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2月初，我接到了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消息。

我有个朋友莉莎·惠勒，在费尔斯通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她告诉我纽约一家文学杂志《签名》的编辑要在拿莎楼做一场演讲。这份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但在当时，尽管发行量有限，还是颇受好评的。莉莎知道我想发表作品，就替我弄到了一张邀请函。她提议我在演讲过后和那个编辑聊聊，让他读读我写的故事。我不算害羞，但也不爱出风头，所以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不知道该做什么。最终，在劳拉的不懈坚持之下，我挑了三篇短篇小说，和简历一起放在信封里，然后将它夹在胳膊底下去了演讲现场。

***

我到的时候还早，边等边在楼前抽了根烟。礼堂外，铅灰色的空气里回荡着乌鸦的叫声，它们在附近的树上筑巢。

雪又开始下了，礼堂入口处的两只青铜狮子好像点缀在巨大蛋糕上的杏仁蛋白软糖，上面撒满了白色糖霜。一个穿着灯芯绒夹克，手肘处打着皮革补丁，戴着一条领带的男人走过来向我借火。他用一根骨质或者象牙做的长烟斗抽自己卷的烟，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斗，像个爱德华时代[1] 的花花公子。

我们攀谈起来。他问我怎么看这次演讲的主题，我坦陈自己并不知道演讲会讲些什么，只是想把自己的短篇小说给那位《签名》杂志的编辑。

“挺好的。”他边说边向空中吐出一团蓝灰色的烟。他蓄着细长的铅笔尖状的胡须，有点儿滑稽。“你的小说是讲什么的？”

我耸耸肩。“很难说清楚。我还是更喜欢有人读它们，而不是谈论它们。”

“你知道吗？威廉·福克纳[2] 说过同样的话。他说，好的书只能被阅读，而非被谈论。好吧，把它们交给我吧，我猜它们就在那个信封里。”

他自顾自地说着，我则被惊得目瞪口呆。

“约翰·M·哈特利。”他说，把烟斗换到左手，伸出了右手。

我握了握他的手，感觉自己出师不利。他觉察到了我的尴尬，朝我报以鼓励的微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我递给他装着我的小说和简历的信封。他破旧的皮包就倚在我俩中间那个垃圾桶的金属柱上，他接过信封，把它塞进了皮包。我们抽完了烟，走进礼堂，没再说一句话。

演讲的末尾，观众的所有问题都回答完毕后，他悄声示意我过去。我走向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告诉我一周之后再联系。

我把这些事都告诉了劳拉。

“这是一个预兆。”她说，扬扬自得，确信无比。

她赤身裸体，坐在前厅角落里那张我临时组装的桌子上。她来回晃着腿，好让脚上刚涂好的指甲油快点儿干掉，同时拿一块皮革擦着眼镜的镜片。

“命中注定的事都是这样发生的，”她继续说下去，“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汇聚在一起，一气呵成，就像一篇流畅的散文一样。欢迎来到作家圈，理查德·弗林先生。”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将信将疑，“我不知道自己的小说选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抽空去读。也许它们早被丢在垃圾箱里了。”

她有点儿近视，不戴眼镜的话就必须眯起眼睛才能看清东西，这让她看起来很生气。她就这么看着我，眉头紧蹙，向我吐了吐舌头。

“别这么悲观嘛！悲观主义者总让我精神紧张，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小时候不管何时我想尝试新事物，我爸就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我和梦想之间有多少克服不了的困难。我想这就是我15岁时放弃画画的原因，尽管老师说我天赋异禀。后来我第一次去法国参加国际数学竞赛，他警告我说评委会偏向法国选手，所以别抱太大希望。”

“那他说对了吗？他们真的偏袒自己人了？”

“并没有。我拿了第一名，马里兰[3] 来的一个孩子拿了第二名。”

她把那块皮革放在桌上，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双腿蜷到胸口，两只手臂抱紧，好像突然之间她就冷了。

“我有种直觉，一切都会好起来了，理查德。你天生就是个作家，我知道，你也知道，只是一切都不会来得那么容易。我16岁的时候，我爸死了，他生前把桌子的抽屉都上了锁，我一直都想翻翻那些抽屉。他死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在他的那些文件中间，我发现了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上面的小姑娘和我当时差不多大，头发用发箍梳在脑后。她算不上漂亮，看起来很平常，但她的眼睛很美。我把照片拿去问我妈，她只说那是我爸爸高中时的女朋友。出于某种原因，他这些年一直留着这张照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他原本没有勇气和那个姑娘在一起，天知道为什么，他心里积攒了太多不愉快，然后四处传播，就像一只墨鱼为了隐藏自己而喷墨一样。船长，赶紧把裤子脱了，没看见一位没穿衣服的女士在等你吗？”

事实证明，劳拉说对了。

一周之后，我们在拿莎街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比萨，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当下就想给《签名》杂志办公室打个电话。我到卫生间旁边的电话亭，投了一块钱，然后拨通了自那次演讲后就随身携带的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一个年轻女人接了电话，我说我找哈特利先生，并自报了姓名。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编辑的说话声。

我提醒他自己是谁，他则直奔主题。“好消息，理查德。我把你的小说放在下期，一月份登出。那一期相当厉害。假期之后，我们的读者通常会变多。我一个逗号都没改。”

我不知所措。

“您选了哪篇小说？”

“三篇小说都不长，所以我决定全部刊出。我给你5个版面。顺便提一句，我们需要一张你的照片，黑白肖像照，还需要你的个人简介。”

“听起来太难以置信了……”我说，然后磕磕巴巴地表达了感谢。

“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所以它们应当被人阅读。我们可以假期之后见一面，好好了解一下对方。要是你能坚持写作，前景大好啊，理查德。假期愉快，很高兴能带给你一些好消息。”

我祝他假期愉快，挂了电话。

“看你容光焕发的，”我回到餐桌边坐下，劳拉问，“有好消息？”

“他们一月三篇全部刊登，”我说，“全部三篇，你能想象吗？在《签名》上！”

我们没有开香槟，甚至也没去个好点儿的饭店庆祝一下。晚上我们待在家里，只有我俩，计划着未来，感觉就好像星辰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签名》杂志”、“三篇短篇小说”、“黑白肖像照”、“有作品发表的作家”……这些词一直在我脑袋里像旋转木马一样不断回旋，形成一道闪着荣耀的不朽的隐形光环。

如今，我意识到自己那时被生命中突然出现的变化冲昏了头，以至于在各个方面都过分夸大了它的重要性。《签名》毕竟不是《纽约客》，它给作者的报酬不是支票，而是免费杂志。当时我没意识到的是，之前那几天，劳拉身上的某些东西也在发生改变。回望那段时间，她好像离我很远，总是沉浸在什么事情当中，越来越少和我说话了。有那么一两次，我撞见她悄声打着电话，每次一发现我在家，她就立马挂了电话。

我差不多每天都去韦德家，每次都在图书室里工作三四个小时。图书室开始渐渐整齐起来。我不再参加任何活动，只和劳拉共度夜晚。但大多数时候，她都把工作带到家里，弓着身子坐在地板上，周围到处都是书、一堆堆的纸和笔，仿佛萨满在主持某种秘密的仪式。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甚至再也没做过爱。尽管我早上起得很早，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发现她在我醒来之前就离开了。

***

之后的一天，我在韦德的图书室里偶然看到了那沓手稿。

门对面的书架下方有一个小橱柜，之前因为没引起我的注意，也就没打开过。我当时正想找点儿写字的纸，好给门口那几个书架的最终陈列做个图表——我正是从那里开始整理的。我决定先不去楼下教授的书桌上拿纸，而是在那个柜子里找找。我打开它，找到了一大堆纸、几本旧杂志、几捆铅笔、圆珠笔和书签。

就在我从橱柜里拽纸出来的时候，纸掉了，散落了一地。我跪下来捡纸，发觉柜子里一支铅笔的笔尖好像戳在墙里了。它插进去的地方，两侧的墙面原本应该是连在一起没有缝隙的。我往前凑了凑，想看得清楚些，挪走了其他挡住视线的东西，发现柜子左侧的墙是一面假墙，打开之后有一个电话簿那么大的空间。在那个壁龛里，我发现有一捆纸藏在纸箱里。

我把它拖出来，箱子上找不到对这些手稿的标识或说明。我大致翻了翻，发现这是一本精神病学或者心理学方面的作品，但里面没写书名和作者的名字。

那沓稿子看起来至少出自两个人的手笔。有些是打印出来的，有些布满了用黑色墨迹手写的小巧字体，其余纸上的字则出自另一个人之手，用蓝色圆珠笔写成的潦草硕大的字母向左倾斜着。无论是打字还是手写的纸页，都满是修改，有那么几处，一段或是两段文字的扩充部分连在用透明胶粘着的纸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劳拉和我提起过的、韦德教授那本著名著作的手稿（或是很多手稿之一），抑或是更早的已经出版的某部作品的书稿。

我快速读了头几页，略过了一些我不懂的科学用语，然后把手稿放回去，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按照原本的方式放好。我不想让韦德觉察到我发现了他隐秘的角落，好像我一直在他家里到处乱翻一样。

一天午后，我忘了时间，下楼的时候撞见教授正在和德雷克聊天。德雷克走了之后，韦德请我留下来吃晚饭。他很累，看起来心情沉重、心事重重。他捎带祝贺我的短篇小说被杂志社相中，他可能是从劳拉那边听说这事的，我本来很想和他分享更多细节，但他并没问起。雪开始下得很大，我寻思着自己应该走了，不然该封路了，但他邀请我留下，实在是盛情难却。

“你为什么不让劳拉也过来一起？”他提议。“来吧来吧。要是我知道你在这儿，我自己就邀请她了。我们今天一起工作来着。”

他从冰箱里找了点儿牛排，我来到门厅，往家里打电话。劳拉很快就接了，我告诉她我在韦德家，他想请我俩吃晚饭。

“他让你打电话给我？”她说话的语调有点儿像在吵架。“他现在在哪儿？”

“他在厨房啊。怎么了？”

“我感觉不太好，理查德。天气太糟了，我建议你还是早点儿回来吧。”

我没再坚持。挂断电话之前，我告诉她我会尽快回家的。

回到前厅的时候，韦德向我投来疑问的眼神。他脱掉夹克衫，系着白色的围裙，围裙的胸口处绣着红色的字：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看着我，眼睛底下的黑眼圈出奇地深。在厨房刺眼的日光灯下面，他的脸看起来老了10岁，之前我们初见那晚时的自信，早就被眼下他游魂似的样子取代。

“嗯，她说什么了？”

“她说她觉得这种天气不适合出来，还有……”

他做了个手势打断了我。“她至少可以找个更好的借口。”

他拿起一块牛排，扔回冰箱，“砰”地关上门。

“女人总能直接说自己不舒服，甚至用不着解释一下，对吧？这真是她们生活中的一大优势。你能到地窖里拿瓶红酒吗？咱们两个来一顿忧伤孤独的单身汉晚餐吧。咱俩都不是橄榄球球迷，但饭后我们可以看场比赛，喝点儿啤酒，打打嗝，做心满意足的男人该做的事。”

我拿着酒从酒窖回来的时候，牛排已经在大煎锅里咝咝作响，他正在做速食土豆泥。一扇窗子敞开着，风吹进大片大片的雪花，它们很快就在室内温暖的空气中融化了。我开了酒，照他的指示，把酒倒进了大肚子玻璃瓶里。

“不是有意冒犯，但要是我一年前让劳拉过来，她会毫不迟疑地答应，哪怕外面飞沙走石，”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之后说，“听听老人言，理查德。要是一个女人感觉到你已经得到了她的什么东西，她就会开始探查自己的能力有多大，然后试着支配你。”

“你说‘得到了她的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他没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们相对无言地吃饭。他的牛排做得很匆忙，基本上都是生的，土豆泥里都是土豆块。他自己几乎喝光了一整瓶酒，接着我们开始喝咖啡，他往自己的酒杯里倒了点儿波旁威士忌，大口喝着。屋外，雪已经变成暴风雪，翻卷着打在窗子上。

晚饭过后，他把盘子放进洗碗机，从木盒里拿出了一根雪茄，然后点燃。我没要他给的烟，点燃了一支万宝路。有一阵儿他心不在焉地抽着烟，好像已经忘了我还在。我本打算谢过他的晚餐之后就告辞，结果他开始说话。

“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理查德？我是说时间上最早的记忆。通常一个人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两岁半或者三岁。”

厨房里的日光灯还亮着，但前厅还是一片昏暗。他一边说一边挥着手比画，烟点燃的那一端在阴暗中画出复杂的轨迹。他胡子很长，看起来像是《圣经》里的先知，老眼昏花，用尽全力想再次听见天堂传来的声音。他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红宝石戒指，在他一口一口抽烟的时候，发出神秘的光芒。我俩在桌边对坐，桌子上铺着一张白色的大桌布，像是深邃寒冷的湖面。它将我们隔开，威力比一面墙更甚。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时间上的”（用他的话说）最初记忆，但仅仅一会儿工夫，他所说的记忆就在我脑袋里慢慢成形，于是我讲给他听。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费城柯妮莉亚姨妈家。你说得对：我应该已经三岁了，或者那是我三岁生日的前几个月，1969年刚入夏。我在阳台上，对当时的我来说阳台相当大，我试着从一个绿色的柜子上拉下来一个木条儿。我穿着短裤和白色的凉鞋，然后我妈过来，把我带走了。我不记得我们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去找姨妈的，也不记得我姨妈和姨父当时的样子。我只记得那个木条、柜子和阳台，地上贴着黄油色的瓷砖，还有一股很浓的饭味，一定是从阳台旁边的厨房传过来的。”

“1969年，这么说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时候你大约三岁，”他说，“那时候你家有电视吗？登月就发生在你说的那个夏天。”

“当然。我家有台小彩电，就放在客厅窗边的柜子上。后来我们买了台大的，索尼的。”

“你爸妈很有可能看过登月，那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他们看了报道，因为之后的几年他们谈过此事。登月那天我爸去看牙医，我妈给他冲了甘菊茶漱口，他莫名其妙就把嘴给烫了。我听过这个故事几十次了，但我不记得尼尔·阿姆斯特朗说的那句豪言壮语，也没看见他在月球表面像个大白娃娃一样蹦来蹦去。当然，我长大后在电视上看见过那个画面。”

“看见？对那个年纪的你而言，登月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一块小木条对你来说都比这个重要。但要是你发现自己三岁那天根本没去费城呢？要是你发现这一切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而并非是真实的记忆呢？”

“我和劳拉讨论过类似的事。可能有些记忆和事实是相关的，或许我们的记忆会掩盖事实，甚至篡改事实，但我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相关的，”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小时候，有没有过和你父母逛街时，在商场里走丢的经历？”

“我不记得这些了。”

“好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商场到处涌现，替代了附近的杂货店，妈妈们一直担心她们可能会在人群中把孩子弄丢。那一代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在大城市长大的，每次和家人逛街时总会被叮嘱要跟紧妈妈。害怕在商场里走丢或被绑架的恐惧感一直根植于他们记忆的最深处，哪怕他们自己记不起来这些事了。”

他站起来，倒了两杯波旁威士忌，把其中的一杯放在我面前，然后重新坐下。他吸了一口烟，小酌了一口威士忌，瞥了我一眼，示意我也这么做，接着继续说：

“好几年前，我做了个实验。我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生中间取样，找出那些从人口超过三十万的城市来的学生。他们没人记得小时候在商场里走丢的事。然后我在他们被催眠的状态下暗示他们的确走丢过。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他们中四分之三的人随后就宣称记得自己曾经在商场里走丢，甚至描述了那段经历：他们有多害怕，他们是怎么被店员发现然后送回到妈妈身边的，头顶的广播里说汤米或者哈里在商场的美食区被找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这一切只是催眠暗示和他们遥远的童年恐惧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他们把那件事‘记得’太牢，以至于难以相信它其实从未发生。举个例子，要是我向一个在纽约长大的孩子暗示，他小时候曾被短吻鳄攻击，结果很可能毫无效果，因为他没有害怕短吻鳄的童年记忆。”

“所以你想解释什么？”我问。

我不想再喝了，在逼着自己吃下那顿晚饭之后，单单是酒精的那股味道就够让我恶心的了。我累了，一直在琢磨这个时间还有没有公交车。

“解释什么？嗯，我想说的是，我问你童年记忆的时候，你告诉我那些普通庸常的事——一个孩子在阳台上玩一块小木条，但我们的大脑从来不是那么运作的。你为什么记得这件事，而不是其他的事，一定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的——如果我们假设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可能那块木条上有个钉子把你给弄伤了，哪怕你都不太记得了；也可能阳台的楼层比较高，你险些摔下去，你母亲发现后焦急地大喊大叫。当我开始处理……”

他停下来，好像在思考是不是该继续说下去。或许他决定还是应该说，所以继续讲了下去。

“有些人经历过非常悲惨的事件，后来这些经历转变成了相当严重的阻滞。这就是所谓的‘拳击者综合征’[4] ——在拳击擂台上几乎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却没有动力最终成为冠军。你的自卫本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抑制剂。因此，要是我们能说服一堆学生相信他们曾经在商场里走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服那些有严重阻滞的人，让他们相信那件悲惨的事其实根本没发生过，他妈妈那天只是给他买了个新玩具而已？这并非抵消悲剧的影响，而是移除悲剧本身。”

“换句话说，你就是在杀死他们的记忆。”我说，但马上就后悔自己说得太直白了。

“要是有一大堆人可以为了拥有更好看的胸、鼻子和屁股而把自己置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那么给记忆做个美容手术又有何不可呢？尤其是我们处理的对象都是那些没比破玩具好到哪里去的、没办法正常工作的，或者身心不太正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