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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些人，”史迈利轻松自在地说道，一面愉快地朝着牛津三一学院来的那个漂亮女生笑了笑，她可是我特意安排坐在史迈利对面的，“当他们的过去受到了威胁，就担心自己会失去一切，甚至彻底丧失他们心目中的自我。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终结我所生活的时代。因此，如果我的过去直到今天还存在，你们就可以说我失败了。可是那种过去已不复存在。我们赢了。这并不是说取得胜利有多了不起。或许我们根本没有赢，只不过是他们输了而已。或许没有了意识形态冲突枷锁的束缚，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不说这些了。重要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重要的是，我们有希望。”

他从耳朵上取下眼镜，心不在焉地摸索着衬衫的前襟，不知要找什么。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在找领带，平时他习惯拿领带宽的那一头擦镜片。但现在打得别别扭扭的领结却无法提供这种方便，所以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丝绸手帕。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本领。有那么多背信弃义的盟国，虚情假意的朋友，我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不该消耗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幻想。”他又戴上眼镜，冲着我微微一笑，我估计他就会这样。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学生。时间又回到了1960年代，我还是个羽翼未丰的间谍，而乔治·史迈利——宽容、耐心而又聪明的史迈利——正关注着我最初的飞行。

当年的我们可都是好小伙子，每天的时间好像也比现在要长。也许并不比我现在的学生们优秀多少，但我们的爱国热情更为坚定。新生训练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拯救全世界的准备，哪怕让我上天入地去搞情报都没问题。我们那批新生有十个人，经过几年的训练——在沙拉特训练所，在阿盖尔的峡谷，还有威尔特郡的作战营地——我们像渴望赛跑的纯种马一样，等待着初次被分配到行动岗位上。

可以说，我们也是在伟大的历史时刻走向成熟的，尽管当时历史的走向与今天大相径庭。经济停滞不前、国与国之间相互敌视的现象，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显而易见。“红祸”无处不在，甚至已经逼近我们自家壁炉前的神圣之地。柏林墙建起已有两年，看样子还会继续矗立两百年。中东地区是座火山，和今天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英国人选定的仇视对象是纳赛尔，原因无非是他让阿拉伯人重新获得了尊严，还拉着苏联人一起和我们讨价还价。11在塞浦路斯、非洲和东南亚，无法无天的劣等民族奋起反抗从前的殖民者老爷。即便有少数几个勇敢的英国人偶尔觉得我们的势力因此受到了削弱——没关系，美国表兄总会继续带着我们玩这场世界范围的游戏。

因此，身为正在成长的秘密英雄，我们拥有需要的一切：正义的事业，邪恶的敌手，宽大为怀的盟国，动荡不安的世界，为我们欢呼喝彩的美女——不过她们只能站在边线之外；最棒的是我们还继承了伟大的传统，因为当时的圆场还安然享受着战时的荣耀。我们所有的领导几乎都是在对德谍报活动中获得荣誉的。在非正式的座谈会上被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赞同一点：就保护人类不受自身暴行的伤害而言，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比德国佬还要凶险。

“先生们，你们继承的可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的训练组组长、传奇人物杰克·阿瑟·拉姆利总喜欢这么说，“要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真他妈的走运。”

是啊，我们简直太想听听他的意见了！杰克·阿瑟是一位虎胆英雄。三年的时间里，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进进出出，简直像是别人家里的常客。他曾经单枪匹马地炸毁桥梁。他被抓住过，逃脱之后又被抓住，谁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回。他赤手空拳地杀过人，也曾在搏斗中丢掉几根手指。当血与火的战争结束、“冷战”取而代之，杰克根本没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五十五岁的时候，他还能用勃朗宁九毫米手枪在二十步开外的人形靶上打出一张笑脸来。他能用回形针捅开你的门锁，不出三十秒就能在厕所冲水的拉绳上装好诡雷，只要一个动作就能把你摔倒在体育馆的垫子上，压得你动弹不得。杰克·阿瑟曾派我们从斯特林轰炸机12上跳伞，用橡皮艇送我们登上康沃尔的海滩，在食堂吃晚饭时让我们喝得醉倒在桌子底下。如果杰克·阿瑟说这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肯定会百分之百地相信他！

可是这也让等待的过程变得愈发难熬。要不是有本·阿尔诺·卡文迪什和我一起分担，可能还会更叫人受不了。待在总部到处跑腿打杂也有个限度，干得太久了你的热情就会变成恼怒。

本和我是同一个星座的。我们年龄相同，上的是同样的学校，身材相仿，身高也只相差一英寸。就知道圆场会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们兴奋地跟对方说；他们很可能早都想好了！我们俩的母亲都是外国人，不过本的母亲已经过世——他名字里的“阿诺”就源自他的德国血统。也许是为了补偿血统上的缺憾，我们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喜好社交的英国阶层——爱好运动、奉行享乐主义、私立公学出身、充满阳刚之气，生来就是要当领导甚至是领袖的材料。不过，看到我们那届学生的集体照时，我发现本扮演这样的角色比我更合适，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当年的我根本不具备的成熟气质——他额前有V字形的发尖，下巴线条刚毅，虽然年纪轻轻，却俨然是个男子汉。

据我所知，本之所以得到了人人都眼馋的柏林岗位，而我却没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要负责掌管在东德境内工作的有血有肉的情报员，而我却只能再次待命。

“我们准备把你借调到监视组干几个星期，小内德，”人事组的头儿说起话来一副故作慈祥、自鸣得意的腔调，我当时已经开始讨厌他了，“这对你是很好的经历，他们也需要人手帮忙。会碰到很多惊险刺激的事。是你喜欢的。”

只要能换个活儿，怎么都行，我心想。所以我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上个月，我一直坐在三楼一张黑咕隆咚的办公桌前，动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智慧，处心积虑地破坏在——咱们姑且说是贝尔格莱德吧——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我的那位上司讲话慢吞吞，到高级官员酒吧吃顿午饭要花上几个小时，我在他的指导下热情高涨地为会议代表团乘坐的火车重新安排线路，派人堵住他们下榻酒店的下水道，还打匿名电话威胁说在他们的会议厅里安了炸弹。这之前的一个月，我英勇无畏地蹲在埃及大使馆隔壁一个臭气熏天的地窖里，等着我收买的打杂女佣把前一天大使馆废纸篓里的东西带过来，从我这换回一张五镑的钞票。与这些不入流的活儿相比，跟着全世界最出色的监视人员干上几个礼拜，这在我看来简直像是去免费度假。

“他们把你分到了‘肥仔’行动那一队。”人事组的头儿说，然后把伦敦西区格林街上一座安全屋13的地址给了我。走进安全屋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乒乓球，一台吱呀作响的留声机在播放格雷西·菲尔兹14的歌曲。我的心沉了下去，又一次满怀羡慕地默默念叨起本·卡文迪什来，还有他那些身在柏林的英勇谍报员，那座城市可是永恒的间谍之都。当天晚上，我们的队长蒙蒂·阿伯克向大家作了情况简报。

容我先替自己辩解一番。那个时候的我对其他阶层几乎一无所知。我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因此名副其实地属于军官阶层，而且觉得自己生来就跻身于社会体系的上层是件极其自然的事。圆场这个机构无非是其保护的英国社会的小小缩影，因此我也自然而然地以为，我们的监视人员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当——比如溜门撬锁的、搞窃听的——就应该从工匠阶层里来挑选。跟踪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可能总戴着圆顶礼帽。一旦你离开伦敦市区的黄金地段，那一口千锤百炼的BBC播音腔不可能让你做到不引人注目，尤其是当你在假扮街头小贩、擦窗工人或是邮局技师的时候。因此，你顶多只能把我看作一个年轻识浅的见习船员，坐在一帮经验丰富却没什么地位的同船水手中间。你看到的蒙蒂也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我眼中他的形象——就像一个精神紧张、总爱找茬的猎场管理员。算上蒙蒂我们总共有十个人，于是分成了三个三人小组，每组里面都有一个女的，好照顾到女厕所。这是条原则。蒙蒂是我们的头儿。

“晚上好啊，大学生，”他站到一块黑板前头，正对着我说道，“我说，来个素质高点儿的帮我们提提品位，这感觉总是挺好的啊。”

四周一片笑声，就数我笑得最响。得让他的手下知道我开得起玩笑。

“大学生，明天的目标是某君主国至为尊贵的‘肥仔’殿下，又叫做——”

蒙蒂转向黑板，拿起一支粉笔，费劲地写下了一个老长的阿拉伯名字。

“我们的任务，大学生，就是PR，”他接着说道，“我觉得你应该知道PR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他们在间谍上的伊顿公学15里肯定教过你了。”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我说，没想到这回答会把其他人逗得乐不可支。天知道，在监视人员的行话里头“PR”这两个首字母缩写代表的竟然是“保护并报告”（Protect and Report）。我们在明天——以及那位皇室贵客愿意把自己交给我们保护的期间——要执行的任务，是确保他不受任何伤害，并向总部报告他的行动，无论是社交还是商务方面。

“大学生，你跟保罗、南希一组，”介绍了行动时需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之后，蒙蒂对我说，“你在这个组里是第三号，大学生。请你务必一字不差地按照指示去做，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不过，在这里我还想用自己的话向你介绍一下“肥仔”案例的背景，而不是照搬蒙蒂的话，而且是带着时隔二十五年的后见之明来回顾往昔。即使是在今天，想起当初的自以为是，以及我在蒙蒂、保罗和南希这些人眼中的形象，我都会感到脸红。

首先要知道，获准在英国倒卖军火的商人都把自己视为“毛毛糙糙”的精英人物——当年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他们还享受着与身份极不相称的特权，警方、官僚机构和情报部门都对他们另眼相看。出于某些我始终无法理解的原因，军火商从事的可怕行当反倒让他们与这些机构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也许是由于他们给人一种关于现实的错觉，让世人觉得枪炮就是决定生与死的朴素真理。也许在我们的官员僵化受限的头脑里，军火商经营的货物也跟敢于动用这些货物的人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威。我不知道。但多年以来，生活残酷的一面我已经见识得太多，因此我知道这世界上喜好战争的人有许多，但真正有机会参与其中的人却很少；许多枪炮被买下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这种喜好，而不是出于某种情有可原的目的。

你也要知道，“肥仔”是这个行当里最被看重的客户。我们肩负的“保护并报告”任务，其实只是一项伟大事业之中的一小部分，即精心维护两国关系，培养出一个所谓的“友好阿拉伯国家”。这意味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得拿出英国人的做派向小王子们曲意逢迎、收买人心、溜须拍马，甜言蜜语地哄着人家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让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对石油的毒瘾。另外，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得卖掉足够多的英国武器，好让伯明翰16那些恶魔般的工厂日日夜夜地运转下去。也许这能够解释蒙蒂为什么打心眼儿里讨厌我们这次的任务。不管怎么说，我宁愿这么想。大家都知道常年干监视工作的人喜欢说教——而且是带着理性的思考。起初他们只是监视，然后就会开始思考。蒙蒂已经到了思考的阶段。

至于“肥仔”，他赢得上述待遇的资格简直是无可挑剔。他是某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国王的败家弟弟，喜欢心血来潮，常常忘记自己以前买过什么东西。他乘着国王的波音喷气机如期抵达，降落在伦敦附近一座特意为他清空的军用机场，目的是想找点儿乐子，再买点儿东西——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其中会包括一些没什么价值的小东西，比如几辆带防弹钢板的劳斯莱斯，给他自己用；卡地亚珠宝店里不值钱的小饰品他得买下一半，好送给遍布全球的女性朋友；我们不算太新式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器买个一百来套；不算太新式的战斗机还得再给他的国王哥哥买上一两个中队。别忘了，还有一份油水十足的英国政府合同，涉及零配件、维修和训练，足以让皇家空军和武器制造商在未来几年内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哦，对了，还有石油。我们得有石油来烧啊，这太自然了。

“肥仔”的随行人员除了私人秘书、占星家、马屁精、保姆、小孩和两位家庭教师之外，还包括一名私人医生和三个保镖。

最后还有“肥仔”的老婆，她的代号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从第一天起蒙蒂手下的监视人员就把她叫做“熊猫”——她一拿掉面纱就会露出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又总是一副愁眉苦脸、形影相吊的样子，活像是濒临灭绝的物种。“肥仔”的老婆足有一长串，“熊猫”尽管年纪最大，却是最得宠的，可能也最能容忍丈夫在城里到处花天酒地，因为“肥仔”爱逛夜总会，也爱赌博——他还没到，这些嗜好就让监视人员恨透了他，因为据说此人很少在早晨六点以前上床睡觉，而且每晚输掉的钱差不多等于他们所有人一年工资总和的二十倍。

这帮人住在西区的一家豪华宾馆里，房间分布在两层，两层楼之间由特别安装的一部电梯相连。和许多年届四十的酒色之徒一样，“肥仔”也很担心自己的心脏。他还担心窃听器，喜欢把电梯当做可以放心说话的安全屋。因此，圆场的监听人员很“贴心”地给他在电梯里也装了个窃听器，他们估摸着靠这玩意儿能听到最新宫廷阴谋的花絮，或是任何有可能影响“肥仔”军火采购清单的潜在威胁。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第三天，一个不知其名、身穿毛领黑色大衣的小个子阿拉伯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出现在骑士桥一家大百货商场的女士内衣部，当时“熊猫”和她的随从正在玻璃柜台上铺开的一大堆褶边白色内衣里挑来拣去。“熊猫”也有她自己的间谍。已经有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说前一天“肥仔”爱不释手地研究了半天同样款式的内衣，甚至订了几十套让送到巴黎的某个地址，那儿有位受宠的女性朋友拿着他贴补的钱过着奢靡的日子，时刻等着他去临幸。

第三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那个三人小队的士气很低落。保罗的全名是保罗·斯科迪诺，他性格内向，满脸麻子，骂起人来毒得很。南希告诉我他最近心情不好，但没说是为什么。

“他开车撞到了一个姑娘，内德。”她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她的意思还不仅仅是“撞到”。

南希只有五英尺高，模样看起来像是个持证上岗的拾荒女。考虑到她的水准——这是她自己的说法——她穿着莱尔线织的长筒袜，合用的橡胶底休闲鞋，鞋子她很少换。她要用的其他东西——头巾、雨衣、不同颜色的羊毛帽子——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执行监视任务时，我们这个小队每一班工作八小时，总是按照同样的队形：南希和保罗在前面打头，小内德跟在最后当清道夫。我问过斯科迪诺能不能变换一下队形，他说要适应现有情况。第一天，我们跟着“肥仔”去了桑赫斯特17，那儿专门设午宴款待他。我们三个人在大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吃着鸡蛋薯条，斯科迪诺先骂了阿拉伯人，然后骂西方人不该剥削他们，最后又骂起了五楼，把他们说成一帮爱打高尔夫的法西斯，我听了很不高兴。

“你是共济会18的吗，大学生？”

我向他保证说我不是。

“哼，你最好还是赶紧加入吧。没注意到人事组头儿跟你握手的时候一副敷衍了事的样子？要不是共济会的人就永远别想去柏林，大学生。”

第二天我们一直在芒特街附近转悠，当时“肥仔”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两把珀迪19猎枪。他先在店里莽撞地试射了一发子弹，后来听说得等两年猎枪才能做好，顿时大发雷霆。好戏一幕幕上演的时候，保罗两次命令我到店里去。我告诉保罗，店员见我絮絮叨叨地问个没完，都有点疑心了，他倒是显得挺高兴。

“我还以为你经常到这种地方去呢，”他说着咧嘴一笑，那样子简直像个骷髅，“打猎呀，射击啊，钓鱼啊——五楼的人都爱干这些事，大学生。”

当天晚上，在南奥德利街一家装着百叶窗的妓院外头，我们三个人直挺挺地坐在一辆厢式车里，总部那边则是一片恐慌。“肥仔”钻进妓院才两个小时，就打电话到酒店让他的私人医生立即赶过来。他的心脏！想到这个我们也紧张了。该不该冲进去？总部犹豫不决，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胡思乱想：我们的保护对象还没来得及开支票买下那些老掉牙的战斗机，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某位过于敬业的妓女的怀抱里。直到凌晨四点，监听组的人才让我们放下了心。他们解释说，“肥仔”刚才一时为阳痿所苦，叫私人医生是要给殿下的屁股来一针催情剂。我们五点钟才回到驻地，斯科迪诺都气疯了。不过听说“肥仔”明天中午要到卢顿参加一场盛大的武器展示，观摩还算比较先进的英国坦克，我们估计能休息一天，三个人都感到挺宽慰。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熊猫’想给自己买点漂亮玩意儿，”我们回到格林街时蒙蒂亲切地宣布说，“你们三个上。不好意思啊，大学生。”

于是我们来到了骑士桥大百货商场的女士内衣部，也到了我的辉煌时刻。我心里在想着本。本，我情愿用我的五天来换你的一天——突然间，我不再想着本了，也没再去羡慕他。我缩身躲进门口的隐蔽处，对着累赘的无线对讲机的话筒说话，当时那可是最先进的设备。我用的是能和基地直接通话的频道。斯科迪诺跟我说过，别用那个频道。

“‘熊猫’的背上有只猴子，”我尽可能平静地对蒙蒂说，用的是监视人员通常用来描述神秘跟踪者的行话，“身高五英尺五，黑色鬈发，小胡子很浓密，四十岁左右，穿黑色大衣、橡胶底的黑色鞋子，样子像阿拉伯人。‘肥仔’的飞机抵达时他也在机场。我记得他。是同一个人。”

“跟着他，”蒙蒂简洁的回答传了过来，“保罗和南希跟着‘熊猫’，你盯着‘猴子’。在几楼？”

“一楼。”

“他去哪儿你就跟到哪儿，随时向我报告。”

“他怀里可能揣着家伙。”我说，眼睛又鬼鬼祟祟地盯在报告的对象身上。

“你是说他怀着个小家伙？”

我觉得这话一点儿也不好笑。

让我准确地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因为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前呼后拥的“熊猫”逛起街来慢得像蜗牛爬，跟着他们的人还不止我们三个。有钱的阿拉伯王妃们驾临骑士桥名店时，一向都不会不告而来。除了商场里那两个身穿黑色上装、条纹西裤的楼层巡视员，还有两个一看就是私家侦探的人分别站在两个拱门边，双腿分开，两手握拳贴在身侧，仿佛随时准备跟旋转托钵僧20格斗。好像这都还不够似的，当天早晨苏格兰场也特地派出了自己的标志性保护力量——一个面容冷酷、身穿系带雨衣的男人，坚持要一直跟在“熊猫”旁边，对靠近身边的所有人都怒目而视。最后，你一定得注意身着礼拜日盛装的保罗和南希，他们俩背对着所有人，装出正在仔细挑选睡衣的样子，从镜子里观察我们的保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