛她是粘住他的蛛网，或挂住他袖子的树枝，走到一辆停靠在附近的巴士边，爬了上去，看都没看车子开往何处。她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向人求助。向谁求助？警察吗？

她放弃求助的打算，拎起搁在马路牙子上的箱子。他们先前坐的那辆车已经掉头往回驶去，把他们丢给了下一班车。这个超级礼貌、文质彬彬的美国男士，居然让她提两个沉甸甸的箱子，足以说明他的身体糟糕到何种地步。

巴士前面挂了个牌子，写了个地名，可她不知道这辆车驶向何处，路途多远。但这重要吗？她到咖啡屋买了瓶苏打水上车。杰弗里拿着瓶子就往嘴里灌，样子很眼熟，像脑子里缺根筋的人一样，又像只饥肠辘辘的动物，盯着令人恶心或充满危险的食物。他好像渴坏了，瓶子一直举在嘴边，不假思索地把水倒进嘴里——然后含着水，一脸痛苦，满眼疑问。他把水咽进喉咙，像是重温别人告诉他的事实——这玩意儿难以下咽！——然后再次抓起瓶子凑到嘴边，迅速而绝然地喝上一口，之后就没有再举瓶子了。只要把水灌进肚子，就不会因脱水而动弹不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瘫倒在座位上。此时的车里愈发热了。因为是午休时间，街上空荡荡的；咖啡馆里，尘土满地的广场四周的长凳上，都是昏昏欲睡的人们。整个小镇被沉沉的炎热压得喘不过气来，等车子重新开动时，镇子上几乎空无一人。

杰弗里坐在车上，跟着颠簸的汽车，东倒西歪。车子继续向北行驶，但是半个小时之后，拐进内地离开了海边。他似乎并未留意到地中海已经不在他们身边。不过，隔了一阵子，他笑眯眯地说：“噢，没错，我记得就是这条路，那个村子就在这边。”此时，汽车正行驶在一块平地上，地里的农作物稀稀拉拉，不成气候，而后车便开始翻越一座座低矮小山。因为他们身在高处，地中海又在身后露了面，像远处的蓝色平原，接着又跑没了影儿，藏身于群山之后。汽车载着他们在山边一条粗糙迂回的小路上颠簸前行。杰弗里摇摇晃晃、东歪西倒地迷糊了一路。她伸手挽住他，好让他坐直。途中他醒了一次。他并没有摆脱病人的阴郁脾气，只是睡着的时候梦到自己先前选她当旅伴。他冲着她灿然一笑，说：“凯特！这儿是不是很棒？很美？是不是……”话还没说完，他头一歪又昏睡过去了。

这时，太阳已经晒到汽车前部，前排的乘客纷纷换到后排，司机抬起下巴，把头用力后仰，躲进车顶下的阴影处，那样子像准备仰面挨揍似的。

太阳落到一片大山之后，这片山比他们经过的巍峨许多。傍晚时分，在一个看起来像北非的村子前——破屋烂房裂痕处处，穷苦村民衣衫褴褛——巴士停了下来，往车下扔了一只铁丝笼子，里面装着一群渴得要命的家禽，一桶沙丁鱼油，一篮子柑橘。两个修女上了车，她们热坏了，看上去有气无力，都快病倒了。凯特下车到咖啡馆又买了些苏打水给杰弗里喝，等她回来后车子继续朝内陆行驶。

凯特提不起一点儿精神。显然很快，这次糟糕的旅行就到终点了。不是杰弗里想就此结束：他需要走动，去什么地方都行，需要旅行——他的心情她能体会，也能理解。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他偶尔醒来一会儿，心情很好，说会儿话，咯咯笑几声，然后突然又睡了过去。他撑不了多久就得承认自己生病了，必须打消继续旅行的念头，不然肯定会被哪个司机拒载。晚上八点，渐趋浑圆的明月，将地面的一切照得明亮如白昼，巴士在一个村子广场上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小地方。一座喷泉正无精打采地把水喷入一个水池，水池的旁边有一只闪闪发光的白色破瓷杯。村子里长了几棵尘土满身的树，广场对面有栋房子，看样子可能是咖啡馆，安了一扇大窗，里面贴着什么遮光的东西，外面摆了两张桌子，有人坐在那里喝酒。还有一栋模样结实的老式房屋，上面打着旅馆的招牌。她从地图上找到这个村子的位置，在离海边五十英里左右的内陆。

她把似睡非睡的杰弗里留在车上，自己走进那家旅馆。经理走出餐厅接待她，刚才他在那里帮忙上菜。她换了好几种语言试图告诉他，她和丈夫一道出来旅行，但是现在丈夫生病了。将她救出困境的是法语。马蒂尼兹先生跟她一起到车上，把杰弗里搀扶下车。杰弗里像一堆刚从洗衣机里取出的湿衣服，浑身湿透，双手滑溜溜的，湿漉漉的头发黏着头皮。他们把他架上楼——没有电梯——将他横放在一间屋子的床铺上，这样的房间在欧洲随处可见，里面摆了一张给父母睡的大床和三张给孩子们睡的小床。

马蒂尼兹先生走出房间，不一会儿拿了瓶矿泉水进来：真是一个居家好男人，不用说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有脱水的危险。他扶起杰弗里，她在床边一口一口地喂他喝水。杰弗里喝得很急，表情很是恼火，觉得这水难以下咽。

马蒂尼兹先生离开的时候说，他会尽快找个医生过来的。“可是夫人，你得明白——你应该知道，对吗？[6]——这个村子很小，条件很差，村子里没有医生——没有医生，知道吗？[7]——医生住在离这儿二十英里的地方，可能度假去了，我不知道，但我会想办法的。”

他下楼到办公室去了。凯特坐在窗边一张硬邦邦的椅子上，房间里闷热又拥挤，从窗口望去，又看到了繁星点点的辽阔天宇和被月华染白的屋顶和树木。杰弗里口气坚定地说，他们必须马上动身上另一辆车，接着想起白天坐车时的一件趣事儿，哈哈大笑起来，可是还没等他把笑话讲明白，就又昏睡过去了。马蒂尼兹回到房间告诉她，医生的姑姑讲，医生要三天后才会回家：如果情况紧急，最好跟修女们联系。

“这是个小地方，懂吗？大伙儿都很穷。只有得了重病医生才会过来。小毛病都是修道院的修女给看的。”

他们各站床的一头，看着床上那位无法自理的可怜的年轻人，衣服紧贴身体，湿头发黏着头皮，露出脑袋的轮廓。

马蒂尼兹先生是西班牙人，杰弗里长到五十岁时，大概就是他这副模样。他身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上尖下宽：尖尖的秃头，窄窄的溜肩，缺乏锻炼的大肚腩。杰弗里虽然是美国人，父母都是德国移民，但身体里肯定有一两处基因，遗传自西班牙这个国家，因为马蒂尼兹先生像极了他的父亲。

可是，杰弗里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

凯特心想：换成她儿子，她一点都不会慌张，她会检查令孩子昏昏沉沉的原因：发烧，感冒，还是精神不振；是要看医生，还是卧床休息几天就行，不过问题就出在卧床休息这上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当她遇到太多烦心事儿的时候，她本人就会选用这种方法逃避世事。这种情况就像冬天之于土地：感觉好像所有的热量都退到里面，火焰深藏于岩石之下，太阳已经杳无踪影。一个人或蜷缩着身子，或摊开四肢，因个人性情不同而不同，藏身于肉体、毛发和眼睛背后，仿佛这些东西跟他没有关系，旁人无法触及，如同一只躺在冬日暖阳之下的小狗。

马蒂尼兹先生，几个孩子的父亲，似乎不像她那么着急。不过，从表面上看，杰弗里病得很重，眼睛已经看不见他们了。他直愣愣地看着他们，目光透过他们的身躯，直达他方。他浑身战栗，一阵阵地剧烈抽搐，好像自己都能意识到痉挛的强度。马蒂尼兹先生那对生机盎然的黑眼睛，充满支持和温暖，他用法语说：“没事的，明天他就会好起来，真的，夫人，肯定能……”——好像他是医生，而她是个忧心忡忡的妈妈。他接着说，她可以到他的餐厅吃饭，只是他的旅馆没有他们以前住的时尚高级，只能有什么吃什么。

旅馆餐厅和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的餐厅差不多大小，很可能这里原先就是哪户中产阶级家庭的用餐地点。餐厅里摆放着粗重的暗色桌椅，桌上盖着厚重的白色桌布。晚饭是面包羹、一块烤肉和几个水果。给她送餐的女孩身兼数职，既打扫客房，又点菜端饭，还要给厨房打下手。这间旅馆招待过来访的政府官员，总部在几英里外的警察，以及前来听取修女忏悔和布施圣餐的牧师。

她轻手轻脚地爬到床上躺下睡觉。离开布莱克希思她家那座大花园后，这是第一个安静的地方。西班牙海边、伊斯坦布尔，以及伦敦的国际食品组织——无一不喧嚣吵闹，人们跑上跑下，脚步声噼里啪啦，叫喊声、说话声嘤嘤嗡嗡。而在这个地方，临近半夜醒来时，竟然听见马匹或驴子“嘚嘚”地从窗前经过。杰弗里此时也醒了，好像这段时间没有犯糊涂似的，坐起身来像平常人一样问，有什么可吃的——到哪儿去拿？

她把情况说了一下。此刻村里万籁俱静，旅店里也悄无声息，他俩都很高兴一切恢复正常。他说：“这么说，我一定是生病了？”她说是，然后穿着睡袍到楼下，像在自家一样，看看能否在餐厅找到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她知道这个时间，女佣和马蒂尼兹先生——他的妻儿到巴塞罗那走亲戚去了——都上床睡觉了。她在那张巨大的备餐柜上找到一条面包和一些黄油，上面盖了防蝇罩。她拿了几片面包、一点黄油和几个水果回到房间。这个时候，杰弗里已经冲完澡，梳好头发，穿戴整齐，提议到外面找间咖啡屋或餐馆坐坐。他似乎精力充沛——但这一点令人怀疑，因为他爱发脾气，烦躁异常，这是个不好的预兆。她又把情况说了一遍，解释说村里人现在肯定都在睡觉，旅游点又离得很远，不过到早上他们就可以离开了。他把食物狼吞虎咽吃下肚，好像在生它们的气一样，接着提议外出散步赏月，就在这时，他又犯病了。

他抓住床尾，有点站立不稳，面色发黄，嘴里说着就快好了。他爬上床躺下，又没了动静。

到了早晨，他可能就会好起来的。

果然，他醒得很早，于是他俩一起下楼到餐厅就餐，马蒂尼兹先生正在里面喝咖啡。她坦白交待了昨夜的偷窃罪行，他已经明察秋毫，不过表示理解她的行为。与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很舒服，只是她注意到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前一天夜里，她把护照留在旅馆前台，马蒂尼兹先生因为忙着想办法找人给杰弗里看病，没空登记他们的个人信息，到今晨才刚补登完毕。昨夜，她和马蒂尼兹先生像对父母，站在病孩子的床头商量家事，可如今马蒂尼兹先生却不能不想，他的客人关系暧昧，有通奸之嫌。他的神情既忧伤又蕴含责备意味，是哲人那种若有所思的责备，和善的俊眼看着这对情侣，仿佛在说：我们这里个个穷得叮当响，哪有闲工夫动歪念头。

想归想，他还是叫那个姑娘端来新鲜的上好咖啡和英式烤制的大面包——是的，他了解英国人的饮食习惯，因为他弟弟曾在曼彻斯特一家餐馆做过服务生。他像个神经紧张的人自言自语一样，冲他们一遍遍地说：很抱歉，要等到明天才有巴士。他的紧张如果有所暗示，那么暗示的正是他碍于礼貌不便出口的东西，言下之意就是他希望他们这对不守规矩、离经叛道的男女尽早离开旅馆。

而出于礼貌他张口却说，很遗憾，这里没啥可玩的地方：因为这两人不用说是在度假，可惜这么会玩儿的人却被困在了这个小地方，要啥没啥。

他不住嘴地说着，凯特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意识到自己让这个好人感到为难了，只希望屋内的昏暗光线能掩饰她的尴尬与窘迫。此时，马蒂尼兹先生已经知道杰弗里懂一点儿西班牙语，但他故意不搭理他，依旧用法语对她说话。看来，他的不满是针对男士而发？觉得女子是无辜的？莫非他不喜欢杰弗里却真心实意喜欢凯特，即便她有不轨之举？

吃完饭后，他俩走进那个小广场。广场里空无一人。一只狗躺在阴凉处歇凉。此时，八月的日头已经将天空照得明晃晃的，外面好像大中午一样热浪翻滚。广场上，喷泉悄无声息地喷着水。对面一扇长方形的玻璃大窗子吸引了他俩的脚步，屋子大门敞开着透气。这是间咖啡屋，但晚上才营业：大白天没人有空在这儿闲坐。咖啡屋里没有一个人，连服务生都看不到。他们离开广场，走上一条街道，经过一家铁匠铺，来到一个市场。这是本村的市场，卖洋葱、生香肠、散装橄榄油（从桶里打）、沙丁鱼（上面撒了盐巴，被挤压得面目全非）、红中带青的大西红柿（西红柿藤和田地的味道扑鼻而来）、巨大无比的白面包，以及青辣椒。这里也许住了上百户人家，离市场几码远的地方就是庄户人家的田地，散落在橄榄树和石头之间的玉米正日趋金黄。

他们不声不响地转回广场。马蒂尼兹先生看见他们打算进咖啡馆，于是就在旅馆正门的大树下摆了张木桌子，然后朝他们挥挥手，示意他们过来坐，接着给他们端了两杯搁了柠檬片的矿泉水。他俩在桌边坐了下来，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落入别人注视的目光。村子里那几幢零星的房子现已窗门紧闭，但隔窗有眼。有一两次，一个农民或做工的经过他们身边，向他们问了声好。这些人不亢不卑，矜持寡言，和杰弗里印象中的一模一样。这就是他四处找寻的东西：它们存在于马蒂尼兹先生含蓄的责备之中（虽然如此，此时的他却在厨房吩咐厨师按照客人的口味而不是村民们的口味准备饭菜）；存在于窗后或站或坐并未露面的女子身上；存在于清晨在喷泉边打水的男人们身上。

但是，他俩坐在那儿，无遮无拦，感觉如同受刑。

周遭是如此的贫穷破落，就连他俩身上的衣服——虽然在他们的国家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到了这里都成了众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她的手袋——以前她一直对它不予重视，现在却忍不住拿眼瞧着这个放在粗糙木桌上的闪闪发光的精品——很可能要花去当地人一个月的收入。这是她在伊斯坦布尔那家酒店商场买的，为了犒劳自己。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都不是关键所在，因为她清楚，经过他们身边的和在窗后注视他们的，没有一个人对他们的衣服、手袋、鞋子说三道四，真正让他们骨鲠在喉的是她和杰弗里，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无所事事却能想怎么玩乐就怎么玩乐，整天悠游自在地四处闲逛，关系不清不楚却毫不介意。

这里离海边城市不过五十英里之遥；但在那里，他们，他们这样子却成了常态。所有的人，至少是所有的游客，都是自己开车，或坐巴士、轮船、飞机、火车，乃至徒步穿行于不同国家，大老远的从这个洲到那个洲，就为了听场音乐会甚至到哪个饭店吃顿饭，可以随意交友、恋爱和做爱，简直令这里的村民难以想象。

他俩就坐在那里，一个是凯特·布朗，四十五岁，四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的妻子，此时这位医生很可能正在会上宣讲神经系统的某个疑难问题；另一个是杰弗里，几乎可以肯定明年这个时候，他已在华盛顿舅舅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虽不甚开心但也尽职尽责。这对“情侣”坐在那儿，看不出有任何情感纠葛，等到他俩回望这段旅程，就会发现“爱情”是其中分量最小的成分。这个地方近百年来，没有一个女子或姑娘享受过这样的自由。包法利夫人将依然憧憬他们的奢侈；而男人们，像马蒂尼兹先生的弟弟，在曼彻斯特做过服务生，就会知晓，大城市那种极其复杂的做派和道德观不宜引入此地。但是，这里的男人多为农民，整天跟土地打交道。他们种麦磨面；种油橄榄，半卖半留；种西红柿。像祖辈一样，在富裕贵族的庄园干活，而那些贵族一年多半在马德里或海边别墅逍遥度日，所付酬劳令这里的村民个个瘦弱干瘪。

正午十二点，阳光渗透树叶，像块网眼织品，悬在他们头顶，于是他们退回旅馆，这时杰弗里突然昏倒在地。她和马蒂尼兹先生再一次把他扶到楼上床上躺好。

杰弗里又不知人事了，茫然的目光，又惊又恼：你们凭什么要我神采奕奕？它们质问道，看着房顶、墙壁、窗户这个阻挡光线的方框，以及马蒂尼兹先生。他再次大汗淋漓。马蒂尼兹先生一脸歉意地翻了翻年轻人的眼睑：里面黄黄的，然后无声地指了指白色床单上的黄手臂。他摇了摇头，随后一路小跑地到楼下给医生的姑姑打电话。

医生的姑姑说，医生会定期给她打电话问家里的情况，到时她会告诉他，有个美国小伙子发烧了，流了很多汗，眼睛和皮肤都变黄了。马蒂尼兹先生说，她认为他得的是黄热病：她在南美有个亲戚，就是得这个病死的。他耸了耸肩：当然，那个好心女人的话不必放在心上。

她回到楼上，发现杰弗里已经彻底垮了。他软塌塌地仰面躺着，没有一点儿力气。她拿起他的手臂，他的手臂却“啪嗒”一声滑到床上，看上去好像身上的骨头已经松了或缩小了，眼睛半睁半闭，像死尸一样。但她却对自己频频说（当然是不出声的，就像对孩子或那些选择与世俗责任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们一样）：“是呀，他也没办法，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做个律师，要么当个浪子，此外他别无选择，肯定是这个理由，不然他不会躺在这里，发着高烧，皮肤蜡黄——但他没有生病，不像得了霍乱或出了麻疹的人那样，是身体出了问题。”

可是毫无疑问，杰弗里病了，的的确确得了病，但是假如他只是个西班牙帮工，或耕种几分薄田的农民，不做事就意味着饿肚子，看他生不生病。当然，她绝对不会当面对他说这些气话，不会的，即使她按捺不住这种想法，希望他回到美国老家慢慢度过这场精神危机，这当然是……至于她呢，因为马蒂尼兹先生不在附近，她冲着自己嘟囔了一句粗话，她来这里是为了解决生理需要。她就是奔这个来的——身体和肉欲的欢愉：希望身边能有人跟她说说笑笑。她摁了摁杰弗里的额头，然后扶他起来喝水。

旅馆餐厅有个穿制服的肥胖男子，腰间别着把枪。他穿的是军装，枪口对着食物，餐厅的那位姑娘为他端了一份肉羹凉汤、冷肉、色拉和面包。

凯特回房看见杰弗里还是老样子，和她离开时一模一样，于是又喂了他几口水，然后瘫倒在床睡着了。她昏睡了很久，仿佛在聆听什么听不见的东西；心里的老师想让她明白什么，可是她太过愚钝，拐不过弯来。她梦见那只海豹，或者说她刚才梦见了它，因为她感觉得到海豹沉重的身体。它身上仍然潮潮的，她泼在它身上的水还没干。她的身后是一轮阴郁的太阳，低低地垂在天幕，缓缓下沉，划过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地平线。这轮太阳并不大，没有一点儿热量，所有的一切都日渐灰暗；她好似在永远寒意料峭的黄昏，不停地走啊走。

第二天早上阳光撤离屋子的时候，好像在杰弗里的肌肤上留下了一抹颜色。她找到马蒂尼兹先生，问他能不能再联系一下医生。但是那位姑姑没有接电话：原来早上这个时候，她都在修道院的教堂帮忙。巧的是，凯特和马蒂尼兹先生站在窗边商量怎么办的当口，一辆卡车驶入广场停了下来。那是辆破旧的福特车，司机正从喷泉汲水灌散热器。就在这时候，一匹马拉着一种类似马车的东西走进广场，这种马车肯定在西班牙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马儿渴坏了，直奔喷泉找水喝，而卡车司机就把空油桶放在马鼻子上接水。

马蒂尼兹先生紧皱的眉头顿时舒展，他跑出去与卡车司机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回来告诉她，那个人——是个修路工——答应把杰弗里送到修道院看病，就是他们得动作快一点儿。

凯特和马蒂尼兹先生想给病人穿上衣服，病人倒是很听话，可是手脚又重又沉，他俩只好放弃，随便找了条毯子把光溜溜的他裹紧。他们抬着裹得像茧似的杰弗里下楼，将他放到高高的卡车车厢内。马蒂尼兹先生跟车过去，因为那儿的修女只会说西班牙语。他忘了“黄疸病”怎么用法语说，就称之为“黄色的病”——这只是外行人的诊断，修道院将接手处理。

卡车猛地冲出广场，杰弗里像个伤员，有气无力地坐在旅馆老板和修路工之间。

此时已是早上十点。

晚上五点，马蒂尼兹先生回来了，带回消息说修女们愿意照顾杰弗里，然后以凯特的名义给修道院打了个电话，被告知杰弗里在睡觉，她们认为他病得不轻，但得等医生从阿里卡特过来，遇到重病号他会出诊的。

凯特决定走路到修道院，虽然在那儿她帮不上一点儿忙。她以前从未注意到街边这条小路：这是条小巷子，或者说胡同，算不上街道，破破烂烂，两侧民房挨民房，一间房住着一户人家。房子前门开在小巷一侧，后门开在另一侧。大门洞开，每间屋里都有个头儿不等的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年龄可能和凯特差不多，或者小一点儿，但看起来像老妇似的。还有许多老年人，坐在胡同椅子上，身边是孩子和山羊。这里看不到中年或年轻男子：他们都在外干活。凯特笑容满面地走在小街上，觉得羞愧万分，又找不到任何理由排遣自己的羞愧之情。每隔一小会儿她就对自己念叨，要是在五十英里外的海边，芸芸众生中自己压根儿不起眼，像她这样的人，成千上万——的确，在这个月，数以百万计——她只是洋洋道德大观中的一小分子。可是，她的办法根本不管用。那些可怜女子的微笑和招呼声，她们身上的破烂黑衫，成群结队的小孩，以及那死寂的、毫无生气的、从骨子里透出的贫穷，都在大声控诉她，控诉她这个穿着入时白裙、留着深红色时髦发型（虽然头发分际处现出一缕花白头发）、身挎时尚女包、手脚白皙细腻养护精心的女子。

她走到巷子尽头，这条巷子总共百来码远，来到一片种植油橄榄的乱石坡，那儿有一条马车道——今天早上，那辆卡车就是从这儿颠簸前行——她回头望见小巷拥挤不堪，严严实实，满巷的黑衣女子和牟利罗[8]笔下那种光脚丫的孩童，全都盯着她看。

她面颊发烫，继续前行，穿过油橄榄林和麦子地，绕过一棵桉树来到修道院，那棵桉树的清香比油橄榄更加馥郁。铁门两侧是一圈石头高墙，门内有一个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面有几丛花朵绽放的灌木和一栋两层刷上石灰的楼房。她穿过院子，眼前赫然立着另一扇大门——显然这才是正门，她刚才经过的那扇门只是第二个出口而已——意在表明教堂至高无上的地位：修道院、围墙、侧门；油橄榄、麦田、乱石土地，皆得俯首听命。教堂屋顶闪闪发光，与如火的落日交相辉映。凯特朝那一扇她如今可以肯定是后门的大门敲了敲，马上被笑盈盈地迎进里面。起初迎接她的是一个黑袍修女，紧接着又来了一个、两个，不一会儿就聚了一小群，她们全都知道她是谁，准是过来探望病人的。她被领着走过院子，来到一个小房间，杰弗里躺在里面的一张铁床上，床头上方挂了一幅闪闪发光的《流血的心》，床头矮桌上摆了一尊基督受难像，石灰墙上挂了一个象牙十字架。

早上送进来后，药物使杰弗里越发不省人事了。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摸上去又冷又潮，身上的肌肉好像画的一样。她这一趟不如不来，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她在那把伺候了许多人的椅子上坐下。修女们给她端来咖啡、蛋糕和一杯红酒，她们总是笑眯眯的，很高兴她能造访这里，给她们侍奉上帝的机会。过了一阵子，她谢过她们，起身离开。她走进教堂，里面安安静静，弥漫着祭品的香气，她原本想在这里坐会儿理理思绪，甚至可能想想做个什么祷告，看来此路不通：这个教堂虽然不大，无甚名气，无甚地位，却也装饰得金光闪闪，珠光宝气，所费之资区区几千子民吃饭看病还绰绰有余。这时冒出这个想法，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是个古怪的想法，因为自己一身本事派不上用场，所以将满腹怨气转嫁于教堂——但出于逆反心理，她坚持己见，走出教堂，重新步入芬芳、温暖、亲切的黄昏，朝村子走去。

那条住户林立的小巷里，男人们已从田间归来。她很喜欢这里的黄昏，家家户户灯火绰约，令黄昏的气息顿时浓重了许多。这样的夜晚好美，好美，下午好，下午好[9]。走在黄昏路上，成群的孩子围着她跑前跑后，一直跟她到旅馆门口看见她走进去，才像受阻的鸟儿一样盘旋着飞离障碍物，叫着嚷着冲进茫茫暮色之中。

她到旅馆餐厅吃饭，一个上了年纪的牧师和她一起用餐。席间她获悉这位老人根本不是修道院期盼的医生，他俩的晚饭有一份又热又稠的汤、煎蛋、辣椒炒西红柿和炖榅桲。她请牧师替“她丈夫”诊查完后打个电话给她，对方冷淡地安慰了她几句，他觉得这么做无伤大雅，接着她回房静候电话。牧师打算像她那样走路去修道院，到了那里肯定会先向那群身穿黑衣的和善快活女子问明情况，然后再给杰弗里做检查。午夜时分楼下的电话铃声尖厉地响了起来，随后马蒂尼兹先生上来告诉她，胡安牧师认为年轻人得了黄疸病，不过也有一些症状和黄疸病不符，要等三天后当地医生来修道院例行出诊的时候，可能才知道具体病情。

她躺在床上睡得很不踏实，似醒非醒之间，在一个浅浅的梦之湖中，思想的影子仿若鱼儿一般，清爽敏捷地游弋其中。梦中一个离黑暗的北部乡村颇为遥远的地方，她和海豹正吃力地朝前走着。她醒得很早，只有一缕初现的灰白晨光划破黑压压的天际。她坐在窗边，静观村庄的苏醒。

不久，一个男子来到喷泉边，把手伸进喷泉，让水往脸上喷，接着在水流下方垂下脑袋，侧着脸喝水，微弱的阳光照着他棕色的脸庞。

一匹黑马从旁边小道溜了过来，耷拉着脑袋站在那儿，眨巴着眼睛驱赶飞蝇。

一个女人走出家门，搬了把木椅子放在尘土中，然后返身进屋拿了菜刀、一个装了青椒的搪瓷盘子和一只塑料碗出来。她穿了一件欧洲贫寒女子常穿的破旧黑衣，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好像坐下来很痛苦似的，接着把碗搁在膝头。她把搪瓷盘子贴着肘腕放好，然后将青椒片切入碗中。她很老了，是个疲倦的老妇，斑白的头发紧紧挽在脑后。她头脑里想的东西与凯特不谋而合：不对，可能搞错了，没准儿我会发现人家根本没那么老呢，待会儿就会清楚的——女子抬头径直看着坐在窗边身穿白色褶皱睡袍的凯特。女子笑了笑，凯特也笑了笑，知道自己露不出她那样的笑容：那女子的岁数当然不比她大，只是她像那匹马儿一样疲惫不堪。

凯特离开窗口换好衣服。餐盘送进来了，上面有咖啡、糖包和果酱。此时阳光满屋。她拉上窗帘遮住明晃晃的光线，屋里没书可看，只有几本买了快一星期的杂志，但怎么看都像盗版的货色。她想在这个地方，这样的村子里，怎么可能有正版货。她无所事事地干坐了许久才有胃口吃早餐。之后，她又睡了一觉，然后走路去修道院。杰弗里躺在石灰小屋里，地上洒了香水。修女一天要往地上洒好几次香水，湿润干燥的空气，使悬浮在修道院四周如同漂白过的布匹似的尘土降落地面。

她强迫自己再次路经贫寒人家回到旅馆，在房间待到晚上十点才吃晚饭。晚饭后她很想上咖啡馆，这个时候的咖啡馆营业了，可她自然是不能去的，因为里面都是男人。就算跟杰弗里一起都不行，会很尴尬的，会让那些夜夜到此消遣的人们无所适从——因为对他们来说，咖啡馆就是家庭生活的延续。

她希望能找到什么事儿做，结束这么久以来她一直告诉自己必须结束的事儿：想事儿。但是，她不是在想事儿，她是在感觉。她很想家，很想家中的日子——当然都是过去的事儿。然而，她好像在脑子里构筑未来，一直努力着想勒住思想的缰绳，说“都过去了，都结束了”，可是努力的结果却让她心绪翻腾，难以驾驭。

她想念丈夫。

五月离家时，她的情绪波动很大，一会儿需要爱一会儿又讨厌自己的需要，一会儿渴望获得更多自由一会儿又渴望像懦夫那样有所束缚，而现在她只剩下一种渴望，可是她的渴望得推到将来——秋季到来方能实现。她渴望丈夫的身体，就像多年前她还是姑娘时想念心上人一样，只是她此时的渴望，较之更强烈上千倍，因为她积累了如此众多的回忆滋养这份渴望。她花一整个白天和半个不眠之夜，用手指拎着婚姻，凑在灯光下条分缕析时，一个轮廓清晰的小东西——直到现在她仍将其拒斥——那具搏动的肉体和她的记忆，却与丈夫幽会去了。可是，她的理智对他已然失去激情，就像一个在男欢女爱时有意选择享受肉体欢愉的人一样——激情不再而心力交瘁，为了努力让自己的行为荣登大雅之堂，几乎不惜拥有此等精神：我虽不苟同他的想法，但我会致死捍卫他的权利，等等。她的心里总觉得他很可笑，觉得他像个贪吃糖果的小男孩。

她的性需要——悬置真空中，没有得到她的想法、感触和对未来期许的支持——背叛了她此时的信念，她以为现在只有一件应做之事：理清过往的生活并想清楚将来何去何从。虽然她的情形和人们饿肚子的感受并不相同：她并不觉得遭罪，或极其渴望，因为性之于她，抛开那一种奇怪的刺痛，其实如同闻到食物的香味或看见柜台上的巧克力紧紧抿住嘴巴，只是暂缓一段日子而已。暂缓至秋天。暂缓至没有那些事儿的未来，或者不同于她丈夫、她自己，以及孩子们以前构想的未来，因为五月那个令人难忘的午后，已经让一切改头换面了。未来不是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延续，从未来回首这个夏日，它似乎是段无关紧要的空白时光。不对，未来将以她的童年为开端向后延伸。因为这对她来说越来越重要（因为她对性的需要像被错置的东西，仿佛一个从她身上取出的器官，放到身边由她打量；又像一个畸形孩童少了某些功能，没有未来，没有目标），似乎她刚刚逃脱疯狂的魔爪，似乎自从她成为怀春少女决意为自己寻得一个如意郎君（当然，她那时的想法非常浪漫）直到最近药力开始失效，这么多年里她一直疯疯癫癫。如今看来，那些年她好像背叛了真实的自我。她的身躯、需要、情感，一切的一切，像向日葵一般绕着一个男子转动的时候，双手一直捧着一样东西，一件宝物，巴巴地想送给丈夫、孩子们，以及她认识的每一个人——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走，瞧上几眼。然而，她想赠与的东西却是她身上真真切切的部分，虽然她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为，因为那东西一直被她本人和他人忽略了。

即使现在所有压力尽数而去，剩她孤家寡人一个，拥有了她在那些年里为家人鞍前马后时常常向往却难以企及的条件，她仍然无法休息，无法思想、理解和吸收——因为她老是觉得自己在朝未来漂流，漂入丈夫的怀抱，流进那一片容纳了她的过往的亲密海洋。她的心里把这些视为一种疯狂行径。她渴望过去，但想到过去又很烦恼。她独自坐在旅馆的客房中，强烈的思念之情使她恍恍惚惚，好像回到了家中的床上依偎在丈夫怀中，飒飒寒风将落叶吹得房子四周都是，但是家的温暖将他们牢牢封闭在一个地方：过去。

她坐在窗边，最后她成了此处唯一一个清醒的人：村子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对面山边亮了几盏灯，马蒂尼兹先生说那里是另一家修道院，远远地闪着微光，如同几英里之遥点亮的飓风灯，灯光被风吹得闪闪烁烁。不过，那里的灯光忽明忽暗，是因为婆娑的树叶不时遮住修道院大门上唯一的那盏灯的缘故。第二天早上她到山间小路散步时发现了这个秘密：一栋白色小屋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橘林间，母鸡在林子里扒拉着觅食。一个修女在锄地，黑袖子上卷露出一截手腕，泥土溅得黑袍一身都是。

那个基督的新娘笑容璀璨地看着凯特；凯特也回了一个笑脸。疯了，她心想。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这些该死的人，所有的东西，都疯了，男的女的都一样，全疯了，疯了都不知道。这是个囚禁在自我选择的牢房内的女子，这就是她，一个记忆的囚徒，记忆中的迈克尔——在吃巧克力，他不是在认真品尝，而是拿起一粒咬一口，就赶紧吃第二粒，第三粒还没入嘴就被他随手扔掉了。

挂在修道院正大门上的灯罩是铁制的，看上去年岁久远。很可能是特意设计成这样，就要给人一种古旧的感觉。让夜间灯光摇曳的，是一棵古老的橄榄树的树叶。

回到旅馆时马蒂尼兹先生对她说，她不该在这么热的天气，一个人瞎走。他很难过，这里没什么好玩儿的地方，不过她可以到旅馆后院转转，通常那儿不对客人开放，但可以为她破例一回。

后院有一个小池子，水面覆了一层尘土和密密的浮萍，浮萍叶子上面有很多水珠，一群金鱼吃力地游在其中。院子对面，有一块阴凉处，坐着一个老妇，她是马蒂尼兹先生太太的姨妈。她在边看《圣经》，边织一件黑毛衣。

傍晚，凯特又去看望了一次杰弗里。修女们说，他仍然不言不语。不过现在他睁开眼睛，好像认出了她，像没事人一样招呼道：“哦，你好，你来啦，还好吧？”接着他又睡着了，或又昏过去了。

那天晚上，当地的医生到修道院来了。修女打电话给马蒂尼兹先生，说杰弗里可能得了伤寒，有这种可能性，不过不用担心。

第二天早上又说他得的不是伤寒，至于是不是黄疸病尚未确诊。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她穿过穷街陋巷和橄榄树林到修道院看望杰弗里，在他身边坐一阵子。回到旅馆后她坐在后院里，气乎乎地，是生自己的气——后来她梦到了那只海豹。梦的气息久久萦绕她的脑海，即使睁眼醒来，也知道那种氛围、那飞闪而过的情感片段——如果该词妥当的话——是那个梦中的气氛，和那只海豹休戚相关。一直以来，她对梦的态度都非常客气，睁大眼睛竖着耳朵，总想从里面看出点儿什么门道来。自打小时候五六岁起，她就能伸手触及那个隐藏于白日背后的领地，触摸栖息其间的某一熟悉物体，在其中行动自如，不惊不怕。她发现梦中之事如同寓言或神话故事，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她已经做了好几个类似这样的长梦，一旦发现某个熟悉主题发展到了新阶段，她就会睁着眼睛久久躺着，直到发觉自己早已醒来，想着那些化为人形的想法，只有从这些投射于梦之墙上的憧憧光影中，她才能窥视一二。

可是，这个梦，这个海豹之梦，和她以前知道的任何一个梦的性质都不相同。并不是因为它像极了“真事”——她做的许多梦都像真的，和醒时看见的真人真事一样。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梦中的氛围不同一般，即使海豹不在那里，她也能进入其中——事实上，这会儿它就没有出场，到别的地方忙自己的事去了。她可以进入梦境，知道自己身临的是“海豹之梦”。在这个时候，这个烈日炎炎的八月，待在这个尘土飞扬的穷村旅馆中，除了探访杰弗里静候他的康复，除了和感情中的自我厮打纠缠，因为那个自我在她内心复活了，像个叛徒，此外睡觉做“海豹之梦”已成了她生活中和前两件同样重要的大事了。她被这个梦牢牢缠着，它会自行出现于脑海之中。

一个炎热的下午，午后小睡时间她跟海豹进入了一个角斗场，看景色是一个北部地区的罗马圆形角斗场。她站在最底层。突然，各种猛兽从角斗场墙后打开的笼中纷纷跳出，狮子、豹子、恶狼，以及老虎。她带着海豹撒腿狂奔，尽可能往看台高处跑，野兽们紧追不舍。她奋力爬到角斗场边，边上有一根摇摇欲坠的木头柱子，她和海豹抓住柱子，柱子摇晃不已。她抓紧柱子拼命想坐到上面去，把海豹高高举起，这样野兽的爪子和尖牙就伤不着它。野兽在下面咆哮着、吼叫着。她想她没有力气一直举着海豹保全它。但她坚持着，野兽在她的脚下又跳又抓，不停吼叫，差点儿就够着了海豹那伤痕累累的尾巴。过了一会儿，野兽的跳跃没有那么凶猛了，很快她和手上高举的动物远离了那群猛兽，它们越变越小，数量越变越少，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今天杰弗里被送进修道院已经整整一周了。是的，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染上伤寒，尽管修道院和医生为此奋战了四十八小时。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他也没得黄疸病，虽然他的皮肤是黄色的。他身上的黄色已经全部退去，但发着高烧。可以肯定，他生病了，以目前的体质不能继续旅行。

凯特每天都去看望他，有时一天看望两次。现在他能认出她了。他俩一起说说话，话语不多，但非常友善，聊得很投机，和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初识时一样。他的体温忽高忽低。他说待在这里很高兴：躺在这个朴素的小屋里，看着窗外的那棵树、那一簇牵牛花和几株茉莉，沐浴在阳光之下，这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待多久。他觉得自己没病，他已经忘了自己在这里不省人事地躺了多久。他把在修道院的这段日子看成：躺在白屋中的白色床上，望着屋外的树叶和花朵。

凯特不去修道院的时候就到旅馆的后院静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晚上，她临窗而坐，坐在这个令人警觉的地方，严防记忆、需求、不实的希望趁虚而入，眺望夜空的圆月。

一天傍晚，她没去成修道院。天气热得不行，因为午觉睡得太久，她看到那些不当季的油腻腻的食物，感觉有点儿恶心。她以为自己前夜肯定是在破晓时分，才离开盈满月华的窗口、繁星、对面山边透过灯罩闪烁的修道院灯火。她请马蒂尼兹先生打电话给修道院，转告杰弗里她晚上不过去了，想在床上躺躺。她没有下楼吃饭，送来的饭菜原封没动。马蒂尼兹先生到她屋里看她时，发现她的脸色和杰弗里一样，病恹恹的。

天啊，莫非她生病了？她一直这么觉得——她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但听说她可能得了黄疸病，可能得了杰弗里那种病，她大为宽慰。昨夜她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宿——她已经无力临窗而坐了——看着月亮在星空中移动，但是她一直抱着海豹朝北走。她相信前方什么地方一定是海，如果不是，她和海豹必将命丧黄泉。天空飘起了柔软的雪花，簌簌地落进黑色尖石的罅隙与空洞中。她冷得直打哆嗦，很高兴海豹能够躲在她的怀里，免受风雪的侵袭。海豹把脑袋靠在她肩上，她感觉到它柔软的短须抵着她的脸颊。她知道，海豹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知道，她正带着两条命——自己的和海豹的——走进眼前的冬日，一如她打开手掌伸向嗖嗖寒风，掌心搁着一片枯叶。

马蒂尼兹先生说，她该发句话，让他给医生的姑姑打电话，她会叫医生过来瞧她的。凯特知道，如果这样做她极有可能躺进一间石灰墙小屋，和杰弗里紧挨一起。要是她生病了，或者快要生病了，她就回家去。虽然直到现在，她还是觉得把杰弗里一个人扔在这里不可行，因为这样做太冷酷了，太不负责了，但她心底里也在嘀咕，再怎么说，他都是三十岁的成人了。没有她守在旅店，一天过去一到两趟，陪他个把小时——反正这样的事儿她现在也做不了了——他能活下去，说不定还好得更快。她可以离开的。她叫马蒂尼兹先生给修女打电话，把这个消息转告他，然后又向马蒂尼兹先生要了纸——旅馆没有专门的纸——给他写了封信。信很短，说了几句逗乐、遗憾的话，把自己狠狠调侃了一番——写信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病了，因为她写得非常辛苦。到时他会回一封类似的信给她。到那时，这个小村子，连同他俩在此的不凡经历，都将迅速滑入过去，如同电影，以同样的顺序开始这个故事——一对男女并排坐在一辆停在什么地方的乡村巴士上，看着车窗外的月光。这是个乡村广场。在处处裂缝的小喷泉池边，一只白色瓷杯闪闪发光。男人们坐在咖啡馆外喝酒。村子里长了几株模样奇怪的大树。是生了什么病吗？不是，是因为落满灰尘的缘故。

她拎着行李站在喷泉边，先前她把一笔便宜得叫人难以置信的食宿费交给马蒂尼兹先生时，他紧紧抓着她的手，眼里含着泪水。她感觉到自己的眼眶也湿湿的，但心里再一次窘得不行，因为虽然马蒂尼兹先生喜欢她，但还是很震惊。是的，他的确非常喜欢她，也明白那个不幸染病的年轻人选择她当旅伴乃情理之中，尽管她的岁数要比他大一大截（护照里写得一清二楚），但是他还是很震惊，虽然心里遗憾，但震惊依然。他知道这年头像他们有这样的关系的人比比皆是，但他并不觉得世界会因之变好——他握着她的双手，那双善良又富有生气的潮湿双眼将这些及许多别的情感表露无遗。清晨的阳光下，巴士微微摇晃着身子，等着那两个乘客，凯特和一个年轻姑娘。马蒂尼兹先生说，那姑娘是她去修道院路过的西红柿菜地主人的女儿：她要去一家好挣钱的海边旅馆当一个月帮工，然后回来帮助妈妈带六个弟妹。

马蒂尼兹先生把她的行李箱提到车上，告诉司机这位夫人身体不大舒服，车开稳一点儿。这一点她真的需要，一路上她感觉又热又恶心，到了海边乍见白花花的阳光，一阵头晕目眩。这时候刚好是大中午，她头痛欲裂，应该卧床休息才对，可她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回伦敦去。

她在海边搭上另一辆巴士，没过多久就到了一个有旅行社的大镇子，到下午五点就找到了一位医生：在离海岸线几英里远的内陆，那些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不等上几天是看不到医生的影子的，那还是看在教会的面子上。

医生先听她说了说黄疸病和伤寒的情况，然后给她做了个检查，说照他看来，她是贫血。他建议她回伦敦后马上去看自己的医生，虽然他本人觉得不用多久她就会自行好起来。他开了一点镇定剂给她，要了五英镑的诊费。这很自然，在这个人潮汹涌的季节，黄金之河在大海之滨滚滚奔腾，而这位夫人显然颇为富有——看看她的衣裳、手袋和鞋子！——要这么点钱过分吗？

这位夫人，从医生的身上看到自己对杰弗里的态度——至少最初的态度——他生病是因为他的意识想生病。但她还是觉得浑身无力，坐不了巴士和火车，于是租了辆车载她去飞机场，重返富裕之国。

她坐在机场的一把椅子上昏昏欲睡等人退票，看到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她干脆找了张长椅躺下，两眼一闭，不理睬其他乘客的好奇心与不满情绪。她得的这种病，管它叫什么名儿，主要症状就是畏寒、恶心，她总感觉既想吐又怕冷。终于，她在第二天凌晨到来之前登上了飞机，到了这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她以为自己肯定会死，希望一死了之，可一到达伦敦满心想的念的都是自家屋里的床铺。她的屋里挂着花窗帘，帘子一拉就看得到阳光、月光或云朵的流光洒满夏日的树梢——噢，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自己的家中，也许哪个孩子已经先行一步到了家，能够帮她一把也说不定。她把家中地址递给出租车司机，这才猛地想起自己已经无权问津那里：此时一群陌生人正鹊巢鸠占着呢。她叫司机稍等片刻，她得想想去哪儿。他依命等着。钟声滴答打探着她内心的为难。她想，在八月这个时候，住到伦敦酒店的客房中无所事事，非正常人所为，但她又不想打扰朋友，尤其是玛丽，她知道玛丽会热情接待她的，就是说，如果她没有搞什么地下情——孩子们也碰巧不在家的话。

最终，她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司机，暗示说他的关心会有回报的。他载着她驶往伦敦，时不时回头看看她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该送她进医院。他载着她来到一家又一家酒店门口，他让她待在车里，自己下车向一个又一个前台服务员说明她的情况。最后，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的一家酒店，一家迈克尔·布朗太太觉得太过昂贵的酒店门口，他走过来说，要是她能等个把小时，这里就能腾出一间带浴室的双人间：听到酒店的价格，她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但她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