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克己

一个遵照严格的审慎、严正的公平与适当的慈善等规则行动的人，也许可以被称为德行完美的人。但是，仅拥有最完美的规则知识，将不足以使他能够遵照规则行动：他自己的各种激情常常会误导他，有时候逼迫他，有时候怂恿他，违背他自己在所有冷静清醒的时刻所赞许的一切规则。最完美的知识，如果没有最完美的克己或自我克制的功夫加持，将未必使他言行得以合宜正当。

古代某些最好的道学家似乎认为，逼迫或怂恿我们的那些激情或热情，可以被划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别：属于第一类的，是那些即使要抑制个一时片刻也需要大大努力自我克制的激情；属于第二类的，是那些若要抑制个一时片刻或甚至某一短暂的时间并不怎样困难的激情。但是，由于那些激情几乎是在不断地引诱我们，因此，在我们的一生中，它们往往会误导我们做出一些重大的偏差行为。

恐惧与愤怒，以及其他某些和它们混在一起或连在一起的激情，构成第一类激情。爱好安逸、爱好享乐、爱好赞美，以及爱好其他许多自私的满足，构成第二类激情。过度的恐惧与狂暴的愤怒，常常很难抑制，甚至要抑制个一时片刻也难。爱好安逸、爱好享乐、爱好赞美，以及爱好其他许多自私的满足，要抑制个一时片刻或甚至某一短暂的时间总是很容易。但是，由于它们不断地引诱我们，因此，常常会误导我们做出许多我们后来很有理由觉得羞耻的懦弱行为。前一类的激情，常常可以说逼迫我们，而后一类的激情则怂恿我们偏离我们的本分。对前一类激情的克制，被前头提到的那些古代的道学家们称为刚毅、男子汉或恢宏的气概、意志坚强；对后一类激情的克制，则被称为节制、端庄、谨慎、稳健。

对那两类激情中的每一类激情的克制力，除了有它从它的效用亦即从它使我们得以在所有场合遵照审慎、公平与适当慈善的指令行动得来的那种优美的光泽之外，还有一种与它的效用无关，纯粹是它自身散发出来的优美的光泽，因此，就它本身而言，似乎值得一定程度的尊敬与赞美。在克制第一类激情的场合，那种克制力的坚强与高贵，会激起一定程度的尊敬与赞美。在克制第二类激情的场合，那种克制力的一贯不变、始终如一与永不间断的规律性，会激起一定程度的尊敬与赞美。某个人，如果在面临危险时，在受到酷刑拷打时，在死亡逼近时，保持他一贯平静的心情，并且绝不容许自己的一言一行流露出任何与最冷漠的旁观者不完全一致的感情，那他必然会博得高度的赞赏。如果他是为了伸张自由与正义而受苦，或是为了表达他对人类的爱，以及对他自己的国家的爱而受苦，那么，我们为他的痛苦所感到的最亲切的怜悯，对他的迫害者的不义所感到的最强烈的愤怒，对他为善的意图所感到的最温暖的同情感激，以及最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功劳应受奖赏的感觉，全都会自动地和对他的宽大恢宏度的赞赏合并搅和在一起，并且常常会使那种赞赏的感觉兴奋昂扬到至高程度的热衷狂爱与崇拜的地步。在古代和近代的历史上，那些让人特别有好感与深情怀念的英雄人物，有许多是为了伸张真理、自由与正义而在断头台上丧命的，而且他们在那里的表现也一如他们平常那样的自在从容与庄严尊贵。倘若苏格拉底的敌人们容许他悄悄死在他的床上，那么，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即使有名，他的名气恐怕也绝不会有那万丈光芒，让后世万代瞻仰起来觉得炫目耀眼。在英国历史方面，当我们浏览维尔杜(Vertue)和郝布拉肯(Howbraken)的雕版所印制的那些名人人头肖像时，我相信，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会觉得，那一把被雕刻在某些最著名的人头下方，象征他们被砍了头的斧头，譬如，雕刻在那些类如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华特·拉雷爵士(Walter Raleigh)、威廉·罗素勋爵(Lord William Russell)、阿尔杰农·希德尼(Algernon Sidney)等人的肖像下方的那把斧头，在被盖印上它的那些人物身上洒下的那一层真正庄严感人的光辉时，远胜过有时候会伴随着他们的人头一起出现的那些琐碎的家族徽章纹饰可能为他们增添的一切光彩。[32]

这种宽大恢宏度的表现，为品格所增添的光辉，并不仅限于清白无辜且有德行的人，它甚至会为某些罪大恶极的罪犯性格迎来一定程度的好感。当某个强盗或拦路抢劫的匪徒被带上断头台，并且在那里表现得很端庄坚定时，尽管我们完全赞许他受到惩罚，我们常常也会禁不住悲叹，惋惜一个拥有这样恢宏高贵的精神力量的人，竟然会犯下这样卑鄙的滔天大罪。

战争，不仅是学得，而且也是发挥这种宽大恢宏度的伟大训练所。死亡，正如我们所说，是恐怖之王。一个已经战胜死亡恐惧的人，不太可能在面临其他任何自然的灾祸时乱了他的方寸。在战争中，人们变得熟悉死亡，因此，必然会被治好性格懦弱与没有经验的人对死亡怀有的那种迷信般的恐怖憎恶症。他们会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丧失，会认为死亡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憎恶的对象，就好像生命有时候也许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渴求的对象那样。而且，他们也从经验得知，许多看似很重大的危险，实际上并不像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重大；反而只要勇敢一点、积极一点与镇静一点，他们就常常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光荣地从起初看似绝望的那些情境中脱身。因此，死亡的恐惧被大大降低，而死里逃生的信心或希望，则被大大提高。他们学会比较愿意面对危险。他们变得比较不急着想要逃离危险，变得比较不容易在身处危险时失去心中的镇静。正是这种对危险与死亡的习惯性藐视，使军人的职业变得高贵，并且赋予这职业某种在人类自然的认识中高于其他任何职业的地位与尊严。巧妙成功地履行军职，以报效他们的国家，似乎是任何时代最受爱戴的那些英雄人物的品格中最突出的特征。

伟大的征讨攻伐，即使违反一切公平正义的原则，即使完全弃绝人道，有时候也会使我们觉得有趣，甚至为那些指挥这种征讨攻伐的最卑鄙的人物，博得一定程度的某种尊重。我们甚至对某些海盗的大胆行径也很感兴趣；我们抱着某种尊敬与赞赏的心情，阅读一些最卑鄙的人物故事，这些人为了追求某些罪大恶极的目的所忍受的艰辛，所克服的困难，以及所遭遇的危险，也许远大于普通的历史课本所叙述的任何艰难险阻。

克制愤怒，在许多场合，被认为不如克制恐惧那样的恢宏与高贵。适当表达公正的义愤，构成古今许多最壮丽堂皇也最令人激赏赞叹的雄辩文章。狄摩西尼斯[33]猛烈抨击马其顿的菲利浦二世的四篇演说文(The Philippics)，以及西塞罗(Cicero)猛烈抨击卡特林纳党徒(Catalinarians)[34]的四篇演说文，它们的优美，全来自于它们高贵合宜地表达了这种激情。但是，这种公正的义愤，其实不过是被适当约束与调节至公正的旁观者能够同情体谅的那个程度的愤怒。超出这个程度的那种狂暴喧闹的激情，总是令人讨厌与不舒服的，并且会使我们比较同情那个遭受愤怒的人，而不是那个宣泄愤怒的人。在许多场合，宽恕的高贵性甚至高于最完全合宜的愤怒。当得罪人的那一方已经作出适当的认错表示；或者，即使没有任何这样的表示，当公共利益要求最不共戴天的仇敌应该联合起来执行某项重要任务时，被人得罪的那一方，如果能够抛下所有憎恨，并且能够推心置腹、诚挚对待曾经使他痛心疾首的那一方，那么，他似乎应当值得我们的最高赞美。

然而，克制愤怒，却未必总是会被认为这样的了不起。恐惧是一种和愤怒相反的感觉，并且常常是抑制愤怒的动机；而在这种场合，动机的卑鄙性质，会减去这抑制动作的所有高贵性质。愤怒鼓舞攻击行动，而且放纵愤怒，有时候也像在展示颇有胆量超越恐惧。放纵愤怒有时候是虚荣心追求的一个目标，而放纵恐惧绝不会是虚荣的目标。爱慕虚荣与意志懦弱的人，当他们与他们的下属，或与那些不敢抵抗他们的人相处时，常常喜欢装出一副很夸张易怒的模样，并且自以为他们这么做是在展示所谓的气魄。一个好逞威风的人，会编造出许多他自己如何傲慢无礼的不实故事，并且以为借此可以使他自己在他的听众眼中变得，如果不是比较可亲与可敬，至少比较不可小看。近代的风俗，由于赞许决斗的陋习，在某些场合，可以说鼓励私人雪耻复仇；在近代，这种风俗也许大大有助于使因为恐惧而抑制愤怒变得比这抑制动作原本或许会被认为的更加可鄙。在对恐惧的克制中，总是有某种尊贵的成分，不管那克制是基于什么动机。对愤怒的克制，却不是这样。除非它完全是基于保持端庄、尊严与合宜的意识，否则就绝不会是完全讨人喜欢的。

遵照审慎、公平与适当慈善的指令行动，在没有什么诱因不这么行动的场合，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但是，在极大的危险与困难中，冷静慎重地行动；虔诚地遵守神圣的正义规则，尽管有某些极其重大的利益在引诱我们违背那些规则，也尽管有某些极其重大的损害在怂恿我们不顾那些规则；绝不容许我们心中的慈悲，因我们曾经慈悲对待过的某些人心怀恶意与忘恩负义，而受挫或沮丧，这样的性格，无疑具有最崇高的智慧与美德。自制的修养功夫，不仅本身是一项伟大的美德，而且所有其他美德也似乎是从它那里获得它们的主要光彩。

对恐惧的克制力和对愤怒的克制力，总是伟大高贵的力量。当它们是受正义感和慈悲心指使时，它们不仅是伟大的美德，而且也增添其他那些美德的光辉。然而，它们有时候是受很不一样的动机指使的，在这种场合，它们虽然仍旧是伟大与可敬的，不过，却可能是极端危险的。最大无畏的勇气也许会被用来进行最不正当的阴谋。在重大的挑拨激怒中，表面的平静与好脾气有时候也许隐藏着最坚定与最残忍的复仇雪耻的决心。这种掩饰所需的精神力量，虽然总是而且必然会遭到虚伪的卑鄙性质所玷污，然而，却常常很受许多见识不凡的人物推崇。凯瑟琳·美第奇[35]的矫情掩饰，时常受到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达维拉[36]的歌颂赞扬；后来被封为首任布里斯托(Bristol)伯爵的迪各比勋爵[37]的矫情掩饰，受到严肃正直的克拉雷敦勋爵[38]的歌颂赞扬；被封为首任沙夫兹·伯里(Shaftes Bury)伯爵的艾胥礼[39]的矫情掩饰，受到贤明的约翰·洛克先生的歌颂赞扬。甚至西塞罗(Cicero)也似乎认为这种虚情假意的性格虽然的确不是最高贵的性格，不过，却未必不适宜某种能屈能伸的为人处世方式；他还认为这种方式，尽管不很光明磊落，不过，整个看起来，也许是可以得到赞许的，并且是可敬的。他以荷马的尤里西斯(Ulysses)[40]、雅典的狄米斯托克利[41]、斯巴达的吕山德[42]，以及罗马的马库斯·克拉苏[43]等人为例说明这种性格。这种阴暗深沉的虚假性格，最常发生在社会极端混乱的时候，发生在党派激烈斗争与内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法律已经大部分失去效力时，当只靠完全的清白无辜无法确保自身安全时，自卫的考量迫使大部分人民不得不诉诸机巧灵便，巧言令色地假意奉承那一方不管怎样碰巧在当下占优势的党派。而且，这种虚假的性格也常常有最冷静且最坚定的勇气相伴。这种性格的适当发挥必须以那种勇气为基础，因为它一旦被发现，结果通常是必死无疑。这种性格的作用有好有坏，它或者会加剧，或者会减轻那些处于劣势而被迫必须采取它的那些反对派们心中猛烈的仇恨。虽然它有时候可能是有用的，不过，它至少同样容易是极端有害的。

对比较不猛烈狂暴的激情的克制力，似乎远远比较不可能被滥用来达成任何有害的目的。节制、端庄、谨慎与稳健，总是和蔼可亲的，并且很少可能被导向任何不好的目的。可亲的贞节之德，以及可敬的勤劳节俭之德，正是从稳健不懈地发挥那些比较温和的克己功夫中，得到所有属于它们的那种沉稳的光泽。所有那些满足于走在平民卑微的人生道路上、平静朴素地过活的人，他们的品行也是从同一原则中得到大部分属于它的那种美丽与优雅。这种美丽与优雅，和战争英雄、政治家或立法者那些比较了不起的行动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美丽与优雅相比，虽然远远比较不耀眼，却未必比较不惹人喜欢。

本书已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交代过自我克制的性质，因此，我认为，关于那些美德的细节，已经没有再详加讨论的必要。此刻我仅指出，就各种不同的激情来说，合宜点所在的位置，亦即，可以获得公正的旁观者赞许的那个强弱程度，各不相同。就某些激情来说，过分比不足较不讨厌；就它们来说，合宜点的位置似乎比较高，或者说，比较接近过分而非比较接近不足。就其他某些激情来说，不足比过分较不讨厌；就它们来说，合宜点的位置似乎比较低，或者说，比较接近不足而非比较接近过分。属于前一种的，是旁观者最容易同情的那些激情，而属于后一种的，则是旁观者最不容易同情的那些激情。此外，属于前一种的那些激情，对于主要当事人来说，直接的感觉或感触是愉快的；而属于后一种的，其直接的感觉或感触则是不愉快的。我们通常可以断言，旁观者最易于同情，因此，合宜点的位置可以说比较高的那些激情，是那些让主要当事人直接觉得多少有点愉快的激情；而相反，旁观者最不易于同情，因此，合宜点的位置可以说比较低的那些激情，是那些让主要当事人直接觉得多少有点不愉快或甚至痛苦的激情。此一通则，就我观察所及的范围内，绝无任何例外。只消少数几个例子，便可充分解释此一通则，并且证明它真实无误。

有助于人们彼此和乐团结的情感倾向，譬如，仁慈、亲切、自然的亲情、友爱、尊敬等情感倾向，有时候可能流于过分。然而，这一类情感倾向即使过分，也会使当事人成为人人觉得有趣的对象。即使我们责备它，我们仍然会怀着怜悯甚至怀着亲切看待它，绝不会讨厌它。我们为它感到遗憾多于为它感到生气。对当事人来说，即使他过分放纵这一类情感，在许多场合，他自身的感觉不仅是愉快的，而且是非常甜蜜的。没错，在某些场合，特别是当过多的这一类感情，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那样，被导向某些不值得的对象时，的确会给他带来不少真正令他伤心的苦恼。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也会以强烈怜悯的心情看待他，并且会对那些因为他的软弱与轻率而喜欢蔑视他的人感到最强烈的义愤。相反，当这类情感倾向不足时，亦即，当所谓的铁石心肠使某人感觉不到他人的感觉与苦恼时，它也会使他人感觉不到他的感觉与苦恼；他的铁石心肠，把他隔绝在全世界的友谊之外，所以，也把他隔绝在最好与最舒服的社交享受之外。

因此，驱赶人们彼此分开，可以说有助于拆散人类社会联系的情感倾向，譬如，愤怒、怨恨、嫉妒、敌意、报复等等情感倾向；相反，则比较容易以其过分而非以其不足触怒他人。任何人如果过分倾向于这一类情感，不仅会使自己的心情恶劣难过，而且也会使他成为他人嫌恶的对象，有时候甚至是他人极端厌恶的对象。这一类情感倾向的不足，很少会受到责备。然而，它可能还是一种缺憾。缺乏适当的义愤，在男人的性格中是一项最根本的缺陷，并且在许多场合会使一个男人不能保护他自己或他的朋友免于侮辱与不当的伤害。甚至有一种原始的性情，虽然在流于过分与方向不适当时会变成丑恶可憎的嫉妒，然而，它本身也可能因为失之不足而变成一种缺点。嫉妒是一种这样的激情，它怀着恶意的反感看待他人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优越地位。然而，某个人，如果在重要的事情上温顺地容忍不配享有这种优越地位的人超越他，那么，他便活该被公正地谴责为志气卑鄙、自甘下流。这种软弱的性情通常是出于懒惰，有时候是出于心地善良，出于讨厌抗争、熙攘与恳求，但有时候也是出于某种考虑欠周的宽宏大度，误以为它永远能够继续藐视那种它当时这么藐视所以才这么轻易放弃的利益。然而，随着这种软弱而来的，通常是很深的遗憾与后悔；而起初看似有几分宽宏大度的性情，最后却常常变成一种最为恶意的嫉妒，变成一种憎恨，憎恨他人比自己优越，尽管那种优越一旦被他人得到，他人便常常可能因为已经得到它的缘故，变成实在有资格享有它。如果我们想要舒服地生活在这世界上，那么，保卫我们的尊严与地位，在所有场合，和保卫我们的生命或我们的财富是同样有必要的。

我们对自己所遭遇到的危险与艰难敏感的程度，就像我们对自己所遭遇到的挑拨敏感的程度那样，远比较容易以其过分而非以其不足触怒他人。没有什么性格比懦夫更为可鄙；也没有什么性格，比大胆面对死亡，并且在最可怕的危险中保持镇静沉着的人更受人钦佩。我们尊敬以刚毅坚定的态度忍受痛苦甚至酷刑折磨的人。如果一个人屈服于痛苦与折磨，埋首于无谓的叫喊与娘娘腔的悲叹，我们对他便不会有什么敬意。焦躁易怒的性情，对每一件小小不顺心的意外感觉过于敏锐。这种性情，不仅会使他自己的心情恶劣难过，也会使他成为他人讨厌的对象。平静沉着的性情，不仅不容许它的平静，因为遭到某些小损伤，或因为遇到寻常的人生道路上难免会有的某些小霉运而受到搅乱；相反，当各种天灾与人祸在这世间肆虐时，期待并且甘心忍受一点点来自这两方面的痛苦。这种性情，不仅对本人来说，是一种神赐的恩惠，而且也可给他的所有同伴带来自在与安全。

我们对我们个人的损伤与不幸敏感的程度，虽然通常过于强烈，但也同样有可能过于微弱。一个对他自己的不幸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对他人的不幸，必定总是更没有什么感觉，因此更不会想要减轻他人的不幸。一个对他自己所受的伤害没有什么愤慨的感觉的人，对他人所遭受的伤害，必定总是更不会有什么愤慨的感觉，因此更不会想要保护他们或替他们报仇。懵懵懂懂地对人生各种大事没有感觉，必然会使我们完全丧失敏锐认真注意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宜的能力，亦即，必然会使我们完全丧失那种构成美德真髓的注意力。当我们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时，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合宜与否，便不可能会有什么焦虑不安的感觉。一个对临到他头上的大灾难所带来的痛苦，以及对加诸他身上的不当伤害本身的卑鄙下流有充分完整的感觉，但对他自己的人格尊严需要他采取什么样的作为感觉尤为强烈的人；一个不自暴自弃，绝不任凭外在的处境自然会在他心里激起的那些没有纪律的激情摆布，而是完全按照常驻在他心里面的那个伟人、那个伟大的半神半人所指示与赞许的那些经过抑制与矫正的情感，支配他自己的一言一行的人，唯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美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喜爱、尊敬与钦佩的对象。没感情的麻木不仁，和以尊严感与合宜感为基础的那种尊贵的刚毅、那种崇高的自我克制，不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而且在夹杂有前一种性质的场合，后一种性质的价值也会按照夹杂了前一种性质的多寡而相应地黯然失色，甚至在许多时候会完全消失。

但是，虽然对个人的伤害，和对个人的危险与艰难完全缺乏感觉能力会在这种情况下减去自我克制的全部价值，不过，那种感觉能力却很可能过于敏锐，而事实也常常就是这样。当合宜感，或者说，当心里面的那个判官的权威能够控制这种极端的敏感时，那个权威无疑必定显得很高贵、很伟大。但是，奋力发挥那个权威性，很可能过于疲累；它很可能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而应付不来。某个人，透过巨大的努力，也许可以做出完全恰当的行为。但是，这两种性情之间的斗争，或所谓内心的交战，很可能过于激烈，以致全然不可能和内心的平静与幸福并存。一个聪明的人，如果被自然女神赋予这种过于敏锐的感觉能力，如果他这过于强烈的感受性没被早期的教育与适当的锻炼弄得够迟钝够坚硬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在义务感与合宜感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回避他不十分适合的那些职业和情况。一个体质纤弱无力，以致对伤痛、辛苦以及各种身体上的疼痛过于敏感的人，不应该鲁莽地拥抱军人的职业。一个对伤害过于敏感的人，不应该轻率地参与党派斗争。即使合宜感强烈到足以克制所有那些敏感性，内心的宁静也必定总是会在强烈的挣扎克制中受到搅乱。在这种混乱中，内心的判断未必始终能够保持其平常的敏锐与精确度。因此，虽然他很可能始终想要适当地行动，却常常轻率鲁莽地做出令他自己在其余生中永远感到羞耻的行为。有些勇猛大胆，亦即神经有些刚强、体质有些坚硬，不管是天生的或是练成的，对所有需要奋力发挥自我克制的场合来说，无疑是进场之前的最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