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在是酒吧的优惠时段。我放弃追新闻，在富士乡村酒吧停车，打算先去喝一杯，再到树林街一六六五号拜访安的父母罗伯特和贝丝琪。他们有四个小孩：阿什莉，十二岁；蒂法妮，十一岁；安，遇害身亡，永远九岁；小罗伯特，六岁。

纳什夫妇一连生了三个女孩，最后一胎终于盼到男孩。我边吃花生边喝波旁酒，脑子里一边想：纳什家看到小孩接二连三出世都没带把儿，心里一定越来越绝望。老大阿什莉虽然是女孩，但至少健康活泼惹人爱，反正夫妻俩本来就打算生两个，帮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阿什莉，还买了整个衣柜的洋装，每件看起来都跟蛋糕一样可爱。他们交叉手指祈求好运[1]，没想到第二胎生了个蒂法妮，夫妻俩开始紧张兮兮，宝宝抱回家也不像上一次那么得意扬扬。不久，纳什太太怀了第三胎，纳什先生买了一个迷你棒球手套，戳戳太太的大肚子，要里面的宝宝看一看。没想到生下来的是安，他们当然沮丧到极点，随便从亲戚里捡了一个现成的名字，单名一个“安”字，懒得再多想一个字。

感谢老天，最后终于赐给他们罗伯特。安让他们大失所望后，过了三年（是意外怀孕？还是老来得子？），小罗伯特诞生了，取了跟爸爸一样的名字，备受爸妈宠爱，三个小姐姐突然觉得自己像从路边捡来的，其中安的感受尤为强烈。谁想要三女儿？但这下可好，三女儿终于大出风头了。

我脖子一挺，喝干第二杯波旁酒，转一转肩膀，拍一拍脸颊，回到我那辆蓝色的别克汽车上，心里很想要再来一杯。我不像某些记者，以揭人隐私为乐。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当不了一流的记者，只能跟一堆人在二流的圈子里鬼混。

我还记得到树林街的路。树林街跟我以前的高中只隔两条街，方圆一百公里之内的学生，全都跟我上同一所学校。米勒卡杭高中1930年创校，是风谷镇最后一次力图振作，后来赶上经济大萧条，风谷镇从此一蹶不振。米勒·卡杭是风谷镇第一任镇长，南北战争时期的英雄，虽然隶属战败的南军，但不能因此轻视他。英雄就是英雄。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卡杭先生勇赴阿肯色州的海伦娜市，单枪匹马跟北佬火拼，双方斗得你死我活，终于保住这个密西西比河边的城市（学校的匾额上是这么写的）。卡杭先生快马加鞭，路过家家户户的后院，驰骋到大户人家的庄园宅邸，彬彬有礼地要娇滴滴的女士回避，以免受到北佬的伤害。今天到海伦娜市看卡杭家的古宅，还可以在那幢希腊式宅邸的墙上看到北佬留下来的子弹。至于卡杭先生的子弹，据说都被死在他枪下的冤魂带进坟墓里了。

卡杭先生在1929年过世，当时已接近他的百岁寿诞。那天镇上的广场刚铺好，请了铜管乐队奏乐庆祝。卡杭先生坐在广场中央的凉亭里（现已拆除），突然倾身对他五十二岁的太太说：“太吵了。”说完就心肌梗死，往前扑倒，弄糊了茶点上的奶油挤花。茶点师傅为了他，还刻意将蛋糕装饰成南军旗帜的花样。

我很欣赏卡杭先生。有些人，真的是太吵了！

纳什家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房子。西边这一带的房子都是这样，外观亲切舒适，长方形的平房，正中央规划成车库。我开车过去，车道上有个金发小男孩，邋里邋遢的，坐在一辆塑料三轮车上，前轮很大，车身很小，根本不够他坐。小男孩一面怪叫，一面使劲踩着踏板，车轮原地空转，怎么踩也踩不动。他太重了。

“要帮忙推吗？”我一边下车一边说。虽然我平常拿小孩子没辙，但表示一下友善又不会死。小男孩没说话，盯着我看了一秒钟，一只手指伸进嘴里，背心往上跑，圆滚滚的肚子凸出来跟我打招呼。小罗伯特一脸蠢笨，看起来吓坏了。纳什家好不容易盼到男孩，没想到这么令人失望。

我走向小男孩。他跳下三轮车，卡住，车子钩在他身上，他后退几步，三轮车这才咔啦咔啦倒地。

“爸爸！”他哇哇大哭跑回家去，好像我欺负他了一样。

我朝前门走去，到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门口等我了。我的眼神越过他，盯着走廊上的迷你喷泉：贝壳形状，总共有三层，最上面一层立着小男孩的雕像。喷泉咕噜咕噜地流，尽管隔着纱门，我还是可以闻得出来那水已经好几天没换了。

“需要帮忙吗？”

“请问你是罗伯特·纳什吗？”他似乎立刻起了戒心。警方在宣布他女儿的死讯前，八成也问了他相同的问题。

“我是。”

“抱歉来府上打扰。我是卡蜜儿·卜蕾，风谷镇人。”

“嗯哼。”

“我后来去芝加哥发展，目前在《每日邮报》工作。这次报社派我来采访……娜塔莉·珍·肯尼的新闻，还有报道你女儿的谋杀案。”

我鼓足勇气，等着他破口大骂、口出恶言、摔门开打。罗伯特·纳什把双手塞进口袋，上半身往后倾斜。

“我们到卧室里谈。”他帮我撑着门，我走进客厅，地上乱七八糟，只能左闪右躲找路走。洗衣篮里爆满，皱巴巴的床单、小件的T恤，全都涌到地板上来。我经过浴室，正中央放着卫生纸筒。我走过走廊，两边挂满褪色的照片，一张一张框在脏兮兮的贴皮相框里：有一张是三个金发小女孩围着男宝宝，千般呵护，万般宠爱；有一张是年轻的纳什先生，僵着手臂环抱着新娘，两位新人一起握着蛋糕刀。我进入卧房，看见成套的窗帘和床单，井然有序的梳妆台，终于知道纳什先生为什么选择在卧室里受访了。这里是屋内唯一保有文明的地方，我好比在丛林探险，心情跌到谷底时，突然看见前方出现前哨站，重见文明曙光。

纳什跟我分坐在床铺两边。卧室里没有椅子。他帮我们两人各倒了一杯樱桃汁，两人手里都拿着杯子。纳什很懂得修饰门面，胡子修剪得整齐有型，发际线虽然稍嫌后退，但仍用发胶将一头金发抹得服服帖帖，鲜绿色的Polo衫平平整整地塞进牛仔裤里。这间卧室都是他在整理吧，我暗自揣测。整洁简朴的风格，像单身汉努力打扫后的房间。

他受访前完全不需要前戏，真是谢天谢地。受访前还要先暖场，就像上床前还要人用甜言蜜语哄骗一样。

“安整个夏天都在骑自行车。”他自顾自地讲起来，“沿着我们这个街区绕来绕去。我和我太太不准她骑太远，她才九岁，我们非常保护小孩。但就在开学前夕，我太太终于松口。因为安吵个不停，所以我太太说好吧，你就骑车去艾米莉家吧。但她却没去成艾米莉家。我们到八点才警觉过来。”

“她几点出门的？”

“七点左右。他们是半路逮住她的，就在这十条街内逮住她的。我太太永远无法原谅她自己。永远。”

“为什么说是‘他们’逮住她？”

“他们，他，随便。王八蛋就是王八蛋。变态杀童犯。在我和家人睡觉的时候，在你开车采访的时候，偏偏有人躲在暗处，专找儿童下手。我想你和我都心知肚明，肯尼家那个小丫头不可能是玩失踪。”他一口气喝完杯子里的樱桃汁，抹一抹嘴巴。要不是他说得太老练，这次采访的内容实在很宝贵。

我发现这很稀松平常，受访者电视看得越多，回答的内容就越油滑。我之前采访一位太太，她二十二岁的女儿惨遭男友谋杀，刚刚过世。她受访时说：“我也很想同情他，但我这辈子恐怕是再也无法同情别人了。”这句台词，跟我采访前一晚在电视上听到的一字不差。

“那么，纳什先生，你认为有谁会想杀了安泄愤，害得你们全家痛不欲生？”

“小姐，我是卖椅子的——人体工学椅，通过电话跟客户交易。我在海地城上班，跟两位同事一起工作。我的生活圈就只是这样。我太太在小学兼职，负责文书工作。我们的生活简单平淡，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心生歹念，谋杀我家小女儿。”他最后这句话说得感慨万千，好像是逼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卧室里有一扇玻璃拉门，通往外面的小阳台。罗伯特·纳什走过去，拉开玻璃门，但却杵在房里没出去。他说：“他没有强奸她。这是我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我宁可她被谋杀，也不要她被强奸。”

“没有遭受性骚扰的蛛丝马迹？”我低声询问，尽量放柔语气。

“没有。没有瘀血，没有割伤，没有任何……遭受折磨的痕迹。她是被勒死的，牙齿也被拔掉。刚刚那句话我是无心的，什么宁可她被谋杀，也不要她被强奸。蠢死了。你懂我的意思就好。”

我没说话，放任录音机呼呼空转，录下我的呼吸，录下冰块在纳什的杯子里叮当作响，录下隔壁人家的排球在晚霞里砰砰闷响。

“爸爸？”一个漂亮的金发小女孩从门缝探头进来，她绑着马尾，发梢长到腰际。

“爸爸在忙，乖。”

“我饿了。”

“你可以自己去弄东西来吃，”纳什说，“冰箱里有松饼，也给弟弟热一份。”

小女孩又依依不舍待了几秒钟，两只眼睛盯着地毯，接着静静关上房门。我暗暗纳闷，他们的妈妈到哪里去了？

“安出门的时候，你在家吗？”他侧着脸，歪着头，从齿缝间吸气，发出“嘶——”的声音。

“不在。我正在从海地城回家的路上。车程大约一个小时。我女儿不是我杀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撒谎道，“我只是想知道那天晚上你有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早上见到过。”他说，“不记得有没有聊天，应该是没有。一早要伺候四个小萝卜头，可不是件轻松的工作，你懂吗？”

纳什摇一摇杯中凝结在一起的冰块，抚了抚刺人的胡子。“大家努力了这么久，案情却毫无进展。”他说。

“维克里忙得团团转。堪萨斯市那边派了人来，好像是颇有来头的警探，其实也不过是个小伙子，毛毛躁躁的，每天数日子，等任期满了就闪人。你要不要一张安的香片？”他把“相片”讲成“香片”，我一不留心也会讲错。他从皮夹里拿出一张大头照，安歪着嘴，笑得很开心，一头浅棕色的头发长到下巴，长度参差不齐，像狗啃的一样。

“学校拍照前一晚，我太太想帮安上发卷，没想到安自己把长发剪了。她很任性、很男孩子气。坦白说，我很惊讶他们居然会挑她下手。我们家最漂亮的是阿什莉，大家都爱盯着她看。”他又瞥了照片一眼，“安死前一定很痛苦。”

我离开前，纳什告诉我安遇害那晚要去拜访的朋友家的地址。我慢慢开车过去，连续驶过好几个方正的街区。西区是风谷镇的新市区，地上的草很嫩，一片新绿绵延不绝，是三十年前市政府出资请人种植的，哪像我老家门前的草，又黑又硬又会扎人，不过做成树叶笛倒很好。先把叶片从中间分成两半，卷起来，用力吹，叶片会发出微弱的哨音，你可以一直吹一直吹，吹到嘴唇发痒为止。

我猜安骑到朋友家顶多只要五分钟。就算十五分钟好了。她可能会想绕远路，毕竟闷了整个夏天，终于逮到机会可以大展身手，真正骑自行车上路了。要九岁的小孩在家附近打转多无趣啊。不知道自行车后来怎样了。

我缓缓驶过艾米莉·史东家。夜空绽成一片靛蓝，我看到小女孩的影子从明亮的窗口跑过。我敢说艾米莉的爸妈逢人便讲：“现在我们睡前都会紧紧抱着她。”我敢说艾米莉一定很疑惑：安被带到哪里杀掉了？

至少我很疑惑。因为不管牙齿多小，不管受害者有没有断气，要拔二十八颗牙齿，绝对是件费力的事，非得找个隐秘地点，确认四下安全无虞，这样偶尔拔累了，还可以休息几分钟喘口气。

我看着安的照片，相纸两边往内卷，像是要保护照片上的她。那头叛逆的短发，坏坏的笑容，都让我想起失踪的娜塔莉。我喜欢。我把照片收进储物箱，挽起衬衫的袖子，用蓝色圆珠笔在手臂内侧，一笔一画写下她的全名：安·玛莉·纳什。

虽然我需要利用别人家的车道倒车回转，但我没有这么做。这个小镇已经人心惶惶，不需要不明车辆吓得他们魂飞魄散。我开到街角左转，绕远路回我老家，心里天人交战，挣扎着要不要先打电话，最终放弃这个念头。老家已经在三条街外，现在打为时已晚，只会被解读成虚情假意。都过了州界才问方不方便登门造访，未免多此一举。

我妈的大宅邸位于风谷镇南端的富豪区（如果三个街区也能算一区）。她（我以前也是）住在富丽典雅的维多利亚豪宅里，屋顶有个平台，房子四边都有阳台环绕，屋子后边凸出一块阳台，加盖拱形屋顶，供夏天乘凉。屋内有很多小房间，曲折的内部空间令人好奇。维多利亚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南方——人与人之间需要距离，预防肺结核和流感，避免一触即发的性欲，人人筑起高墙，将黏腻的情感纠葛隔绝在外。多点空间终归是好事。

这栋宅邸位于陡峭的山头。打一挡可以沿着老旧龟裂的车道开上去，将车停在山顶的车廊里，免得淋雨；或者也可以将车子停在山脚，扶着左手边雪茄粗细的栏杆，攀爬六十三级阶楼梯到达山顶。我小时候总爱沿楼梯爬上去，从车道跑下来，自以为栏杆设在左边，是因为我是左撇子，有人想讨我欢心，才故意这样设计。没想到我以前居然这么自以为是，真是不可思议。

我把车子停在山脚，尽量不要打草惊蛇。我挥汗如雨爬上山顶，撩起头发，扇一扇颈背，掀一掀上衣——法国蓝的衬衫，腋下沾到汗渍。套句我妈的话，我闻起来熟透了。

我按下门铃。小时候那声长长的尖锐的猫叫声不见了，变成短短的一声“叮”，很柔和，像朗读录音带要小朋友翻页时的声音。二十一点十五分。这会儿他们大概已经睡了。

“请问是哪一位？”门后传来我妈纤弱的声音。

“嗨，妈，是我，卡蜜儿。”我装出稀松平常的口吻。

“卡蜜儿。”她打开门，站在门口，看起来一点也不惊讶，也没有张开手臂拥抱我，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甚至连敷衍一下也没有。“怎么了？”

“没事，妈，没事。只是来出个差。”

“出差。出差？哎呀，你看看我，真是失礼了，乖女儿，快进来快进来吧。家里乱得要死，不好意思见客。”家里完美无瑕，入口大厅两侧摆了数十支花瓶，每一瓶都插满郁金香，空气里花粉浮动，痒得我眼泪直下。我妈当然没问我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出差。她很少问任何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她过度重视他人隐私，或者是她根本什么都不重视。至于我偏好哪种说法，就留给读者自己去猜测吧。

“要喝点什么吗，卡蜜儿？亚伦跟我正在喝杏仁酸酒。”她晃了晃手中的杯子。

“我加了一点青柠进去，带出杏仁的甜味。家里还有芒果汁、红酒、甜茶、冰水，还有苏打水。你打算住在哪里？”

“问得正好。我在想能不能借住在这里呢？几天就好。”她迟疑了半晌，粉红色的透明指甲喀喀喀敲着玻璃杯壁。“这样啊，我想应该没问题。只是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让我准备一下，帮你留份晚餐什么的。来跟亚伦打声招呼吧，我们刚刚在后阳台。”

她留我在门口，自顾自往走廊深处走去，明亮的白色起居室、客厅、书房，在走廊两侧绽放开来。我打量她的背影，这是我们母女这一年来第一次碰面。我换了发色，原本是红色，现在染成了棕色，但她好像没有发现。不过她倒是没怎么变，都快五十岁了，外表看起来却跟我差不多大。亮白的肌肤，金色的长发，淡蓝的眼珠，好像小女孩最宝贝的那只洋娃娃，让人只敢用眼睛看，不敢用手碰。她穿着长长的粉红色棉质长裙，小巧的脚踩着一双白色拖鞋，一边走一边摇晃手中的杏仁酒，一滴酒都没洒出来。

“亚伦，卡蜜儿来了。”她走进后面的厨房（比较小的那间），不见踪影，只听见她敲击冰块盒的声响。

“谁？”

我从墙角觑了他一眼，笑一笑说：“是我，卡蜜儿。不好意思，这么晚来叨扰。”你以为像我妈这样的可人儿，理所当然要嫁给退休的橄榄球明星运动员，小鸟依人地依偎在小胡子壮汉旁边。亚伦这个人嘛，怎么说呢，比我妈还瘦，颧骨高高耸起、吊梢眼，我每次看到他都想帮他输液；他穿衣风格很夸张，连跟我妈在后阳台小酌都要精心打扮。他坐着，下半身一条白色狩猎裤，两条腿细得像两根筷子，上半身穿着清爽的牛津布白衬衫，肩头披着一件天蓝色线衣。他从不流汗。亚伦跟潮湿绝缘，整个人很干。

“卡蜜儿，你回来做客，是我们的荣幸。”他说起话来拖拖拉拉，语气平板单调。

“居然大老远跑来风谷镇。我还以为你不肯到我们这儿玩呢。”

“我是来工作的。”

“工作啊？”他笑了笑。他最多问到这里就会打住，不会再追问下去。我妈又出现了，金发披肩，系着淡蓝色的蝴蝶结，像极了《小飞侠》里的温迪。她塞了一杯沁凉的嘶嘶作响的杏仁酒到我手里，拍了拍我的肩头，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下来，跟亚伦坐在一起。

“那两个小女孩，安·纳什和娜塔莉·肯尼，”我主动找话题，“报社派我来采访她们的新闻。”

“哦，卡蜜儿。”我妈别开视线，示意我安静。她生气时有个特别的小动作：扯睫毛。有时候真的会被她扯下来。我记得小时候有段日子特别难熬，那几年她连一根睫毛都没有，眼周永远是一圈黏稠的粉红，跟实验室的小白兔一样脆弱，冬天出门风一吹就淌眼泪。好在她不常出门。

“老板指派给我的任务。”

“天啊，你们老板还真会派事儿！”她说着说着，手就举到了眼睛旁边，在眼睛下方搔了两下，又放回到大腿上。“那些家长已经够难过了，还用得着你们来东拼西凑，把事情报道给全世界知道？‘风谷镇杀童事件’！难道你希望留给世人这种印象？”

“两个小女孩，一个遭人谋杀，一个下落不明。我的工作就是报道，仅此而已。”

“这两个孩子我都认识，卡蜜儿，我已经够难过了，你好歹也替我想想吧。谋杀小女孩，是谁那么心狠手辣？”

我喝了一大口杏仁酒，糖粒黏到舌头上。我没料到要跟我妈聊这么多。我的皮肤开始鼓噪起来。

“我不会待太久，真的。”亚伦重新翻折毛衣的袖口，抚平短裤上的褶皱。每次我跟我妈聊天，他就在一旁整理仪表或调整坐姿，翻一翻领子，脚跷到另一边，算是表示对我们话题的关心。

“我不希望在家里听到有关孩子受伤之类的事。”我妈说，“不要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也不要嚷嚷你知道些什么。我就当你来这里过暑假。”她用手指描着亚伦藤椅上的编织图样。

“艾玛好吗？”我转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