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食品组织

她既着急害怕挑不到得体的裙子参加面试，又担心自己的发型——的确很郊区主妇风，这个她清楚——赶紧在心里调整了一下自我形象，使其不同于迈克尔·布朗太太。不过，她的种种担忧，全属多此一举。因为她才刚踏进查理·库伯先生的办公室，对方就说：“谢天谢地，你总算腾出时间过来了。今天就上班，可以吧——很好。”

她的朋友兼介绍人艾伦·波斯特说她是个极其能干的家庭主妇，经他们一再怂恿才同意暂时撇开家人，为这个国际大组织分忧解难。刚开始的时候，她被列入一个特殊小组即业余翻译的名单之中，搞得她觉得自己像是来打下手的。

后来情况有所变化，原先物色好的四个翻译能手中，有两个因家庭和身体原因，打了退堂鼓。

“这整件事儿就是邪乎，怎么就这么背运呢！”查理·库伯嚷道，“不过我相信有了你，我们就会转运的。”说完他催着她一路小跑地穿过一条亮堂堂的宽阔走廊，走廊上安了许多窗户；然后又赶着她走进一个大电梯，电梯里挂了一幅画，画上的黑皮肤女子笑盈盈地从翠绿的树上采摘咖啡豆；出了电梯又穿过一条富丽堂皇的走廊，先经过黄油会议小组，然后是糖会议小组，最后来到一个宽敞无比的长方形房间，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油光发亮的椭圆形桌子，一看到这张桌子，立即让人联想到，肯定在某个地方有家工厂，专门为国际会议生产超大号桌子，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应有尽有。

有场会议正在进行。会议桌上放着水杯、铅笔、水笔，以及写了字的散乱稿纸。椅子七歪八扭，但上面空无一人；代表们都在楼下喝东西——大概是咖啡吧——聊眼下最平常的话题，谈论公共部门或公共场所的职员办事效率低、工作能力差什么的。进来的人数越来越多，也就有越来越多人谈论这个问题，说话人的火气也越来越大。而服务人员呢，本来就麻木迟钝，此刻就更跟不上客人的要求了。直到这个时候，圆滑的查理·库伯才告诉凯特，本来是希望她早上十点就能开工，给第一场大会开幕帮忙，不是十二点现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不是她的错，又没有人通知她，他搞不懂为什么老出状况。没错，他想到了，是有人对她说：“早上能过来一趟吗？”——就是这样！

可是，现在她能上阵吗？是马上，或准确地说，会间休息结束后代表们回到会议室的时候。除她之外，当班的还有一个葡萄牙语同传高手。

凯特先前以为，今天只是初试，所以她对好几个相关人士说，她会赶回家洗衣做饭的。不过，她可以出去打个电话，然后……查理·库伯一听立刻愁容满面——代表们马上就上楼了，就因为她，凯特到位了，才把他们全部招回来的。凯特痛苦地叫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做事都是有板有眼，井井有条，面对这么突兀的安排，她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至少查理·库伯可以替她打个电话，说布朗太太没空，在忙别的事情。这个电话是要打给艾琳的：她强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请他代说妈妈爱她，谢谢她的支持。凯特听话地跟库伯到一个年轻女子身边，这个女子给她讲了工作中要注意的事项。会议室的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了一台仪器，接收从非母语译成母语的语言，即把讲话人的声音传输到听者那儿。通过凯特，这一环节尤其重要。仪器上面开关众多，每个开关都接通一门外语，连着耳机。房间两头各有一间玻璃同传室，里面的开关、接收器和耳机就更多了。凯特要做的就是坐在同传室里，听见用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发言，就边听边大声译成葡萄牙语，她的声音会通过传输器送到说葡萄牙语的代表耳中，那些代表多为西班牙人，不懂英语，或者懂英语却宁愿说母语。她本人就像一台机器，传入耳朵的是一种语言，送出嘴巴的又是另一种语言。

当然，尽管翻译人手不够，她也不会独自在同传室待上一整天。库伯会经常派人替换她，让她休息，补充那无比重要的精力，因为搞同传是极其累人的活儿。对这份工作非同一般的繁重程度，查理·库伯强调了一遍又一遍。刚才他出去给她家人打了电话，自以为那是个不值一提的小忙，所以没告诉她，这会儿刚回来。凯特和他一起坐在同传室里，头戴耳机，在他的帮助下熟悉开关的使用。他一边指导一边在便笺纸上写告示：本次会议未能配备足够的翻译，组委会对此深表歉意，恳请各位代表宽贷、体谅。他拿着这页纸，急冲冲地跑出去，找打字员打字。透过同传室的玻璃，凯特——现在里面就她一个人——能看见会议室，从她这个位置看，非常悦目。高高的窗户，四面墙都用赤褐色木板包好，上面的纹理各式各样：木纹的、螺纹的，以及图案形的。地上铺的是清一色深蓝地毯。

就是这个房间将决定数以百万计小人物的命运和财富，决定他们今后种什么庄稼，吃什么和穿什么——还有想什么。

查理·库伯拿了一叠纸——那一页致歉信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神奇地变成一大叠——往每个座位分发，尚未发完，代表们就有说有笑地鱼贯而入。这群人真引人注目啊！国籍不同、肤色各异的俊男靓女汇聚一堂，此情此景正是电影制片人梦想拍摄的联合国图景。话又说回来，演员能演绎出这种漫不经心流露出的威望，能表现出这份满满的自信吗？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单单这种气质，就足以将他们和助理、秘书，以及随从人员区分开来。这群男女分别在各自的座位坐好，依旧从容不迫地说说笑笑，神态之间明白无误地写着“权力”两个字。每个手势、每个眼神，都传递着自身的作用和占据的分量。

有的代表穿的是民族服饰。其中有五六个男女，来自非洲什么地方，显得鹤立鸡群，让其他所有代表相形见绌。他们个子高大，举止优雅，衣着气派——袍子褶皱、耳环耳饰、转头回眸无不恰到好处。如果有个男子，他的决定能够影响千里之外山脚下扛咖啡包的人们，那么就连他身上的西服褶痕都透着威严。

会议正式开始。凯特发觉，她的大脑机器运转顺畅。尽管有那么一小会儿，她很慌乱，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像会永远空空如也，可是当她听到从自己嘴中说出的像模像样的语句，再看一看听者的面部表情，紧张情绪顿时一扫而光。似乎没有人听不懂她翻译的东西，好像原话就该这么说似的。

才过了一会儿工夫——其实已经足足两个小时了——她被一个同事替换下场，送去休息室，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接着她一脸自信地重回工作间。等到下午五点，她俨然已是该组织的一分子了，就像家庭成员一样。她下班回家，已经来不及准备晚餐了，女儿煮好了饭，家里一切运转自如。

到了周末，那种世人酷爱、味苦而香馥的植物的复杂特性，凯特大抵已经了解，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东西。此时，她家的房子已经整好待租。很快房子就租出去了，租到九月底。一家人也已各自前往目的地，根本不需要她的帮助。她只消漠然地丢下一句话：“你们谁盯一盯这事儿，我没空儿。”可是就在一周前，她要是说这样的话，语气肯定是忐忑不安的。她吻别了丈夫、女儿和三个儿子，因为忙碌，来不及体会什么异样情感。

她搬进一个女同事租的公寓，这个同事原来也是个翻译，现在高升了，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她带足了这几个月的必需品，从家搬到这里，前后不过半个小时，其间还倒腾了几件衣服塞进皮箱。

这几件衣服尚未派上用场，都是这个星期匆忙买下的，为的是能让她顺利过关，进入这种生活方式，就像护照一样。迈克尔·布朗太太可不能被人笑话不懂穿衣；不过，国际食品组织聘请的又不是迈克尔·布朗太太。

购物之前她问查理·库伯她的报酬怎么算。查理那张憔悴但温和的圆脸，立即露出自责的痛苦表情。身为如此众多会议的男保姆，他成天挂在脸上的就是这副招牌表情。

“天呀！”他说，“真抱歉！噢，我不知道你——瞧我多糊涂！我应该事先跟你商量来着，可这个星期实在够戗——真的，幸亏老天有眼，把你送来了！”之后他说了个数字，惊得她差点儿叫出声来。看他彬彬有礼却漫不经心的样子，似乎世界上的工会组织、薪资之争、贫穷、饥饿之苦都不存在，这些国际组织官员的薪水，这些生活必不可少的财富，可以由他安排。

于是她去买了那些衣服，买了大半打，心想只要在国际食品组织干满两周，就能买下一整橱的衣裳，足够她美美地外出度一次假。可惜，她的计划不过是去苏塞克斯郡见一个老友，或者去苏格兰看看姨妈。其实她并没有想好该去哪儿。

到了第二周，她已觉得工作压力不大，做得游刃有余，像在家中操持家务一样——难以置信吧，才不过几天的工夫。她机械地工作着。会间休息时就走出同传室，到咖啡间闲坐旁观。再怎么说，她都是个外人，觉得无权加入那些特权人士之中。她只是个临时工，干完这一周就可以走了。不过，她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里面——穿了新衣裳就更心安理得了——喝着上等咖啡在一边旁观。屋里像个集市一样，或者像一场没完没了的热闹晚会。

一个女子坐在一间公共休息室里，神情悠闲，目光敏锐，像个社会组织的官员，穿着很像，神情也很像，却听凭她个人的生活——或者对个人生活的想法——源源流过脑海。难道这二十五年来，她只是作为家庭的一分子，为一大家子忙忙碌碌，都忘了那种普通生活，那种家庭之外人人享有的生活，是如此惬意，如此轻松？他们一个个穿得多么光鲜得体，肌肤多么红润光泽。他们走进这里，一个眼风就能招来同伴的盈盈笑容和愉快表情，然后招招手自顾自坐下来，做个手势：我想独自待会儿——这个心愿当然无人忤逆；要不就是随意地、近乎简慢地扫视一圈，看看可以加入哪些人群。他们的举止从容自在，似乎看不到一丝紧张，而你只要出了这个庇护场所，随便在哪一条街走上五分钟，紧张感肯定就会尾随而来。不管哪条街，哪个商店，哪户人家，人们都紧张地进进出出，人流一波接一波。在这栋雄伟的公共建筑之外，纷争此起彼伏。可是这里呢？这些气度雍容之辈，个个都被金钱打造得神采奕奕，尝过痛苦的滋味吗？躲在黑暗中痛哭过吗？渴望过难以企及之物吗？他们当然经历过，肯定——但是没有表露一点迹象。他们是否——不过，可能这个问题不合适宜——饿过肚子？

你也许难以相信，他们如今遇到的问题是多么微小，几乎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只要你还记得建造这栋大楼的宗旨，以及纷至沓来、济济一堂的与会者为何而来。因为凯特已是其中一员，知根知底。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的凯特不再是“遇到意外事件和有人生病时替补的临时翻译”了。她是凯特·布朗，走在过道上遇见的都是温暖的笑脸，不时被人叫住讨教主意和打听消息。上哪儿买这种那种面霜或某种特产食品；怎么去饭馆、酒店和时装店；该到哪儿买英国羊毛制品和威士忌……

上一星期，当她精疲力竭瘫倒在床时只有工夫想，她都成了一种功能了：她变成了，她就是替一大群国际公仆服务的语言。这个星期，因为不累，所以躺在床上睡不着时她就想：自己的第一种功能——扮演技术高超的鹦鹉角色，怎么三下五除二就被原来的角色赶下马了呢？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这个到哪儿找那个到哪儿找？——他们居然问她这个新手！话又说回来，说她是老手当然也不过分，因为在这幢大楼进出的人多数每次就只待几天而已。

她摇身一变又开始重操旧业：成了保姆，或护士，像查理·库伯一样。还有母亲。没关系，再过几天她就可以脱身，再也不会像只见人遇到一点儿小麻烦就滥施同情的鹦鹉；她就要自由了……凯特察觉这一心思，打了个冷战。她发觉自己忍不住会想：早知道和迈克尔去美国好了。她知道自己动辄就想：去萝丝那儿吧，我还可以搭把手替她带带孩子呢。萝丝就是她想去走访的苏塞克斯的朋友。

可是，这个夏天她并不想待在别人家里，那也太窝囊了吧。入睡前她打量了一下自己这间屋子：干干净净，对她没有一点感情。她心想，没错，这间屋子，比她家的大房子，比萝丝家的房子都要好，他俩的房子到处都塞得满满的，随便哪个物件都有来头，都有说法，都是家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都是宝贝，都很重要。而这间小盒子似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床、一椅、一橱、一镜——对，这就是她的选择，如果她能够选择……她做梦了。后来，等这一夜的梦成形时，刚才的想法就变成故事的第一章或梦中旅行的第一段路程，她努力想回忆起更多的内容和细节。可是，当她弄明白梦中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时——一种她清醒时从未体验过的既忐忑又欢喜的心情——她又把梦的内容给忘记了。黑夜中她醒了过来，想拼命拽住梦的尾巴不让它消失，到了早晨，那个梦变得和史诗的开篇一样，简单直接。

她正从一个景区的山上往下走，是北部的一个地方，她不熟悉。这时她听到有人喊：“快看哪，那是什么怪物，快看哪，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躺在那儿。”她想：是海参吗？肯定不是，哪有这么大的海参呀？原来是只海豹，搁浅了，正无助地躺在阴凉山坡边一块干燥的大石头上，痛苦地呻吟着。她把它抱了起来。很沉。她问它还好吗，能为它做什么。它呻吟了起来，她知道得把它送回水中，于是抱着它朝山下走去。

两周的工作就要结束的那一天，查理·库伯请她喝咖啡。她赴约了，查理问她有时间再干一个月吗，这个会议结束了，另一个会议又到开会时间了。

“这么说，我干得还行？”凯特问。就翻译这部分她知道自己做得不错，但眼瞅着这个正式员工对自己如此和颜悦色，他肯定另有企图。这家伙的确很有魅力。难道就是魅力让他得到这份工作？不过，若想弄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个暂且不管，先听他说话：“噢，亲爱的布朗太太，这还用问吗？能找到你，我们不知道有多开心！真幸运啊！你能来帮我们实在太好了！”（瞧他说的，好像她做这事儿是为了急人所难，不是冲钱而去似的，听着真舒服！没想到堂堂一个国际公务员，当今的青年才俊，还这么体贴、这么绅士，真的出乎意料。）“真的，相信我，凯特——咱们现在能不能直呼对方的名字？你真好，肯替我们再做一阵子——要是有办法，我会把你永远留下的。不过，也许咱们改日再谈这方面的事？但我必须说实话，我们还想用你，倒不是因为你超强的翻译水平，你能一下子就上手，真的太棒了——有的人经过好几星期的训练还不见得行呢，可你呢——是的，还有别的原因。大家都夸你好，说你帮了他们很多忙。我没骗你，金斯米德太太，就是那个美国代表，今天早上还说，多亏听了你的建议，要不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是不是因为你的大家庭？艾伦·波斯特跟我说起过你家那几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说，这就是关键的地方。我想一个人能做好一件事儿，就能做好其他事儿。要是你能再待一个月，转来做组织工作，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浪费了你翻译方面的卓越才能——罪过呀。但别的事儿你也同样做得很棒。总之，要你放下做得那么出色的活儿，是有点强人所难。当然啦，要是你答应，报酬会更高。一个月——你能挤出一个月时间吗？”

她当然答应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啊：没想到有这等好事。她一直觉得不好意思，和那些天赋异禀、说外语同说母语一样流畅自如的“鹦鹉”拿同样的报酬，收入几乎和她丈夫，一个受训多年、经验丰富的医生不相上下。她丈夫可是个神经病科专家呀。（当然是英国专家，不是美国的，要是在美国，他的收入会翻上好几番。）而现在的薪水似乎高得更加离谱，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可是，在这个世界，有些情况并不符合一般法则、标准和价值，她只能接受。至于将她的特殊才华弃之不用，她的心头还是有些想法的：那她到底做什么呢？

其实呀，她的工作和在家里做的差不多。她开始安排事儿，打无数个电话，看看人员、事情、地点是否安排妥当……后来，突然间她遇到了关卡。英国突发伤寒恐慌。旅游业往往与公众健康的需要水火不容，二者之间的较量几天来殃及了各行各业。传闻除非重要事务必须进出英伦三岛，否则一律禁止。后来疫情得到控制，可就在这时，机场又闹罢工。据报道，这次罢工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接着又发现因为工作疏忽，预订的酒店客房数量不够，安排不下四十个与会代表——这个失误并不属于那种无法避免、非人力所为的大事，只需表示一下遗憾便完事了。出了这样的纰漏，组织高层急忙商量对策——他们忙着接打电话、收发电报，纽约、伦敦、澳大利亚、加拿大……商量的结果是，本次会议并非必须在伦敦召开。这次会议是国际食品组织的高层会议，讨论的是个普遍问题，即全球食品的供需问题。世界上适合举行会议的理想地点多如牛毛——巴黎怎么样？不，不行，七月的巴黎人潮如流，连停脚的地儿都没有——这么多问题悬而未决，看来只能把开会时间后推，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们提议、商量、否决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城市：罗马、巴塞罗那、苏黎世。凯特忍不住寻思，像个持家的女人那样，为了处理推迟会议、征求意见和改变主意这些事儿，不知打了多少电话，单单电话费就够养活好几千人好几星期了。不过人家付给她工资又不是要她来持家，要她做的事比持家过日子还要省心。做什么呢？与查理·库伯和其他同事商量问题，在这方面她花的时间好像多得不成比例。她觉得自己陷进了一个名曰“组织泥沼”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推得动，什么都磨磨蹭蹭，什么都得延期。她和他们说了又说，谈了又谈。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往国外打电话——莫非这就是那些大机构的日常运作模式？果真如此，难怪……为什么非得在欧洲这棵树上吊死呢？有人问道。那些成天东奔西跑、见多识广的代表，一辈子待在空气稀薄的房间里围着圆形或椭圆形桌子开会，城市只是长方形窗户的背景，根本不会介意桌上的纸张、铅笔、水笔、水杯和常任秘书是贝鲁特或内罗毕的，而不是罗马或伦敦的。北非怎么样？不行，太热了。那么就找靠北一点儿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如何？那个地方倒是适合冷静客观的讨论。奥斯陆呢？不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太偏北了，最好找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对了，地中海地区不错，但是不要黎巴嫩和叙利亚，不要阿拉伯国家，最好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避让的地方。土耳其？不错，最好是——伊斯坦布尔？就是这个地方，可惜热了点儿，跟北非和罗马差不多。没错，可这个地方非常漂亮，会议也不是太多，代表们开完会，还可以尽情欣赏那儿的美景古迹，品味那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传统气息，借以消乏解困。提名了那么多城市，都因人多天热被否定了，可怎么单单伊斯坦布尔就通过了呢，真搞不懂。但罢工怎么办？这个嘛，他们可以先到法国再乘船到目的地，如何？没有飞机之前，大家不都是搭火车坐轮船出行的吗？话是这么说，可是——你得承认，飞机客运和国际会议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搭档。

伦敦的伤寒恐慌再次爆发。查理·库伯和凯特·布朗全靠电话安排本次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为期三周的全球国际食品大会。与会人员，都还待在各自的国家，他们只好一一电话通知，说会议地点不在伦敦，改在土耳其，到时土耳其会竭诚欢迎各位的。

凯特原本空虚的夏天变得忙碌了，得一直忙到七月中旬，要是会议再推迟或许还要更晚。她一直觉得不该接这份活儿。也许，她早该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琢磨那阵寒风。她应该拷问自己：为什么对丈夫、孩子，特别是对丈夫的情感会发生如此激烈乃至她无法控制的变化呢？如今她有很多时间，却发觉无事可做，或者几乎无事可做，这些年来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空闲——她意识到，她的情感装置在真空中运转：她所有的情感对象都在异国他乡，不在身边，无法对她的变化说长道短。爱恨、渴望、厌恶、需要、拒绝是什么滋味——有时短短的一小时就能让人感觉五味杂陈——就像这会儿她独自一人身无羁绊的时候，像疯子似的自言自语……幸好马上就会忙起来，至少得忙一个月。她又出去买了几件衣裳和配这些衣服的饰品。新买的这些东西和平时穿戴的很不一样吗？不是的，是搭配方式换了样。如果是她爷爷，就会说：“关键是事物的精神。”

一个女子站在不同商场的一面面大镜子前，以冷冷的不太友善的好奇，打量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子，这女子的身材还和做姑娘时一样，胖瘦不过一两斤；一头漂亮的深红色头发——当然是染过的颜色，因为头发白得很快。眼中带着冷冷的好奇，不过这种好奇很容易变成女人之间眼神的默契，成为情感杀手“嘲谑的鬼脸”第一好姐妹……说它是杀手，是因为她那些正儿八经的念头，那些有意识的想法被它统统消灭。是啊，最好不要和人长时间对视，这样极有可能引发捧腹大笑：是的，她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不堪入耳的笑声，笑话她做的那些破事儿……她和费切丽单独在一起，丈夫、孩子、客人都不在场的时候，特别喜欢（迷恋吗？一种预防手段？）放肆大笑。

不行，她得退后一步，从头到脚好好审视自己，确认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刚届中年的时髦美妇。刚届中年——她还没打算进入这个年龄段。她冷漠地瞅着镜中的自己，发现自己的身材、五官、手脚、细腰、双乳、嘴巴、头发，以及脖颈，和她二十五年前迷倒众青年的时候，和她同丈夫喜结良缘的时候不相上下。的确分毫不差：兴许更加迷人，因为有那么多化学物质、保养品、营养食物、心力，消耗在她这具皮囊上——打个比方，假如她生在巴西的贫民窟，现在又会是什么模样？

不同的是——没什么实质不同。这又是她的一个问题，或一种感触，一个老爱跟着她的隐形物体。为什么年轻时候身上的那些玩意儿，牙齿、眼睛、臀部等等东西，迷人可爱，而如今却魅力大失呢？或者和任何其他同龄女子相比就望尘莫及呢？（和少数那些非常年轻的时候起就始终置身魅力之外的女子相比，而在种种原因中，贫穷首当其冲。）其原因就在那个微妙之物“精神”身上。这个词当然用得不妥，可哪个词才妥呢——心态吗？要不状态？外观？她可不愿做那几不可见的微微烛光，只能潜藏于其他魅力四射的光芒中：我在这儿，快来闻，快来吃呀。就她而言，因为她是，很久以来一直都是，别人的妻子和母亲，从未对丈夫之外的男子动过心思——就算有，也只是一阵子的事情。

以上种种，夫妻俩自然都曾恳谈过。沟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婚姻中的这一领域极难对付，危机四伏，论战不止，从一开始他们就有所预见。一遇状况当即处理，不容漏过……然而，凯特发现，她和玛丽·费切丽都太想当然了，她俩称之为“发神经期”的情感邂逅与婚姻的实际模板完全是两码事儿。干吗老想着玛丽？实际上，这位老友听到她找到事儿做的反应挺让她恼火的。她嘎嘎大笑道：“是吗，老天开眼了嘛。也该了吧！”凯特总觉得她笑成那样很粗鲁。

管他呢，反正现在她装扮一新，能够面对众多不同镜子中的自我，可以燃起火苗，让某些暗流汹涌激荡。结婚后如遇到某个令她心仪的男子，有那么一会儿，她会身不由己地想去迷惑他。（玛丽尖酸地谓之为“为情欲而迷失”。）不，类似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了。如今她的做法截然不同。现在的凯特，就和年轻姑娘一样，猛然之间发现自己具有颠倒众生的魅力：她内置的调温器安装方式已有所不同——不会再说：那个你，对了就是你，快过来要我！只会说：哎呀！你真的很出色，要是我没结婚就好了，不过决定权在你手上。说真的，像这样飘浮在众人赞扬和认同的空气里，感觉更刺激。要我整天对着一个人，生活该多么无趣呀。

这样的事情已婚女子是不会做的（玛丽除外！可是看看因为这事儿她家过的什么日子）——不行，她这样的人没什么好羡慕的，也不宜模仿，甚至不该听她的话，更不用说和她一起大笑，一起八卦了。别提玛丽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已婚女子的调温器会随便为哪个男人设置。（她与迈克尔谈过这个话题，两人都明确知道何为真正的婚姻。）如果想维持婚姻，她同样不会那样做。（要是像玛丽那样，她肯定会耿耿于怀。凯特认识她的十五年里，她的生活就像一出法国闹剧——因为英国南部气候温和，她已经有所收敛。）因为她真的知道，的的确确知道，并不是每一桩婚姻都是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婚姻已经越来越稀罕了。她的婚姻是幸运的，要是你愿意将功劳送给“幸运”，而不想独揽，认为自己是，以后还将是那种同理想的丈夫真正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女人（即使有玛丽）。婚姻中的伴侣，意味着只能将自己的调温器对准一个方向。当然那种备受玛丽调侃、短暂而无关痛痒的情况除外，正如凯特所说，那是用无边痛苦换取极小的快乐……每次考虑婚姻问题都得牵扯到玛丽，要是改不了这个习惯，干脆就别想了。

她觉得自己尚未焕然一新，于是走进一家极其昂贵的美发厅，让理发师的双手充满同情地搭在她的肩头，仔细打量镜中她的脑袋，她也在审视自己。他们看了看理发师制作艺术品的原材料，接着理发师问，她的头发是不是一直都是这种红色？对极了，不过她总觉得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深红色，对她这个年龄的女子来说，太俏了点儿。他回了声“瞎说”，然后开始为这深红的头发做发型，接着就把她打发走了。转头的时候，她感觉一大团沉甸甸的发丝在她的双颊边晃晃悠悠。她记得清清楚楚，自己以前剪过一次这样的发型。

想起年轻时的模样，她心里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太过情绪化了。刚刚还希望她的迈克尔能在身边欣赏她，可马上态度一变，又很高兴迈克尔远在波士顿。怎么回事，情绪波动得这么厉害？是什么原因使得她如此神经兮兮？就在这一小时之内，她对迈克尔的看法忽好忽坏，矛盾百出，简直像个精神错乱的女子。为什么？莫非她一向如此，只是刚被发现而已？肯定不是。算了吧，至少有一点她心中有数：她很高兴自己这副样子没给孩子们看到——噢，是的，年轻人都不喜欢自己的母亲打扮得光鲜美艳、招蜂引蝶。

不过，这会儿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地呢，挪威、苏丹、摩洛哥、新英格兰都有；就和她最近服务的代表们一样，分散在各个国家，此刻正在整理行装，和妻子儿女告别，也有几个是和丈夫告别。

再过三天，她就得飞往土耳其——要是机场罢工及时结束的话，如果没有，她还得坐火车过去。三个整天呢。会议开始之前无事可做。她觉得拿了这么多工资不做事特别过意不去，就暗示查理·库伯，这段时间应该派点别的活儿给她做——比如帮忙翻译什么的。她第一次看到库伯动怒了。他重复了一遍上次夸她能干的话——可是，她都做了什么？在他的办公室喝很多很多咖啡；同他交谈，与他和他俩的部门主管一天碰头两次，商量会务安排事宜。这就算工作？上帝呀，要是她有权重组这个部门——不对，整栋大楼，里面都是高薪族呀——她肯定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行了，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她看不惯这些现象，十有八九是来的时间不长——扯淡，全都是扯淡，整个机构都是混账东西，组委会啦，会议啦，还有没完没了的谈话啦，通通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就是一个想从那几百个男男女女身上挣大把大把钞票的机制。

想这些事儿起不了一点儿作用，如果给她工资就是要她坐在咖啡间想事儿，那她就坐在咖啡间想事儿。再说了，她有多少年没空想事儿了——都快二十五年了吧。实际上，上次这样悠闲自在、漂漂亮亮、笑容可掬地闲坐的时候，就是看望爷爷的那一年。那时候，她也是身穿妖娆性感的白裙，一只脚轻垂地上，仿佛鸟儿的断翅，另一只脚有节奏地撑着摇椅，性感的电波射向四面八方——那时候看着身边的追求者，她也在琢磨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任纷飞的词语从脑海里翩然而过……难道那个时候她的情绪就很波动？果真如此，她该有印象呀。或许是那条白裙的缘故吧，每次穿上它，她都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滑头、虚伪、爱咋呼的女孩，可想而知这条裙子占了她多少心思。此外，她还想了些什么？用“想”这个字恰当吗？她只注意到，自己的思绪跳跃得非常厉害，没错，她记得，自己爱挑刺儿，看到对方磨磨叽叽、腻腻歪歪的笑就不耐烦（现在她还经常遇到这种人）。

比如查理·库伯就是一个。她的加盟给会议带来了一种友爱、同情的氛围，这是她维系家庭的润滑剂。她这么做——当然是下意识的——难道是因为那阵寒风？是不是害怕自己能做的只有翻译，每天朝九晚五，领一份薪水，干着完全相同的活儿？是不是她已经发觉这样的生活不够理想？虽然其他翻译（四男一女）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可是他们还在工作，在翻译，在使用自己的技能呀，而她，凯特，却提升到别的岗位。是因为她乐于助人，见不得别人有困难，才被这个官僚机构一眼“相中”？他们清楚为什么选她做土耳其会议代表们的妈妈？他们说她“性情温和”、“善解人意”。“善解人意”，她用葡萄牙语重复了一遍。

她部门的公用房间十分宽敞，里面摆了不少桌子——但不显拥挤，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最适合静坐休息：真想不到，这样一处人来人往的地方居然如此私密，比她贝克街公寓的那间房子还要私密，在那儿，同事晚上下班早上吃饭的时候总爱找她聊天。一句话，她很寂寞。她也觉得凯特·布朗善解人意。

但这儿呢——当然，这个地方的私密性已经慢慢消失，众多隐藏的样式开始显山露水了。以前，她常趁休会期间不用翻译时，冲进屋里拿块三明治，喝喝咖啡吃点东西，一切都那么随意。那里面的东西令她眼花缭乱。如今她已习惯了这里，坐在里面，忍不住矜矜自得地暗想自己在这一新阶层的种种优越之处。这些国际公仆，全都年纪轻轻，或者依旧年轻，或者即便已届中年，也是时尚之士，至于年老这一大敌已被押入大牢，永无翻身之日。看着进出之人身上的衣服、装饰，以及一屋子褐色白色黄色等等反差巨大的肤色，要想漠然处之，实非易事。多和谐啊！这一切多令人欣慰啊：人类的未来肯定就是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群体，人人态度友好，不争不抢，和蔼殷勤，即使坐在会议桌边开会，也只是在民族利益方面互不相让。

这里隐藏的性方式自然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一向如此：或情人或朋友，逢场做戏。

在这里干活的姑娘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有个词“黛比女孩”[2]说的就是她们，其实这个称呼已经过时了。“我们用的都是黛比女孩，”查理·库伯老说，“个个都是活宝，全部都是，没了她们我们都不知该怎么办呢。”她们到这儿来不是钓金龟婿的——可千万别，到时候她们会找个门当户对的男子结婚——是喜欢这份“有趣的活儿”。就是说她们喜欢和迷人的男士——当然还有女士——做伴，况且，弄不好还会被邀请到一个或多个国家工作呢。查理·库伯曾温和地抱怨：“说真的，有时我还以为这儿是高级人才交流中心呢。”他说的是姑娘们陪吃陪玩那档子叫人眼红的事儿，如果那算不得真正恋爱的话。对于那些在规定时间，有组织地一拨拨进入本栋大楼的代表，姑娘们可能是美食的领路人，看戏的良伴，没有附加条件的艳遇对象和最令人羡慕的秘书人选，可以带到国内，替纽约、拉各斯，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事处工作（都干不长，爱玛和珍妮还没适应那儿的生活就无功而返了）。

静静坐在这里，尽量不声不响，不要让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她感觉自己仿佛是在一个大剧场里面。

明天又有一个新的会议要召开——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成食品供应问题。这是个中等规模的会议，不像土耳其的是大型会议，不过代表们得从欧洲大陆坐船过来。请注意，到早上十一点，秘书和礼仪小姐或单独前来，或两两结伴，全部各就各位，眼睛不看门口，虽然穿门而入的可能就有她们下个月的性伴或朋友。这些身量不同、肤色各异、体态不等的代表各有千秋，个个英姿焕发莅临会场——大多数独自前来。两队人马（用运动队的话——面对目标，预备冲！）相互对视。一个高手只消瞅上几眼，便能判断出对方的年龄、身体状况、穿衣品位，甚至做爱能力，接着就开始打入阵营。

“我能坐这儿吗？我叫弗雷德·瓦纳科，从纽约来的。”

“是汉弗尔小姐吗？我是黑苏卡，加纳人。”

第一天结束时，那一对对要么分道扬镳，要么静观后事。

和剧场看戏一样精彩——更为精彩，因为她是演员之一。尽管她不想卷入其中，因为明天她就要动身去伊斯坦布尔，到了那里肯定很忙，哪儿有闲工夫胡思乱想；再说，现在她也不想引人注意——现在她知道了，几乎肯定，当初应该拒绝查理·库伯和那一大笔钱，在伦敦找间房子，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就她一个人。

此时，尽管她的调温器调至“低档”，但还是需要想办法拒绝请求。老是有男子，黑皮肤的、棕皮肤的、橄榄色或白皮肤的，来到她面前问：“这儿有人坐吗？”她只好把打量屋子的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因为有人正瞅着她呢。她看见一个女子，正如她在众多镜子中看见的一样，一头炫目的深红色头发，皮肤白皙，善解人意的眼睛与可爱的哈巴狗的一样。（她讨厌自己对爱和给予的需要，故称自己为小狗或奴隶：她发觉这是新出现的状况，或者她以为是。）可是这个女子，这么多男子想套近乎的女子，比这里有的姑娘大上二十岁。这说明初看一眼（从房间另一头隔着众多走来走去的人）她不像四十出头的女人。她的模样多年以来青春如故。为此她花了大量时间，调用了女人的各种手段，方达到这种成效。（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她越来越经常想到，一直耿耿于怀——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女子到了三十岁也不显老。）如果她仔细观察，抛开个人的虚荣心和偏见，是能发现这个朝她走近的男子，且不论他年龄几何，看出（他肯定是从远处看）她不是三十来岁的光鲜少妇，微微犹豫了一下，虽然几不可见。不过，等到他老到专业地审视完毕之后（像妓女或摄影师），就像我们在性交易场所或人才交流中心那样，彼此把对方从头到脚细瞧一遍，通常这个男子会坐下来，似乎很高兴自己的发现：找到了一个咖啡桌边的良伴。这样看来，她体内的调温器好像还是乖巧的。

可是，她到这儿并不是为了这种快乐——当然这样的邂逅是愉悦的。她到这儿是想静静地坐一会儿，放松一下，想些事情……看来除了调节内火，她必须采取更多行动，让身边同座的男子觉得，只是与她同桌罢了。可是怎么做呢？千万别指望她洗尽铅华素面朝天，穿着老太太的衣服，把自己弄得不堪入目。（凯特是矛盾女性的翻版，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这两种类型：一是年轻姑娘，穿着过膝长裙，衣裳的纽扣只扣两个，花两个小时梳妆打扮，说：“那个恶心的男人，老盯着我看，他以为他是谁呀？”还有一种是时髦妇人，穿着露背装，背部从肩到腰一览无余，看到哪个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得意部位，就冷冷地盯他一眼：“你这个乡巴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

怎么说呢，这也太可笑了，指望她，凯特，将自己弄成一个老太太，就因为……很快她就发现，要想独享空间，只要坐姿难看，弓腰缩背，或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双脚不雅地跷着，就能遂她心愿。她若这么做，男人们肯定目中无她。她敢发誓保证此言不虚。如果她坐得端端正正，衣裙收拾得整整齐齐，露着光滑的双腿，那是在发送信号。相反，要是她无精打采地缩着身体，那么只有等到位置全被占满，才会有人坐到她身边。那时她只要拉着张脸，肯定又可以享受清静了，非常之快。

真的难以置信！她，凯特·布朗，和平时一样坐在那儿，她的自我，她的思想，以及她的意识躲在躯壳之下，观察这个世界，她的这副躯壳打从十六岁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要坐姿丑陋，耷拉着胸脯，摆出“行是行，要是你硬要……”这么一副样子，屋里的人就可以对她视而不见。这使她感觉很不对劲，似乎身上哪儿少了一个零件。因为她清楚，非常之清楚，那个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被原本受其吸引的男人们排斥和忽略的女子，与这个只需将个人形象稍事调整，比如调整一下嘴唇、脸部肌肉、眼睛的转动，以及肩背的角度，便可把他们悉数招回身边的女子，没有分毫差别。对这方面她一直非常敏感，仿佛那是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情。演员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他们真辛苦呀，让自我意识藏在如此众多不同的幽灵背后焚烧。

隔了很长一段距离，她看见凯特·费里拉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绣花亚麻裙子，倚着游廊柱子而立，游廊上摆了一盆盆白色百合。她冲着几个年轻小伙子微笑着。她看着他们，笑容满面，而他们的眼睛在她的全身上下飘来飘去。透过起居室朝游廊敞开的窗户，她看见爷爷的管家老玛丽亚，坐在屋里一个可以看得见下面动静的地方，一边用钩针织东西，一边盯着凯特和小伙子们。那天玛丽亚对她说：“你坐着的时候不该把裙子撩得那么高。”她的裙子滑到了膝盖上面。前一天凯特穿了条深红色及膝网球裤，她还夸她可爱呢。去年冬天，凯特注意到一幕相似的场景，是她女儿做的事儿。艾琳白天穿了条露着半截大腿的短裙，到了晚上又换了条快到脚踝的长裙。她坐在地上，发现有个男子看了一眼她的脚踝，就本能地用裙摆遮住脚踝，恶狠狠地瞪了那男子一眼。

游廊上的女孩——“善解人意”、“性情温和”吗？十有八九并非如此。莫非那些品质是因为为人妻、为人母、为人管家，处处受约束才练就的吗？

等她到了土耳其，如果想和隐形人一样行事，不仅将调温器定在“低档”，还把“同情”关闭，拒绝扮演部落母亲的角色，情况又会如何？她敢保证最耐人寻味的，是雇佣她的人将一头雾水，搞不清当初为什么聘她，为什么如此器重她。尽管查理·库伯是位男士，但那些事儿他不是做得一样出色，这么说他并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岗位上？

因为大会聘请的一个翻译半道退出，引发了翻译危机，使得她，凯特，被查理夸成“无价之宝”的中年女子，有机会坐在这里。查理很想弄清楚为什么她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好，她本来只消一句话就可以将他打发走：“年龄大的女子比年轻女子更有耐心吧。”

凯特担任翻译的那个会议中，有个女代表，是个黑人，来自北非。她高个儿、优雅、聪慧、时髦且冷峻，卓尔不群。有时她身穿自己国家的长袍，看上去像只飒爽英姿的大鸟，有时候身着巴黎时装。她和凯特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两人都承认彼此毫无相同之处。但是看得出，她若缺席，会议就会冷场。她的言行——如此漠然，如此尖刻，虽然笑容可掬却不容情面，所作所为根本不管会议能否顺利进行——她的行为是不是与办事能力毫无关系？她有能力让会议顺利进行，就像凯特有能力做好组织工作和解决相关问题一样。

假使她，凯特·布朗是该组织的正式员工，她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呢？当然了，她要花一大半的时间向查理·库伯汇报工作，与他一起喝咖啡，开会商量怎么安排这样那样的事儿。事儿多着呢。

要是她真的留下不走，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接替查理的工作，而查理理所当然晋升一级。她做他的活儿得心应手，可他呢，职位高了，可能不太适应，有点迷茫，觉得干不顺手——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查理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某种透明液体或气体，像蚁后，将自己的精神（或类似这样的词儿——感染力）散发到蚁穴的每一个角落，以此凝聚所有的子民，因为它们没有别的交配对象。

这就是女子平时的家中所为——是凯特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她曾起过这样的作用，还有那个非洲年轻美女，在那个业已结束的会议中，也曾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到土耳其她得再一次担负起这个重任。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她开始明白，她能在这个组织中找份工作，或者类似这样的工作，最好的理由就是：她已经习惯这个角色，除了提供无形的吗哪[3]、安慰、温暖和“同情”之外，她已经转不了型了。这倒不是她需要工作，或者想做事儿，只是二十多年来她像台机器，设定的功能就是为人妻为人母。

在一个吵闹喧哗的角落，有个人泰然自若地坐着，那是个女子，精心保养却利索能干的双手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双目低垂，弓腰缩背，想借此抵挡那股寒风，那是一种动物被活活剥皮后感觉到的寒冷，或是在下着冻雨的大风天，羊羔刚钻出温暖潮湿的娘胎时，双膝发软跌倒在冰冻大地上的寒冷。

当然，要阻止这阵寒风，易如反掌：她一定有办法。阻挡几年也不费劲。她只需对家人说，她决定去找份工作——她知道，这个消息家人听了会如释重负。那么找份恰当的工作。在这里，可能吧，不行吗？还有比替国际食品组织工作更施展得开手脚的吗？接着便着手给自己体内那个温暖迷人的尤物浇水施肥，而她的那些品质却与她本人毫无关系，同真正的她毫不沾边，与这个静坐旁观、目光温和、皮肤细腻、垂着沉甸甸的深红色发卷的女子毫无牵扯。

但是，将有三周或一个月的时间，她会忙得晕头转向，没空琢磨这些事儿：她得照顾他人。等到明天这个时候——她又想起了去往伊斯坦布尔的前夕——她此时的感觉和想法是她与世隔绝了三天的后遗症，似乎离她很遥远了。对她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忘了她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并铭记在心。即使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只要有短暂的片刻将它想起便足矣。

晚上，那个梦又来拜访她了——这次是海豹之梦的续集。现在，这个梦已经出现了两次，意在宣告它对她的重要性。她几乎快忘了梦的前一部分，这次她一定得记住……因此，她很焦急，甚至梦的第二部分展开时她还惴惴不安。

海豹又重又滑，她抱不稳。她踉踉跄跄地走在尖石上。水在哪儿呢，海在哪儿呢？怎么才能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的？由于害怕走错了方向，她向右转身沿着山边一块平地向前走，刚走几步，怀里的海豹开始扭来扭去，她知道第一次的路才是对的。她又朝北走。可怜的海豹身体两侧伤痕累累，被礁石和泥土中的小石子刮伤了：它拼命跳着想跃回海里，她很着急身上没带药膏。有的还是新伤，流血不止，还有许多旧伤口。或许长在石头边的那种矮灌木丛可以入药，叶子很苦。她小心翼翼地放下海豹，海豹将头枕在她的双脚上，不愿碰到石头。她伸手朝两旁扯了一把灌木树梢，因为没有榨汁的工具，就用嘴嚼，然后将汁液吐到海豹的伤口上。她瞧着海豹的伤口好像已经开始好转，但她不敢多加停留，赶紧又抱起海豹，挣扎着继续前行。

凯特当然知道，不过几小时的工夫，借助具有亲和力的航空公司的帮助，她就要从这一个具有亲和力的组织跳到另一个了。她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从收音机、电视和电影中知道国际航空服务人员的生活方式的。可是，情况出现了变化。在她即将启程的前一晚，罢工千真万确停止了，她也确定自己的航班没有问题，可第二天早上，行政人员又罢工了。凯特坐着火车到巴黎，打算从那儿搭飞机到罗马，可是到了巴黎，却被告知由于当天外国员工（主要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员工）示威游行，通往机场的道路被堵住了，要想从那儿经过恐怕希望渺茫。她只好又坐火车去罗马。如何将一种机械设备铁轨与另一种机械设备飞机连接起来是个大问题。一路上她遇到了交通拥堵、混乱、种种延误，不过最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已经很迟了。到了土耳其，待遇如她所想：一辆闪闪发亮的轿车载着她一名乘客穿过人群，这些人如果不是司机或维修工人，恐怕这辈子都别指望能够坐上这样的车。车辆将她和周围环境一分为二，她只能靠眼睛四下里瞅。她用法语和司机聊天。她入住的酒店的气派和风格都与国际食品组织大楼相似。她的房间很像她才离开的那间毫无特色的盒子屋。因为路上一再耽搁，她来迟了，到达的时候代表们也到了，可是还有上千件该做的事没有做，再说，这里还缺一个翻译。行李送进房间时她只瞧了一眼，就赶紧到代表那儿去：她成了代表们发泄愤怒的活靶子，办事不得力的典型人物，偌大的一个酒店，到处都是牢骚满腹的代表，在抱怨工作人员不会做事。她自己昨天还有前天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时候也是这样怨气冲天。

酒店专门腾出了一整层楼给会议使用。那间商量大事的屋子与她刚离开的那间非常相像，几乎给她一种“家”的感觉。屋顶和四面墙全部包上亮闪闪的木头，不过地上铺的不是地毯，而是瓷砖，模仿的是清真寺的图案。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硕大无比的桌子，长方形的，安装了耳机、开关和按钮什么的。现在，轮到她给每个座位分发纸张（要是代表们的发言太过冗长，可以在上面涂鸦解闷），还有铅笔、水笔和水杯。或者，她无须亲自动手，只须过问一下，提醒负责会议事务的酒店员工别忘了就行。这个酒店员工名叫阿梅德，是个小伙子，胖乎乎的，脸色苍白，笑眯眯的，非常和善；是她的同行、盟友和兄弟。他能说法语、德语和英语，知道她还会说自己不懂的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他高兴坏了。虽然他对酒店的运营了如指掌，但是之前从未给会议事务帮过忙——或者应该这么说，他知道商务会议，但认为这次会议有所不同，因为会议的语言变来变去。一个身着镶边制服的男孩走到阿梅德跟前，凯特听见指令的下达与接收用的是土耳其语。这是她踏入这片土地首次听到土耳其语。她和阿梅德不论坐着站着走着嘴都不停歇，忙着商量对策，怎么让他人舒舒服服，她听到的土耳其语其实都是飘过耳边的——不再喧嚣了。酒店外面存在一个世界，当她的耳朵最终与其接触时，突然失聪了，失去理解力了：这个她听不懂的语言就躲在她的周围，像没有清洗干净的玻璃窗，半明半暗，苦不堪言。她的耳朵好像受到了责备，使劲竖着，想捕捉到走廊上的两个女服务员的对话——它们觉得应该听得懂，不懂就是它们的错……身边要是没有阿梅德，她就像台报废的机器无法运转。

阿梅德对夜生活、饭馆、舞女、教堂和伊斯坦布尔周边游的最佳线路都略知一二。她从几百米的高空俯瞰，瞥了一眼这座城市，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屋顶和银光涟潋的水面，还有那一条条街道，就像土耳其语本身，遥不可及，生机勃勃。她想她应该接近，理解……她站在窗边，一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小鸟从眼前飞过。她觉得，一个未知世界正轻手轻脚朝她走来，她看着那只小鸟飞过那一条喝黑海海水长大的河，朝对岸的尖塔和穹顶展翅而去。此时，阿梅德就站在她身边，等她发话怎么处理不同饮食习惯这一问题。等到最后一批代表从空中降落，娱乐节目、短程旅行、文化活动，不用说还有十几个国家的美食佳肴，全部要准备就绪。这些东西有人正在享用，因为这群男男女女似乎一点儿都不累，他们经常来往于欧洲大陆，经验丰富，到酒店的时候仍然衣着整齐、泰然自若，用不同的语言聊天。显而易见，本次会议将是一场愉快温和、你谦我让的会议。代表们相互喜欢。其实，这就是这些与会人员、温和的竞争对手、巧妙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官员们的一贯做派。因为当他们坐在那张大桌子旁时，不管别人的观点和自己分歧多大；为了自己国家的主张，态度多么强硬，甚至相互谴责对方是两面派：某某国家把甲虫放进那一季的粮食里，故意搞垮我们的生意！……不对，你们送往世界各地的粮食中都有甲虫，显然你们的种植方法不对……你们只想让自己国家获利，你们什么东西都想多占！……正好相反，我们是想帮助贫穷国家的难兄难弟……是的，就像一大群吵嘴的孩子，但不管他们吵得多凶多频繁，过后来到大厅、酒吧、咖啡间、饭馆，更别提床上，都是同胞，什么都能谅解。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这群人做着相同的工作，生活方式简直一模一样——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能找到共同话题。

那晚，凯特加入了一个由这群见多识广却没来过伊斯坦布尔的代表组成的观光团。才一离开酒店，她立即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氛的城市，旅行指南没有夸张，书里用各种语言介绍了这个城市，有她懂的语言，也有许多她不懂的语言。这个团的成员有费利夫人，是西非塞拉利昂人，一位健壮的、崇拜法国的黑人女士；还有巴西的丹尼尔先生和意大利的费鲁吉亚先生。他们在一家土耳其饭馆吃了晚餐，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想做的事儿；进了两家夜总会，看了肚皮舞和吞剑表演，然后一致同意稍后他们四个人再一块儿去五十里之外的小村庄看新出土的文物。在酒店门廊互道晚安时，大家都说这个晚上玩得特别尽兴：说起自己的观感个个头头是道，像旅行家似的。然后散了伙好早点儿睡觉，就是说趁黎明没来，抓紧时间睡上一会儿，因为会议明天正式开始。

凯特入睡前的确想起了她的迈克尔——她认为，她的迈克尔此时正在芝加哥，到一个移民美国的老同事家里做客，小住几日。她也想到了她的四个孩子。她发现，虽然想到他们自己心头一阵难过，但很快就释然了：她知道，她已经在绽放、膨胀和扩张了——有人需要她，她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不得闲。

每天这个时候，她享有几分钟的空闲时光时，都发觉自己的情绪慢慢高涨了起来——她心平气和地看着自己的变化。因为自己很忙没时间细想，要是有时间，她满脑子的想法肯定会蜂拥而入，让她痛苦不堪。她的家人听到她说要忙伦敦的会议，没空替他们打包整理送行时，乐不可支；还有听到她说这话：“孩子，去挪威没问题吧？对不起，我真的太忙没空……”蒂姆答话的声音顿时轻快了许多。

她认为自己是家庭温暖的中心，如同蚁后能散发出看不见的气味，可惜她的这一自我认识滞后了两三年。（没准儿是她的记忆出了问题？她似乎越来越像有好几个记忆似的，而每个记忆中的东西又与另一个大相径庭。）事实是这两年，这三年，或者还要更长——反正打孩子们成年开始，她就感觉空虚无聊。明白这一点需要时间，是一个过程；她从不敢这么说：“现在，他们都是大人了，我的工作到此为止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凯特的记忆才说谎？当然空虚无聊的不是“真正的”凯特，真正的凯特像平时一样——至少在她的得意时刻——静静地远离舞台，看着多为滑稽可笑的表演。但是自我没有机会出场是极其痛苦的；她经常一个人躲在自己房间里，因受到难以忍受的不公待遇而愤愤不平。这些年来，不公正的行为及其衍生的痛苦，一直守候着她，只是她不允许自己接触它，或长时间接触它，相反她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婚姻的形象，（或许可以称之为第十阶段或第十五阶段？）精心呵护这个她和丈夫恳谈后的智慧结晶。她不允许自己比那张“嘲谑的鬼脸”更接近真情实感。如今她不能容忍它的侵扰。终有一日她必须与之正面交锋。可是现在，谢天谢地，她很忙，忙得扬扬得意。她在这里，周围的人都对她笑脸相迎：服务员和餐厅侍者，酒店经理和楼层经理，出租车司机和口译人员——尤其是钦佩她的阿梅德。她也一样钦佩他。他们的关系就像服侍同一女主子的侍从。他支持她，无所不晓，什么都愿给她；而她呢，面对那群刁蛮难缠、聪颖过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那些国际行政官员，那些新贵名流的种种问题和需要，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和她的拍档阿梅德所向披靡。开会的时候她守在隔壁房间，等待随时召唤；若有需要她就待在小同传室，将听到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转化成葡萄牙语——所有用葡萄牙语发言的代表，都前来称赞，称赞她能够不偏不倚地抓住语言的精神。在休会期间，在用餐时间，不管什么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时，她都是有求必应、温文尔雅、人见人爱的凯特·布朗。

去年夏天随丈夫访问美国的时候，她已经注意到了当下的处境……

整个北美大陆，建筑几乎雷同，如同一座小镇，只是略有变化而已。有时同一种类型的建筑绵延数英里，慢慢细分成各个部分，每个部分五脏俱全，都有自己的航空公司。一些大公司聘用的姑娘如同传统节庆和狂欢节的军乐队领队。她们身穿花花绿绿的可爱服装，在检票台前走来走去。她们的义务就是替顾客引路和回答问询，说实话对这方面的工作她们毫不懈怠，但这并不是她们的分内之事。分内之事，说简单点儿，就是告诉大家，这家航空公司美女如云，你可以心安理得地饱餐秀色；性成了俯首可拾、简简单单、毫不神秘的东西——老天爷呀。这些姑娘们都很迷人，但并不性感，她们入选是因为她们友好、活泼，而且阳光。瞧她们或独自一个，或三三两两，来回走着，笑啊笑个不停。如果你的眼睛跟着她们走（比如飞机晚点不好消磨时光时），就会发现她们慢慢地像充了气似的，周身温暖的气息渐渐弥漫开来。她们陶醉了——真真切切地——陶醉于自己的美丽，因为能够穿得花枝招展在公共场所招摇过市，吸引如此众多的眼球，帮客人排忧解难。她们不停地笑着，给人感觉好像马上就会一个接一个地飘浮起来，浮在那逐渐弥漫的她们的善意气息中，而众多的目光为此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是的，她们将飞过机场的窗口，在天空中灿烂微笑，如同气象气球，飘浮在有升有降的飞机之间。飞机里面，所有的姑娘都是一个身份——空姐，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够作为爱与善的施与者而沉醉。这些航空公司和国际航班的情况有所不同：国际航班的姑娘们得不辞辛苦地给顾客提供食物，以这种方式将爱传递。可是整个美国，都是那种灵活轻巧的小飞机，不分昼夜飞来飞往，载着众多没多少活可干的姑娘。她们给你送饮料。她们带着温柔亲切的笑容，给你发盒饭。她们对着广播传递着温暖人心的信息——“我们爱您需要您，请再次光顾，请把您们的爱给我们。”此外，她们在机舱里走来走去，笑啊笑个不停，享受着男男女女的羡慕目光。她们的工作就是要让人羡慕。在她们来回走动展示自我时，羡慕的热度急剧上升。飞机刚起飞的时候，姑娘只是态度友好，笑容灿烂，但似乎很快就因吸取了太多的注意而膨胀至爆炸的地步。她噗的一声炸开了，也许是发烧了——她双颊通红，眼睛兴奋得灼灼放光，真像发烧了一样。

就这样，她脸上堆着笑容，笑个不停。

不难想象，等下了飞机回到屋子后，她会烦躁不安，坐不稳睡不着吃不下，怎么也停不下脸上的笑容。她太激动了，没办法安静下来。如果她有个男人，那个可怜虫的爱慕怎么能同她这一天中从几十个男人那儿收到的爱慕相提并论？可想而知，哪个倒霉蛋娶了她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不久，这种情况肯定无法避免：干这一行的结婚率很高，离婚率也一样高。但是，有那么一年、两年或三年的时间——至多五六年——那姑娘像在舞台走秀似的，是一天几百双眼睛的焦点，工作时的每一分钟都是羡慕、渴望和嫉妒的对象，是温暖、舒适和关爱的源泉。接着她结婚了，就像走下一个上千人喝彩的舞台，进入一间狭小的黑屋子，可能她一无所知，不懂是什么东西搞得她觉得自己像只陀螺，被一直抽打着——然后留在地上转个不停。她没有自省能力，也缺乏自知之明，因为这样的女孩肯定既简单又幼稚，生来就是干这活儿的料。哪怕穷其一生，她也悟不出这一点：把一个姑娘塑造成公众爱恋的对象——成为军乐队领队、航空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或空姐，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是件多么残酷的事。她结婚，因为早婚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就像她体内肯定有个什么器官，能够收发几千瓦的爱情、关爱及谄媚的能量，而她又无法将其关闭。她到底怎么了？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烦躁易怒？干吗不能好好放松休息一下，睡个好觉？她就像个一直受大人表扬的孩子，而现在大人们烦了，转去聊天不理她了，不管她跳什么舞，又笑又喊又摆造型地嚷嚷：“快来看呀，快来看嘛！”——他们就是充耳不闻，最后才说了句：“安静点儿，到一边玩儿去。”

她觉得头疼，生活索然无味，接着疯狂地爱上某个男子，搞得那男子还以为有个情敌存在似的。不久她就离婚了。可能她想重操旧业，然而韶华不再。她已经不再可爱、轻盈、朝气蓬勃了，她的位置已经被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女孩鹊巢鸠占。

不用多久就到七月中旬了。会议还有两三天就宣告结束，但是这边的代表乱纷纷离去，那边的代表又成群拥入，酒店又承接了一个霍乱研讨会。

凯特在众人充满欣赏的光束下不停地微笑，将自己有求必应的光束投向四方，温暖每一个人。一想到马上就要孤单一人，她就茶饭不思。她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恐慌的缘故。浓浓笑意的光束太强了。或许不是这样，她只是做力所能及之事，从会议开始便一直如此，可此时此刻，大家都想着打包离去，那束光亮就未免强烈了点儿。她从阿梅德的态度中，知道自己是个办事利索、雷厉风行、笑容满面的女子。他就像台早该关闭的机器，绕着她转呀转：他拿来头疼药给她，说他自己也在头疼——每到一件事情要结束时，他就睡不着觉，搞得他妻子满腹牢骚。凯特把家人的照片拿给他看，他也给凯特看了一张照片——一个整洁干净的安静女人，膝头坐着一个局促的小女孩。凯特看得出这张照片取景的位置，是他趁工作间隙，站在一节楼梯顶端背对着窗拍摄的。阿梅德不能像客人那样坐着，但她可以，就像她可以陪着代表到处吃饭游玩，但阿梅德肯定不行。因此，看她站着，身边的阿梅德也站着，对她说：吃完药早点儿睡觉，明早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凯特心想，哪儿有这么轻巧的好事儿：一旦有机可乘，等待她的绝非镇定剂可以哄骗和赶走的东西。她得回伦敦去，找个地方独自待上两个月，孤独地审视自己的人生。当然，有许多人邀请她去他们的国家做客，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在这种随意宽容、无欲无求的生活方式中，友情其实就意味着全然否定。不作批评。不提要求。对国家或种族差异不闻不问，对于这优雅迷人的圈子，那些分歧似乎只是用来说笑逗趣的。此外，性爱平等。谁也不伤谁的心。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事业远比性或爱情重要：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性观念，浪漫爱情、渴望想念、绝望情绪全被放逐到精神失常的过去。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过去或将来的情人，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形影不离，可一经分别却可以几个月或几年不通音讯，甚至想都想不起对方；然而在雷克雅未克再次重逢的时候，双方都竭力不喜形于色，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暗暗酝酿着另一次稍有不同的亲密接触。如同演员在戏中为恋情又哭又笑、又恼又喜，但不久之后就各奔东西，十年之后才又穿着不同戏服，再次偶遇。

或许，她应该随迷人的费利夫人去塞拉利昂？干吗不去呢？或者她就待在这里，反正土耳其她也没玩儿够，只是去了一些餐馆吃了不少美食，看了两座清真寺和一个教堂。但是土耳其这地方，一个女子独来独往很不方便，要是在巴黎或罗马，或许……在这里她不能独自驾车进内陆城市；或者应该这么说，像她这种性格的人，一个结婚多年的女子，没有男子陪伴在侧，她没有那个胆量。

她在酒店大堂等费利夫人，她叫她帮忙找个美发师。当然，这事儿酒店员工也应该应付得了，但是亲爱的凯特这么聪明能干，不过举手之劳罢了。

她站在那里等着，从她身边经过的人一一冲她点头微笑。说着亲爱的凯特，最亲爱的凯瑟琳。我的甜心，我的小猫咪。凯蒂宝贝，凯迪亚和凯蒂。凯特琳娜，可爱的凯特琳。凯特里妮，凯和凯瑟琳。凯特林娜我亲爱的，我的天使凯蒂。凯伦，没有你我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各种腔调、各种称呼，不一而足。

我会想你的，布朗太太。

她的脸上一直堆着笑容，心里悄悄地哼着小调——有点抓狂。

我会想你的，布朗太太！

我会很想你的，布朗太太！

你给我们饭吃，给我们带路，

你给了我们想要的一切，

可是，现在你被取代了

我会想你的，布朗太太……

她没想到等了这么久费利夫人还没出现，她去同很多楼层上的什么人告别了，她只好接着再等，这时她看见一个小伙子朝她走来，她见过那张脸：还没想起他是谁，对方就邀请她明天一起去戈伊纳，他租了一辆车。

他们初次见面是在一周前，就在酒店外的街道上。他是个皮肤微黑的青年，穿浅色夏装，面对着车水马龙的街道站着，上下打量着酒店，好像在目测酒店的高度似的。他看上去像是酒店的客人，甚至代表，因为那身优雅的浅色西装，使他不同于那一群群身穿夏日便装的游客。后来她在咖啡厅又遇见了他。他坐在隔壁桌，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他俩搭讪了几句。这会儿他穿得像游客一样，好像热得不行。黑发梳向脑后，一丝不乱，油光发亮，微微有点儿卷。他不是小青年，她看走眼了。他说他是美国人，可别以为他是第一次来欧洲，他打算过几天去西班牙，他一直觉得那个地方适合他。她觉得他说的都是真话：他长得很像西班牙人，其实在任何一个说拉丁语的国家，他都像那里的本地人。

他不住在这家酒店，他说，因为这里的价位太高，他住不起。这么看来，他邀她明天一块儿出游，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精心策划的？他说在咖啡厅见过她之后就猜——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她住什么地方，打听了一下就上这里来了。他一边像一时冲动似的向她提议“你要有时间就太好了，浪费车里的空间多可惜呀”，一边看着她的眼睛，虽然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可笑，但毫不慌乱。当然，车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今晚一过她就可以功成身退了——理论上说的确如此；但毫无疑问，只要她愿意，她会忙到离开前的最后一分钟。她说——即使玛丽·费切丽的影子突然冒出，骂她疯了——她还是说她愿意跟他一块儿去。为了听玛丽的话，她打算和这个小伙子保持距离，其实他没有看着那么年轻，就像她看着没有实际年龄那么大一样。这时，费利夫人一阵风似的朝他们跑过来，棕色四肢纤长灵活，修长的手指宝石璀璨，一个劲儿地道歉说让凯特久等了。

凯特看见，身边的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个美女。目光不躲不藏，既无歉意，也不窘迫；眼中没有丝毫的放肆与冒昧，只是实心实意的欣赏。费利夫人心花怒放，轻轻地点了点头，感谢他的欣赏，然后冲出门厅：“凯特，亲爱的，我快来不及了……”

“行，”凯特说，“只是我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

他叫杰弗里。他说晚上给她打电话，用同样直接诚实的方式说明自己的企图或想法：可能的话，他想多知道一点儿她的情况。他的这个态度刚刚从费利夫人那里赚得一个笑容。

他们没有去成戈伊纳。这次旅途（又热又长又不舒服，因为途中车抛锚了两次）迅速将两个人“拴在了一起”，就像他们说的，将他们拴在一起的正是一路上的种种麻烦和两人的犹豫不决，他俩不知道究竟是坐巴士还是另叫一辆出租车，继续旅程。那些麻烦，或类似麻烦的东西，小伙子当然心中有数，他以为他的建议她也料想到了。到不了戈伊纳他并不在意，但她有点儿不快——天气真的很热，灰尘又大。司机去安排车辆的时候，他俩就坐在车后座聊天。

他俩在聊他。他出生在波士顿，在纽约做广告宣传。他英俊聪明，喜欢逗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也喜欢特立独行：四年前他决心甩手不干，离开他随时随地都想调侃两句的“广告玛门[4]”——因此体验了两次飞跃的感受。一次是加入玛门，一次是背叛玛门——虽然他才入行三年，却做得风生水起。正是自己的成功，这么轻而易举就取得的成功，令他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退出”了。没有沦为穷光蛋或嬉皮士，这些已经过时了，况且，他觉得自己这么大年龄，没有兴趣玩那些。再说，他父母的收入都挺高的。但他已经拒绝了一份事业和一种生活方式。打那时起，他经常带着帐篷，搭顺风车在欧洲转悠。现在他三十二岁了。

凯特像听儿子说话似的听他絮叨，听得出他心里矛盾重重，很不平静。“退出”之举绝非终极决定，要他做决定的事儿还很多。若是在二十岁或二十五岁“退出”，无可厚非；同一个自己喜欢或喜欢自己的姑娘在加州的沙斯塔山或在佛蒙特州共度夏日，也可以理解（这些事儿他都做过了）；靠已故祖母的钱（他急忙指出，钱是“他的”，不是他父母的）过日子，同样没什么不行。但是，已经三十多岁的他，还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要命之处。就像上帝只懂得麾下有多少亿年轻人一样——谢天谢地，这个数字不包括她的几个孩子，或暂时不，除非蒂姆想信奉上帝——他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她说的年轻人，是指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年轻人。在教育水平低、无法获得温饱的国家的年轻人，没有选择余地，只能靠抢靠偷，饥一餐饱一餐。不知道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这个世上富有青年的特权。

他说话的口气平平淡淡，略带调侃。这些想法都是他在去戈伊纳的路上，坐在车后座看车辆飞速驶往戈伊纳，以及后来坐在路边时——因为车里闷热难忍——慢慢告诉她的。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司机才终于叫来一辆朋友的出租车，把他们载回伊斯坦布尔。这辆出租车破旧不堪，一路上十分颠簸，东摇西晃。车子行驶在一层黄色尘土之上，纷飞的尘土将原本壮丽的落日映衬得更加壮观。他说个没完。后来，他们找到一家饭馆。饭馆很便宜，因为是他请她外出吃饭，而目前他并不是什么大组织的员工。吃完饭后，他们去了一家夜总会，他对夜总会的肚皮舞娘和歌手毫无兴趣，只是不停地说着话。凯特在旁边听着，毕竟她是个经验老到的倾听者。她一边听他说话，一边琢磨待会儿要不要与他上床。她在脑子里与玛丽放肆地交谈了几句。她知道要是玛丽在这儿，跟她套近乎的男子一定与这个年轻人完全不同。玛丽是看不上杰弗里的——这个想法她肯定会很不耐烦地告诉她。凯特想象她会说：得了吧，凯特。你有毛病呀？看在上帝的分上，要是你想跟人上床，就去呀！

如果玛丽住在这家酒店里，半夜三更上门找她的有可能是门童、服务生或行李员，甚至可能是同一家酒店的客人；他们也许是在走廊、电梯或大堂里不期而遇，然后对上眼的。春宵一夜之后，她会坦言相告，这晚多么妙不可言什么的——她的直觉一向正确——然后就再也不会想起那个人了。或者她可能会说：“那个男的我在黑斯廷斯海滩见过，我给你讲过是不是？他呀，棒极了！”

凯特赞同幽灵玛丽的观点，她已经知道这个情人，要是她想让事情朝那个方面发展，选择的是听众。

是时候考虑那个她很少细究的话题了……她又说谎了。记忆又出错了。她必须老老实实地考虑清楚，婚外恋对迈克尔·布朗夫妻这桩美满婚姻，到底有何影响。

其实他们对婚姻生活的详尽设想还是与现实相符的——这么说吧，一语中的，设想的模式与实际情况是存在一定差距，但夫妻俩的那个“嘲讽鬼脸”与此无关。（是吗？凯特觉得好像两种记忆模式在推推搡搡，想把对方驱逐出境，她只好保留自己的习惯模式。）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因为她和迈克尔很早就明白，不知足或人们所说的“饥渴”的核心内容，是每一桩现代婚姻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一切事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与夫妻双方无关。与婚姻无关。婚姻是靠人们对婚姻的期待哺育的，而人们受到什么样的教导，对婚姻就会有什么样的期待，这一点绝对不容小觑，因为普通人生的组织成分（这肯定是个新词吧？是不是替代了原来的词语？可是以前大家都怎么说来着——尘世即深深泪谷[5]？）非常纤细，一触即断。婚姻往上面压了一堆重物，它背负不起。这些方面他俩在婚姻初期就仔细探讨过。不对，不是在恩恩爱爱的第一阶段，也可能不是在第二阶段……她对他俩年轻时的幼稚行为加以嘲笑，其实就是在贬损现在的自己；他们还没到第三阶段，更别说第十阶段或第十五阶段了——不久他们就成熟了，没有当初那么严肃认真。那也没什么，不过基于两人的共同努力，结婚多年后他俩终于达成以下共识：不要因满足不了内心深处的渴望而相互指责。他们到底渴望什么？对此他们心中无数，因为忙碌也没空问自己。

他们的婚姻经历了一次危机。

有一次迈克尔和医院一位年龄比他小的女同事爱得死去活来。不过，当时他们的婚姻已经挺过了重重压力和桩桩意外事件的打击。他俩结婚都十年了，孩子们也相继降生了。这场恋情对迈克尔和凯特来说，虽然没有给彼此的理解力带来重大创伤——他俩的智力对周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很容易理解——但却给彼此的情感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因此不能重蹈覆辙。或确切地说，必须回避那种方式。后来她明白了——是他让她明白了——他偶尔会与一些年轻女子有那种不影响夫妻感情的关系，但他总是特别小心，避免伤着她这个做太太的颜面：就是那种在代表之间和国际大组织会议机制中风行的男女关系。她已经接受了他的那些“绯闻”，虽然心中隐隐作痛，但尚能忍受。真正的痛苦是她觉得不应该支持这种逢场作戏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俩的婚姻之船继续平稳前行，连他们自己都颇感意外，因为周围全都是业已分道扬镳的夫妻，因感情出轨而摇摇欲坠的婚姻……关于这方面，凯特的不同思维模式或记忆模式简直势不两立。有的模式是事实存在的，比如他俩都认为对彼此或对婚姻不要期望太高，这么做是正确的。至于其他模式——事实真相是她已经没法尊重丈夫了。他做的不过是“人人”碰到他那种情况都做的事儿。为什么？什么时候？不过，她只是觉得，已经有一阵子了，他就像一个贪吃糖果却不予节制的孩童。在她眼中，他的形象日益渺小，这一点毫无疑义。对待丈夫的态度和做母亲一样，她以前可从未这样觉得。坠入爱河痛不欲生——这个她能理解，她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是，像他那样处心积虑地小心安排生活，做那种事儿的时候不留任何“蛛丝马迹”，这样就可以和邂逅的年轻女子经历一场又一场性遭遇——让她觉得他十分浅薄。还有他的衣着和发型……话说他第一次出轨的时候，时钟至少得往回拨十五年，当时他刚从国外什么地方出差回来——她难过得要命，又厌恶又愤怒，浑身颤抖。当然很快她就被说服。但她生这么大的气，绝对不是像迈克尔话里话外暗示的那样——她嫉妒了：对那个东西她不屑一顾。

但是，自从知道了迈克尔的所作所为，她觉得自身价值乃至体内物质都遭致侵袭。她原以为只有等到她年老色衰他才会犯这等事儿——如果她这个老太太染了发，穿上短裙，双腿依然美得叫人目光留恋，那么到死他都不会玩感情游戏才对。她无法解释自己的感受，但这是她的真情实感。因为丈夫——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丈夫——打定主意要经历数不清的、从概念上来说属于不负责任范畴的“外遇”，而他搞外遇的唯一目的就是性，因此她，凯特，觉得自己被践踏了。她宁愿丈夫对她坦言相告——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有这个权利——他真实的感受，与某个女子，甚至是两到三个女子真实的关系，那么他俩的感情反而会更牢靠、更持久，她也会更坚贞。如果这样，守在伦敦南部家中的她，想到他与这个或那个女子情意绵绵时（当然只是在工作之余，工作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就不会觉得身上好像被人生生挖了个口子，里面的物质和力量源源流出。她感觉他好像迷路了，找不到人生的目的——这是她考虑了种种理由，通过细细揣摩之后，觉得应该这么认为才行。

傻瓜才会这么想。既幼稚又天真又卑贱。她知道告诉玛丽她会怎么说她！——无所谓嘛。但她就是这么想，也不打算假装另有想法。要是几天前，只要她拿定主意不再忙着伺候他人，说个不停，笑啊笑啊笑个没完，就会说她的感情、思想或新真相，管它是什么，都站在台下等候上场。可现在呢，她正在一座婚外恋的山脚，努力向上攀登，她已经感觉到这座山她非爬不行，就像每个登山爱好者都非登不可的山峰——不管真正动机是什么（她非常害怕面对，所以想方设法躲避），是不是肯定跟迈克尔与众多女子的暧昧关系无关？早几年前她就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他。不过，或许她应该从这里开始（要是她肯花时间！）：是因为迈克尔，她才觉得自己像个填充的木屑慢慢漏光的玩偶，虽然她的感觉天真幼稚、不够理性，却不可否认。

此刻，她的感觉就是这样，看着坐在前面的小伙子探着身子，满怀从她——从任何一个愿意给予者那儿——获得那个东西的渴望，不管那是什么，只要能让他旁若无人地说个不停就行；尽管如此，她已经开始了这段——女大男小的——登山之旅。

根据常识，像他们这种恋情，是最缠绵悱恻、最诗意美妙的，是所有可选项中的上上之选。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与之相反的搭配，男大女小……（要是她想与面前这个男子，这个她的盘中之物发展关系，是因为迈克尔的缘故吗？她行事不听意识使唤，随波逐流，不懂拒绝，无法做她应做的事儿，是不是因为多年以来她都是一台由迈克尔设定的机器？）常人的智慧是正确的。但是她已经上了贼船。这份恋情的配料完美无缺：她三十五岁，他二十岁。这是他俩的秘密，谁也不会知道。但面对现实的重重阻碍，这样的情感虽苦乐参半，却注定以失败告终。

歌德，准确地说是托马斯·曼笔下的歌德说：吻是爱情的精华。他说，他这一生都“想着那事儿”，但令他神魂颠倒的却是热吻。

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给予那样的吻：她必须是个三十五岁的已婚妇女，丈夫和警觉的孩子不分昼夜地时刻守在身边。不对。事实上曾经有个美妙的周末，只有上帝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做了什么安排，说了什么谎言，才能幽会成功；但是回首往事，他们这么不管不顾绝对不是为了性欲。因为，且不论别的，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女人会为了性去找小伙子，就性事而言，只有成熟的才有味道：她和迈克尔的性生活异常甜美，非想象所能及。或者曾经是这样……那么现在又如何？当然，就躯体感受自然是叫人羡慕的。感情上呢？可感情重要吗？如果说它重要，玛丽肯定会笑岔气的。（如今的她比住在玛丽对门的时候更经常想到她。）因为知道了丈夫整天处心积虑想着跟姑娘们上床，所以最近一段日子夫妻俩的性生活——她没有厌倦，没有——只是越来越不愿意过了，就像肚子饱饱的时候看着一大桌子的美食佳肴……并不是她的性欲越来越冷淡——或者是这样吗？果真如此，干吗觉得好像承认了那事儿，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不过，她真正感兴趣的是过去的那个东西，那时，她，以及婚姻——在婚姻中和夫妻生活中他仍然能够找到的——就是他的需要，他的目标：当时他确信会得到的东西，尽管有了孩子，要照料家庭，有一大堆的事儿。她知道，丈夫的生活曾经一度就拽在她的手里，任凭二人共同发现之物摆布，而那东西的中心就是床。

正冲着她虎视眈眈的这桩感情，肯定不会让他们牵肠挂肚，欲生欲死。这个青年岁数不小了。他太世故了，太爱挑自己的茬儿了。

但是她喜欢他。他很有趣，痛苦的时候尤其有趣。他烦恼不懂得该从众多的生活方式中选择哪一个，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事儿，还有不知该拿今生今世怎么办。

但是那晚，他俩一致同意分开住宿：他请她到他屋里坐坐，但被她推到了第二天晚上。

她独自躺在床上，心想：她周围的房间住的都是代表，此刻正在与带给自己几周快乐的性伴或其他性质的伙伴告别：不用说，大家都很开心，换了是玛丽，也会同……对她来说，杰弗里太年轻了；不对，是太大，反正他的年龄不适合她。最好是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没错，相对业已迟暮的她，他仍然是个“小伙子”。只要一到三十五岁，他的心理年龄就接近她“那个岁数”了——用他的原话说。但是三十二岁……我们评判一个人，该不该以人活了多大岁数，处于哺乳动物或社会个体的什么时期或阶段，就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为参照系数？是呀，我们评价大部分人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评价尺度，只有对小部分人，评价标准才多几个。他，现年三十二岁，按照他所处的社会的法则，应该为“如何立足于社会”寝食不安，已婚的应该把婚姻经营成功，开始生养孩子。这些事情他一桩也没完成，但又没有洒脱到可以置之不理。他觉得那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我找份合适的事儿做，然后娶个老婆成个家，生几个孩子，要么就像现在这样继续四处游荡。我的朋友当中一半有工作、老婆和孩子，一半没有也不想有。我该怎么办？是要自由，还是跳进经济的罗网和陷阱？”他这个人也有很老派的地方，他的这个困惑也是传统的困惑。让他两难的原因是，只要他愿意就能找到工作，用不着与失业大军为伍。何况人家还有一笔私产呢。

但她的确很喜欢他。

她应该直接回英国，在朋友家借住一阵子，或自己租间房子——当然是租房子好，要是在朋友家，她又得忙开了，没有一刻清闲，帮忙做事带孩子——然后安安静静地坐着，任凭那阵寒风肆虐吹袭。

她觉得好像有股暗流，推着她往前走——她的这个想法与她丈夫脱不了干系。可是，怪他干吗？不能老把自己的现状和自身变化怪到丈夫头上——她不该跟杰弗里去西班牙，不该跟他上床。现在她就已经知道，等到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会觉得杰弗里·梅顿味同嚼蜡，完全是人生的重复。然而，她又鼓不起勇气返回英国，找间房子静静地独处。

她刚睡着梦就找上了她。她梦见自己坐在电影院里，看一部以前看过的片子——这部影片她清醒的时候看过两次。一只可怜的海龟，生活在那个原子弹爆炸的太平洋岛上，失去了方向感，产完卵后没有听从平时本能的指引，返回大海，而是朝里走向无水的它不能生存的陆地。她坐在黑漆漆的电影院中，看着那只可怜的动物，迈着沉重的脚步，静静地离开大海，走向死亡，就想：噢，海豹，我可怜的海豹，我有责任照顾你，我必须照顾你，可你在哪儿呢？想到这里，她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梦中的她好像在四处寻找另一个梦，那个海豹之梦；因为看着那只海龟走向死亡却无能为力，所以她必须拯救海豹，就像昏昏沉沉走错了房间一样，她入错了梦，又打不开通向正确之梦的房门……海豹在哪儿呢？是不是躺在干燥的乱石上无人问津，等着她的到来，黑黝黝的眼睛正四下寻找她呢？

翌日，她留下来帮助代表们打点回家的行装；这种事儿本无需她动手，她的工作已经结束，但天性让她觉得不该坐视不管。到了晚上等所有的代表都奔赴世界各地之后，她便加入到那一群酒店客人的队伍当中，从自己房间溜到别人房间，然后在天亮前趁客房服务员还没开始打扫房间，轻手轻脚返回自己的屋子。

那晚她和杰弗里一起度过，她答应八月份跟他一起去西班牙。八月份去西班牙肯定是头脑发疯了，不过那个时候，整个欧洲都是发疯的人潮。聪明人会选在八月前后去欧洲旅行。但是，如果不去西班牙海边，去内陆地区，还是可以一试。照杰弗里这个西班牙通说，在那儿他们将发现真正的西班牙，难以毁坏的西班牙，正恭迎他们的大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