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

差不多五年前，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昂贵的楼盘，耸立在这个城市最为繁华的中心地区。这幢高达四十多层的楼盘里，有六套顶级公寓，每套面积在二千平米。装修十分奢侈，所用的材料和厨房卫生间用具都是世界的顶尖品牌。这六套顶级公寓刚刚开始销售，立刻告罄。

第一个买下其中一套价值一亿多元人民币公寓的人，并非是引人瞩目的地产商、金融投资商或者IT行业的新贵，而是一个在中国的经济浪潮里很不起眼的血头，就是卖血的组织者。这位富有的血头出手阔绰，一次就付清了全额房款。于是，我关于草根的故事可以娓娓道来了。

我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许三观卖血记》里面，塑造了李血头这个人物，这是我医院里的童年经历在虚构世界的延伸。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草根的词义在汉语里十分单纯，仅仅是草的根须而已。几年之后，我们从英语里进口了全新的词义，草根广义地成为了非主流和非正统的弱势阶层的代名词，然后迅速风行中国社会。

在我记忆中，这个在医院里负责收购农民血液的人，也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不过他的白大褂十分肮脏，尤其是屁股和胳膊处黑乎乎的。他的嘴角整日叼着烟卷，前来卖血的农民都尊称他为血头，用书面语解释，就是血液的领导。

这个血头在自己的血液世界里建立了不言而喻的权威。虽然他在医院里的地位低于一位最普通的护士，然而他精通日积月累的意义，在岁月里悄无声息地建立了自己草根之王的地位。在那些因为贫困或者因为其他更为重要的理由前来卖血的农民眼中，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救世主。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所有医院的血库都库存丰足。他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让远道而来的卖血者在路上就开始了担忧，担忧自己体内流淌的血能否卖出去。他十分自然地培养了他们对他的尊敬，而且让他们人人都发自内心。接下去他又让这些最为朴素的农民明白了礼物的意义，这些人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者，可是他们知道交流是人和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礼物显然是交流时最为重要的依据，它是另外一种语言，一种以自我损失为前提的语言。正因为如此，礼物成为了喜爱、赞美和尊敬之词。就这样，他让农民们明白了在离家出门前应该带上两棵青菜，或者是几个西红柿和几个鸡蛋。将青菜、西红柿或者鸡蛋献给他的时候，也就献上了赞美和尊敬之词，如果空手而去等于失去了语言，成为聋哑之人。

他苦心经营自己的王国，长达几十年。然后，时代发生了变化，所有医院的血库都开始变得库存不足了，买血者开始讨好卖血者，医院里血头们的权威摇摇欲坠。他并不为此担心，这时候他已经退休，反而捕获了这个机会，成为了一个乡真正的血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医院的血头。这个血头十多年前已经去世，他在去世前完成了一个壮举，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在一九九五年底读完了《许三观卖血记》，在电话里讲述了这个血头退休以后如何富有起来的故事。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时，这个血头发现了当时血液的价格在各地有所不同，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了近千名卖血者，长途跋涉五百多公里，从浙江到江苏。跨越了十来个县，将他们的血卖到了他所能知道的价格最高之地。他的追随者获得了更多一些的收入，而他自己的钱包则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鼓了起来。

我可以想象，这是一次杂乱的漫长旅程。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手段，使那些平日里最为自由散漫同时又互不相识的人，吵吵闹闹地组成了一支乌合之众的草根队伍。我相信他给他们规定了某些纪律，并且无师自通地借用了军队的某些编制，他在这杂乱的人群里挑出十多个人，给予他们有限的权力，让他们尽情展示各自的才华：威胁和拉拢、甜言蜜语和破口大骂并用。他们为他管住了这近千人，而他只要管住这十多个人就足够了。

这次集体行动很像是战争中移动的军队，或者像是正在进行中的宗教仪式，他们黑压压的能够将道路铺出长长一截。男人之间的斗殴，女人之间的闲话，还有偷情中的男女，以及突然来到的疾病击倒了某些人，当然也有真诚的互相帮助，可能还会有爱情发生……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另外一支队伍，能够比这一支卖血的草根队伍更加五花八门了。

我在想，这个我童年记忆中的血头如果不是过早去世的话，他积累下来的财富同样可以让自己住进豪宅。当然不能和我前面说到的那个大城市里的血头相提并论，那个住进价值一亿多人民币顶级公寓的血头，拥有更为壮观的权威，据说他领导了十多万的卖血者。这是今日中国的现实，虽然每个卖血者被组织起来去卖血需要上交一些费用，可是仍然多于自己单独卖血的收入。

这个专门组织卖血的血液巨头过着隐名埋姓的奢侈生活，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拥有多少财富？当血库里的血液紧张之时，这个血液巨头也是各大医院讨好的对象，有时候想请他吃饭都很难将他请到。对他来说，生意就是生意，哪里医院的价格高，他控制的血液就会流向那里。

卖血，这个看起来十分卑微的行业，同样讲述了《福布斯》（Forbes，知名美国商业杂志）杂志热衷于讲述的财富故事。这是一个地道的关于草根成功的故事，我再说一说另外一个草根的故事，这是三年前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的故事。一个回收废旧物品的人，报纸上称他为丐帮帮主，也叫他垃圾大王。他只是城市里某个区域的垃圾大王，可是他也拥有了几千万的财富。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一个居住小区里，都会有几个专门回收废旧物品的人，他们用低价买进居民们准备扔掉的物品，再将这些废旧物品分开归类后，稍稍抬高价格卖给更大的回收商。我说的这个垃圾大王就是属于更大的废旧物品回收商，他从小回收商那里买进废旧物品，再次抬高价格后出售给不同的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可以因此降低原材料的成本价格。这位身价几千万的垃圾大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言谈十分谦虚。当记者问他，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商机的？他说：「我只是做了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的某些秘密，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和无所畏惧的草根精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于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大王，纸巾大王、袜子大王和打火机大王等等。浙江有一位钮扣大王，他经营的钮扣品种之多不计其数。虽然钮扣的利润极其微薄，可是世界上只要是有衣服的地方都会有他的钮扣。纸巾、袜子、钮扣和打火机等，似乎都是卑微的行业，可是一旦拥有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卑微的行业同样可以成为一个财富的帝国。

一位轿车经销商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浙江义乌有一家BMW的4S店，有一天来了一位农民模样的老人，十多个儿孙簇拥着他。他们从一辆面包车里钻了出来，前呼后拥地走进4S店，儿孙们为这位腰缠万贯的老人挑选起了轿车。老人看中了一辆价格在两百万人民币之上的BMW760Li。他询问销售人员，这辆车为什么这么贵？销售人员详细向他介绍了这款轿车的各种先进设备和功能，他一边听着一边摇头说自己听不懂。最后销售人员向他介绍轿车里的牛皮座椅，指着驾驶座说，这一个座椅就用掉了两头牛，是两头牛身上皮质最好的地方割下来的。这位过去的放牛娃，后来在中国的经济大潮里暴富起来的老农民，立刻明白这辆BMW的轿车为何如此昂贵了。他对自己的儿孙们说：「一个座椅就用掉了两头牛身上的牛皮，这肯定是高级车了。」

他给自己买下了这辆BMW760Li。又给儿子们和儿媳们，孙子们和孙女们，每人买了一辆BMW轿车。按照辈分，从BMW的7系列开始，到5系列和3系列分配给了儿孙们。付款时，他的儿孙们从面包车里搬出了几个大纸盒，里面装满了现金。这个老农民根本不信任支票和信用卡，对他来说只有纸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钱。

这位老农民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朴素直接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就理解了BMW760Li的轿车为何如此昂贵。中国的一些草根们，在最初经商时没有任何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也没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却在很短的时间里暴富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像这个老农民理解BMW760Li为何昂贵的思维一样，这类看起来土包子似的草根思维，可以让他们一下子就切入到了事物的要害之处。

我所讲述的这些故事，在中国一九七八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层出不穷。可以这么说，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其实是无数的个人奇迹堆积出来的国家奇迹，我这里所说的是草根阶层创造的奇迹。

中国的草根敢想敢做，他们在经济发展的浪潮里不择手段，即便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事，他们也胆敢尝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制是一个逐渐健全起来的过程，一些法律和法规存在着不少漏洞，给予草根们大量的钻洞机会。所以任何人间奇迹，这些草根们都可以创造出来。他们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他们不害怕会失去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用中国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作为无产者我们失去的仅仅是枷锁，得到的是全世界！

看看这些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名字，几乎都是草根出生。这个榜单讲述了人生的暴涨，两手空空的穷人转瞬之间成为亿万富豪，名利双收之后，荣华富贵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与此同时，这个榜单也讲述了人生的暴跌，身败名裂之后，荣华富贵顷刻之间成为过眼烟云。根据「胡润富豪榜」（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财富排行榜）统计，近十年的富豪排行榜里，已经有四十九位草根出生的富豪被捕或者逃匿。他们的罪名五花八门：「挪用资金罪」、「串谋盗窃罪」、「串谋诈骗棚罪」、「单位行贿罪」、「编造金融票证罪」、「非法吸入公众存款罪」、「非法占用农地罪」、「合同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中国民间戏称每年公布的富豪排行榜为「杀猪榜」。中国有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意思是人一旦出名就会倒霉，猪养大养肥后就会被宰杀。面对民间将富豪榜戏称为「杀猪榜」，胡润，这位出生卢森堡，来自英国，在中国因为制作富豪榜而出名的人这样回答：「该死掉的猪，不管上不上富豪榜，都会死掉的。」

二00八年十一月，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因为涉嫌多起重大案件，被公安部门拘押。这位从广东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草根，在一九八七年创办了国美电器，十多年之后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二00八年，黄光裕以四百三十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财富第三次登上胡润版的「中国首富」。二0一0年五月，法院认定黄光裕犯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判决黄光裕有期徒刑十四年。黄光裕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被驳回。

几年前刚刚登上「胡润富豪榜」首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记者问黄光裕：「你这个首富的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

黄光裕当时回答：「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是个『通缉令』，谁上谁倒霉。」

这个富豪榜或者「杀猪榜」在今日中国只是冰山一角，在此榜单之外，在无处不在的经济权力的角逐中，更多的草根在上演着他们人生的暴涨和暴跌。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更多的猪还没有长大就被杀掉了。而且，在今天这个悲喜转换的时代戏剧里，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尾声会如何来到？

回首文革往事，在政治权力的角逐里，草根们暴涨暴跌的人生故事同样滚滚而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情景。主席台正中央座位上毫无悬念地坐着毛泽东，毛泽东的右侧也是毫无悬念地坐着总理周恩来，可是毛泽东的左侧竟然坐着一位年仅三十八岁的年轻人。在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周恩来读完政治报告后，这位年轻人开始从容不迫地念起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

这位名叫王洪文的年轻人，文革开始时只是上海一家棉纺厂的保卫干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他和另外几名工人成立了当时十分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然后青云直上，不到七年时间，从一个只是抓抓小偷的保卫干事跃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位列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成为当时中国政权里的第三号人物。

可是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之后和文革结束之时，他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作为「四人帮」成为了阶下囚。在一九八0年十二月的公开审判中，这位名声显赫的革命造反派，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只是一步之遥。用民间的话说就是翻烧饼。在那个时代里，人们都只是贴在炉壁上的烧饼，被命运之手翻来覆去。昨天是革命者，今天就成为了反革命分子；或者今天是反革命分子，明天就成为了革命者。

王洪文在此后的日子里逐渐被人们遗忘，他在监狱里独自经受苦闷的心理折磨，偶尔回想起昙花一现的辉煌岁月，就会声声叹息。一九九二年八月，王洪文因患肝病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他的人生冷冷清清地收场，遗体火化时，只有妻子和弟弟为他送别。

文化大革命讲述了多少造反派风起云涌的人生故事？数不胜数，也举不胜举。若将这些故事罗列出来，会像道路一样绵延不绝望不到尽头，或者像森林里密集的树木一样难以清点。

我想起了惨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刘少奇。在造反派持续不断的人格和肉体的蹂躏之后，这位前国家主席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含冤死去。死去时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白发有一尺多长，而且没有衣服遮身，遗体上只是盖了一条白布。在他的骨灰寄存证上面有关职业一栏里写着：无业。

文革十年，我的成长岁月从童年来到了青年，我目睹了死亡之神两次光顾我们的小镇。第一次是文革初期，此前让人敬畏的共产党官员，纷纷以走资派的罪名被打倒，一些不堪折磨的官员深感绝望之后，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杀。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后，风光了十年的造反派立刻成为了「四人帮」的爪牙，政治的烧饼翻了过去，轮到造反派纷纷被打倒了。其中一些造反派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们像文革早期自杀的走资派那样，也以不同的方式自杀身亡。

我们县里一位草根出生的无名小卒，在文革期间成为了造反派头头，开始了耀武扬威的短暂人生之旅。我小时候经常在批斗大会上见到他，他宏亮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出来时，十分厚重，像是两、三个人的声音叠加在一起。他一边宣读批判稿，一边监视着那些低头站成一排的走资派，只要发现有一个走资派的身体稍稍动了一下，他立刻中断宣读，走过去朝那个走资派的腿弯处猛踢一脚，让走资派跪倒在地。当毛泽东提出以老干部、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三结合」的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他作为造反派代表进入了革命委员会，荣升副主任，他的仕途也就名正言顺了。他走在我们小镇的街道上时，人们都以和他熟悉为荣，亲热和恭敬地向他打招呼，而他只是礼节性地向他们点点头，神态矜持。倒是我们这些孩子喊叫他「主任」时，他会友好地向我们挥一下手。

文革结束后，在清除「四人帮」爪牙的运动中，他被隔离审查。当时我们刚刚高中毕业，我们几个同学闲来无事，曾经好奇地去偷看对他的审问。我们知道他被关押在百货公司仓库后面的小屋子里，我们爬上仓库后面的围墙，坐在围墙上晃荡着双腿，透过敞开的窗户，看到他坐在一只小板凳上，他面朝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审问他的人，那两个人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训斥他，其情景完全像文革初期造反派审问走资派一样。这个昔日威风凛凛的造反派那时显得十分软弱，唯唯诺诺地讲述自己在文革期间如何充当「四人帮」的爪牙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记得他当时哭了，他在交代自己罪行的时候将话题扯开了，说他母亲前几天去世了，而他却不能守候在母亲身旁。他的哭声突然像一个孩子那样响亮起来，他说：「我妈妈往洗脸盒里吐血，吐出了一脸盒的血。」审问他的人拍着桌子说：「胡说！你妈有那么多血吗？」有一天上午，趁着看守他的人上厕所之时，他逃了出去，沿着海堤跑出了十多公里，站在那里，木然地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浪涛拍岸之声不绝于耳，他很可能没有听到。然后，他低头走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小镇，在一家商店的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两盒香烟和一盒火柴后，低头返回堤岸。附近有几个农民正在田地里干活，他们看到他一边抽烟一边在堤岸上徘徊。

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中间没有中断过，他将两盒香烟全部抽完后，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正在田地里干活的几个农民，然后转过身去，不会游泳的他走下了堤岸，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浪潮里。当追捕他的人一路打听着来到这里时，已经没有了他的踪影，只看到堤岸上留下的一堆烟蒂。几天以后，他的尸体被浪潮冲上了邻县的海滩。我听说他身体浮肿的都认不出来了，他的鞋和袜子都被海浪剥去，衣服裤子还在身上。

文化大革命让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铤而走险，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革命里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一阶平民立刻身居高位，当时人们用「坐直升飞机上去」来评价这些人生暴涨的造反派。文革结束以后，这些人从高位上自由落体般的跌落下来，而且跌穿草根均线，跌入囚犯底部。人们又用「上去快，摔下来更快」来嘲笑这些人生暴跌的造反派。

当然，文化大革命也讲述了更多微涨微跌的人生故事。我所生活的小镇上，就有几个这样的故事。我选择其中一个，以飨读者。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席卷中国，象征权力的政府公章纷纷被抢夺之后，一些没有抢夺到公章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没有因此一筹莫展，他们开始了私刻公章的革命运动。于是，草根自封的权力机构立刻遍布全国，其壮观的情景好比唐朝诗人岑参描述飞雪突然降临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要讲述的这个人就是在此背景下揭竿而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并且自封为队长。这个人当时四十多岁，平日里胆小怕事，而且沉默寡语。他不是那种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中央的人，他上街时总是低着头，贴着墙根走去或者走来。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他经常被孩子们欺负。

我们巷子里几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就会去找他的麻烦。当他迎面走来时，故意用身体狠狠地撞他一下，他的反应只是站住脚，皱眉看一眼撞他的男孩，随即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为此我十分敬佩那几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心想他们真是厉害，连大人都敢去欺负。后来我们这些还没有上小学的男孩也敢欺负他了，朝他扔去一块小石子，他被砸中后回头看我们一眼，也是皱一下眉，随后一声不吭地走去了。我们因此兴高采烈，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强大无比了。

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当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身边的人纷纷加入进了不同的造反派组织后，他也按捺不住了，也想加入到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可能是他平时太窝囊，几个造反派组织认为他缺少革命性，都将他拒之门外。他在无奈之下和情急之中，成立了一个人的造反派组织。私刻了一枚「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威风凛凛地将公章挂在裤腰带上。

他风光无限的人生之旅开始了。我记得他每次出现在大街上的时候，外衣总是扎在裤子里，这是我们小镇上唯一将外衣扎在裤子里的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挂在裤腰带上的公章更加醒目。他胸前挂着一个哨子，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也就是红宝书，昂首挺胸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目光巡视着街上来去的行人。常常冷不防吹响了哨子，街上的行人站住脚扭头看他时，他捧起了红宝书，大声命令道：「翻到第二十三页，我们念一段毛主席语录……」

当时很多人都是随身携带红宝书，听到他这么喊叫，立刻从口袋里取出红宝书，在他的带领下，站在大街上认真朗读起了《毛主席语录》。读完了二十三页，还要在他的指挥下读四十八页、五十六页、七十九页……直到他虔诚地读上红宝书，庄重地宣布：「今天的学习到此为止，希望大家回家后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街上的行人们如释重负地大声回答：「是。」

当时有些人没有带上红宝书，表情十分尴尬，他不会因此批判他们，而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明天别忘了带上红宝书。」

自从我们的小镇上出现了这个红宝书警察后，人人上街都会带上红宝书了。只要是哨声一响，毛泽东语录的朗朗读书声就会在街道上响起。

我们这些孩子不再歧视他了，我们错误地以为他是小镇上最大的造反派头头，因为只要他的哨声响起，所有走在街道上的造反派和群众都会听命于他。我们当时不知道他这是狐假虎威，在那个时代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拿出红宝书，所有的人都会老老实实跟随着学习起来。

我们开始喜欢他了。其他的造反派对我们都是不屑一顾，只有这个光棍造反派和我们这些孩子打成一片。只要他出现在街道上，我们就会前呼后拥地追随他，而且我们也学着他的模样，个个都将外衣扎进裤子里，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裤腰带上没有公章。好在他十分慷慨，让我们的手去摸他挂在裤腰带上的「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无论摸上多长时间，他都是微笑地对待我们。不过，当我们得寸进尺，问他这枚了不起的公章是否也可以在我们的裤腰带上挂上一会儿？他立刻严词拒绝，并且警告我们：「你们这是夺权行为。」

这个光棍造反派在我们小镇上人缘极好。当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闹革命不上班了，有些人想趁此机会去外地探亲访友，只要持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介绍信，坐车可以不付钱，住旅馆也可以不付钱。这些人就去找他，请他出具介绍信。他来者不拒，十分热情。此后他身上多了一件革命道具，天天肩挎一只褪色的军用书包，书包里面放着厚厚一叠油印介绍信。

介绍信的最上端印着「最高指示」四个字，下面印着毛泽东语录：「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再下面才是介绍信的正规格式。

每当有人请他开具介绍信时，他都显得很高兴，席地而坐，从书包里取出空白介绍信，搁在大腿上，一边询问要去哪里？一边在介绍信上认真写着。他每次都是开出两张介绍信，一张是免费坐车的，一张是免费住旅馆的。然后从口袋里摸出红色印泥，再解开裤腰带，取下「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沾上红色印泥后，小心翼翼地盖上去。

后来因为一个疏忽，他的精彩人生戛然而止。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可能是太急了，匆匆忙忙脱下裤子时，「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从裤腰带上滑落，掉进了下面的粪池。刚好有个红卫兵也在上厕所，立刻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他的公章在我们小镇上闻名遐迩，谁都知道那枚公章上刻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那个红卫兵训斥他：「你竟然把『毛泽东思想』掉进厕所了……」

转瞬之间，人生的高潮骤然退去。那个红卫兵也就是在当时训斥一下，后来没再提起这事。但是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折磨，他的外衣不再扎在裤子里了，肩上装有介绍信的书包也不见了，倒是哨子仍然挂在胸前。他有气无力地吹了几声哨子，当街上的行人恭敬地捧起红宝书，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朗诵毛泽东的语录时，他却痛哭流涕地扇起了自己的耳光，说自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仇恨满腔地控诉起了自己的罪行：「我罪该万死啊！我把『毛泽东思想』掉进厕所了……」街上手捧红宝书的行人一脸的莫名其妙，半晌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自然要十分严肃地批判一下他的错误行为。这是当时的风尚，就是凡事都要首先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不过谁也没有认真把他当成反革命分子，大家心里都觉得他是个老实人，所以没有人去批斗他。

可是他经常在大街上吹几声哨子，然后自己批斗自己，让街上的行人有些厌烦了，有一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当众骂他：「你一个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动不动就对着我们吹哨子？」

他当时吓得脸色惨白，弯腰低头，唯唯诺诺地说：「不敢了，以后不敢吹了。」

他以后出现时，胸前没再挂着哨子。他换了一副行头，给自己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战战兢兢地整天清扫起了我们小镇的街道。

随着文革结束和岁月的流逝，他回归于原先的自己，在默默无闻的人生里悄无声息地呼吸着，即便是上街，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他正在走来。然后，他被我们的小镇彻底遗忘。几年前我回到家乡，向几个儿时的伙伴提起此人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他。我说起了这段童年记忆中深刻的往事，我的儿时伙伴们的表情像是第一次听说他的故事。当我反复强调他当初如何威风八面地吹响哨子，率领众人朗读毛泽东语录的情景。有一个儿时伙伴终于回想起来了，表示替我打听一下这个人的下落。两天以后他来告诉我，说这个文革期间裤腰带上挂着公章，胸前挂着哨子的人，十来年前就去世了。我的这位儿时伙伴说话时嘿嘿笑个不停，他神秘地说，这个人如今正在阴间吹着哨子，率领鬼魂们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儿时的伙伴告诉我，这个人一直十分珍惜地保存着那个杂哨子，临死前的遗言是要将哨子放进他的骨灰盒里。中国一直以来流传着「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死者生前的生活用品以及可以代表其社会地位的对象放入棺材或者后来的骨灰盒，作为随葬品，供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使用。

我理解那个哨子对这个人来说意味着人生全部的价值。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的人生里也就没有了哨子，没有了波澜起伏。虽然他人生的涨跌远远不能和王洪文相比较，可是他同样经历了高峰和低谷。如果他在弥留之际回想起文革时期吹着哨子带领大家朗诵毛泽东语录的辉煌情景，我想，他应该感到人生不虚此行。

综观共产党中国六十一年的历史，我感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的草根阶层两次巨大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次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改革开放则是一次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