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死神的猜字游戏 19 丘特斯基归来

我在那儿站了足足有几分钟，眼睛时刻不离那座小屋，部分原因是我比较谨慎。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是谁开走了空气推进艇，因此那位大夫先生有可能仍然躲藏在屋里，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几分钟后，看到周围没有任何动静，我便知道我得进屋去瞧一瞧。于是，我避开那只恶鸟栖息的那棵树，兜了一个大圈，慢慢接近小屋。

屋里漆黑一片，却不时有声音传出。正当我站在面对停车场的那扇破烂的纱门前时，我听到里面传出了一种轻微的拍打声，然后便是有节奏的呻吟声，偶尔还夹杂着几声抽泣。如果有人躲在里面，准备偷袭来人，给他致命一击的话，他是不会发出这种响声的。的确，这是被绑后试图挣脱的人发出的响声。难道丹科大夫逃离时忙中出错，没有带走多克斯警官？

我的整个大脑再次充满了令我狂喜不已的诱惑。我的死敌多克斯警官被绑在里面，用彩纸包起来后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而且是在这种完美的环境中。我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应有尽有，方圆几英里内连个人影都没有。等我完工后，我只需说：“对不起，我赶到那里时迟了一步。瞧瞧该死的丹科大夫对可怜的老警官多克斯都干了些什么。”想到这里，我如痴如醉，这种醉意让我兴奋得晃动了一下身子。这当然只是个一闪而过的念头，我绝对不会干那种事，我会吗？我真的会吗？德克斯特，喂，亲爱的孩子，你为什么直流口水？

当然不会。天哪，我可是南佛罗里达精神沙漠中的一盏道德明灯。大多数时候是的。我拉开纱门，走了进去。

为了谨慎起见，我一进屋就紧贴着墙，伸手去摸电灯开关。我找到开关，啪的一声将它打开。

和丹科大夫的第一个罪恶之窝一样，这里的家具也少得可怜，最醒目的又是屋子中央的一张大桌子。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面镜子，右边的过道没有门，直接通向看起来像厨房的小间，左右有一扇门，但门都关着，大概是卧室或卫生间。我的正对面还有一扇纱门，通向屋外，估计丹科大夫就是从那里逃走的。

桌子的另一头有个东西，浑身罩着一件淡橙色工装服，正发疯似的拍打着。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还是看出那东西像个人。“在这儿，哦，求你了，帮帮我，帮帮我。”他说。我走过去，在他身旁跪下来。

他的胳膊和大腿当然被塑胶带绑着，而塑胶带是每一个经验丰富、眼光独特的恶魔的首选。我边割断塑胶带边仔细打量他，他的啜泣声充斥着我的耳朵，但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啊，感谢上帝，啊，求求你，啊，快给我松开。兄弟，快点儿，快，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啊，耶稣，你怎么现在才来，上帝啊，谢谢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他不停地念叨着。他的头被剃得光光的，连眉毛也被剃去了，但他那轮廓分明的下巴以及脸上横七竖八的伤疤绝对不会错。他是凯尔·丘特斯基。

至少是他的大部分。

塑胶带割断后，丘特斯基挣扎着坐了起来，我一眼就看出他失去了左前臂和右小腿，分别是在胳膊肘和膝盖处锯断的。残肢上裹着洁白的纱布，没有一点儿血迹。又是漂亮活儿，只是丘特斯基恐怕不会对丹科大夫如此悉心照料他的胳膊和大腿感激涕零。我也不清楚丘特斯基的脑子里缺了多少东西，不过从他一刻不停地、眼泪汪汪地哀号的情况来看，我相信他目前肯定驾驶不了客机。

“哦。上帝，伙计。”他说，“哦，耶稣。啊，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他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抽泣起来。多亏我最近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好了，好了。”这比我当初安慰德博拉时还要别扭，因为他那残缺的左胳膊不停地重重拍打着我，增加了我假装同情的难度。

不过，丘特斯基的这阵哭泣只持续了几分钟，等他终于抬起头、挣扎着坐直身子时，我那件漂亮的夏威夷衬衫已经湿了一大片。他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可对我的衬衫而言为时已晚。“德博拉在哪儿？”他问。

“她锁骨断了，”我告诉他，“还躺在医院里。”

“哦，”他又吸了一下鼻子，那湿漉漉的长长的响声似乎引起了他体内某个地方的共鸣，他迅速看了看身后，挣扎着想站起来，“我们最好离开这里，他可能会回来。”

我一直没有去想丹科大夫可能会回来这个问题，但他的话有道理。猎杀者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先开溜，兜个圈子后再回来，看看是什么人在嗅闻他的足迹。如果丹科大夫这会儿回来，就会发现两个相当容易对付的目标。“好吧，”我对丘特斯基说，“我先在四周查看一下。”

他伸出一只手，当然是他的右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求你了，”他说，“别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马上就回来。”我说，想竭力挣脱，但他的手抓得更紧了。想到他在经受了这一切苦难后力气还这么大，你不得不感到惊讶。

“求你了，”他又说了一遍，“至少把你的枪留给我。”

“我没有枪。”我说。他睁大了眼睛。

“啊，上帝，你究竟在想什么？天哪，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他惊恐万状，那样子像是随时又会哭泣起来。

“好吧，”我说，“我先扶你用一只脚站起来。”我希望他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小错误。丘特斯基没有作声，只是将胳膊伸给我。我扶着他站了起来，他靠着桌子。“我去别的房间看一眼。”我说。他眼泪汪汪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乞求，但他没有作声，我迅速在这间小屋里查看起来。

丘特斯基所待的地方是小屋的主屋，里面除了丹科大夫的工具外，什么都没有。他有几件非常漂亮的切割工具，我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仔细考虑了一番后，拿走了其中最漂亮的一把，它那锋利的刀刃足以切割开最结实的肌肉。我还看到了几排药瓶，除了几瓶巴比妥类药物76外，其他药瓶上的名字在我眼里非常陌生。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没有找到被揉成一团、上面写有电话号码的火柴盒，也没有找到干洗店的收条。什么都没有。

厨房简直是第一起案子中厨房的翻版，里面有一个破旧的小冰箱、一个电热锅、一张牌桌，旁边有把折叠椅，仅此而已。灶台上有半盒炸面包圈，一只大蟑螂正在大口啃食。

我回到主屋后看到丘特斯基仍然靠着桌子站在那儿。“快点儿，”他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们走吧。”

“还有一个房间。”我说。我走过去，打开厨房面对的房门。不出我所料，那里面果然是卧室，房间一角有张行军床，床上有一堆衣服，还有一部手机。那衬衫很眼熟，我当然想到了它的主人是谁。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多克斯警官的号码，那堆衣服上面的手机立刻响了起来。

“好了。”我说。我挂断电话，回去接丘特斯基。

他还待在原地，不过那样子好像他能跑的话早就逃之夭夭了。“快，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点儿。”他说，“耶稣，我简直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正一口口地喷在我的脖子上。”我扭头看看后门，然后又看看厨房。我回来扶他时，他转过头来，目光落在了墙上挂着的镜子上。

他久久地盯着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然后身子一软，仿佛全身的骨头突然被人抽走了一样。“耶稣啊，”他再次抽泣起来，“哦，耶稣啊。”

“好了，”我说，“我们走吧。”

丘特斯基打了个寒战，摇摇头：“我动不了，只能躺在那儿，听着他对弗兰克动手的整个过程。他好像很开心——‘你猜出来没有？没有？那好，一只胳膊。’然后便是锯子锯东西的响声……”

“丘特斯基。”我说。

“接着，他把我绑在那上面，问我：‘七个字母，你猜是什么词儿？’然后……”

听听别人的技术当然很有意思，可丘特斯基似乎正要失去仅剩的那点儿自制力，我可不愿意再让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弄脏我衬衫的另一边。于是我走过去，抓住他剩下的那只胳膊，对他说：“好了，丘特斯基，我们走吧。”

他望着我，仿佛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睁大了眼睛，转过头去望着那面镜子。“啊，耶稣，”他说，深吸一口气，像听到号角声做出反应一样站了起来，“还不算太糟，我还活着。”

“对，你还活着，”我说，“只要能离开这儿，我们俩都能活着。”

“对。”他说，他果断地将头从镜子那面转回来，用剩下的那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我们走。”

丘特斯基显然没有太多单脚行走的经验，但他呼哧呼哧地费劲儿走着，每跳着走一步身体就重重地靠在我身上。即使少了几个零件，他块头仍然很大，因而对我来说这不是件轻松活儿。快上桥时，他停了下来，望着铁丝网外。“他把我的腿扔到那里，”他说，“喂了鳄鱼，还一定让我看着。他举着我的腿让我看到，然后扔了进去，水面立刻沸腾起来，就像……”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里有越来越强烈的歇斯底里的味道，他自己也听到了，于是不再往下说，而是颤抖着深吸一口气，粗声粗气地说：“好了，我们离开这鬼地方。”

我们一路走到了大门口，没有再误入记忆的歧途。丘特斯基靠着一根架设铁丝网的柱子，我则去开门。然后我扶着他上了副驾驶座，我自己坐到方向盘后，发动了汽车。车的大灯打开后，丘特斯基身子往后一仰，靠着椅子后背，闭上了眼睛。“谢谢你，兄弟。”他说，“我欠你一个大人情。谢谢你。”

“别客气。”我说。我掉转车头，向鳄鱼巷驶去。我以为丘特斯基睡着了，但汽车在狭窄的土路上行驶了一半路程，他又和我聊了起来。

“我真高兴你妹妹没有来，”他说，“免得让她看到我这副模样。这简直……听我说，我真的得先振作起来才能……”他突然停了下来，足足有半分钟没有吭声。我们默默地沿着高低不平的土路前进，这种寂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想知道多克斯在哪儿，在干什么。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别人在对他干什么。我还想知道雷克尔在哪儿，还需要多久我才能将他带到别处去，带到某个安静的地方，好让我不受干扰地思考、动手。我还想知道布莱洛克鳄鱼场的租金是多少。

“也许我还是不再打扰她为好。”丘特斯基突然说道，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还在说德博拉，“瞧我现在这副样子，她肯定不愿意再和我交往。我不需要怜悯。”

“这你尽管放心，”我说，“德博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怜悯。”

“你告诉她，就说我很好，回华盛顿了。”他说，“这样或许更好。”

“对你来说可能是更好，”我说，“但她会杀了我。”

“你不明白。”他说。

“不，是你不明白。她让我把你救回去，而且主意已定，我不敢不听她的话，否则我会吃不了兜着走。”

他沉默了片刻，我听到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面对她。”

“那我把你送回鳄鱼场去。”我乐呵呵地说。

他没有再说话，我将车驶进鳄鱼巷，在第一个转弯处倒了车，向着天边露出橘黄色灯光的方向驶去。那里就是迈阿密。

汽车行驶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处文明的迹象。过了收费站仅仅几英里，我们就见到了一个住宅区，右边还有一个购物中心。丘特斯基坐直了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外面的灯光和建筑。“我要用一下电话。”他说。

“你可以用我的手机，只要你替我付漫游费就行了。”我说。

“我要用座机，”他说，“投币公用电话。”

“你没有紧跟时代潮流啊。”我说，“投币公用电话可不大好找，早就没有人用它了。”

“从这个出口出去。”他说。虽说这样做无法让我在历尽千辛万苦后更早地美美睡上一觉，我还是将车驶下了高速公路。往前走了不到一英里，我们就找到了一家小超市，大门旁的墙上还安着一部投币公用电话。我扶着丘特斯基，他用一条腿跳跃着来到电话机旁，靠着旁边的隔音板，拿起了听筒。他瞥了我一眼，说：“你去那边等着。”对于一个没有人搀扶连路都走不了的人而言，这种口吻似乎有点儿专横，但我还是走回到汽车旁，坐在发动机罩上，任由丘特斯基在电话上聊着。

一辆老式别克车吱吱呀呀地停在了我的车旁，一群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的男子下了车，向小超市走去。他们目瞪口呆地盯着丘特斯基，不过他们出于礼貌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进了超市，玻璃门嗖的一声在他们身后关上，我感到一阵睡意向我袭来。这一天过于漫长，我筋疲力尽，脖子上的肌肉发硬，而我居然什么都没有杀死。我感到非常不对劲儿，想回家上床睡觉。

我在琢磨丹科大夫将多克斯带到哪儿去了。当我想到这位大夫确实已经将多克斯带到了某个地方，而且很快将对他进行永久性的手术时，我意识到这是我很久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我感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我自由了。多克斯去了。一次一小块，他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离去，将我彻底从被迫束缚在丽塔家的沙发上这种困境中解放了。我获得了新生。

“嘿，兄弟。”丘特斯基喊道。他那断了一截的左臂朝我挥动了一下，我站起身，向他走去。“好了，”他说，“我们走吧。”

“当然可以，”我说，“去哪儿？”

他望着远处，我可以看到他下巴一侧的肌肉绷紧了。小超市停车场上的安全灯照亮了他身上的工装服，也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上反射出去。剃掉眉毛后，一个人的脸居然会那么不同，这真让人吃惊。他那副模样很怪异，很像那种低成本科幻片中的化装，因此当丘特斯基咬紧牙关凝视着天边时，就算他本应显得坚强果断，他的样子还是像他在等着来自冷血魔王明77给他下达令人毛骨悚然的命令。但他只是说：“送我回宾馆，兄弟。我还有工作要做。”

“要不要去医院？”我问，心想他肯定不会砍断一棵紫杉来做拐杖，一路笃笃笃地走回去。但他摇了摇头。

“我没事，”他说，“我会没事的。”

我看着那两块裹着白色纱布的地方，皱起了眉头，那里曾经长着他的胳膊和腿。两处伤口毕竟还没有长好，还需要用纱布包扎起来，丘特斯基至少应该感到自己身体很虚弱。

他低头看了一眼被截肢的地方，在那一刻他的确身子微微一软，人似乎缩小了一点儿。“我会好的，”他说，然后略微挺直了身子，“我们走吧。”他显得既疲倦又伤心，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了一声：“好吧。”

他扶着我的肩膀，一条腿跳着回到了汽车的副驾驶座旁。就在我扶他坐上去时，老式别克车的那几位乘客拿着啤酒和炸猪皮走了出来。开车的家伙笑着冲我点点头，我也冲他一笑，关上了车门。“鳄鱼。”我说，冲着丘特斯基一点头。

“啊，”他回答道，“难怪。”他上了车，我绕过车身，也上了车。

在回宾馆的路上，丘特斯基一直保持着沉默。可是，汽车刚刚拐弯驶上95号州际公路，他就开始剧烈地颤抖。“啊，妈的，”他说，我扭头看着他，“药效过了。”他的牙齿开始发出嗒嗒嗒的响声，他猛地咬紧牙关。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可以看到他没有了眉毛的脸上开始出现汗珠。

“你是不是重新考虑让我送你去医院？”我问。

“你有没有什么喝的？”他问。我觉得这话题改变得太突然。

“后座上应该有一瓶水。”我说。

“我要酒，”他说，“伏特加或威士忌。”

“我的车上一般没有这种东西。”我说。

“妈的，”他说，“快送我回宾馆。”

我按他的意思将他送到了宾馆。只有丘特斯基自己知道为什么要住在椰树林区的“叛军”宾馆。这曾是椰树林区第一批豪华的高档宾馆之一，自开张以来入住的都是名模、导演、毒枭以及其他名流。虽然还算不错，但随着曾经弥漫着乡间气息的椰树林区逐渐被豪华大楼所充斥，它的声誉多少有些下降。或许丘特斯基在它一度辉煌的时候住过这里，现在纯粹是出于念旧重新选择这里。可如果一个人小手指上居然戴着戒指，你对他的这种念旧之情不由得会产生深深的怀疑。

我们下了95号州际公路，驶进了迪克西高速公路。我向左拐进联合街，一路开到滨海路。“叛军”宾馆就在前方右手边不远处，我将车停在了宾馆前。“我就在这里下车。”丘特斯基说。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药破坏了他的脑子：“你不要我扶你进房间？”

“我没事。”他说。这或许是他新的口头禅，可他实在不像是“没事”的样子。看他浑身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怎么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不过我可不是那种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硬要逞能的人，于是我说了声“好吧”，然后看着他打开车门下了车。他紧紧抓住车顶，一条腿摇摇晃晃地站了片刻。宾馆的服务员领班终于注意到了他，看到这穿着橙色工装服、脑袋光秃秃的鬼魅，领班皱起了眉头。“嘿，本尼。”丘特斯基喊道，“过来扶我一把，兄弟。”

“是丘特斯基先生？”他有些不敢相信，看到丘特斯基少了胳膊和小腿后，他吃惊得合不拢嘴。“啊，上帝。”他说，拍了三下巴掌，一个服务员立刻跑了出来。

丘特斯基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没事。”他说。

我最后看了丘特斯基一眼，他被领班扶着站在那里，一个服务员从宾馆正门推着一辆轮椅向他们走来。

我驾车沿着主干道向家驶去。想到今晚发生的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现在还不到午夜十二点。文斯家的派对似乎是几星期前的事，而他这会儿恐怕连水果潘趣酒喷泉盆的电线都还没有拔掉。我今晚先是经受了脱衣舞女的考验，然后是将丘特斯基从鳄鱼场救出来，该好好地睡上一觉了。我承认，我的脑子里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躺到我的床上，将毯子拉过来捂住脑袋。

当然，像我这样的坏人别想有片刻安宁。我刚向左拐进道格拉斯街，手机就响了。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尤其是在这么晚的时候。我瞥了一眼手机，是德博拉打来的。

“你好，老妹。”我说。

“你这浑蛋，你说要给我打电话的！”她说。

“好像太晚了点儿。”我说。

“你真以为我他妈的睡得着？！”她嚷道，声音大得足以给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些车里的人带来痛苦，“出什么事了？”

“我把丘特斯基弄回来了，”我说，“可丹科大夫溜走了，还带上了多克斯。”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德博拉，他开着一艘空气推进艇，然后——”

“我问的是凯尔，你这白痴。凯尔在哪儿？他没事吧？”

“我把他送到了宾馆。他……差不多算是没事吧。”我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她冲我嚷了起来，我只好将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旁。

“德博拉，他会没事的。他只是……左臂缺了一半，右腿缺了一半，没有了头发。”我说。她沉默了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