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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讯问啊，”史迈利凝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讯问，而是备受摧残的灵魂在相互交流。”

史迈利说的是他对莫斯科中心代号“卡拉”的间谍大师的盘问，此人向我们投诚就是他促成的。但对我而言，他说的却是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据我所知，史迈利从没听说过弗雷温的事。

告发弗雷温是苏联间谍的信，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送到我桌子上的，上个星期五从伦敦西南一区加急寄出。星期一早晨，总部档案室拆开了这封信，当班的档案室副主任在上面标注了“HIP 157阅”几个字。“HIP”这个令人不快的缩略语指的是“讯问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我本人。在有些人看来，打头的字母“H”应该换成“R”——“你就在讯问处好好安息吧。”当天五点钟，总部的绿色厢式车才在诺森伯兰大道卸下没几封信的邮件包，讯问处对这种姗姗来迟的烦人事往往会置之不理，搁到第二天早晨再说。不过我正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况且手头也没别的事可做，便立刻打开了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描图纸片和信别在一起，纸片上都用铅笔注了字。总部写给讯问处的字条向来有种对白痴下达指示的意味。一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C.弗雷温即为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外交部译码员……”后面是弗雷温正面议决记录的索引号和个人档案编号，这等于是在大费周章地告诉我，档案中没有任何对此人不利的记录。第二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S.莫德里安即为谢尔盖·莫德里安”，后面又跟着一连串档案索引号，不过我根本没去理会。在苏联处干过五年之后，对我来说谢尔盖·莫德里安就是谢尔盖，其他人对他也同样熟悉：老伙计谢尔盖，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莫斯科中心设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常驻站里配了一大帮工作人员，谢尔盖在其中可是个顶尖人物。

就算我心里还有一点点犹豫，想拖到明天再看信，谢尔盖的名字也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里写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不过我当时可是在主场。

寄：伦敦西南区唐宁街

外交部安全局局长　收

尊敬的先生，

此信意在让您知悉，外交部译码员C.弗雷温（此人长期、经常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最近四年来，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第一秘书S.莫德里安保持着秘密联系，而且没有在年度审查报告中如实反映这一情况。两人之间传递过秘密材料。莫德里安先生的行踪现无法查实，因近期他已被召回苏联。弗雷温现仍居于萨顿区比弗大道的栗树街，莫德里安至少曾去其家造访过一次。C.弗雷温现在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您真诚的，A.帕特里奥158

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普通的白色A4纸，没有水印。信上写有日期、标点符号使用过多、拼写准确无误，信纸叠得非常工整。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从来都不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在夏洛克·福尔摩斯酒吧喝过两杯威士忌就晃悠到总部，签名登记进了档案室的调阅室，调出了文件。第二天早晨十点的接待时间，我坐到了伯尔的等候室里，先是把自己名字的拼写告诉了伯尔那位圆滑的私人秘书，此君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我是谁。莫斯科站的布罗克排在我前面。喊到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俩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板球，硬是没提到布罗克曾在苏联处为我工作过的事，况且他最后经手的就是巴雷的案子。几分钟之后，彼得·吉勒姆抱着一大堆文件晃了进来，看样子是宿醉未醒。他最近当上了伯尔秘书处的处长。

“在你前头插个队不介意吧，老伙计？十万火急地传我来见他。看样子那家伙是希望我连睡觉时也加班干活。你碰到什么问题啦？”

“麻风病。”我说。

情报部里的大人物会在一夜之间变得籍籍无名，这速度除了莫斯科之外恐怕没有哪儿能比得上。巴雷·布莱尔的叛变引发了一系列动荡，即便是伯尔的前任克莱夫那么精明的人物，也没能在五楼滑溜溜的甲板上站稳脚跟。据最新消息，克莱夫正在赶赴圭亚那担任当地站长的途中，在那个地方任职倒是很有益健康。经过历次风波仍旧岿然不动的，似乎只有我们那位畏畏缩缩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就在我走进伯尔光可鉴人的办公套间时，帕尔弗里从另一扇门里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不过他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只好冲着我投来一个狂乱的笑容。近来他蓄起了小胡子，想让自己的模样显得更正派些。

“内德！太好了！哪天咱们一定得一起吃顿午餐。”他气喘吁吁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接着就消失到水线以下去了。

恰如他时髦的办公室，伯尔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物。他是从哪里调来的，对我来说是个谜，不过那时我毕竟已不再是圈内人物。有人告诉我他原来是做广告的，另一个人说他来自伦敦市政府，还有人说他来自法律学院。讯问组收发室的一个聪明人跟我说，伯尔根本就没什么来历：他生下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浑身散发着须后水和权力的气息，身着两件套的蓝色商务西服，脚蹬一双别致的侧搭扣式黑皮鞋。他是个大块头，步态飘忽不定，而且年轻得出奇。一握住他软乎乎的手，你马上就会减掉几分力气，生怕会把那手捏出印子来。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弗雷温的档案，封面上别着我做的不算严谨的摘录——是昨天深夜写出来的。

“信是什么人寄的？”没等我落座，他就用干巴巴的英格兰北部口音问道。

“我不知道。信中对情况了解得很透。不论是什么人写的，肯定都做足了功课。”

“说不定是弗雷温最要好的朋友。”照伯尔说话的口气，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

“他信中有关莫德里安的日期都对，弗雷温的权限也没错，”我说道，“他了解正面议决的程序。”

“但还算不上什么大师杰作，对不对？如果是内部人干的，这还不够完美。很可能是个同事。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料到自己会遭遇这种连珠炮式的发问。在讯问处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被别人催着了。

“呃，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我来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为什么不让你去查呢？”

“这种事超出了讯问处通常的职责范围。弗雷温的权限高得吓人。他的部门负责处理白厅某些最为敏感的电讯往来。我本以为你会把这事转给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也应该直接由他们进行安全质询。”

“这是我们的情报，我们管的人，我们的信。”伯尔反驳道，他的率直倒是让我心头一热，“让他们见鬼去吧。等我们弄清情况，再来决定该怎么处理。公园对面的那帮死板家伙整天就想着做成铁板钉钉的起诉，再搞一大堆勋章来分分。我可是在为市场收集情报。如果弗雷温变节了，说不定我们可以让他继续干，然后把他策反过来。说不定他还能让我们接触到莫斯科那边的莫德里安老兄。谁知道呢？但搞安全工作的那帮大师不知道，这是肯定的。”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把案子交给苏联处去处理。”我固执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本以为在伯尔眼中我肯定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家伙，因为他这种年纪的人会觉得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似乎是在问我的意见，让我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应该指望我。

“讯问处没有参与情报行动的职能，”我解释说，“我们管着一间打掩护的办公室，倾听孤独的人们倒苦水。我们没有权限开展秘密调查或是指挥情报员，也没有被授权去追查像弗雷温这样能接触高层机密的嫌疑人。”

“你可以搞电话窃听，对不对？”

“你要是给我授权，我就可以做。”

“你可以向监视组介绍情况，对不对？他们说你以前在监视组干过几次。”

“那也得你亲自授权才行。”

“就当我授权给你了呢？讯问处也有权进行有关资格审查的质询。你可以假装是普洛德警官159嘛。你很擅长这个，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一件跟审查有关的事，对不对？弗雷温也该轮到一次附加调查了，对不对？那就去查他吧。”

“涉及到正面议决的时候，讯问处要调查的所有情况必须事先报国家安全局审批。”

“就当他们已经批过了。”

“我不能这么干，除非拿到书面的许可。”

“嗨，你当然能了。你又不是情报部里那帮没用的老家伙。你可是了不起的内德啊。你打破的规矩多得很哪，对不对？你的档案我全都看过。况且你也认识莫德里安。”

“不是很熟。”

“有多熟？”

“我跟他吃过一次饭，打过一次壁球。这算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的壁球？”

“在兰斯顿160。”

“你们俩怎么一起打球去了？”

“当时已正式宣布，莫德里安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的联络员。我想就巴雷·布莱尔的事跟他谈一笔交易。人员交换。”

“怎么没谈成呢？”

“巴雷不肯跟我们配合。他自己去谈了交易。他想要的是他的姑娘，不是我们。”

“他的球打得怎么样？”

“挺狡猾。”

“那你打赢他了吗？”

“赢了。”

伯尔自己打住了一连串的问话，仔细打量着我。我感觉就像是被一个巨大的婴儿盯着。“这件事你能处理得了，对不对？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吧？你那个时候可干过不少好事。你也是个有感情的人，在我看来，咱们这个机构里有些娘娘腔的家伙可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有压力呢？”

没有回答。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作答。他厚厚的嘴唇翕动着，好像在嚼着什么东西。

“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年头谁还相信婚姻那玩意儿？”他说道，他那懒洋洋的地方口音变得更重了，仿佛是彻底抛掉了束缚，“你要是想跟那姑娘一起过，我就建议你这么干。我们已经查过她的底细了，根本用不着担心。她不是扔炸弹的，不是什么组织的秘密支持者，也不是吸毒鬼，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她是个好姑娘，生活方式也挺好，你这家伙还真走运。这件事你到底是想接还是不想接？”

一时间我竟然说不出话来。伯尔知道我跟萨莉的风流韵事，这没什么奇怪的。在我们的世界里，像这样的事你得自己写到报告里去，要不然报告就会找你的麻烦。我已经硬着头皮主动向人事组的头儿做了汇报。让我哑口无言的并不是伯尔已经知情，而是他有本事让人感到亲近，能那么快地深入我的内心。

“只要你肯罩着我，给我提供资源，我当然就会接。”我说道。

“那就开始干吧。随时向我汇报，不过也别没事总汇报——别跟我胡扯，有什么坏消息一定要直接告诉我。他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咱们的这位西里尔。我敢说，你肯定看过罗伯特·穆齐尔161的书，对不对？”

“恐怕没看过。”

他拽出了弗雷温的档案。我用“拽”这个字，是因为他那双面团似的手上看不出一丁点儿做过事的痕迹：现在我们要来瞧瞧这双手该怎么搞开这份档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双手要怎么对付这个叫铅笔的奇怪玩意儿。

“他没有任何嗜好，除了音乐之外没有什么固定的兴趣，没有老婆，没有女朋友，没有父母，没有经济顾虑，连古怪的性偏好都没有，可怜的家伙！”伯尔喟叹着翻到了档案的另一部分。他怎么有时间去看档案的？我在心里自问。估计是在凌晨的时候。“还有，像你这样经历丰富的人，整天干的事就是去对付现代文明和文明造成的种种不满，不学习点罗伯特·穆齐尔的智慧怎么行？这个问题有空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好好回答。”他舔了舔大拇指，翻到下一页。“有五个。”他说。

“他不是独生子么？”

“不是说他的兄弟姐妹，你这个傻瓜，是他的同事。弗雷温那个沉闷无聊的译码员办公室里有五个工作人员，他是其中之一。他们干的活都一样，级别都一样，上班时间都一样，脑袋里转的下流念头也一样。”伯尔直直地盯着我，之前他还没这样干过，“如果真是他干的，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写信的人没说。这一点挺奇怪。他们通常都会说的。也许是出于厌倦——这个动机怎么样？厌倦和贪婪，如今就只剩下这两样动机了。还有报复，报复是永恒不变的。”他又低下头看档案，“只有西里尔一个人没结婚，注意到了吗？他是个同性恋。我也是。我是同性恋，你是同性恋。我们全都是同性恋。问题是最后到底是哪一部分自我占上风。他没头发，看到了吧？”他冲着我晃了晃弗雷温的照片就继续往下说了，我只瞥到了一眼。他的精力充沛得吓人。“不过秃头也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得说，就跟结婚一样。这个我应该知道，我都结过三次婚了，还没算完。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告发材料，对不对？所以才让你到这儿来。那封信说到了点子上。你该不会觉得信是莫德里安写的吧，啊？”

“他干吗要写信？”

“是我在问你，内德，别跟我耍花招。恶毒的想法才能让我继续下去。说不定莫德里安觉得自己要回莫斯科了，想在身后制造点小混乱。莫德里安可是一只专搞阴谋诡计的小猴子，他要是动起脑筋就是这样。他的档案我也看过了。”

什么时候看的？我又想道。你到底是怎么抽出时间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伯尔的思路跳来跳去，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抛给我，看看我会作何反应。等到我终于精疲力尽地回到等候室，迎面又撞上了彼得·吉勒姆。

“见鬼，伦纳德·伯尔到底是什么人？”我问道，还觉得有点头晕眼花。

彼得见我竟然不知道，显得很吃惊。“伯尔？我亲爱的老伙计，伦纳德多年来一直是史迈利的王储啊。乔治当年在万灵节162的时候救了他，要不然他可是生不如死。”

至于萨莉，我当时的婚外女友，我该跟你说些什么呢？她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这一点打动了我心灵深处的囚徒。莫妮卡也被关在困着我的高墙之内。莫妮卡是情报部的人，她和我都受着同一套规矩的束缚，因此我们俩就被捆在了一起，也可以说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对萨莉而言，我只是个人到中年的公务员，都已经忘掉了人活着该去找点乐趣。她是个设计师，有时会去跳跳舞，最爱的是戏剧，在她看来除了这几样东西之外，人生都是不真实的。她个子高挑，肤色白皙，相当聪明，有时候我觉得她肯定是让我想起了斯黛芬妮。

“跟你见面啊，长官？”戈斯特在电话里叫了起来，“对我们的西里尔进行附加调查？当然可以了，长官！”

第二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间会晤室里见了面。我的身份是约克上尉，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普通审查官，前来进行逐一调查。戈斯特是弗雷温所在的译码部的主管，人们说起那个部门更爱用它的绰号“水槽”。戈斯特是个好色之徒，穿着一身活像教区执事的西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满脸假笑，胳膊肘往外撇着，小嘴巴像虫子似的动来动去。坐下来的时候，他把外套的下摆往后撩了撩，好像是要把屁股露出来。接着他像歌舞团女郎似的劈出一条丰满的大腿，再充满暗示意味地架到另一条大腿上。

“‘圣人’西里尔，我们都这么称呼弗雷温先生，”他轻松愉快地说道，“不抽烟，不喝酒，不骂人，毫无疑问的处男。审查结果就是这样的。”他从十支装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在大拇指指甲上垛了一下，然后在百忙中用舌头舔了舔。“音乐是他唯一的爱好。特别喜欢歌剧。经常去看歌剧，跟钟表一样准时。我对歌剧可不感兴趣，弄不清那到底是演戏的在唱歌呢，还是唱歌的在演戏。”他点着了香烟。我能闻到他呼吸里带着中午吃饭时喝的啤酒味儿，“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胖女人。尤其是在她们冲着我尖叫的时候。”他朝后一仰头，吐出几个烟圈，还有滋有味地咂摸着，仿佛这些烟圈就是他权力的象征。

“我想问一问，弗雷温最近和别的同事相处得怎么样？”我翻了一页笔记本，像个尽责的审查老手似的问道。

“好得很啊，长官。非常融洽。”

“档案员、登记员、秘书——他跟这些人没什么问题吧？”

“一点都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吗？”

“都在一间大办公室。我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纯粹是有名无实的。”

“有人跟我说，西里尔有点儿讨厌女人。”我试探地说道。

戈斯特尖声笑了起来。“西里尔？讨厌女人？胡说八道。他简直恨透了那几个姑娘。他根本就不和她们说话，除了道声‘早上好’。连平安夜聚会他都不肯来，生怕跟哪个姑娘一起站到槲寄生的底下，这样他就得亲她们了。”他换了个跷腿的姿势，这表示他决定要发表一番声明，“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圣人’西里尔——是一位作风老派的职员，他为人非常可靠，极有责任心，彻底秃顶，乏味得让人难以置信。‘圣人’西里尔虽说谨小慎微得过了头，在我看来他也已经干到头了，无论是从专业还是职业的角度而言。‘圣人’西里尔是个死心眼。‘圣人’西里尔做的都是些千篇一律的事，百分之百。阿门。”

“政治上呢？”

“我的部门里没人谈论政治，谢谢。”

“他工作时不偷懒吧？”

“我这么说过吗，先生？”

“没有。恰恰相反，我得引用档案里的话：需要加班的时候，西里尔总会卷起袖子，吃午饭的时候也待在办公室干活，晚上也干，等等。现在还是这样的，对吧？他的工作激情没有减退吧？”

“西里尔什么时候加班都行，这让那些要回家照顾老婆孩子或是其他什么重要人物的同事很高兴。他愿意一早来加班，吃午饭时加班，晚上值班也没问题，当然了，除非晚上有歌剧。西里尔从来不计较得失。最近嘛，我得承认，他有点不太愿意牺牲自己了，不过这肯定只是暂时的，服务暂停一下嘛。我们的西里尔也有点小脾气。谁没有点脾气啊，先生？”

“所以你是说他最近有点懈怠？”

“工作上没有，工作他从来都没懈怠过。西里尔是个彻底的工作狂，一向都是这样。只不过是不太愿意被活得更有人味儿的同事们利用罢了。最近一到五点半，‘圣人’西里尔就收拾好桌上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回家去了。比如说，他不再主动提出给最后一班的人替班，不肯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到九点钟再锁门，以前他一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