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时间已近午夜，不过随着史迈利每讲出一个新的离经叛道的故事，他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我心想，他就像是个快乐的圣诞老人，发礼物时也顺带着发掉了煽动性的传单。

“有时候我觉得，‘冷战’最为庸俗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大口大口地自食其言，”他说话时脸上的笑意特别亲切，“我并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说教，况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在‘冷战’期间，我们的敌人撒谎时是为了掩盖本国体制中的肮脏。而我们在撒谎的时候，掩盖的却是自己的美德。连我们自己都成了欺骗的对象。我们掩盖的，恰恰是那些让我们成其为正确的事物。我们尊重人的个性，热爱多元化和辩论，坚信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公正地统治国家。我们能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出于自己的目的剥削得奄奄一息的国家。在坚持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同情心献祭给了伟大的冷漠之神。我们保护的是那些欺压弱者的强者，把公开撒谎这门艺术发扬到了极致。我们与正直的改革家们为敌，却和那些可恶之极的当权者交上了朋友。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用这些手段，我们还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多久？这样的社会还值得去保护吗？”他又朝我瞟了一眼，“所以说如果我们向反社会主义团伙里的每一个骗子和冒牌货敞开大门，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不对，内德？我们就会得到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坏蛋。内德知道。你们问内德好了。”

说到这儿，史迈利大声笑了起来，这让大家也很开心。而我呢，犹豫片刻之后也跟着笑了，还向学生们保证某一天会讲给他们听。

你说不定赶上演出了，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他们曾不知疲倦地在美国中西部奔波，献上了许多场激动人心的演出，说不定你也在台下欣赏的观众中间；他们在巡回演讲中向人们握手致意，在老鸡宴90上卖力推销，每个位置要卖一百美元，全都卖得精光。我们把这叫做“特奥多尔-拉茨”演出。特奥多尔是那位教授的名字。

我们的两位英雄谦逊地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观众们不知有多少次为他们起立鼓掌，或许你也曾参与其中。教授个子很高，特意为巡回演讲做了几套价格不菲的西服，穿在身上显得光彩夺目。还有那位身材矮小的拉茨，站在教授身旁就像个胖乎乎的哑仆，两只鼓起的眼睛里充溢着理想的光芒。他们开讲之前观众会起立鼓掌，结束后又起立鼓掌。“两个伟大的匈牙利裔美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冲破了‘铁幕’。”献给他们的掌声再怎么响亮都不为过。我引用的是塔尔萨91《论坛报》上的报道。

说不定你那百分之百美国血统的女儿曾换上匈牙利农家女平时穿的漂亮服装，还特地在头发上戴着花——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说不定你还向解放联盟捐过钱，地址是威尔明顿92的某某邮箱。说不定你是在去看牙医的时候，在候诊室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关于两位英雄的文章？

说不定你和当时派驻在华盛顿的彼得·吉勒姆一样，有幸受邀出席了他们盛大的全球“首映式”，那场盛事由我们的美国表兄、华盛顿市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担任舞台监督。演出的地址不啻为理性思维的宝座——风格简朴、镶着嵌板的海-亚当斯酒店，就在和白宫隔着一座广场的对面。如果是这样，你在世人眼中想必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最起码你也得是个前方记者或是政界说客，才有资格进入静悄悄的会议厅。在那儿轻描淡写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铭刻在石碑上的戒律一样权威；在那儿还有些男人身穿鼓鼓囊囊的深蓝色上衣，神情紧张地观察你的一举一动。谁知道克里姆林宫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反击？当时的人们还处在那个年代。

说不定你读过他们写的书。美国表兄把稿子偷偷塞给麦迪逊大道93上某个言听计从的出版商，在一片热热闹闹、容易操纵的好评声中将其发售，然后它竟然在纪实类畅销书榜单的后半截位置上占据了两个星期。我希望你读过，因为那本书上署的虽说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但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尽管美国表兄不肯用我原来起的书名。正式的书名是《克里姆林宫杀手》。我起的书名过一会儿再告诉你。

和往常一样，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又搞错了。对于任何在汉堡生活过的人来说，慕尼黑根本算不上德国，而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始终没感觉到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丝哪怕并不密切的关联。但就间谍工作而言，慕尼黑和汉堡一样，堪称欧洲默默无闻的谍报之都。比起慕尼黑隐形社群的规模与表现，连柏林都只能远远地落在第二名。规模最大、手段最狠的情报组织是一个设在普拉赫94的机构，人们通常都用这个地名来称呼它。1945年刚过没多久，美国人就在普拉赫召集起了一帮令人反感的原纳粹军官，主管以前是个将军，曾在希特勒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些人的任务是向身在东德的其他老纳粹军官献殷勤，并通过贿赂、敲诈、诉诸同志情谊等手段，让他们为西方效力。美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想到，东德人可能也在干着同样的事，其目的恰好与此相反，而且这种事他们干得更多、更好。

于是，德国情报机构就在普拉赫坐镇，美国人和他们坐在一起。美国人先是怂恿他们，后来自己又临阵退缩，劝他们罢手。况且，不管美国人坐在哪里，大家也都得跟过来。时不时会传出一些骇人的丑闻，通常是因为这帮小丑中间的某个家伙干脆忘记了自己在替谁工作，要么是喝醉了酒哭哭啼啼地不打自招，要么是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情妇、男宠或是自己，要么就醉醺醺地从“铁幕”的那一边冒出来，宣布要效忠于他此前始终在背叛的对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不堪的情报妓院。

普拉赫之后又来了些破译密码的人，还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家伙；这帮人走了之后又来了“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哪儿哪儿电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阴谋家。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些时乖运蹇，只不过不敢说出来。这些流亡团体花了许多时间争论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君主制复辟之后，谁应该来当皇家骑兵队的队长；谁应该获得圣彼得和刺猬勋章；那帮共产主义胆小鬼从大公夏宫的客厅里滚出去之后，该由谁来接管；谁能捞到沉在看不见的水底的那罐黄金。可他们总是忘记自己说的那个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篡权者”抽干了，还在那儿建起了一座面积六亩的水力发电站，直到后来河水枯竭。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慕尼黑还有胸怀最为狂热的德国式抱负。在这种抱负的追随者看来，就连1939年划定的边界95都只不过预示着德国将提出更多的要求。东普鲁士人、萨克森人、波美拉尼亚96人、西里西亚97人、波罗的海人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全都抗议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只能靠从波恩方面领取的胀鼓鼓的薪水袋来安抚自己的悲伤。有些夜晚我疲惫地走在满是啤酒味的街上，回家去找梅布尔，这种时候我仿佛都能听到他们唱着国歌，跟在希特勒的鬼魂后面开步走。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在干这个行当吗？唉，恐怕是还在干，不过比起当年我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没那么疯狂了。史迈利有一次对我引用过霍勒斯·沃波尔98的话，要不然我也不会好端端地想起此人的名字。沃波尔曾说过，对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一出喜剧；对于感受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则是一出悲剧。好吧，要说喜剧，慕尼黑这儿有的是巴伐利亚人；要说悲剧，这座城市则有她的过去。

关于教授的政治经历，时隔近二十年之后我的回忆已经不太清晰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能理解这些经历——我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次晚上我和教授待在一起时，几乎都是在听他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历史。而且我敢肯定，这些经历也都被写进了书里——最起码得占一章的篇幅，我要是能弄一本书来瞅瞅就好了。

问题在于，教授更乐意谈及匈牙利的历史，而不是她的现在。也许他在一辈子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个道理：只关注那些已经盖棺定论的问题，这才是明智之举。我记得他讲过拥护正统王权的匈牙利人，他们支持的是查理国王99。1921年国王突然返回匈牙利，这让同盟国大为恐慌，立刻命令他下了台。我觉得当年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教授的年纪肯定还没超过五岁。可是他提到此事的时候，睿智的双眼竟满含泪水，而他行为举止的许多方面也能看出曾受到君主制稍纵即逝的影响。提到《特里亚农条约》100的时候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连握酒杯的优雅而白皙的手都在发颤。

“那是一场灾难，内德阁下，”他以彬彬有礼的责备态度向我抗议，“是你们这些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你们抢走了我们国王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们把土地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可都是些渣滓啊，内德阁下！我们匈牙利人是有教养的民族！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为什么？”

我只能替我们国家的恶劣行径道歉，就像我只能替国际联盟道歉一样，它在1931年毁掉了匈牙利的经济。这件不计后果的事国际联盟到底是怎么干成的，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不过我记得好像跟小麦市场有关，还跟国际联盟严格的正统通货紧缩政策有关。

然而，在谈到当代的事情时，教授的看法却奇怪地变得谨慎起来。

“这又是一场灾难，”他只会说，“全都是《特里亚农条约》和犹太人造成的后果。”

傍晚的几缕阳光斜斜地穿过花园的窗户，照在特奥多尔气度不凡的一头白发上。相信我，他是个雄狮般的人物，宽宽的额头宛若苏格拉底，就像是一位时刻有天才在侧的伟大导师。精心雕琢的双手、波浪似的浓密头发，有点儿驼背——应该是思想太深邃的缘故。长相如此可敬的人绝不可能是肤浅之辈——即使那双博学多识的眼睛在眼眶里显得稍微有点小，即使那双眼睛会鬼鬼祟祟地瞥向旁边，就像食客在餐馆里瞧见更好的菜肴从身旁经过时一样。

不对，不对，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给我们当了十五年的情报员。如果一个人长得高，那他显然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权威。如果他的嗓音犹如金声玉振，那他说的话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样长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显得淡然而又睿智，那么笑容背后的人肯定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

只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情况，我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上帝偶尔会自己寻点开心，给我们送来一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彻底看穿。有些人却不断膨胀，直到外表的价值被他们利用殆尽。还有些人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夺目的外表当作上天赐予的恩宠招摇过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敬意。

教授参与行动的经历很快就说完了。简直是太快了，因为那经历实在有点平庸。他出生于离罗马尼亚边境不远的德布勒森102，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对他十分溺爱的父母都是小贵族，擅长见风使舵。他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了财产和关系，即使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常见，你想都想不到。他是个文人，为学术杂志写写文章，也算半个诗人，还是个有过几次婚姻的情种。他穿外套的时候就像是披着斗篷，袖子就那么空着。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负担得起，因为他享受着特权，也还有点财富。

在布达佩斯，他教着一门死气沉沉的哲学课，在学生中间还算有点影响。他们觉得特奥多尔讲课时充满火热的激情，这倒是他没有料到的，因为他从来没打算当演说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来是下等人干的事。不过，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学生们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热情；作为一个天生擅长调解安抚的人，他对这种热情的回应就是为其代言——说实话他代言时的声音温和得很，但毕竟那也是一种声音，而且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再加上他风度翩翩，俨然代表着一种更为久远、更好的秩序。那时的他正处在听了年轻人的阿谀奉承就感到兴奋的年纪，况且他一向都很爱慕虚荣。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让自己卷进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坦克从边境返回包围布达佩斯的时候，别无选择的他只得仓皇逃命，一直逃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来到维也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个电话，专横地敦促那位朋友给他寄钱、帮他引荐，还要写信证明他是何等杰出的人物。这位朋友恰好也是圆场的一位朋友，而且当时正是招募人员的高峰期。

不出几个月，教授就被列入了雇员名单。没有巴结讨好，没有迂回曲折的接触，也没跳通常那出欲拒还迎的扇子舞103。一方提出来，另一方顺理成章地接受。不到一年，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特奥多尔教授就在慕尼黑安了家，住在河边一座安逸的房子里，配了一辆车，还有他那位忠实可靠却有点焦虑不安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和教授一起逃出来的，估计教授对这事多少有点后悔。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奥多尔教授始终是我们匈牙利攻势中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先头部队，连海顿都没能把他搞下台。

教授的掩护身份是“自由欧洲”电台聘请的一位流亡贵族，主讲匈牙利历史与文化，这对他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说实话，他也没干过别的什么。此外，他有时还上上课，私下辅导学生——我发现大多是女学生。他的秘密工作报酬优厚——这得感谢美国人——就是与仍在匈牙利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建立联系，成为他们的焦点和召集人，并在上级的指导下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行动网络，不过据我所知，这样的网络从来都没出现过。这是一项不切实际的行动，可能在纸面上看要比在现实中好得多。然而，这个行动却始终在继续。先是五年，接着又是五年；等我拿到这位大人物的档案的时候，行动已经令人惊叹地整整持续了十五年。有些行动就是这样，它们是经济停滞时期的宠儿。花费不多、结论不明，不一定会取得什么结果——但政治僵局也是如此——而且不会带来任何丑闻。每年要搞年度审计的时候，这些行动用不着投票就能获得批准，直到后来它们长期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成了其存在的理由。

我倒不是说教授这么多年来没为我们取得任何成果，这么说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托比·伊斯特哈斯而言也是一种贬低。托比本人就是匈牙利裔，“陷落”之后他又复了职，成了负责指挥教授的内勤情报官。托比因为盲目支持海顿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接手匈牙利地区的事务后——在针对“铁幕”各国的职务中，这从来都算不上什么好位置——教授立即成为了托比个人东山再起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特奥多尔啊，我得这么说，内德——特奥多尔绝对是我们的大明星。”离开伦敦前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比向我保证说。那顿饭他差点就付了钱。“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谨慎，在职多年，忠诚得像水蛭一样。特奥多尔是我们的王牌，绝对的。”

当然了，教授比较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顿的斧头下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因为他运气好；换个不太厚道的说法，也许是因为教授从来都没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没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准备接手的时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维萨岛104休假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尽管特奥多尔的个人档案足有好几卷，但他的成果档案却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而非利用人才，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教授替我们工作的多年时间里，由他引入情报网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始终也没做出多少贡献。

“其实啊，内德，匈牙利真他妈是个很难啃的目标，我得说，”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我说，“那地方太开放了。公开的目标嘛，你搞到手的都是些早就知道的垃圾。如果你弄不到皇冠上的珍宝，就只能搞点人人知道的常识——这玩意谁要？特奥多尔给美国人弄到的东西，那才叫了不起。”

这似乎才是要害所在。“那他究竟给美国人弄到了什么呢？”我问道，“除了电台上说的心灵啊意志啊之类的，还有那些没人看的文章？”

托比的笑容显出了一副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内德老伙计，恐怕这是‘需者方知’的事。你不在这个名单上。”

几天之后，按照协议的要求，我给格罗夫纳广场105的拉塞尔·谢里登打电话辞行。谢里登是美国表兄驻伦敦情报站的站长，不过他也负责他们在西欧地区的行动。我耐着性子说了一会儿客套话，然后随口提到了特奥多尔的名字。

“哦，那就得让慕尼黑来说了，内德，”谢里登很快说道，“你了解我。我从来不去侵犯别人的地盘。”

“可他给你们帮上什么忙了吗？我只想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情报员的激情确实会耗光的，对不对？都十五年了啊。”

“这个嘛，我们倒觉得他给你们帮上了忙，内德。照托比的说法，你准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自由世界。”

不是的，我心想。要是听托比说，你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托比。不过我不是个尖刻的人。在间谍这一行里，和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说“不”总是比说“是”要容易。抵达慕尼黑时，我已经准备好相信特奥多尔就是被托比捧上天的大明星。我只是想得到确认。

我还真得到确认了。起初是这样。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为跟梅布尔结婚之后，自己已经失去了类似这样瞬间迸发的热忱——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直到那天晚上。他为我打开房门，我进屋后发觉自己简直走进了一处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历史遗迹，发觉自己能做的合乎礼仪的唯一举动，就是像他的学生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充满睿智的言语。这就是情报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渊博。为我们效力了那么多年。

他热情款待了我，不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他的年龄和声名使然。他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托卡伊106葡萄酒，然后把这种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来。我承认说，我对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谈起了音乐，可悲的是我对音乐还是一无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几个小节，还向我解释道，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时随身携带的，其制作者并非斯特拉迪瓦里107，而是一位厉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谁我早已想不起来了。我心想，能够指挥一位带着小提琴逃亡的间谍，这真是我极大的荣幸。他谈到了戏剧，说有个匈牙利戏剧团正在慕尼黑巡演，他们的《奥赛罗》棒极了。虽然我和梅布尔还没去看过那出戏，他的描述已经让我心驰神往。他穿着德国人说的那种“Hausjacke”108，黑色的裤子，一双靴子擦得锃亮。我们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这辈子尝过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汤109，是焦虑不安的海伦娜端上来的，她低声打了个招呼就借故离开了。她个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长得很美，但她宁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们的晚餐最后以杏子帕林卡110结束。

“内德阁下，不知我能否这样称呼你，”教授说，“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头。在我们刚刚建立起工作关系的时候，希望你允许我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