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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佩里格鲁正在问史迈利关于殖民主义的问题。不管谁到沙拉特来，佩里格鲁迟早会问起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他的提问往往带着几乎难以掩饰的愤怒。他是个深受困扰的孩子，父母是英国派往西非的传教士。佩里格鲁属于情报部肯定会招募的那一类人，因为他们具备常人没有的知识和语言能力。他和往常一样，独自坐在图书馆后面的阴影里，憔悴的脸向前伸着，一只长长的胳膊举了起来，仿佛是要抵挡别人的嘲笑。他的提问一开始很合情合理，然后就变成了长篇大论的批判演说，指责英国对曾被她奴役的子民漠不关心。

“嗯，是的，我倒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史迈利一直听完佩里格鲁的话才礼貌地做出了回答，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不过令人难过的答案却是，‘冷战’在我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代理式的殖民主义。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面前，几乎放弃了本民族的所有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却不情愿在观念上彻底扼杀我们的殖民主义自我，而是想办法争取到了缓期执行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我们还鼓励美国人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需要我们去鼓励才会这么做，不过有这样的鼓励他们当然会觉得很高兴。”

汉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连用的语言也差不多。不过史迈利说这番话时仍然不失文雅风度，汉森却对我怒目而视，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他从逃出的地狱里带来的烈火。

我从以色列飞到曼谷，因为史迈利说汉森发疯了，而且此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他发来的密电要求我本人亲自译码，由特拉维夫站站长转交。史迈利当时负责情报部的安全事务，挂着个副职首长的名誉头衔。我每次听到他的消息，他好像都在四处奔忙，一会儿堵住这个漏洞，一会儿掩盖那个丑闻。整个周末我都在汗流浃背地忙着查阅专人送来的资料，还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安慰梅布尔，因为她参加了本地高尔夫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女队长竞选，却在最后一轮落败，她怀疑有人在耍阴谋诡计。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对梅布尔那么苛刻。也许是她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让她们有点反感。我想尽法子劝慰她。我跟她说，我在情报部里经历过的所有事，都无法与肯特郡那帮家庭妇女狡诈阴险的诡计相提并论。我向梅布尔保证，回来之后一定带她出去美美地度个假。我忘了那个假期安排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能成行。

汉森的档案为我描绘出的形象是我越来越熟悉的那一类人，因为我们用的许多人都是那样的。我自己就算一个，本也是：混血的英国人把情报部当作自己的祖国，还自作多情地赋予这个祖国一大堆它其实并不具备的品质。

和我一样，汉森也是半个荷兰人。也许这就是史迈利选中我的原因。他出生在荷兰被德国占领的漫漫长夜之中，在代尔夫特143大教堂的庇荫下长大。汉森的母亲是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职员，父母都是英国人，“二战”爆发后他们一再劝她回英国。她拒绝了，反倒嫁给了代尔夫特的一位助理牧师，一年之后助理牧师被德国行刑队开枪打死，丢下怀孕的妻子独自过活。汉森的母亲毫无畏惧地加入了一个英国的地下救亡组织，战争结束时她手里已经掌管着一个颇具规模的情报网，有自己的联络方式、线人、安全屋和常见的装备。我母亲在情报部从事过的工作也和她大同小异。

小汉森究竟是怎么一路成长为耶稣会教士的，这一点档案里并未提及。也许是因为他的母亲改变了宗教信仰。当时还是很黑暗的年代，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她也许会隐瞒自己的新教信仰，好让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可能是这么想的：把他的灵魂献给耶稣会就是了，他们会培养出他的聪明才智。也可能她很早就从儿子身上感觉出了日后主宰他人生的反复无常的天性，决心让他受到更为严厉的宗教准则的制约，这些准则是新教宽松的教义无法提供的。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么她可谓非常明智。汉森热切地接受了耶稣会的信仰，就像他热切地接受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修女们管着他，兄弟们管着他，神父们管着他，学者们管着他。二十一岁时，他已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笃信教义，不过还是个见习教士，因此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的一所神学院去学习异教徒的教义——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还有爪哇岛。

像许多荷兰人一样，东方似乎是汉森生来就会热爱的地方。善良的荷兰人像海涅名句中的那棵松树似的站在他们低地小国的海岸边，却能从凛冽的海风中闻出亚洲香茅草和煮饭时发出的香味。汉森来了，他看见了，他被征服了。佛教、伊斯兰教，还有住在最为蛮荒的地带的化外之民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些宗教之中，而且他越深入丛林，这种热情也越高涨。

学语言对他来说也轻而易举。除了作为母语的荷兰语和英语，他毫不费力地又学会了法语和德语。现在他又掌握了泰米尔语、高棉语、泰语和梵语，对粤语的了解也不仅仅是皮毛。为了寻找某种失落的方言或是宗教仪式中的关联，他往往会在山区徒步旅行几百英里。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语言学、婚姻风俗、照明和猴子的论文。他在丛林深处发现过失落的神庙，赢得过耶稣会不许他接受的许多奖项。经过六年的无畏探索和寻知之后，他不仅成了耶稣会赖以知名的那种学术典范，也成了一位完完全全的神父。

可是很少有什么秘密能经过六年还不被人发现。渐渐地，关于他的故事开始蒙上了丑陋的阴影。汉森浑身都是刺青。汉森是个色鬼。现在可别瞧啊，过来的那个女的是汉森的一个情妇。

性质太恶劣，持续的时间又太久，这两点害了汉森：他们一开始调查，就发现他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问题，他走过的每一段旅程都有弯道。这儿一个女人，那儿一个女人——还有一两个男朋友——唉，据我观察，这种小小的过错在全世界的神父圈子里都是犯的人多，不犯的人少。

然而，如此肆无忌惮的放纵行为竟然发生在他到过的每一个部落、每一条有伤风化的小巷。他们现在才发现，这种不知疲倦的堕落之举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进行了十多年。按照西方的标准，汉森碰过的许多女孩刚有资格领受第一次圣餐，更别说躺到婚床上去了——其中的很多女孩还处在教会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汉森以突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无法信任的人。面对汉森长期以来不知悔改犯下的种种罪过，会长的反应更多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会长命令汉森回罗马，并且在他到达之前先送了一封信给教区总会长。会长伤心地对汉森说，去过罗马之后他很可能会被派到西班牙的洛约拉，那儿的耶稣会心理治疗专家会帮助他正视这些可怕的弱点。洛约拉之后——唉，那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会派他到另一个半球去，再待上十年。

但是汉森也和他的母亲一样固执，坚决不愿意离开这块收养他的地方。

教导他的神父毫无办法，只得打发他去了偏远山区里的一个教会，那儿的主管是个传统派，奉行更为严厉的教义。汉森在那里被蛮横地软禁起来。别人像看管疯子一样看管着他。他不能离开自己待的那座屋子，不许读书看报，不许有人陪伴，连大声笑笑都不行。人们遭到囚禁时的反应各不相同，就像他们站到高处、挨冻或是临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样。汉森的反应非常糟糕，三个月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看管他的教友陪着他去做弥撒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摔下了楼梯，另一个被吓跑了。这之后他又回到雅加达，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护照，就躲进了他熟门熟路的那些妓院。那儿的姑娘们都很照顾他，作为报答，他就替她们拉皮条、当保镖。他还给客人端啤酒、洗杯子，把捣乱的家伙赶出去，听别人忏悔，接济别人，还跟孩子们在后面的房间里一起玩。现在我了解他了，我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既没有大惊小怪地抱怨，也没有惹是生非。他刚刚三十岁，欲望之火仍在熊熊燃烧。直到有一天，汉森又像往常那样受到了冲动的驱使，他刮掉胡须，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自己走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找回他那英国人的灵魂。

领事既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而是长年为情报部效力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听了汉森的故事，问了一两个乏味的问题，虽然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私底下却立即开始行动。许多年以来，他一直想找一个有汉森这种天赋的人。汉森放荡不羁的性格一点也没影响领事，他就喜欢他这个样子。领事发电向伦敦询问了汉森的背景情况；他借给了汉森为数不多的现金，还让汉森在三联收据上签字，因为他不想表现得过分热情。伦敦方面发来的回复把汉森的母亲标为“白色”，这表明她曾是情报部门的一名间谍。领事高兴得连杯子里的水都洒出来了。

又过了一个月，汉森有点懵懵懂懂的，这意味着他已经知道了，不过只知道了一半，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有可能和被人们笼统称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部门搭上了一点关系。又过了两个月，像以前一样从不安分的汉森跑到爪哇南部转了一圈，名义上是去寻找古代的卷册，实际上却是帮领事调查共产主义颠覆势力的情况，最近汉森把这类人当成了新的敌基督。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怀揣着自己一直想要的崭新的英国护照，动身前往伦敦，只不过护照上写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翻到汉森的训练记录摘要，他接受训练总共只有六个月。当时负责沙拉特的是克莱夫·贝拉米，他又高又瘦，爱搞恶作剧，是伊顿的毕业生。“在一切实用技能方面的表现均十分出色，”他在汉森的结业报告中写道，“记忆力一流，反应迅速，独立生存能力强。需要强力驾驭。如果我的船上发生兵变，第一个要挨鞭子的肯定是汉森。需要广阔的施展空间，得有个一流的指挥官。”

我又翻到他的行动记录。这一部分也看不出任何毛病。由于汉森还是个荷兰人，总部决定保持他的原有身份，刻意减弱他身上英国人的特点。汉森表示不服，不过他们制住了他。当时，几乎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都把身在海外的英国人视为美国人，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有美国人那么大的影响力罢了。因此，总部为了招到一个瑞典人恐怕都愿意去杀人，为了招到一个西德人也会去偷去抢。就连比较容易弄到手的加拿大人，总部也会笑脸相迎。回到荷兰之后，汉森正式与耶稣会脱离了关系，开始寻找东方就业的新机会。在那个年代，西欧各国的首都总共有二十多家东方学术机构。汉森一家一家地登门应聘，这个地方答应要他，那个地方也给出了承诺。法国的一家东方新闻社聘请他当特约通讯员。伦敦的一家周报在总部的敦促下也给他设了一个职位，条件是不从报社拿一分钱。他的掩护身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完善起来——范围很广，因此有理由四处旅行，随心所欲地问各种问题；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这样别人就搞不清他的财产状况，因为谁都不知道雇用他的好几个老板分别给了他多少钱，或是让他做什么工作。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也许是在随着帝国的衰落而逐渐减少，不过美国人在东南亚也是泥足深陷，他们跟越南在正式地打仗，跟柬埔寨在非正式地打仗，跟老挝则是在悄悄地打仗。虽说我们扮演着美国人跟屁虫的不光彩的角色，但能向他们提供像汉森这样可贵的才能，我们还是觉得很高兴。

间谍技术能做成许多事。它能够拍摄到农作物、壕沟、坦克、火箭发射场、轮胎印，甚至能拍到驯鹿迁徙的过程。哪怕是俄罗斯战斗机飞行员在四万英尺的高空放个屁，或是有中国将军在梦中打嗝，这种声音它都能捕捉到。但它无法取代人的理解。要是一个柬埔寨农民种在山坡上的庄稼被基辛格博士派来的没有标记的轰炸机炸得精光，女儿被卖到城里当妓女，儿子被哄骗得离开农田去替美国傀儡军打仗，或是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加入红色高棉的队伍，间谍技术不可能告诉你这位农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间谍技术也无法读出身穿黑色宽松裤的丛林士兵的唇语，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倡导者是一个嗜血成性、曾在索邦大学接受教育的柬埔寨精神病患者144。间谍技术侦测不到一支非机械化部队排放的废气，破译不出一支没有无线电的部队的密码，计算不出靠甲虫和树皮就能生存下去的士兵需要多少给养，也无法估量那些一无所有、只能去赢得未来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士气。

可是汉森能够做到。汉森已经成了一个亚洲人，他可以不带食物徒步行走一个星期，可以蹲在部落里听村民的窃窃私语。早在当地人日益高涨的反抗之风吹动金边和西贡大使馆上的星条旗之前，汉森就可以预先判断出他们的情绪。他还能向轰炸机指示出——他的确这么做了，后来他觉得很后悔——他能向美国的轰炸机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窝藏越共分子。他也是个善于利用别人的家伙。他能从各行各业里招到帮忙的人，教他们怎么去看，去听，去记，去报告。他知道该告诉他们多少东西，知道该如何奖励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这么做。

先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汉森就这样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谓“解放区”里行动着，这些地区名义上处于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汉森从自己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村里的人也都给带走了。很快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成了又一起发生在丛林中的失踪案。

他就这么死了，谁知道不久以前，他又在曼谷的一家妓院里死而复生。

“不用着急，内德，”史迈利往特拉维夫打电话时对我说，“你要是想再休息两天倒倒时差，我这儿也没什么关系。”

在史迈利的语言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尽快找到他并向我汇报，可别让我手上再搞出一个天大的丑闻。”

我们曼谷情报站的站长是一个为人粗鲁、性格专横的小个子男人，他名叫朗贝洛，是个秃顶，留着八字胡，我始终都不太喜欢这家伙。情报部对于年届五十的人不会再提供什么好机会。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经暴露，许多人要么觉得太累，要么就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觉得身份暴露不暴露都无所谓。其他人则去了私人银行或大企业，不过这种关系很少能长期保持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适应公开的生活了。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托比·伊斯特哈斯和朗贝洛都名列其中——能够继续霸占着情报部里的位置，据这些人自己说，他们仍然很有价值。

朗贝洛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我始终都不知道。他是个无耻下流的家伙，我可以肯定，因为就算他真的精通什么，那也只是人的卑鄙天性。有谣言说他手里掌握着两个腐败的泰国将军，他们只听命于朗贝洛，别人一概不理。还有谣言说他曾经帮一位皇室成员干过很龌龊的事，根本不能说出口。不知道朗贝洛手里捏着五楼爵爷们的什么把柄，反正他们连一句对他不利的话都听不进去。“内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惹毛了朗贝洛，”史迈利恳求过我，“我知道那家伙很讨厌，但我们的确需要他。”

我在旅馆房间里跟朗贝洛见了面。对公开的世界而言，我名叫马克·西摩，职业是会计师，不想跑到大使馆或者朗贝洛的家里去招摇。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飞机，跟他见面时已经快到黄昏了。朗贝洛说起话来像是从伊顿公学出来的出版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模样也挺像。

“我们能碰到那个狗杂种简直是太他妈的走运了，”他气冲冲地对我说，“当然了，我们得把触角放出去。得把耳朵贴到地上去仔细听。我们知道真相。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不是麻木不仁的家伙。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情报员被捆在树枝上，连着几个星期被人在丛林里拖来拽去，当然，这期间红色高棉的那帮家伙肯定会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可不是鸵鸟。我们知道真相。你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不遵守昆斯伯里规则145，你要知道，”他从满是汗渍的西服袖子里摸出一块手绢，使劲擦了擦那两撇傻里傻气的胡子，好像我向他暗示过情况恰恰相反似的，“换作普通的情报员，只要一夜就会哭喊着求别人给他一颗子弹了。”

“你确定他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什么都不确定，谢谢你，老伙计。只不过是传言而已。那家伙根本就不和我们说话，我怎么能确定呢？我们逼急了他就威胁说要动手！据我所知，红色高棉的人既没有见过他，也没听说过他。我从来都不相信荷兰人，在这地方我可不信——他们还以为这儿是自己的地盘。汉森绝对不是头一个，有许多人像他这样一出事就躲起来，事情过去之后活蹦乱跳地蹿出来，要奖章，要抚恤金。按照大家的说法，他的手指头一根也没少。从他躲藏的地方来看，他身上其他的部位也没少任何一块。是达菲·马奇班克斯发现他的。记得达菲吗？是个好小伙子。”

没错，我心里一沉，我记得达菲。我在档案里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想起他了。他派驻在香港，是个爱炫耀的骗子，喜欢快进快出地倒腾东西，从鸦片到弹壳什么都卖。在导向有误的几年时间里，我们还资助过他的办公室。

“纯粹是巧合，对达菲来说的确是这样。他是坐飞机到这儿来办事的。就一天时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然后就回去搂着老婆看书了。海上的休闲社团想让他帮忙，在岸边最好的地段买一百多亩地。他谈好了生意，然后大家一起去了一家色情餐馆，达菲和他的那帮生意伙伴——偶尔玩一玩达菲并不反对，他从来都不反对。那地方叫欢乐海洋，就在红灯区的中心。我听说那地方很高档，有隐蔽的房间，吃的东西也很不赖，要是你爱吃中国湖南菜的话。就是很干脆的交易，完事之后姑娘们也不会再来烦你，除非你不愿放她们走。”

在色情餐馆里，朗贝洛解释说，同时想方设法地暗示自己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年轻的女服务员有的穿着衣服，有的不穿，她们坐在客人身边，喂客人喝酒吃菜，男人们在一旁谈着大生意。除此以外，欢乐海洋的一楼还设有一个按摩厅、一个迪斯科舞厅和一个现场表演厅。

“达菲跟社团的人敲定了生意，支票也转手了，他觉得很得意。所以他决定找个姑娘犒劳犒劳自己。他们谈好条件，就到包厢里去了。那姑娘说她口渴，点一瓶香槟给她热热身怎么样？当然，酒水她是有提成的，那儿的姑娘们都是这样。达菲的兴致高得很，所以他就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姑娘按了一下铃，冲着内部通话器大声说了几句，紧接着达菲就看到一个该死的欧洲壮小伙大步走进来，手里用托盘端着一个冰桶。放下托盘之后，达菲给了他二十泰铢的小费，那家伙用英语说了声‘谢谢’，倒是挺礼貌的，不过没有笑容，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是汉森。丛林里的汉森。不是什么画像……就是他本人！”

“达菲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他看过汉森的照片啊，不是吗？”

“怎么会？”

“看在上帝的分上，汉森失踪的时候我们给达菲看过他那张该死的照片！我们把照片给所有认识的人看过，半个地球的人全他妈看过！我们没说为什么——我们只是说，要是见到这个人，就赶紧喊一声。这是总部的命令，谢谢你，可不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个法子也太他妈的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