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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自己插进了一段故事——有个中美洲外交官特别钟爱某个年代的英国火车模型，于是圆场派蒙蒂·阿伯克的小队从伦敦的一家玩具博物馆里偷来一套霍恩比牌的双“O”型转轨机车模型，从此以后这位外交官一辈子都对我们忠心耿耿。大家都大声笑起来，直到我们注意到史迈利忧虑的眼神似乎盯着房间外面的什么地方，于是又突然陷入一阵沉默。

“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真正面对我们操纵的现实，”他静静地说道，“在那种情况出现之前，我们只不过是旁观者。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替我们实现着梦想，而我们这些情报官则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坐在单向透光的镜子后面，自己跟自己说，‘所见’即‘所感’。可是等到见真章的一刻突然来临——如果你们能碰到的话——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在使唤别人为我们干这干那的时候，就会变得稍微谦卑一些。”

说这番话时，他根本没朝我看一眼。他丝毫没流露出自己脑海里想到了什么人。但是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知道彼此心里都很清楚，那个人指的就是耶日上校。

我看到了他，但我什么都没对梅布尔说。可能是因为我太震惊了。也可能是因为掩饰情绪的老习惯太难改。直到今天，我面对任何意外事件时的第一步措施，仍然是竭力压制住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当时我们正在看电视上的晚九点新闻，那段日子里这个节目已经成为了梅布尔和我自己的晚课，别问我为什么。突然间我就看到了他。耶日上校。我并没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喊道：“天哪！梅布尔！快看，站在后面的那个家伙！那就是耶日！”——这本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然而，我却继续盯着荧光屏，小口喝着我那杯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后来，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赶紧往录像机里塞了一盘新的录像带，这样肯定能在《夜新闻》重播的时候把节目录下来。从那时起——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星期了——我肯定把录像带重看了十几遍，因为每次看的时候都能发现一些珍贵的新细节。

不过，故事的那一部分我还是留到结尾的时候再说，它本来就应该在结尾出现。最好还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跟你讲一讲，因为在慕尼黑，除了特奥多尔教授之外还有过别的事；比尔·海顿背叛事件暴露之后，还有许多间谍工作要做，不能只是坐等伤口复原。

耶日上校是个波兰人，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许多波兰人会偏爱我们。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他们的国家，这在我看来是极其可耻的行径。我要是个波兰人，看到英国佬的影子从旁边经过我都会吐口水，不管我到底有没有受过纳粹或苏联人的折磨——英国人先是把可怜的波兰人民丢给了纳粹，然后又丢给了苏联。我肯定很想在英国外交部所谓的“主管部门”里装上一颗炸弹。“主管部门”，上帝啊，这算是个什么词！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波兰人又一次被向来没个准的苏联大熊和向来很有准的德国公牛夹在了中间。不过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波兰人需要哪个好朋友来帮他们一把，英国外交部的“主管部门”准会甜言蜜语地表示遗憾，并承诺将在未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尽管如此，据我们情报部的记录显示，波兰行动的成功率高得也有点不成比例。有许多波兰男人和女人以大无畏的波兰勇气，不惜搭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冒险为“英格兰”做间谍工作，这些人的数量之多简直让人尴尬。

照此说来，海顿事件之后我们设在波兰的情报网中伤亡率相对比较高，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拜海顿所赐，英国人在背信弃义的长长记录上又加了一笔。由于损失一次接着一次无可避免地发生，慕尼黑站里的哀悼气氛几乎是触手可及，我们的耻辱感之中还叠加着无能为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在“陷落”以前，波兰安全部门——在行动处处长耶日上校的英明领导下——始终对海顿背叛一事秘而不宣，忙着把自己的人打入我们现存的情报网，再以他们为渠道来传递虚假信息——他们要是能成功地策反情报网，也会以高超的手段利用情报网来对付我们。

不过“陷落”之后，上校觉得没必要再搞得那么微妙了，于是仅仅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把一些忠于我们的情报员灭了口，在此之前他始终没去惊动那些人。死者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上升，我们把它称作“耶日的暗杀名单”。我们备感挫折，同时也对耶日这个家伙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他杀害了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有时候甚至连审判的程序都懒得走，而是听任审问者一直把他们折磨致死。

把慕尼黑视为通往波兰的跳板，这个想法或许有点奇怪。但几十年来，慕尼黑始终是许多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我们领事馆地处绿树成荫的郊区，附属建筑房顶上的天线日夜监听着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员发出的信号——往往只是公开电台讲话时夹在词句中间的短短一声“哔哔”。收到信号后，我们会按照事先约定的程序向他们发送一些安慰的话，并下达新的指令。我们从慕尼黑发送寄往波兰的信件，信件中藏有密写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情报员设法离开了波兰国境，我们也会带着他们从慕尼黑出发，到别处听取情况汇报，盛情款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烦心事。

如果我们站里的情报官员确有必要亲自前往波兰，同样还是得从慕尼黑出发。我们总是独自一个人去，通常会假扮成到波兰参加交易会或是展览会的外地生意人。在某个路边的野餐地或是小巷里的咖啡馆，我们的使者会短暂地和弥足珍贵的情报员们面谈，办完事情之后就各自离开，大家都知道油灯又已经加满了。没干过情报员的人，不可能想象出那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信仰上的孤独。能在恰当的时候和一位好心的情报主管喝上一杯不怎么好的咖啡，这也会让一名情报员的士气高涨几个月。

因此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在慕尼黑工作的任期刚刚过半（特奥多尔教授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动身去了美国，这可很受欢迎），我坐上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华沙飞往格但斯克，口袋里装着一本荷兰护照。护照上称我是来自奈梅亨120的弗朗茨·约斯特，四十年前出生。根据我以商人身份填写的签证申请表，我此行的任务是代表一个西德农业联盟去考察预制的农业建筑。因为我有一些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凭这点本事和他们农业部的官员们换换访问名片肯定是绰绰有余。

我的另一个任务则要复杂一些。我要寻找一个名叫奥斯卡的情报员，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可六个月之后他竟然又起死回生。宛如晴天霹雳，奥斯卡往以前的一个掩护地址给我们寄了一封信，信中用的是他的密写工具，详细描述了从他第一次听说有人被捕直到现在，他做过的、没做过的所有事情。他始终保持着冷静。他还在继续自己的工作。为了不让别人怀疑到他，奥斯卡匿名检举了他所在的档案部门里的一位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工作人员。他就那么等着，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工作人员不见了。他深受鼓舞，就继续等下去。他听到一些谣传，说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招供。以耶日上校那些“温和”的服侍手段而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又过了几个星期，他渐渐觉得自己安全了。现在他已准备重新开始工作，可是得有人告诉他该干什么。为表达他的坚定态度，他在信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处粘贴了密点，这些都是原先约定的位置。密点中微缩的内容放大之后，是多达十六页的绝密命令，都是波兰国防部下达给耶日上校的部门的。圆场的分析师称文件“较可信，暂定为可靠”，他们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评价，就等于兴高采烈地承认了文件的真实性。

你肯定能想象到奥斯卡的来信在站里激起了怎样的兴奋情绪，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虽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奥斯卡！相信他的人们惊叹道。那家伙可真厉害！身陷一片废墟还能活蹦乱跳！奥斯卡有本事摆脱困境，准没错！奥斯卡，我们久经考验的波兰海军部职员，安插在格但斯克海岸防御指挥部，当地情报站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特工之一！

只有那些经验最丰富或是最接近退休年龄的人，才认为这封信是个诱饵。在这种情形下说“不行”很容易，说“可以”则需要勇气。然而，那些说“不行”的人的意见往往会被听取，尤其是在海顿事件之后，于是支持反对的双方一时陷入了僵局，谁都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写信给奥斯卡，让他再搞点旁证。他怒冲冲地回信质问我们到底信不信任他，而且这次他还坚持要见面。“要么见面，要么一切免谈。”他在信中说。见面地点定在波兰。赶快安排，否则永远别想再见到他。

总部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请求上头允许我去见奥斯卡。情报站里不相信这件事的人说我疯了，相信的人则说这是唯一正当的做法。两派人的话都不能让我信服，但我想要弄清真相。这可能也是为我自己吧，因为从梅布尔最近流露出的一些迹象看，她似乎想从我们的关系中抽身离开，而我对自己的评价向来也并不太高。总部选择了不信者的立场。我提醒他们说，我有在海军工作的背景。总部犹豫了，说“不行，但可以看看再说”。我提醒他们说，我会讲两种语言，我那强势的荷兰性格可是经历过考验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在荷兰的联络员的宽恕，因为他想在其他方面得到照顾。总部权衡了各种风险和可能的选择，最后说：“好吧，但只能去两天。”也许他们想明白了，自从海顿事发之后，我反正也没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我匆匆忙忙地整理好掩护身份的资料，趁着他们还没改变主意之前赶紧动身。我乘坐的飞机在格但斯克机场降落时，气温是零下六度。街道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雪，而且雪还在不停地下，静谧的气氛让我觉得很安全，虽说这么想有失谨慎。但我并不打算冒任何风险，相信我。我也许是在寻找真相，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傻瓜。

格但斯克的旅馆都一样可怕，我住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堂散发着一股消毒过的小便池的气味；登记住宿的手续简直跟领养孩子一样麻烦，而且花的时间还更长。给我登记的房间后来发现已经住了人，那位女房客说的语言我根本听不懂。等到我找到另一个房间，再让女服务员把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种种恶心痕迹清理干净，天色已近黄昏，我该让奥斯卡知道我已经到了。

每个情报员都有自己的个人风格。档案上说，奥斯卡夏天的时候喜欢钓鱼，我的前任曾经在河边跟他有过好几次成功的交谈。他们甚至还一起钓到了几条鱼，不过因为受到了污染，这些鱼根本没法吃。但当时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只有小孩子和受虐狂才会跑去钓鱼。到了冬天，奥斯卡的习惯就变了，他喜欢到港口附近一家专门招待小官员的俱乐部去打台球。这个俱乐部里有一部电话。我的前任会说波兰语，他想和奥斯卡见面的时候，只要往俱乐部打个电话找到他，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谈论一番，谈话的基础就是他假称自己是奥斯卡在海军的老朋友，名叫莱赫。然后奥斯卡会说：“好吧，明天我在我姐姐家见你，咱们喝一杯。”这话的意思是：“一个小时之后，开着你的车到某某街的拐角接我。”

可是我不会说波兰语。另外，按照海顿事件之后制定的谍报技术法则，重新动用一名间谍时决不能采取原有的工作程序。

奥斯卡在他的信里提供了三家咖啡馆的电话号码，还有他可能待在每一家咖啡馆里的时间。之所以提供三个电话号码，是因为其中某一部电话很有可能会坏掉或是占线。如果三个号码都不管用，那么我们就得利用车子来接头，奥斯卡也说了我应该在什么时间站在哪一个电车车站等他。他还提供了他新买的那辆蓝色特拉贝特121的车牌号。

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安排似乎都让我处在了一种被动的地位上，这是因为此类会面有一条铁律：在一线工作的间谍就是上帝，只有间谍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样的程序对他来说最安全、最符合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奥斯卡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大相径庭，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见面之前非得在电话里交谈一番。但也许奥斯卡自己是明白的。也许他是害怕掉进圈套。也许他是想在冒险之前听听我的声音，掂量掂量我是不是靠得住。

也可能是因为有些附带情况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要带个朋友一起来；他想马上撤离；他改变主意了。因为谍报技术里还有第二条法则，跟第一条一样毫无余地：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不合常理的情况视为家常便饭。一个优秀的情报官员应该预计到，他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格但斯克的电话系统可能会全部崩溃。他应该预计到，那个电车车站有可能恰好处在道路施工段的正中间，那天早晨奥斯卡有可能会开着车撞上电线杆，也有可能发烧到四十度；奥斯卡的老婆有可能说服了他先索要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黄金，然后再继续和我们联系；也有可能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偏偏要早产。所有的诀窍——我反反复复地跟学生们念叨这个道理，弄得他们都讨厌起我来——都在于依靠索德定律122，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别信。

我白白花了一个钟头往三家咖啡馆打电话，只好在九点十分的时候来到约定的电车车站，等着奥斯卡的那辆特拉贝特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街上朝我驶来，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条定律。虽然这会儿雪已经停了，街上电车轨道一侧的路面上也只有两道轮胎压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尔驶过的几辆车都像从前线返回的幸存者一样胆战心惊。

有两个但泽：一个是以前的但泽，汉萨同盟123的宏伟港口；另一个是现在所说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兰的工业贫民区。我在那儿等待的时候，左右两旁一栋栋灯光昏暗的公寓房阴沉沉的，仿佛在令人窒息的橘黄色天空下佝偻着腰。我朝街道两边望去，竟然看不到丝毫人类爱情或者快乐的痕迹。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甚至没有一盏好看的街灯。就连缩在马路对面一个门洞里的两个酒鬼好像都不敢说话。在这室外监狱般乏味的场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声，因为朋友情谊或是开心的缘故喊上一嗓子，仿佛都会是一种犯罪。一辆轿车从我旁边开过，但那车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特拉贝特。车侧面的窗户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车子都已经开过去了，我还没看清楚里面坐了几个人。车子停住了。没停在街边，没停在人行道上，也没停在拐弯处或是应急停车道上，因为这几个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积雪堵住了。汽车直接停在了路上那两行黑乎乎的轮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后灯也关了。

是一对情侣，我心想。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一对无视危险的情侣，因为这条路是双向通行的。又一辆车出现了，和第一辆车来时的方向一样。它也停了下来，不过停的位置还没到我所在的电车车站。又来了一对情侣吗？还是说这个司机只不过是比较明智，要跟前面停着不动的那辆车保持一定的刹车距离？反正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下子我的两旁就各有一辆车了。我站在那儿继续等，看到那两个一声不吭的酒鬼站起身离开了门洞，看起来清醒得很。然后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轻得就像有人穿着卧室的拖鞋踩在雪地里，但距离很近。我知道此刻我不能做出一丁点儿突然的动作，任何动作都是不明智的。我不可能拔腿就跑，也不可能靠先下手为强来脱身，因为我脑海中开始担心一个问题：要么就什么事都没有，要么就彻底完蛋。如果真的是彻底完蛋，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一个男人站在我左边，近得伸手就能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拿在手里的那把折叠雨伞说不定是塞在尼龙套里的一根铅管。好得很，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另一个男人站在我的右边。他身上有一股马的味儿。好得很嘛，他跟我还有我的那位同伴一样，也是在等电车，虽说他是骑着马到这儿来的。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用糟糕透顶的波兰英语跟我说起话来，既不是从我的左边，也不是从我的右边，而是从我的身后。我之前听到的仿佛穿着拖鞋的脚步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先生，恐怕奥斯卡今天晚上来不了了。六个月之前他就死了。”

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实际上，简直是整整一个时代。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谁？从哪儿来的？我是个荷兰人，只会说一点点英语，口音还很重，就像我在奈梅亨的叔叔婶婶们一样。我停了一会儿，留足他的话在我身上产生作用的时间；然后我转过身——转得很慢，而且显得兴趣索然。

“你把我弄糊涂了，先生，”我用从小在母亲膝下学到的那种缓慢而平板的声调说，“我叫弗朗茨·约斯特，是从荷兰来的。我就是在这儿等电车啊，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旁的两个人很专业地一把抓住我，在扭过我的胳膊的同时让我失去了平衡，然后拽着我摇摇晃晃地一路朝第二辆车走去。但此时我已经认出了刚才跟我讲话的那个矮胖男人，灰白的脸颊上表情阴郁，眼神像夜班职员一样呆滞。他就是我们的耶日上校，就是那位广受宣传的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在他毫无顾忌地逮捕、折磨我们的间谍的那段时期，他面无表情的照片曾频频出现在几家著名波兰报纸的头版上。

根据我们各自选择的职业，有些“死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有所准备的。殡葬人会仔细考虑他自己的葬礼，富人考虑的则是一文不名的窘境。监狱里的看守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身陷囹圄，浪荡子担心的却是阳痿。我听说，一位演员最大的恐惧，就是眼睁睁看着整个剧院里的人走光了，只剩下他自己徒劳地想着忘掉的台词，这情景跟提前看到自己死去又有什么区别？对公务员来说，死亡就是保护着他的特权之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刻，他会发觉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毫无保障，暴露在公开世界的审视之下，还得像一个不忠的丈夫那样为自己的放荡和遁词付出代价。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在情报界的大多数同事都可以归入下面这个分类：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的真名没加密码就出现在报纸上，或是听到电台和电视节目里提到了他们，把他们当成了逗乐和嘲笑的对象；最糟糕的是，受到他们自以为在服务的公众的质疑。在他们看来，上了敌方的当，甚至在全世界所有的情报部门中暴露了身份都不算什么，像这样受到公众的审视才是最大的灾难。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无异于死亡。

至于我自己，最可怕的死亡、最大的考验，自从我迈进秘密工作门槛一直在准备着的，就是我现在面临的遭遇：我那并不确定的勇气要遭到酷刑的考验；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要被折磨到无法忍耐的最后极限，知道自己只要说一个字就能阻止死亡的发生——知道我心中正在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殊死较量，知道那些对我施加痛苦的人，其实只是我自己心中这场秘密战争的雇佣兵而已。

于是，从感到第一阵令人失去判断力的剧烈疼痛开始，我的反应就是接受现实：喂，我心想，你终于来找我了——我叫约斯特，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仪式。他并没有像电影里的老套情节那样让我坐在桌前，对我说：“快说，不然你就得挨揍。这是你的供认状。签字吧。”他没叫手下把我锁进牢房里，让我熬上几天，等我自己意识到老实交代比逞强更为明智。他们就那么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拖着我走过一栋可能是私宅的房子的大门，进到一个院子里，那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的脚印。然后他们只好拖着我走过厚厚的积雪，再让我站直，三个人开始轮流打我，一会打脸，一会打腹股沟和肚子，一会又开始打脸，不过这次用的是胳膊肘或者膝盖。接着，趁着我的腰还没直起来，他们把我踢得在滑溜溜的鹅卵石地面上滚来滚去，就像在踢一只被电得半死的猪，好像都等不及把我弄进房间再动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