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食品组织

她既着急害怕挑不到得体的裙子参加面试，又担心自己的发型——的确很郊区主妇风，这个她清楚——赶紧在心里调整了一下自我形象，使其不同于迈克尔·布朗太太。不过，她的种种担忧，全属多此一举。因为她才刚踏进查理·库伯先生的办公室，对方就说：“谢天谢地，你总算腾出时间过来了。今天就上班，可以吧——很好。”

她的朋友兼介绍人艾伦·波斯特说她是个极其能干的家庭主妇，经他们一再怂恿才同意暂时撇开家人，为这个国际大组织分忧解难。刚开始的时候，她被列入一个特殊小组即业余翻译的名单之中，搞得她觉得自己像是来打下手的。

后来情况有所变化，原先物色好的四个翻译能手中，有两个因家庭和身体原因，打了退堂鼓。

“这整件事儿就是邪乎，怎么就这么背运呢！”查理·库伯嚷道，“不过我相信有了你，我们就会转运的。”说完他催着她一路小跑地穿过一条亮堂堂的宽阔走廊，走廊上安了许多窗户；然后又赶着她走进一个大电梯，电梯里挂了一幅画，画上的黑皮肤女子笑盈盈地从翠绿的树上采摘咖啡豆；出了电梯又穿过一条富丽堂皇的走廊，先经过黄油会议小组，然后是糖会议小组，最后来到一个宽敞无比的长方形房间，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油光发亮的椭圆形桌子，一看到这张桌子，立即让人联想到，肯定在某个地方有家工厂，专门为国际会议生产超大号桌子，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应有尽有。

有场会议正在进行。会议桌上放着水杯、铅笔、水笔，以及写了字的散乱稿纸。椅子七歪八扭，但上面空无一人；代表们都在楼下喝东西——大概是咖啡吧——聊眼下最平常的话题，谈论公共部门或公共场所的职员办事效率低、工作能力差什么的。进来的人数越来越多，也就有越来越多人谈论这个问题，说话人的火气也越来越大。而服务人员呢，本来就麻木迟钝，此刻就更跟不上客人的要求了。直到这个时候，圆滑的查理·库伯才告诉凯特，本来是希望她早上十点就能开工，给第一场大会开幕帮忙，不是十二点现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不是她的错，又没有人通知她，他搞不懂为什么老出状况。没错，他想到了，是有人对她说：“早上能过来一趟吗？”——就是这样！

可是，现在她能上阵吗？是马上，或准确地说，会间休息结束后代表们回到会议室的时候。除她之外，当班的还有一个葡萄牙语同传高手。

凯特先前以为，今天只是初试，所以她对好几个相关人士说，她会赶回家洗衣做饭的。不过，她可以出去打个电话，然后……查理·库伯一听立刻愁容满面——代表们马上就上楼了，就因为她，凯特到位了，才把他们全部招回来的。凯特痛苦地叫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做事都是有板有眼，井井有条，面对这么突兀的安排，她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至少查理·库伯可以替她打个电话，说布朗太太没空，在忙别的事情。这个电话是要打给艾琳的：她强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请他代说妈妈爱她，谢谢她的支持。凯特听话地跟库伯到一个年轻女子身边，这个女子给她讲了工作中要注意的事项。会议室的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了一台仪器，接收从非母语译成母语的语言，即把讲话人的声音传输到听者那儿。通过凯特，这一环节尤其重要。仪器上面开关众多，每个开关都接通一门外语，连着耳机。房间两头各有一间玻璃同传室，里面的开关、接收器和耳机就更多了。凯特要做的就是坐在同传室里，听见用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发言，就边听边大声译成葡萄牙语，她的声音会通过传输器送到说葡萄牙语的代表耳中，那些代表多为西班牙人，不懂英语，或者懂英语却宁愿说母语。她本人就像一台机器，传入耳朵的是一种语言，送出嘴巴的又是另一种语言。

当然，尽管翻译人手不够，她也不会独自在同传室待上一整天。库伯会经常派人替换她，让她休息，补充那无比重要的精力，因为搞同传是极其累人的活儿。对这份工作非同一般的繁重程度，查理·库伯强调了一遍又一遍。刚才他出去给她家人打了电话，自以为那是个不值一提的小忙，所以没告诉她，这会儿刚回来。凯特和他一起坐在同传室里，头戴耳机，在他的帮助下熟悉开关的使用。他一边指导一边在便笺纸上写告示：本次会议未能配备足够的翻译，组委会对此深表歉意，恳请各位代表宽贷、体谅。他拿着这页纸，急冲冲地跑出去，找打字员打字。透过同传室的玻璃，凯特——现在里面就她一个人——能看见会议室，从她这个位置看，非常悦目。高高的窗户，四面墙都用赤褐色木板包好，上面的纹理各式各样：木纹的、螺纹的，以及图案形的。地上铺的是清一色深蓝地毯。

就是这个房间将决定数以百万计小人物的命运和财富，决定他们今后种什么庄稼，吃什么和穿什么——还有想什么。

查理·库伯拿了一叠纸——那一页致歉信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神奇地变成一大叠——往每个座位分发，尚未发完，代表们就有说有笑地鱼贯而入。这群人真引人注目啊！国籍不同、肤色各异的俊男靓女汇聚一堂，此情此景正是电影制片人梦想拍摄的联合国图景。话又说回来，演员能演绎出这种漫不经心流露出的威望，能表现出这份满满的自信吗？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单单这种气质，就足以将他们和助理、秘书，以及随从人员区分开来。这群男女分别在各自的座位坐好，依旧从容不迫地说说笑笑，神态之间明白无误地写着“权力”两个字。每个手势、每个眼神，都传递着自身的作用和占据的分量。

有的代表穿的是民族服饰。其中有五六个男女，来自非洲什么地方，显得鹤立鸡群，让其他所有代表相形见绌。他们个子高大，举止优雅，衣着气派——袍子褶皱、耳环耳饰、转头回眸无不恰到好处。如果有个男子，他的决定能够影响千里之外山脚下扛咖啡包的人们，那么就连他身上的西服褶痕都透着威严。

会议正式开始。凯特发觉，她的大脑机器运转顺畅。尽管有那么一小会儿，她很慌乱，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像会永远空空如也，可是当她听到从自己嘴中说出的像模像样的语句，再看一看听者的面部表情，紧张情绪顿时一扫而光。似乎没有人听不懂她翻译的东西，好像原话就该这么说似的。

才过了一会儿工夫——其实已经足足两个小时了——她被一个同事替换下场，送去休息室，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接着她一脸自信地重回工作间。等到下午五点，她俨然已是该组织的一分子了，就像家庭成员一样。她下班回家，已经来不及准备晚餐了，女儿煮好了饭，家里一切运转自如。

到了周末，那种世人酷爱、味苦而香馥的植物的复杂特性，凯特大抵已经了解，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东西。此时，她家的房子已经整好待租。很快房子就租出去了，租到九月底。一家人也已各自前往目的地，根本不需要她的帮助。她只消漠然地丢下一句话：“你们谁盯一盯这事儿，我没空儿。”可是就在一周前，她要是说这样的话，语气肯定是忐忑不安的。她吻别了丈夫、女儿和三个儿子，因为忙碌，来不及体会什么异样情感。

她搬进一个女同事租的公寓，这个同事原来也是个翻译，现在高升了，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她带足了这几个月的必需品，从家搬到这里，前后不过半个小时，其间还倒腾了几件衣服塞进皮箱。

这几件衣服尚未派上用场，都是这个星期匆忙买下的，为的是能让她顺利过关，进入这种生活方式，就像护照一样。迈克尔·布朗太太可不能被人笑话不懂穿衣；不过，国际食品组织聘请的又不是迈克尔·布朗太太。

购物之前她问查理·库伯她的报酬怎么算。查理那张憔悴但温和的圆脸，立即露出自责的痛苦表情。身为如此众多会议的男保姆，他成天挂在脸上的就是这副招牌表情。

“天呀！”他说，“真抱歉！噢，我不知道你——瞧我多糊涂！我应该事先跟你商量来着，可这个星期实在够戗——真的，幸亏老天有眼，把你送来了！”之后他说了个数字，惊得她差点儿叫出声来。看他彬彬有礼却漫不经心的样子，似乎世界上的工会组织、薪资之争、贫穷、饥饿之苦都不存在，这些国际组织官员的薪水，这些生活必不可少的财富，可以由他安排。

于是她去买了那些衣服，买了大半打，心想只要在国际食品组织干满两周，就能买下一整橱的衣裳，足够她美美地外出度一次假。可惜，她的计划不过是去苏塞克斯郡见一个老友，或者去苏格兰看看姨妈。其实她并没有想好该去哪儿。

到了第二周，她已觉得工作压力不大，做得游刃有余，像在家中操持家务一样——难以置信吧，才不过几天的工夫。她机械地工作着。会间休息时就走出同传室，到咖啡间闲坐旁观。再怎么说，她都是个外人，觉得无权加入那些特权人士之中。她只是个临时工，干完这一周就可以走了。不过，她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里面——穿了新衣裳就更心安理得了——喝着上等咖啡在一边旁观。屋里像个集市一样，或者像一场没完没了的热闹晚会。

一个女子坐在一间公共休息室里，神情悠闲，目光敏锐，像个社会组织的官员，穿着很像，神情也很像，却听凭她个人的生活——或者对个人生活的想法——源源流过脑海。难道这二十五年来，她只是作为家庭的一分子，为一大家子忙忙碌碌，都忘了那种普通生活，那种家庭之外人人享有的生活，是如此惬意，如此轻松？他们一个个穿得多么光鲜得体，肌肤多么红润光泽。他们走进这里，一个眼风就能招来同伴的盈盈笑容和愉快表情，然后招招手自顾自坐下来，做个手势：我想独自待会儿——这个心愿当然无人忤逆；要不就是随意地、近乎简慢地扫视一圈，看看可以加入哪些人群。他们的举止从容自在，似乎看不到一丝紧张，而你只要出了这个庇护场所，随便在哪一条街走上五分钟，紧张感肯定就会尾随而来。不管哪条街，哪个商店，哪户人家，人们都紧张地进进出出，人流一波接一波。在这栋雄伟的公共建筑之外，纷争此起彼伏。可是这里呢？这些气度雍容之辈，个个都被金钱打造得神采奕奕，尝过痛苦的滋味吗？躲在黑暗中痛哭过吗？渴望过难以企及之物吗？他们当然经历过，肯定——但是没有表露一点迹象。他们是否——不过，可能这个问题不合适宜——饿过肚子？

你也许难以相信，他们如今遇到的问题是多么微小，几乎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只要你还记得建造这栋大楼的宗旨，以及纷至沓来、济济一堂的与会者为何而来。因为凯特已是其中一员，知根知底。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的凯特不再是“遇到意外事件和有人生病时替补的临时翻译”了。她是凯特·布朗，走在过道上遇见的都是温暖的笑脸，不时被人叫住讨教主意和打听消息。上哪儿买这种那种面霜或某种特产食品；怎么去饭馆、酒店和时装店；该到哪儿买英国羊毛制品和威士忌……

上一星期，当她精疲力竭瘫倒在床时只有工夫想，她都成了一种功能了：她变成了，她就是替一大群国际公仆服务的语言。这个星期，因为不累，所以躺在床上睡不着时她就想：自己的第一种功能——扮演技术高超的鹦鹉角色，怎么三下五除二就被原来的角色赶下马了呢？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这个到哪儿找那个到哪儿找？——他们居然问她这个新手！话又说回来，说她是老手当然也不过分，因为在这幢大楼进出的人多数每次就只待几天而已。

她摇身一变又开始重操旧业：成了保姆，或护士，像查理·库伯一样。还有母亲。没关系，再过几天她就可以脱身，再也不会像只见人遇到一点儿小麻烦就滥施同情的鹦鹉；她就要自由了……凯特察觉这一心思，打了个冷战。她发觉自己忍不住会想：早知道和迈克尔去美国好了。她知道自己动辄就想：去萝丝那儿吧，我还可以搭把手替她带带孩子呢。萝丝就是她想去走访的苏塞克斯的朋友。

可是，这个夏天她并不想待在别人家里，那也太窝囊了吧。入睡前她打量了一下自己这间屋子：干干净净，对她没有一点感情。她心想，没错，这间屋子，比她家的大房子，比萝丝家的房子都要好，他俩的房子到处都塞得满满的，随便哪个物件都有来头，都有说法，都是家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都是宝贝，都很重要。而这间小盒子似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床、一椅、一橱、一镜——对，这就是她的选择，如果她能够选择……她做梦了。后来，等这一夜的梦成形时，刚才的想法就变成故事的第一章或梦中旅行的第一段路程，她努力想回忆起更多的内容和细节。可是，当她弄明白梦中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时——一种她清醒时从未体验过的既忐忑又欢喜的心情——她又把梦的内容给忘记了。黑夜中她醒了过来，想拼命拽住梦的尾巴不让它消失，到了早晨，那个梦变得和史诗的开篇一样，简单直接。

她正从一个景区的山上往下走，是北部的一个地方，她不熟悉。这时她听到有人喊：“快看哪，那是什么怪物，快看哪，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躺在那儿。”她想：是海参吗？肯定不是，哪有这么大的海参呀？原来是只海豹，搁浅了，正无助地躺在阴凉山坡边一块干燥的大石头上，痛苦地呻吟着。她把它抱了起来。很沉。她问它还好吗，能为它做什么。它呻吟了起来，她知道得把它送回水中，于是抱着它朝山下走去。

两周的工作就要结束的那一天，查理·库伯请她喝咖啡。她赴约了，查理问她有时间再干一个月吗，这个会议结束了，另一个会议又到开会时间了。

“这么说，我干得还行？”凯特问。就翻译这部分她知道自己做得不错，但眼瞅着这个正式员工对自己如此和颜悦色，他肯定另有企图。这家伙的确很有魅力。难道就是魅力让他得到这份工作？不过，若想弄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个暂且不管，先听他说话：“噢，亲爱的布朗太太，这还用问吗？能找到你，我们不知道有多开心！真幸运啊！你能来帮我们实在太好了！”（瞧他说的，好像她做这事儿是为了急人所难，不是冲钱而去似的，听着真舒服！没想到堂堂一个国际公务员，当今的青年才俊，还这么体贴、这么绅士，真的出乎意料。）“真的，相信我，凯特——咱们现在能不能直呼对方的名字？你真好，肯替我们再做一阵子——要是有办法，我会把你永远留下的。不过，也许咱们改日再谈这方面的事？但我必须说实话，我们还想用你，倒不是因为你超强的翻译水平，你能一下子就上手，真的太棒了——有的人经过好几星期的训练还不见得行呢，可你呢——是的，还有别的原因。大家都夸你好，说你帮了他们很多忙。我没骗你，金斯米德太太，就是那个美国代表，今天早上还说，多亏听了你的建议，要不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是不是因为你的大家庭？艾伦·波斯特跟我说起过你家那几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说，这就是关键的地方。我想一个人能做好一件事儿，就能做好其他事儿。要是你能再待一个月，转来做组织工作，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浪费了你翻译方面的卓越才能——罪过呀。但别的事儿你也同样做得很棒。总之，要你放下做得那么出色的活儿，是有点强人所难。当然啦，要是你答应，报酬会更高。一个月——你能挤出一个月时间吗？”

她当然答应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啊：没想到有这等好事。她一直觉得不好意思，和那些天赋异禀、说外语同说母语一样流畅自如的“鹦鹉”拿同样的报酬，收入几乎和她丈夫，一个受训多年、经验丰富的医生不相上下。她丈夫可是个神经病科专家呀。（当然是英国专家，不是美国的，要是在美国，他的收入会翻上好几番。）而现在的薪水似乎高得更加离谱，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可是，在这个世界，有些情况并不符合一般法则、标准和价值，她只能接受。至于将她的特殊才华弃之不用，她的心头还是有些想法的：那她到底做什么呢？

其实呀，她的工作和在家里做的差不多。她开始安排事儿，打无数个电话，看看人员、事情、地点是否安排妥当……后来，突然间她遇到了关卡。英国突发伤寒恐慌。旅游业往往与公众健康的需要水火不容，二者之间的较量几天来殃及了各行各业。传闻除非重要事务必须进出英伦三岛，否则一律禁止。后来疫情得到控制，可就在这时，机场又闹罢工。据报道，这次罢工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接着又发现因为工作疏忽，预订的酒店客房数量不够，安排不下四十个与会代表——这个失误并不属于那种无法避免、非人力所为的大事，只需表示一下遗憾便完事了。出了这样的纰漏，组织高层急忙商量对策——他们忙着接打电话、收发电报，纽约、伦敦、澳大利亚、加拿大……商量的结果是，本次会议并非必须在伦敦召开。这次会议是国际食品组织的高层会议，讨论的是个普遍问题，即全球食品的供需问题。世界上适合举行会议的理想地点多如牛毛——巴黎怎么样？不，不行，七月的巴黎人潮如流，连停脚的地儿都没有——这么多问题悬而未决，看来只能把开会时间后推，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们提议、商量、否决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城市：罗马、巴塞罗那、苏黎世。凯特忍不住寻思，像个持家的女人那样，为了处理推迟会议、征求意见和改变主意这些事儿，不知打了多少电话，单单电话费就够养活好几千人好几星期了。不过人家付给她工资又不是要她来持家，要她做的事比持家过日子还要省心。做什么呢？与查理·库伯和其他同事商量问题，在这方面她花的时间好像多得不成比例。她觉得自己陷进了一个名曰“组织泥沼”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推得动，什么都磨磨蹭蹭，什么都得延期。她和他们说了又说，谈了又谈。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往国外打电话——莫非这就是那些大机构的日常运作模式？果真如此，难怪……为什么非得在欧洲这棵树上吊死呢？有人问道。那些成天东奔西跑、见多识广的代表，一辈子待在空气稀薄的房间里围着圆形或椭圆形桌子开会，城市只是长方形窗户的背景，根本不会介意桌上的纸张、铅笔、水笔、水杯和常任秘书是贝鲁特或内罗毕的，而不是罗马或伦敦的。北非怎么样？不行，太热了。那么就找靠北一点儿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如何？那个地方倒是适合冷静客观的讨论。奥斯陆呢？不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太偏北了，最好找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对了，地中海地区不错，但是不要黎巴嫩和叙利亚，不要阿拉伯国家，最好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避让的地方。土耳其？不错，最好是——伊斯坦布尔？就是这个地方，可惜热了点儿，跟北非和罗马差不多。没错，可这个地方非常漂亮，会议也不是太多，代表们开完会，还可以尽情欣赏那儿的美景古迹，品味那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传统气息，借以消乏解困。提名了那么多城市，都因人多天热被否定了，可怎么单单伊斯坦布尔就通过了呢，真搞不懂。但罢工怎么办？这个嘛，他们可以先到法国再乘船到目的地，如何？没有飞机之前，大家不都是搭火车坐轮船出行的吗？话是这么说，可是——你得承认，飞机客运和国际会议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搭档。

伦敦的伤寒恐慌再次爆发。查理·库伯和凯特·布朗全靠电话安排本次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为期三周的全球国际食品大会。与会人员，都还待在各自的国家，他们只好一一电话通知，说会议地点不在伦敦，改在土耳其，到时土耳其会竭诚欢迎各位的。

凯特原本空虚的夏天变得忙碌了，得一直忙到七月中旬，要是会议再推迟或许还要更晚。她一直觉得不该接这份活儿。也许，她早该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琢磨那阵寒风。她应该拷问自己：为什么对丈夫、孩子，特别是对丈夫的情感会发生如此激烈乃至她无法控制的变化呢？如今她有很多时间，却发觉无事可做，或者几乎无事可做，这些年来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空闲——她意识到，她的情感装置在真空中运转：她所有的情感对象都在异国他乡，不在身边，无法对她的变化说长道短。爱恨、渴望、厌恶、需要、拒绝是什么滋味——有时短短的一小时就能让人感觉五味杂陈——就像这会儿她独自一人身无羁绊的时候，像疯子似的自言自语……幸好马上就会忙起来，至少得忙一个月。她又出去买了几件衣裳和配这些衣服的饰品。新买的这些东西和平时穿戴的很不一样吗？不是的，是搭配方式换了样。如果是她爷爷，就会说：“关键是事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