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二

离海岸很近的地方——近得都能拍到浪花似的，耸立着二十多棵枝繁叶茂的山樱，树皮黑黝黝的。新学年一开始，山樱就会萌生出黏糊糊的褐色嫩叶。与此同时，在蓝色的大海背景下，绚烂的花朵连成一片。凋落之际，数不尽的花瓣像落雪似的纷纷坠入海中，三五成群地漂浮在海面上，在海浪的冲击下重新被翻卷到海边。这片种满樱树的沙滩其实是东北某中学的校园，我虽然没怎么用心复习，却也顺利地考进了那所学校。对了，那所中学的制帽上的徽章，还有制服的纽扣上都有抽象的樱花图案。

在那所中学的附近，住着我们家的一户远亲。也是因为这层原因，父亲才为我选择了这所海边的种着樱花的中学。我从此寄养到了那个远亲的家里，反正离学校很近，每天都是听见晨会的钟声响过之后，才连飞带跑地赶到学校。反正，我是个不怎么勤快的懒学生。但我还是靠着逗乐的本事，渐渐地成了班上的人气王。

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背井离乡。但对我来说，这处所谓的“他乡”待着远比自己出生的故乡要轻松舒服得多。可以这么解释，那时我已经熟练掌握了逗乐的精髓和妙义，哗众取宠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吃苦受累了。一般来说，在亲人和外人、故乡和他乡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演技的难易之分吧。这对于无论什么样的天才，哪怕是神之子耶稣来说，都是一定存在的。对演员来说，最难施展演技的地方，其实是故乡的剧场，尤其是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围坐一堂的时候，再有名的演员，想必也无从披露自己的高超演技吧。而我，确是在家人面前一路表演过来的，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对我这种游历江湖的老狐狸来说，根本不可能发生演砸了的情况。

我那天生的“人间恐怖”仍旧剧烈地在心底蠕动，不增不减。但我的演技却在着实地提高。教室里，我总是让同学们哈哈大笑。就连老师都一边感叹似的说“我们班要是没有大庭同学，绝对是个模范班”，一边用手掩着嘴窃笑。就连那位总是扯着嗓子叫唤、声音如焦雷炸响的将校，我也能轻易地让他喷笑出来。

就在我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下总算能隐藏起自己的真实面目之时，没想到被人从背后捅了一下。那个从背后捅我的男生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在班上体格最为瘦弱，脸色发青，穿着一件袖子比圣德太子的袖子还要长的上衣——想来应该是他哥哥或父亲的旧衣服吧，各科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军事训练或体操时间总是站在一旁参观，说白了就像个白痴。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对这种学生还需要警戒。

一天，做体操的时候，那位同学（他的姓我记不住了，名字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竹一）照旧不用参加。他站在一旁看我们练习翻单杠。我硬是故意装得一脸正经，盯着单杠，“啊”的大叫一声，像跳远似的往前方飞去，最后“咚”的一声在沙地上摔了个屁股蹲。这都是我有预谋的失败。大家果然一阵哄笑，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起身拍打裤子上的沙子。这时，竹一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他捅了捅我的后背，声音低沉地小声说道：“招数，招数。”

我听了大为震撼。我没想到的是，故意搞砸的计划居然被这个白痴竹一看穿了。我仿佛一下子在眼前看见世界瞬时在地狱之火的包围下熊熊燃烧。我险些发疯，拼命抑制住了自己想要“哇”的大吼一声的情绪。

打那以后，不安和恐怖日夜与我相伴。

从表面上看，我依旧靠着凄惨的逗乐取悦大家。但冷不丁也会沉重而痛苦地长叹一口气，害怕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会被竹一从头到尾地识破。一想到他没准儿会告诉别人，闹得满城风雨，我的额头上就会布满密密麻麻的汗珠，用疯子一般奇怪的眼神，鬼鬼祟祟地打量四周。如果可能，我真想早、中、晚，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不弃地跟在竹一身旁监视他，以保证他不泄露半点秘密。我甚至还幻想找机会跟他做独一无二的好朋友，用尽全力告诉他，我那些逗人一乐的所作所为，都不是故意为之，而是真心的。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的话，我甚至想到只能祈祷他死了。不过，我倒没有杀他的打算。从出生到现在，我虽说极度渴望被别人杀死，但从没有想过要杀死别人。对那些我恐惧的对象，我反倒只想过给他们幸福。

为了让他乖乖就范，我三五不时地像伪基督徒一样满脸堆着温柔的媚笑，脑袋左倾三十度，轻轻抱住他那瘦弱的双肩，用肉麻的甜言蜜语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做客。而他总是一副茫然若失的眼神，沉默不语。好像是初夏的一天吧，放学后，阵雨白花花地下了起来，同学们都在发愁没法回家。我因为住得近，所以满不在乎地就要飞奔出门。忽然，我发现竹一像霜打了似的站在鞋柜边上。“走吧，我借伞给你。”说着，我拉起还没缓过神来的竹一的手，冒着大雨跑回了家。我让姑姑把两人的上衣晾干，并成功地把竹一邀请到了自己位于二楼的房间。

亲戚家只有三口人。姑姑五十多岁了。大女儿三十多，戴着眼镜，个子很高，看上去病怏怏的（她以前嫁过人，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回了娘家。我学着其他人，也叫她大姐）。小女儿唤作阿节，刚刚从女子学校毕业，跟大姐长得一点儿也不像，个头低，圆脸庞。一楼开店，兼卖些文房用具和体育用品。主要收入，来源于已故户主留下的五六栋平房的房租。

“耳朵疼。”竹一站着说道。

“肯定是淋了雨才会疼。”我说着看了看竹一，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脓液眼看着就要流到耳朵外面了。

“这怎么能行。肯定疼吧。”我夸张地摆出吃了一惊的架势，“下这么大的雨，硬是把你拉来，对不住了。”我像个女人似的贴心地向他道歉后，跑到楼下去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把脑袋枕在我的膝盖上，小心翼翼地给他清理起了耳垢。竹一到底没有发现这是一出伪善的阴谋，他一边躺在我的膝盖上闭目养神，一边无知地对我拍马屁：“女人肯定会对你着迷的。”

然而，我直到晚年才回想起，竹一当时的这句话简直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的预言，恐怕连他都没有意识到吧。着迷这个词，下流而随便，给人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无论是何种“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个词露一下脸，忧郁的樊笼眼看着就会崩塌瓦解，心里乱得一团糟。倘若把“被人着迷的痛苦”换成“被人爱上的不安”这等极富文学色彩的语汇，那忧郁的樊笼也就不会分崩离析了。想来真是奇妙。

竹一在我为他处理耳漏的脓液时，突然傻乎乎地冒出一句笨拙的赞美：“女人肯定会对你着迷的。”那时，我只是羞得面红耳赤，笑着没有作答。其实，我内心也隐隐觉得他说得不错。不过，“被人迷上”这种卑贱的语言难免让人生出沾沾自喜的得意之感。对此，如果诚实地写上“我觉得他说的不错”，就成了向别人展示自己愚蠢的感怀，连相声里常常讥讽的少爷的台词都不如。所以，我根本不会扬扬自得地想到“他说得不错”。

对我而言，女性要比男性难懂数倍。我家里的女性比男性多得多，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居多，再加上那些诱使我犯罪的女佣们，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就是在女人堆里泡大的。不过细细想来，跟女人的交往总是有种如履薄冰的紧张感。我几乎寻不着门路，常常如坠五里雾中。一不小心，就会踩了老虎尾巴，败得落花流水。这种伤害跟男性对我的鞭笞不同，好像内出血似的从内发功，久久不能治愈。

女人有时主动靠过来，却又悄悄离开。女人在旁人面前鄙视我、对我恶言相加，可没人的时候却紧紧抱住我。看到女人沉沉入睡，好像死了一般，我总觉得女人是为了入眠才活着的。总之，我在孩童时代就有了自己对女人的种种观察，明明都是人类，男人却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物。奇怪的是，这么一种难以理解且容不得疏忽大意的生物，总是来招惹我。

“被人迷上”或“被人喜欢”等词语用在我身上都不合适，“被人招惹”才能恰当地说明我的实际情况。

比起男人，女人更容易被逗乐。我像个小丑似的在人前演戏，男人通常不会一直哈哈大笑。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如果在男人面前得意忘形地演得太假，肯定不会成功，所以总是提醒自己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女人似乎不知道适可而止四个字，总是没完没了地让我逗乐，我则每每顺从地答应她们无休无止的请求，直到自己筋疲力尽为止。她们可真是能笑啊。看来，女人对于快乐更贪心。

中学时对我照顾有加的亲戚家的两姐妹，一有空就爬上二楼来我的房间。每次我都吓得差点蹦起来，一个劲儿地哆哆嗦嗦。

“学习呢？”

“不。”我微笑着合上书，“今天，我们学校那个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从嘴里畅通无阻地说出来的，又是无心的玩笑。

“小叶，你戴上眼镜瞧瞧。”

一天晚上，妹妹阿节跟大姐一起来我的房间玩儿，纠缠不停地让我逗笑，最后竟冒出这么一句。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快戴上试试。大姐，把你的眼镜借给他。”

她总是一副粗俗无礼的命令口气。我这个小丑顺从地戴上了大姐的眼镜。见状，姐妹俩捧腹大笑。

“像极了，简直跟劳埃德一模一样。”

当时，外国有个名叫哈罗德·劳埃德的电影喜剧演员，在日本很受欢迎。

我站起来举起一只手说道：“诸位，这次，承蒙日本各位影迷的……”这短暂的演讲惹得两人笑得前仰后合。打那以后，只要劳埃德的电影在当地的剧场上映，我都会去看，还私下里细细研究了他的表情。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一边躺着一边看书，大姐像小鸟一样嗖地破门而入，扑倒在我的被子上哭哭啼啼地说道：“小叶，你肯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对吧。肯定会的。我们不如一起离家出走吧。帮帮我，帮帮我。”她语速飞快地说罢这令人目瞪口呆的想法，又哭了起来。对我来说，我并不是第一次看见女人在我面前摆出这副态度。所以我并没有对大姐过激的言语吃惊，反而觉得她的说辞陈腐而空洞，甚至有些扫兴。我一下子从被子里钻出来，剥起了桌上放的柿子，还把其中一块塞到了大姐手上。大姐一边抽抽搭搭地吃着柿子，一边说道：“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书给我看看？”

我从书架上为她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柿子。”大姐娇羞地笑着离开了我的房间。

不仅是大姐，我每当思索女人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活着的时候，就觉得比琢磨蚯蚓的心思还要麻烦琐碎，有时还会后背发凉。不过，我至少凭着幼年的经验知道，碰到女人突然哭起来，只要让她吃些发甜的东西，她就会马上破涕为笑。

妹妹节子常常带着朋友闯入我的房间，我也总是照例让每个人都笑得开心。朋友回家后，节子却总会讲她们的坏话。她的口头禅是：那人可是不良少女，你要小心。我心想，这就怪了，你不把她们带来不就行了。托她的福，来我房间的客人几乎全是女人。

但是，还从未发生过竹一所说的“被女人迷上”的事实。也就是说，我说到底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劳埃德罢了。竹一那无知的恭维，直到又过了好几年，才仿佛不吉的预言一样，活生生地呈现出了不祥的形貌，在我的身上上演。

竹一还给我了另外一个重大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

忘了是什么时候，竹一来我房间玩的时候，曾得意扬扬地向我炫耀他拿来的一张四色印刷的卷首画。

听了他的说明，我吃了一惊。直到晚年，我才意识到，那个瞬间我的堕落之路似乎已经命中注定了。我知道这幅画，知道不过是梵高的自画像。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日本很流行法国的所谓印象派油画，大家一般都是像这样开始西洋油画欣赏的第一步的。哪怕是乡下的学生，都见过梵高、高更、塞尚和勒纳尔等人的影印版绘画作品。我看过不计其数的梵高的四色印刷版作品，对其笔致的精妙之处和色彩的艳丽明媚着实感兴趣。因此，我从来不觉得上面画的是妖怪。

“那么，你觉得这幅怎么样？也是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拿出莫迪里阿尼的画集，指着一个赤身裸体、皮肤像烧焦的黄铜一样的妇人问竹一。

“真没想到。”竹一瞪大了双眼感叹，“跟地狱的马一样。这恐怕也是妖怪吧。我也想画一幅这样的妖怪。”

越是对人恐惧的人，越是期望亲眼看看狰狞的妖怪，越是神经兮兮、胆小怕事的人，越是企盼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这群画家，被一种名叫“人”的怪物伤害、恐吓，最终，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幻影，并在白昼之中看见了活生生的妖怪。他们并没有用滑稽的方式将其一笔带过，而是努力表现出眼之所见的真实状态。正如竹一所说，他们是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我觉得他就是我未来的志同道合之人，不禁兴奋得眼睛湿润了。

“我也要画，画一幅妖怪的话。我要画地狱的马。”不知怎的，我细声细气地对竹一说道。

我从小学开始就喜欢看画和画画。不过，我画的画终究不如我的作文那样广受周围的好评。我一向就不相信人类的语言，一直把作文看作是逗大家乐的开场白，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让老师们欣喜若狂。但我自己并不觉得有趣，只在绘画（漫画之类另当别论）的创作上多少付出了苦心，尽管我那时还很小。我觉得学校的美术画册没意思，老师画的也不好，所以全靠自己琢磨。为了试验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我可是煞费苦心地下足了工夫。上了中学，我置办齐了油画的基本工具。可即便我依葫芦画瓢地学着印象派的下笔，自己的画怎么看也像千代纸工艺品似的平淡无奇，根本不是那回事。后来，竹一的话启发了我，我这才发现我以前对待绘画的心境压根就是错误的。对自己感到美的东西，如果想要表现其本来的美丽，这种努力绝对是不切实际和愚蠢的。那些名家巨匠，哪个不是凭着主观将一无是处的东西美丽地创造出来的？他们即便觉得丑陋之物令人作呕，也丝毫不隐藏对其的兴趣，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之中。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受旁人的想法左右。

从竹一那里得到有关那幅画的最原始的密传之后，我就瞒着那些女客，开始着手画自己的自画像了。

看到最终完成的惨不忍睹的画像，就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我还是默默地肯定自己：这就是我藏在心底的真实面目。别看我表面开怀大笑，同时颇讨他人欢心，其实自己有一颗阴郁的心。那幅画，除了竹一，我再没让别人看过。对我来说，我讨厌别人看穿我演戏的阴惨心理，然后对我絮絮叨叨地说教不停。同时我害怕别人不知道我的真实面目，只把那幅画看成是别出心裁的娱乐大众的工具，拿我当茶余饭后的大笑柄。我害怕那样，便赶紧把那幅画塞到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藏起了“妖怪式的手法”，照例像以往一样运用将美还原为美的笔触。

我只在竹一面前真实地展露我容易受伤的敏感神经，自画像也放心地拿给竹一看了，并得到他的大加赞赏。我接连画了两三幅妖怪的画，并从竹一那里又得到一份预言——你，将会是个画家。

傻乎乎的竹一的两句预言——“女人肯定会对你着迷的”和“你将会是个画家”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我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上美术学校。但父亲一直以来希望我考上高等学校，毕业后谋个一官半职，并一直这么教育我。我当然不敢半点忤逆，糊糊涂涂地就遵照了父亲的安排。他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试着考考看。我也觉得樱花和海边的中学腻烦了，便没升五年级，修完四年的课程之后参加了东京的高等学校的考试。没想到居然考上了，从此开始了宿舍生活。可我马上又对那里的不洁和粗俗哑然了，根本再无心娱乐他人。我让医生替我开了一张肺浸润的诊断书，便从宿舍里搬出来，住到了父亲位于上野樱木町的别墅。对集体生活这种东西，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适应的。什么“青春的激动”或“年轻人的自豪”，我听了就不寒而栗。那种所谓的“高校精神”，在我身上全然是行不通的。教室和宿舍在我看来不过是扭曲的性欲的垃圾堆，自己那几近完美的演技，在那儿毫无大显身手之处。

父亲不开议会的时候，每个月最多在那所别墅滞留一两个礼拜。父亲不在的时候，偌大的房子里就剩下我和看门的老夫妇三个人。我隔三差五地逃学，也没心思逛逛东京（看来，我这辈子是连明治神宫、楠正成的铜像和泉岳寺的四十七士的墓都看不到了），整天窝在家里，读书画画。要是父亲来了东京，我每天早上则慌慌张张地出门上学，不过常常是跑到本乡千太町的西洋画家安田新太郎先生的画塾里，在那儿练习三四个小时的素描。一旦脱离高中的宿舍，即便去上课，自己也好像处在某种特殊的位置，仿佛一个旁听生。也许只是我的偏见作怪罢了，反正我就是觉得没意思，渐渐地害怕到学校去了。从小学、中学到高中，念完了我还不理解“爱校心”是什么意思。我也从没背过校歌。

在那间画塾里，我终于在某个学画的学生影响下，知道了什么是酒、香烟、妓女、当铺和左翼思想。这一连串的组合听上去也许很奇妙，不过确乎如此。

那位学生叫堀木正雄，生长在东京的贫民区，比我大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苦于家中没有画室，便来了这间画塾，继续学习西洋画。

“能借我五块钱吗？”

我们充其量只能算有过几面之缘，但以前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我一时不知所措，便递上了五块钱。

“好嘞，跟我喝酒去吧。我请你。行吧？”

我推辞不下，便被他强拉去了位于画塾附近的蓬莱町的一家咖啡馆。这便是我与他交友的开始。

“我早就在观察你了。没错，就是你那羞赧的微笑，才是大有前途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啊。为了我们的关系进了一步，干杯！阿娟，这小子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能迷上他呀。自打这小子来了画塾之后，我只能排在美男子的第二位了。”

堀木肤色略微发黑，长相端正，跟一般的画画学生不同，规规矩矩地穿着一身西装，还打着一条朴素的领带。头发因为打了发蜡，中间那块软塌塌地扁了下去。

我因为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有些害怕，时而在胸前环抱双臂，时而垂下双手不知该放在何处。不过，我脸上始终挂着羞涩的微笑。喝了两三杯啤酒之后，我体味到一种得到解放似的轻松之感。

“我一直想上美术学校……”

“大错特错，无聊透顶。那种地方才没意思呢。学校最无聊了。我们的老师，来自大自然之中。我们要对自然充满激情。”

我对他的话全然没有敬意。我觉得他不过是个混世之人，画也一定不怎么样，唯有在游乐上是难得的玩伴。就在那时，我生来第一次见识了真正的大城市的懒汉。我们虽然完全不同，但我们都完全游离于人世营生之外，并深感快活不已。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类。然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取悦他人，也没有发觉取悦他人的悲惨之处。从这点上看，我和他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看不起他，只把他当成是玩乐的同伴而已，有时甚至以跟他交友为耻。但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甚至被这样一个男人打败了。

一开始，我把这个男人当成了大好人、世上难寻的活菩萨，满心以为自己在东京找到了一个好向导，历来怕人的我竟然完全丧失了戒心。也难怪，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上了电车看见售票员觉得害怕，去了歌舞伎座又觉得亭亭玉立地站在正门的铺着红色地毯的楼梯两侧的引位小姐害怕，在餐厅里觉得悄悄地站在自己背后等着收拾空盘子的男服务生害怕。尤其是买完东西结账的时候，我付钱时双手总是哆哆嗦嗦地不听自己使唤。并不是因为吝啬，而是过于紧张、过于羞耻、过于不安和恐惧，我害怕得晕了，眼前的世界一片漆黑，差点就要疯了。根本顾不上讨价还价，有时还忘了拿找回的零钱，甚至经常忘记拿走自己买的东西。我不敢一个人在东京城里闲逛，没办法才整天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我跟堀木打得火热，也有这番内情。

倘若我把钱包交给堀木，让他带我去外面，他会狠狠杀价，总能用最少的钱取得最大的收获，反正就是很会玩。他对昂贵的出租车敬而远之，会依照情况带我乘电车、公车或蒸汽火车，处处展现出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本领。在妓女那儿过夜之后早晨回家的途中，他常带我去各式各样的饭馆，在那里洗个澡，配着汤豆腐咂两口小酒。他通过实战教育告诉我，这样不仅价钱便宜，还能享受到奢侈的待遇。此外，他还苦口婆心地劝我吃小摊上的烤牛舌，说这东西既廉价又营养丰富；还跟我保证，再没有能比“电灯白兰”[1]飞快地把人带入飘飘欲仙之境的东西了。总之，只要跟着他，结账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感到不安和恐惧。

另外，跟堀木打交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从不理会我身为听众的心理。他只要心底喷发出所谓的“激情”（或许，热情就是无视对方的存在吧），就会不分昼夜地跟我念叨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只要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我从不担心会陷入尴尬的沉默。跟他人交往，我总是生怕当场出现可怕的沉默，因此我天生不善言语，总是怀着决一胜负的信念自我解嘲。但那个傻瓜堀木却不同，他不知不觉中主动承担起了逗乐的角色，我根本用不着随声附和，只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地听就够了。最多不过笑着应一声“不会吧”足矣。

酒、香烟、妓女，这些都是排遣对人的恐惧心情——哪怕一时也好——的绝佳手段，我也渐渐明白了其妙处。我甚至抱有一种大无畏的决心，只要能沾上这些东西，我宁愿卖掉自己的所有家当。

在我看来，妓女既不是人，也不是女人，而是白痴或疯子。躺在她们怀里，我反而感到安心，能睡个好觉。她们身上真的没有一丁点的欲望，甚至让人觉得可悲。那些妓女也许是在我身上找到了同类般的亲近感，她们总是毫不造作地向我展示自然的好意。那是一种别无企图的好意，是一种不勉强他人的好意，是一种对来自可能永生不会再见之人的好意。在那些好似白痴或疯子的妓女身上，有些夜晚我仿佛在现实中看到了玛利亚的光环。

为了从对人的恐惧中得到解脱，求得一夜幽静的休养，我总是去她们那里，跟那些与自己同属一类的妓女们玩乐。不知不觉间，身上好像总飘荡着某种不祥的氛围，这就是我全然没想到的所谓“附赠的附录”，其面目逐渐鲜明地浮上表面。听了堀木的指点，我愕然了，顿觉兴味索然。外人看来，说得俗点，是我在借着妓女进行女人的修行。确实，最近我的技艺突飞猛进。据说，对女人的探索，靠妓女是最为严酷，但也是最为有效的。我身上已经有了某种“玩女人的高手”的味道，女人（不仅是妓女）会凭着本能嗅到这一点并主动靠近。我居然把这猥亵而毁坏名誉的形象当成了“附赠的附录”。

经过堀木半带恭维的此番提点，我想起了不少沉痛的经历。比如，我记得咖啡馆的女人曾给我写过一封幼稚的信……樱木町的别墅的邻居、某将军家年方二十的女儿，每天早晨在我上学的时候，都会化着淡妆故意在自家门前进进出出，她明明没什么要紧的事……去饭馆吃牛肉也一样，就算我无动于衷，女服务员总是……对了，我常去的那家香烟店的姑娘，总是在递到我手里的烟盒里……看歌舞伎的时候，邻座的女人……深夜喝醉酒乘坐市营电车时……冷不丁会收到来自故乡的某位亲戚家的女儿一封饱含深情的情书……陌生的女子甚至趁着自己不在家偷偷把亲手缝制的玩偶……因为自己过度消极，这些事总是刚开个头就无疾而终了，再没有往前发展。但不能否认的是，自己身上着实飘荡着某种让女人做梦的气息，这不是能跟别人津津乐道自己情史的玩笑。自从被这个叫堀木的人点醒之后，我品尝到了一种类似屈辱的痛苦，顿觉与跟妓女玩乐也没了兴趣。

堀木生来就是个喜欢新鲜玩意儿（除此之外，我至今想不出他这么做的理由）的爱慕虚荣之人。一天，他领我去参加了一个好像叫共产主义读书会（应该叫RS，但我记不清了）的秘密研究会。也许，对堀木这个人来说，共产主义秘密集会不过是他热衷的“漫游东京”的项目之一吧。我被介绍给了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了一本小册子，并从坐在上座的一位丑陋青年那里，领到了一份马克思经济学的讲义。但我好像对一切了如指掌。人心之中，有某种莫名奇妙的、可怕的东西，我对此坚信不疑。欲望二字，不足以概括，虚荣一词，难以道尽。色欲放在一起，好像也无法准确描述。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我就是觉得在人世的底层，不光是经济基础，还有种怪谈之类的东西。对这种怪谈害怕万分的我，像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而然地肯定了所谓的唯物论，但不能因此从对人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朝着绿叶睁开双眼，感受希望的喜悦。但我一次都没缺席过RS（可能叫这个，但也许我记错了）。看着“同志”们个个一本正经的样子，表情僵硬地埋头研究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初等算数似的理论，我觉得滑稽不已，便使出自己的逗乐本事，想尽力缓和一下集会的气氛。也许是我的努力有了回报，研究会原本让人窒息的气氛渐渐轻松起来，我也成了那个集会缺一不可的人物。那些单纯的人恐怕只把我当成是跟他们一样单纯而乐天的、喜欢逗乐的“同志”罢了，但这也无妨，因为这样我就是彻彻底底地骗过了所有人。我根本不是什么同志。但我每次都按时参加，定期向大家献上我引人开心的服务。

因为我喜欢这么做。我想让他们喜欢我。但这并非是靠马克思连接在一起的亲近感使然。

我私底下享受着这种非法的状态，甚至觉得身心愉悦。世上的合法之物，反而让人害怕（而且能预感到某种不知深浅的强烈的东西），其机关复杂难解，在那没有窗户、寒冷彻骨的房间里，我可是一刻也坐不住。我宁愿纵身跳入户外那非法的海洋，畅游其间一直到死。我觉得这样反倒轻松。

有个词叫“苟活于世之人”，是用来指那些这个世界凄惨的失败者或背德者的。但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苟活于世之人”，每每碰到被人戳着脸说成“苟活于世”的人，总会生出温柔的心肠。我的这副“温柔的心肠”，有时甚至连我都陶醉其间。

还有个词，叫“罪犯意识”。在这个世上，我一生都被此种意识折磨、深受其苦，但我仍视其为我的糟糠之妻一般的好伴侣。我们两人总是孤独而寂寞地嬉戏，这恐怕也是我活着的姿态之一。对了，俗话说“大腿的伤疤，心中有鬼”。这种难言之隐从我还在襁褓之中就自然而然地长在了我的一条大腿上，长久以来不见愈合，且有恶化的趋势，眼看着就要发展到骨髓里了。虽然我每夜经历的痛苦犹如千变万化的地狱（这么说确实奇怪），但那伤疤反倒比血肉更与自己亲近。伤疤的疼痛在我看来就像是伤疤活生生的感情，抑或是爱情的低语。对我这样一个男人来说，那个地下运动组织的氛围着实让人安心，待着舒服。我觉得不是运动本来的目的，而是运动的氛围和感觉与自己不谋而合。

再说堀木，他自打把我介绍到那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集会活动。他光会冷嘲热讽，说些拙劣的冠冕之词，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需要观察消费云云。恐怕，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千人千面吧。既有像堀木那样，在虚荣的好奇心的驱使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那样，仅仅是被其非法的氛围所吸引而参与其中的人。要是我和堀木的真实想法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奉者一眼识破，定会被劈头盖脸地冠上“卑鄙的背叛者”的称号，刻不容缓地驱逐出境吧。但我和堀木并没有遭受除名的处分。尤其是我，与在合法的绅士的世界相比，我在那个非法的世界更加如鱼得水，反倒能“健康”地我行我素。他们把我当成是前途光明的“同志”，总是神秘兮兮地托我办各种各样的事情，好笑得常让我忍不住喷笑出来。我从未拒绝过他们的请求，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别看我办事说话生硬不圆滑，可被狗（这是同志对警察的称呼）盯上接受审问的时候，一次也没搞砸过。总之，他们布置给我的所谓“危险的”工作（地下运动的那帮人，总是小题大做，碰到什么事都很紧张，还学着侦探小说里的样子提高警惕。他们每次交代我的工作，其实都是些让人大跌眼镜的琐事，但他们总是尽力让这份工作显得危险重重），我都能正确无误地完成。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平静，好像自己是个党员，就算被逮住，一辈子在监狱度过都在所不惜。我害怕人世中的“真实生活”，我甚至觉得，与其在夜夜难眠的地狱中呻吟，不如干脆在牢狱中终了一生更为轻松。

父亲因为外出办事或接待来客，即使同住在樱木町的别墅，也常常三四天跟我碰不到一面。但我就是天生害怕父亲，在他跟前总觉得局促难安，便萌生了离开这里、自己租房子生活的念头。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就在这时，我从别墅的看门大爷那里听说，父亲好像要卖掉这所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马上就要到了，可他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好像并没有参加选举的打算。况且，他还在老家建了一座养老送终的房子，看样子是对东京没有丝毫的留恋。我不过是高等学校的一介学生，父亲肯定也觉得特意为了我而留下这所宅子和仆人有些浪费。总之，别墅很快就脱手给了别人，我也搬到了本乡森川町，住进一个叫游仙馆的古旧公寓的阴森森的小屋。很快，我的钱就用光了。

以前，我每月都会从父亲那里领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虽说两三天就花没了，可家里总不差香烟、酒、奶酪和水果等东西。书、学习用具或衣服等物品，亦可随时在附近的店里赊购。请堀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也无所谓，反正只要去父亲常常捧场的镇上的店铺，哪怕不哼不哈地出门也没人管。

一切突然变了，我一个人搬到公寓过起了单身生活，还必须用每个月的零花钱应付一切开支，这让我顿时慌了手脚。零花钱照例还是两三天就没了。我吓坏了，张皇失措得六神无主，于是给父亲、兄长和大姐分别连续发了数封电报和信要钱（我在信上写的事情，全都是插科打诨的虚构。我以为求人的时候，先取悦对方才是上策），还在堀木的教唆下三天两头光顾当铺。但好景不长，钱还是不够花。

我根本就没有独自在人生地不熟的公寓“生活”的能力。我害怕一个人待在公寓的小屋里，总觉得马上会被别人偷袭，便飞也似的奔到街上，或是协助地下运动，或是跟堀木一起喝些廉价的酒。反正学业和画画是几乎荒废了。考入高等学校的第二年的十一月，我跟一位比自己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从此，我的境遇便一落千丈。

以前，学校我不去上，课程我也不好好学，但奇怪的是我就是对考试的答案游刃有余，所以一直将老家的亲戚们骗得团团转。但现在情况有变，学校以出席天数不足为由，秘密地给我父亲发了一份报告。长兄作为父亲的代表，给我寄来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长信。但我的直接痛苦还不止于此，一是没钱，二是随着地下运动的差事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忙，不能像以前那样胡闹了。那时，我当上了中央地区还是某地区，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的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的行动队队长。听闻他们要发动武装起义，我去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把小刀很不结实，恐怕连铅笔都削不了），放进雨衣的口袋里，带着它来回奔波，进行所谓的“联络”。我多想喝得酩酊大醉后睡个香甜的觉啊，可是没钱。而且P（这是隐语，暗指党。不过也许是我记错了）接连不断地找我办事，连喘息的功夫都不得闲。我孱弱的身体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本来嘛，我是对它的非法性这一点感兴趣，才协助这个组织的，没想到弄假成真，把自己累个半死。我越发觉得讨厌，真想暗地里跟P的成员说，你们肯定是弄错了，为什么不让你们的直系成员办这些事呢？我终于逃跑了。跑是跑了，但也高兴不起来，我决定去死。

那时，有三个对我抱有特别好感的女人。一个人是自己居住的公寓的老板的女儿。每当我替地下组织办完事，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趴倒在床上，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签和钢笔来到我的房间。

“对不起，弟弟妹妹在楼下太吵了，我没法安心写信。”说完，她就俯身就着我的桌子写了起来，常常一个多小时也不搁笔。

我也是，本来只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地睡自己的觉就好，可看那姑娘一副期待我跟她说点什么的表情，便又发挥自己被动的奉献精神，打起十万分精神趴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跟她搭话：

“有个男人，据说用女人给他写的情书烧开水洗澡。”其实，我全身累得疲惫不堪，一句话都不想说。

“啊，真是的。说的是你吧？”

“我倒是喝过用情书煮的牛奶。”

“不胜荣幸，那你就喝啊。”

我心想，这女人怎么还不回去啊。我早就看穿她是在给我写信了。

“快给我看看。”其实我哪怕死了也不想看。

“啊呀呀，不行。啊呀呀，不行。”那姑娘分明很高兴。

看到她这副心口不一的嘴脸，我顿时兴致全无，便想打发她干点什么。

“不好意思，能到电车大道的药房帮我买些卡耳莫亲[2]来吗？我太累了，满脸发烫，怎么也睡不着。真是不好意思。钱呢……”

“没关系，不用提钱。”说着，她兴高采烈地站起身来。

吩咐差事，绝不会让女人沮丧，她们反倒喜欢被男人委以重任。我深谙这一点。

另一个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生，跟我是所谓的“同志”。我跟她因为地下组织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得碰面。开完碰头会，这个女人总会跟在我屁股后，不停地给我买东西。

“你就权当我是你亲姐姐。”

我被她这句装腔作势的话吓得浑身哆嗦，可还是说道：“我心里早就这么想了。”同时送上饱含忧愁的微笑。

反正，惹恼了她可就完了，必须小心伺候着。因此，我把自己终于献给了这位丑陋而讨厌的女人，让她给我买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些东西着实品位低俗，我大多一转手就送给烧鸡店的大叔了），满脸堆笑地给她讲笑话，逗她开心。一个夏日的夜晚，见她死活跟着我，我便在街上的黑暗角落里吻了她，本来是想让她快点离开，没想到她竟然发疯一般地兴奋，招呼了一辆小轿车，把我拉到他们为了搞地下运动秘密租借的一幢大楼的办公室里，在那个狭小的西式房间里把我折磨到第二天早上。我私下苦笑着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姐。

不管是公寓老板的女儿，还是这位同志，我都跟她们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因此慢慢地生出不安，拼命地讨她们两人的欢心。这与我对待以往的各色女人一样，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最终，我被她们的金钱束缚了自由。

那时，银座的一家酒馆的女服务员给过我莫大的帮助，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但我总怕辜负了人家的恩情，常常感到不安和莫名的恐惧，害怕得动弹不得。那时，我已经敢不在堀木的带领下独自乘电车、独自去歌舞伎座了。我还常穿着碎白点花纹的和服去酒馆，装成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可心里还是怀疑并恐惧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极度烦恼。表面上，我倒是学会跟别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两句了——不，不对，要是没有假装败北的苦涩微笑的陪伴，我还是不会说话——总之，我反正会说两句了，哪怕是口齿不清的自言自语。恐怕还要感谢到处给地下组织办事的经历让我学会了这种“伎俩”吧？我待在哪里都觉得紧张，但总觉得一旦能混进酒馆，挤在无数的醉客和男女服务员中间，自己那被人追赶的心情就会趋于平静。我拿了十块钱，一个人走进银座的酒馆，一边笑着交给女侍，一边说：“我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

“不用担心。”

好像有点关西口音。奇怪的是，这淡淡的一句话，马上让我震颤不已的内心沉静下来。并不是因为我无须担心钱够不够，而是不用担心我在她的旁边。

我喝了酒。大概是我不畏惧她的关系吧，我反而没有逗她一笑的心情，将自己天生沉默不语的忧郁本性在她面前袒露无余。我摇了摇头。

“光喝酒？那我也喝点。”

秋日，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我照着常子（我的记忆淡薄了，也许不叫这个名字。毕竟，我连跟我一起殉情的那个女人的名字都忘了）吩咐的那样，在银座后面的一个小寿司摊，一边吃着一点都不好吃的寿司，一边等着她（我就算忘了她的名字，也会清晰地记得当时吃的寿司的味道。摊主是个光头大叔，脸长得跟青蛇一般，他一边摇头，一边故弄玄虚地捏着寿司，好像很熟练似的。至今，我都能在眼前鲜明地浮现出这幅场景。后来，我常在电车上遇到这种长相的人，觉得面熟，马上就会想起那个寿司大叔，苦笑一番。现在，她的名字和长相都逐渐离我远去，唯有寿司大叔的面容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甚至能记忆犹新地随手为他作一幅画。看来，那个小摊的寿司实在是太难吃了，才让我体味了难以忘怀的寒冷与苦痛。本来，即便被别人带去据说能吃到美味寿司的店里，我也从不觉得有什么好吃。太大了，他们根本捏不出拇指大小的寿司，我一向这么认为）。

她租住在本所一位木匠家的二楼。就在那间二楼的小屋里，我丝毫没有隐藏自己平日的忧郁心境，好像牙疼似的一边用一只手捂着脸颊，一边喝茶。没想到，她居然喜欢我这副模样。那个女子给人一种完全孤立的感觉，仿佛她周身吹着凛冽的秋风，唯有落叶狂舞不止。

我们睡在一起，她告诉我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还说自己有丈夫，在广岛给人铺地板。去年春天，他们一起离开故乡，逃到东京，但丈夫不好好在东京找正经工作，最终因欺诈罪被判入狱。“刚开始，我还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些东西，但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再也不去了。”她娓娓道来。不知为何，我历来对女人的生活经历丝毫不感兴趣，也许跟女人不高明的叙述方式有关，抑或是她们不知内容的重点所在。反正，我一直当做耳旁风。

“好寂寞啊。”

比起女人千言万语的身世谈，我反倒期待她们的低声不平引起我的共鸣。然而，我从未听这世上的女人嘴里说过这句话，我觉得奇怪而不可思议。然而，那个女人虽然没在口头上说“寂寞”，她身体的轮廓外围却仿佛包裹着一圈一寸厚的气流，那是一种浓烈的无言的寂寞。我靠近她的身体，顿时觉得自己也被那股气流所包围，自己那与生俱来的扎人的阴郁气流与之完美融合，我就像“落在水底的岩石上的枯叶”一般，从恐惧和不安中脱离出来。

这与在那些白痴一样的妓女怀里安心睡觉时的感觉大相径庭（不管怎么说，那些娼妇太闹腾了）。与那位欺诈罪犯人的妻子共度的良宵，对自己来说，是幸福（在我的所有手记中，这是我唯一一次毫不踌躇地肯定地使用这么一个狂妄的字眼，我想今后再也不会用了）的完全解放的一晚。

不过，仅仅一夜罢了。清晨，当我睁开眼来，跃身而起，便重又扮回了那个伪装而成的轻薄的插科打诨之人。胆小鬼甚至害怕幸福，棉花都会让我受伤，幸福会将我深深刺伤。我心焦起来，想在被伤害之前就这样早早与她分手算了，于是又放起了滑稽的烟雾弹。

“钱断情亦尽，其实，这句话的解释正好相反，意思根本不是没钱了就会被女人甩掉。男的如果没了钱，就会变得意气消沉，从此一蹶不振，连笑都没力气笑一下。整个人不知不觉间变得乖僻起来，就这么破罐子破摔，最终自己提出跟女人分手。就跟疯子似的，要狠狠地甩开女人。真是可怜啊，可金泽大辞林就是这么说的。我倒是多少也能理解这种人的心情。”

我记得我确实说过这种傻话，引得常子忍俊不禁。我担心自己再坐下去没什么好处，便脸也不洗地早早离开了。没想到，自己当时一句随随便便的豪言——钱断情亦尽，竟在后来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牵连。

从那以后，我一个月都没见到那天夜里的恩人。分手之后，虽然日子慢慢逝去，我内心的喜悦渐渐淡薄，她对我施与的一时之恩竟让我隐隐觉得害怕起来，自己好像被强烈地束缚住了。当时，我在那个酒馆的账全由常子负担，我越发介意起了这件事。我觉得常子终究和公寓老板的女儿，以及那位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一样，只会对自己威逼利诱。尽管我与常子离得很远，可还是畏惧她。我觉得要是再碰上跟自己一起睡过觉的女人，一定会突然被对方骂得恼羞成怒，便懒得想着再见面了。就这样，我渐渐疏远了银座。但是，做事嫌麻烦的天性，并非是自己的狡猾之处。我至今还捉摸不透女人这种生物，在睡觉之后和早晨起来之后两者之间，她们觉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能果断地将两个世界分割开来，就像完全忘却了一般。真是不可思议。

十一月末的一天，我和堀木在神田的小摊上喝着便宜的小酒。离开小摊，那位恶友还嚷着再去什么地方接着喝。我们已经没有钱了，可他就是赖着要喝。那时，我大概是借着酒劲壮起了胆子，对他说道：

“好吧，既然你这么要求，那我就带你去梦幻的天国吧。千万别吓着，那里可是酒池肉林……”

“酒馆吗？”

“对。”

“走吧。”

说着，我们两人乘上市营电车。

“我今天晚上对女人特别饥渴，我可以亲亲女侍吗？”堀木欣喜若狂地说。

我不大喜欢堀木喝醉后的丑态。他也知道我的想法，便再三叮嘱我：“听好了，我可要亲嘴。你看好了，我要亲坐在我旁边的女侍。记住。”

“应该没事吧。”

“谢谢。我想死女人了。”

我们在银座四丁目下了车，来到了号称酒池肉林的那间酒馆。身无分文的我指望着常子能照应，便昂首阔步地走了进去，跟堀木面对面地坐到了一个空着的包厢。常子和另外一名女侍小跑着过来，陌生女侍坐到了自己身旁，而常子一屁股坐到了堀木的旁边。我大吃一惊，因为常子马上就会被别人强行亲吻。

我并不是觉得可惜。本来，我的占有欲就不强，就算暗地里觉得稍稍可惜，也不敢勇敢地主张自己的所有权，更没有与人争执的气力。后来，我甚至一言不发地眼看着自己姘居的女人被他人侵犯。

我尽可能不想被揪扯进亲朋好友间的纠纷。我害怕被卷入那个漩涡。常子与自己不过是一夜露水的关系。常子不属于自己。我不可能会狂妄自大地涌起怜惜的欲望。但是，我还是呆住了。

看着自己眼前被堀木猛烈的亲吻狂轰乱炸的常子，想到她的身世，我觉得可怜。我想，常子受了堀木的玷污，肯定会跟自己断了一切关系吧。不过，我并没有挽留常子的积极热情。常子的不幸让我一瞬惊醒了，我想我们就这么完了。我立刻像清水那样果断地死了心，来回看着堀木和常子的脸，诡异地笑了。

没想到事态发展得远比我想象的糟糕。

“算了。”堀木歪着嘴说道，“我虽说想要女人，可她的长相也实在太穷酸……”

他好像消受不起似的，双手环抱胸前，一边贼溜溜地盯着常子，一边苦笑。

“上酒！没钱。”我小声对常子说。

此刻，我真想喝个痛快。从一般的俗人看来，常子甚至不值得被醉汉亲吻，因为她是个难看、可怜的女人。对我来说，这真是意料之外的一声晴天霹雳。我拼命地灌酒，喝得晕头转向，我跟常子对视着，互相露出哀伤的微笑，我觉得她正如别人评价的那样，是一个长相穷酸的女人。但同时，胸中又涌起一股同为没钱的穷人的亲近感（我至今仍旧以为，虽然内容陈腐，但贫富之间的不和，是戏剧永恒的主题）。我觉得常子是那么可爱，生平第一次察觉到自己春心萌动，虽说是那么微弱，但主动而积极。我吐了。我不省人事。这还是我头一次喝酒之后醉得如此昏迷。

醒来，只见常子坐在枕边。原来，我在她位于本所的二楼小屋里睡了一觉。

“钱断情亦尽，我还以为你是说笑话呢，没曾想是真的。一直见不着你。分手好麻烦啊，我挣钱给你花，还不行吗？”

“不行。”

接着，女人也躺下睡了，黎明时分，我从女人嘴里头一次听见了“死”这个词。看来，她也对人世的营生乏味了了。我也一样，觉得自己只要再想到对人世的恐惧和厌烦、金钱、地下运动、女人和血液，就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她的提议。

不过，那时我根本还没在现实层面做好对“赴死”的心理准备，多少还潜藏着些许游戏的心情。

那天上午，我们两人一直在浅草的六区徘徊，还进咖啡馆喝了杯牛奶。

“你把钱付一下吧。”

我站在那里，从袖口里拿出小钱包，打开里面，只有三枚钢镚。我顿觉羞耻，但更觉凄惨。我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自己在游仙馆的房间，那个荒凉的地方现在只剩下校服和被子了，其他都押在当铺了。还有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碎白点花纹布的和服和斗篷，我更加确信了：这才是我的现实，我活不下去了。

见我不知所措，女人也站起身来，看了我的钱包一眼。

“啊，就这么点啊。”

虽然说者无心，但听在我心却有一种渗入骨髓的痛感。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喜欢的人的声音如此痛彻。说的也是，三枚钢镚根本不算钱。这是我以前从未体味过的奇妙的屈辱，让我没脸活下去的屈辱。恐怕是因为当时的自己，还没有脱离有钱人家的少爷这一归属吧。直到这时，我才真切地有了准备一死的想法，我下定决心。

那天夜里，我们跳进了镰仓的海里。女人说腰带是跟店里的朋友借的，便叠好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斗篷，放在同一个地方，然而与她一起跳海自尽。

那个女人死了。只有我一人得救。

因为我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再加上父亲的关系，大概是报纸觉得这件事很有新闻价值吧，因此大肆报道，闹得满城风雨。

我被送到了海边的医院，老家那边只有一个亲戚赶了过来，替我处理了各种烦杂的琐事。最后，他告诉我，全家，尤其是父亲对我大为恼火，也许从此要跟我断绝关系，然后便回去了。我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反倒十分怀念死去的常子，常常低声啜泣。说真的，在我之前认识的所有人里，恐怕最喜欢的只有那个长相穷酸的常子了。

公寓老板的女儿给我寄来一封连写了五十则短歌的长信，每一句开头都是“为我好好活”，真可笑。护士们总是说说笑笑地来我的病房玩，还有的突然就紧握住自己的双手。

那家医院发现我的左半边肺有毛病，我便以帮助自杀罪的罪名被逮到了警察局，真是天助我也。我在警察局受到了病人的待遇，被特别拘押在保护室。

一天深夜，保护室旁边的值班室那位彻夜不眠的值班老警察，轻轻推开了我房间的门。

“喂！”他冲我喊道。

“冷吧。来我那边，烤烤火吧。”他说。

我无精打采地跟着他去了值班室，坐在椅子上围着火盆烤起了火。

“很想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回答道，声音好像哭昏过去一般细。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啊。”他渐渐摆起了架子。

“你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是什么时候？”

他像个法官似的煞有介事地问道。他欺负我是个孩子，便在百无聊赖的秋夜，把自己当成是审讯的刑警，大胆地企图引诱我道出猥琐的往事。我其实早就看透他的心思了，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对老警察的“非正式审问”，我本没有一一作答的必要，但我为了给冷清的秋夜助兴，居然顺势把他当成了审讯的警察领导，还深信不疑地认为，刑罚的轻重与这位老人息息相关。我表面上尽情展露着所谓的诚意，为了满足他那好色的好奇心，便添油加醋地“陈述”起来，直到他满意为止。

“嗯，我大体明白了。你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也会酌情考虑的。”

“多谢。拜托您了。”

我的演技简直出神入化。我激情地演绎着，虽然对自己一无是处。

天明了，我被叫到了署长办公室。正式的调查这才开始。

我推开门，刚走到署长室，便听见有人说：“哦，好男人嘛。看来，不是你的错。是把你生得这么好的你老妈的错。”

署长皮肤浅黑，很年轻，好像刚毕业的大学生。突然被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半边脸上仿佛长满了红斑，成了个见不得人的丑八怪，便悲从中来。

这位很像柔道或剑道运动员的署长的审问着实简单，与老警察深夜的秘密审问简直有天壤之别。昨晚死缠烂打的“审问”太猥琐了。问完之后，署长一边书写送到检察院去的文件，一边说：“你得把身体保养好，听说你咳血了，对吧？”

那天早晨，我咳嗽得厉害，每咳嗽一下，我就用手帕遮在嘴上。手帕上留下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好像下过红色的冰雹一样。但这并不是从喉咙里出来的血。昨晚，我一直抠耳朵下面的那个小脓包，血是从脓包流出来的。但我没有讲明实情，因为我知道这对自己有好处。

“没错。”我低下眼，好像有什么好事似的回答。

“是否起诉，还要看检查官大人怎么判断。现在，你最好给你的保证人打个电话或拍个电报，让他们今天到横滨的检察院去一趟。肯定有人管你吧，家长或保证人都行。”

经常到父亲位于东京的别墅去的有个叫涩田的字画古董商人，他跟我父亲是同乡，以前常替父亲跑腿。他一副短粗胖的身材，是个四十岁的单身男子。我想起来，此人是我在学校的保证人。这个男人的脸，尤其是眼神跟比目鱼极为相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这么叫他。

我借来警察局的电话簿，查了半天比目鱼家的电话，总算找到了，便打电话给他，求他到横滨的检察院走一趟。电话那头，比目鱼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口气威风凛凛的，好在他总算答应了。

“喂，快给那部电话消消毒。他咳出来的可是血呢。”

在我被带回保护室后，我听见署长大声地对底下的警察吩咐道。即便我坐在保护室，也听得一清二楚。

晌午过后，我便被细细的麻绳五花大绑起来。一位年轻的警察紧紧地拉着麻绳的一头，带着我乘上电车去了横滨。好在他们同意让我穿上斗篷遮掩一番。

但我全然没有丝毫不安，甚至怀念起了警察局的保护室和那位老警察。啊，我怎么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但当我被当成犯人绑个严严实实的时候，我反倒轻松了，心情也随之平静下来。即便是书写当年回忆的现在，我仍能感觉心情愉悦。

但在那段时间令人怀念的记忆当中，唯有一段此生难以忘怀的悲惨的失败经历，叫我不胜汗颜，想起来就吓出一身冷汗。我在检察院的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的简单审讯。那位检察官四十岁左右，性格文静（如果我算美貌的话，充其量也就是淫邪的美貌罢了。而检察官才是端正的美貌，带着一种聪明而静谧的感觉），看上去慷慨而不吝啬，人品不错。我完全丧失了戒心，昏昏沉沉地叙述着前因后果。突然，我又咳了起来，我从袖口里掏出手帕，正准备捂在嘴上，忽然瞥见了上面的血迹，便心生一计：心想说不定咳嗽能帮我逃过一劫。吭、吭，我咳了两声，随后夸张地假装又咳嗽了若干下，接着用手帕遮住了嘴。我瞄了检察官一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说道：“真的吗？”我顿时出了三斗冷汗。不，现在想来，都吓得瑟瑟发抖。中学时代，那个傻瓜竹一的一句“招数、招数”戳中了我的脊梁骨，让我有种瞬间跌入地狱的感觉。可以这么说，我此刻的心情绝对比那时还要黯淡。这两件事是我全部生涯中在演技上的惨败纪录。我有时心想，与其被检察官平静地诬蔑，还不如给我判个十年有期徒刑痛快。

我最终被判缓期起诉，但我一点也不高兴，反倒非常难过，坐在检察院等候室的长椅上，等着比目鱼来接我。

从背后的高窗可以看见，天空中抹上了晚霞，海鸥飞来飞去，像个“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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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类似白兰地的一种酒的名称。因为当时电灯刚刚出现，故名。

[2]　一种镇静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