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

1941年5月的最后一天，丹麦西海岸莫兰德市的大街上出现了一辆奇怪的车子。

那是一辆丹麦制造的光轮挎斗摩托车。在这里出现摩托车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因为除了医生和警察——当然还有占领这个国家的德国兵——之外，没人能搞得到汽油。这辆车的四缸汽油发动机被换成了一个废弃摩托艇的蒸汽发动机。挎斗里的座椅也被移走了，换成了锅炉、燃烧室和烟囱。因为这个发动机替代品动力太低，所以摩托车的最高时速也只能达到每小时22英里，开起来并没有平常那种呼啸而去的架势，只有温和的冒气声。不过，缓慢的速度和诡异的安静反倒让这车子增加了些庄重感。

座椅上的高个子年轻人名叫哈罗德・奥鲁夫森，今年十八岁，皮肤白皙，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露出了高高的额头。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身穿校服的维京人。为了买这辆价值六百克朗的光轮，他攒了整整一年的钱。可就在他买下它的第二天，德国人就颁布了限油令。

哈罗德当时气疯了。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但无论如何，他是个不喜欢抱怨而更喜欢行动的人。

改装这辆车又花了他一年的时间。除了上学和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之外，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捣鼓这架光轮摩托。就好比今天——他所在的寄宿学校正在放圣灵降临节假——在复习了一个上午的物理方程式以后，哈罗德利用下午的时间在车子的后轮上安了一个废弃割草机上的齿轮。现在，车子一切正常。他准备到酒吧去听听爵士乐，顺便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女孩。

哈罗德热爱爵士乐，那恐怕是除物理之外最让他感兴趣的东西了。当然，最棒的爵士乐手在美国，但就算是他们丹麦本土的模仿者也绝对是值得一听的。在莫兰德，你有时候就能听到相当好的爵士乐，或许因为那儿是国际港口，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

但当哈罗德开到位于码头区中心的热度酒吧时，却发现那里居然门窗紧闭。

这有点儿奇怪。现在是周六晚上八点钟，而这里又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段。酒吧都应该人满为患才对。

他盯着那栋沉寂的建筑，一个过路人停下来看了看他的摩托车。“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蒸汽发动的光轮。你知道这间酒吧是怎么回事吗？”

“酒吧是我开的。这车用什么作燃料？”

“只要是能够燃烧的东西就行了。我用的是泥炭。”他指了指车子的挎斗。

“泥炭？”那男人笑了。

“为什么关门了？”

“纳粹关的。”

哈罗德心中顿时一阵反感。“为什么？”

“因为我雇了黑人乐手。”

哈罗德从来没亲眼见过黑人乐手，但他听过他们的唱片，知道他们是最棒的。“纳粹是无知的蠢猪。”他生气地说。一个挺好的夜晚就这么毁了。

酒吧的主人很快地扫视了一下四周，以确保没人听到哈罗德刚刚的话。虽然德军占领者对丹麦的管制还算宽松，但依然没什么人会公开得罪纳粹。还好，目所能及之处一个人都没有。他又把目光转回到那辆光轮上。“这样能开吗？”

“当然能。”

“谁帮你改装的？”

“我自己。”

那人眼中的好奇一下子转变成了钦佩。“聪明。”

“谢谢。”哈罗德打开了向发动机输送蒸汽的阀门，“真遗憾你的酒吧关了。”

“我希望几个星期之内他们能批准我开门。可是我必须要保证只雇用白人乐手。”

“没有黑人的爵士乐？”哈罗德生气地摇了摇头，“这就好比是禁止餐厅雇法国厨师。”他的脚松开了刹车，摩托车缓缓地开动了。

他想了一下是不是要去市中心，看看在广场旁边的咖啡馆或是酒吧里能不能撞到自己认识的朋友，可爵士吧的事让他突然没了兴致，无心再逗留了。他决定回港口去。

哈罗德的父亲是桑德岛上的牧师——那是个离岸只有几英里的小岛。往返于桑德的渡船已经靠了岸。他直接把车开了上去。船上挤满了乘客，大部分他都认识：一群渔民刚刚看过一场足球赛，之后又喝了几杯；两个戴着帽子和手套的富家女人牵着小马，还提着一堆购物袋；另有一家五口人刚去城里串了亲戚；还有一对他并不认识的情侣可能是要去岛上的一家高级酒店吃晚餐。他的摩托车几乎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他不得不再解释一遍蒸汽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在船开动前的最后一分钟，一辆德国制造的福特小轿车开上了船。哈罗德知道，这是阿克塞尔・弗莱明的车。阿克塞尔・弗莱明是岛上那间酒店的主人。弗莱明家和哈罗德家是宿敌。无论是阿克塞尔・弗莱明还是奥鲁夫森牧师都认为自己才是岛上当仁不让的领导者。两位家长之间的对立情绪波及了整个两个家庭的关系。哈罗德不知道弗莱明从哪里弄来了汽油。或许金钱真是万能的。

海上的浪很大。厚厚的乌云盖住了西边的天空。暴雨要来了，不过渔民倒是说他们应该赶得及在下雨前到家。哈罗德拿出了那份在城里人家塞给他的报纸。报纸叫《事实》，免费派发，是一份对抗占领国的非法出版物。丹麦警察并没想打压这份报纸的流通，而德国人也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在哥本哈根，人们可以在火车或是公车上公开阅读它。不过这儿的人比较谨慎，哈罗德把报纸的标题部分折了起来。今天的消息中有一份关于黄油短缺的报道。丹麦每年都会生产上百万磅的黄油，但现在几乎全部的黄油都会被运去德国，而丹麦人自己却吃不到。这样的消息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那些会被审查的合法刊物中。

那个熟悉的岛屿越来越近了。桑德是一座十二英里长、一英里宽的小岛，岛的两端各有一个村庄。渔民的村舍、教堂及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生活在岛南端年代较久远的村子里，另外，这边还有一间荒废了多年的航海学校，德国人占领这里之后，把这间学校变成了他们的军事基地。酒店和大些的房子都坐落在北端。岛的中间覆盖着沙丘与灌木丛，还有一小片树林，没有山川，海边则是一片十英里长的美丽海滩。

船在岛北边靠岸时，有几滴雨落在了哈罗德身上。酒店的马车在那里等待着富贵的客人们。渔民中一个人的妻子驾了马车来接他们。哈罗德决定穿过厚厚的沙滩骑回家——事实上在那儿曾经进行过赛车的速度测试。

在从码头到酒店的途中，他的车子没蒸汽了。

他一直用油箱当水箱，可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个水箱恐怕小了点儿。他真应该配一个五加仑的油桶放在挎斗里。眼下他必须要找些水来，否则是回不了家了。

不幸的是，他目所能及的唯一住户就是阿克塞尔・弗莱明的宅子。虽然长年不和，但奥鲁夫森家和弗莱明家倒并没有糟糕到完全不讲话的程度：弗莱明一家人依然会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并且还会坐在第一排。事实上，阿克塞尔还是教堂的执事。但无论如何，哈罗德依然不想向弗莱明家求助。他考虑着要不要推着车走上个四五百米到下一户人家去讨些水，可转念一想这好像太蠢了。他叹了口气，把车停在了路边。

哈罗德没有敲前门，而是绕到了房子侧面的马厩前。有个男仆正在那儿帮他的主人泊车。“嗨，冈纳，”哈罗德招呼道，“我能要点儿水吗？”

那人很是友善。“随便拿，”他说，“院子里有个水龙头。”

哈罗德在水龙头旁找了一个木桶，接好水拎回路旁，倒进车子的水箱里。看来他成功地避开了弗莱明家的人。可是当他回去还木桶的时候，彼得・弗莱明出现了。

彼得是阿克塞尔的儿子，今年三十岁，高大挺拔，身穿米灰色粗花呢套装。在两家闹翻之前，他和哈罗德的哥哥亚恩是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十几岁的时候都是有名的少女杀手：亚恩靠的是自己带些邪气的魅力；彼得则是凭自己成熟稳重的气质。彼得平时住在哥本哈根，哈罗德猜他今天应该是回家来度周末的。

彼得手上拿着一份《事实》。他抬起头来看到了哈罗德。“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嗨，彼得，我来要点儿水。”

“我猜这报纸是你的吧？”

哈罗德摸了摸口袋，心中一惊。他一定是在刚刚接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报纸掉在地上了。彼得已经得到了答案。“显然是了，”他说，“你知道这会让你坐牢吗？”

这并非仅仅是吓唬他：彼得是个警察。哈罗德说：“城里每个人都在看。”他尽可能想显得大胆些，可事实上他确实有点儿害怕：彼得性格残忍，他完全有可能逮捕他。

“这里不是哥本哈根。”彼得一字一顿地说。

哈罗德明白，彼得愿意抓住每一个侮辱奥鲁夫森家的机会。但他这次却有点儿犹豫。哈罗德知道原因。“你要是为了这么一件半个城的人都在做的事而逮捕一个桑德岛上的学生，恐怕别人都会把你当成傻瓜，尤其如果大家知道你和我父亲不和，你的脸上恐怕也不会好看。”

让哈罗德受辱的欲望和怕被他人耻笑的担忧，显然让彼得矛盾不已。“没人有在资格犯法。”他说。

“谁的法律？我们的，还是德国人的？”

“法律就是法律。”

哈罗德感到更自信了。彼得如果想要逮捕他，就不会跟他这样吵下去了。“你这么说就是因为你爸爸在酒店里招待纳粹。”

这一招直击重点。弗莱明家的酒店是德国军官的至爱，他们可比丹麦人阔气多了。彼得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那也好过你老子在教堂里煽动民心。”他回击道。这也是事实：牧师一直在宣传反对纳粹的理念，他的宗旨是“耶稣是犹太人”。彼得继续道：“他知道如果人们闹起来，会引来多少麻烦吗？”

“我相信他知道。基督教的创立者本身恐怕也是个爱找麻烦的人。”

“别跟我谈什么宗教。我管的是地上的秩序。”

“什么狗屁秩序，我们已经被占领了！”哈罗德整晚的抑郁情绪在此刻终于爆发了，“纳粹有什么权利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应该把他们踢出我们的国家！”

“你不应该恨德国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彼得自以为是的语气让哈罗德更生气了。

“我不恨德国人，你这个蠢蛋。我的表亲就是德国人。”二十年代的时候，牧师的妹妹遇到了一个从汉堡到这里来旅行的年轻有为的牙医，后来便嫁给了他。他们的女儿莫妮卡是哈罗德吻过的第一个女孩。“纳粹对他们比对我们还糟百倍。”哈罗德又加了一句。乔基姆叔叔是犹太人，虽然他已经受了洗，还是教会的长老，但纳粹却命令他只能给犹太人看病，这等于是毁了他的工作。一年前，他因为“囤积金子”而被逮捕，后来被送去了位于德国达豪一个巴伐利亚村庄中的特殊监狱，某个集中营。

“那些人是自找麻烦，”彼得世故地说，“你父亲就不该让自己的妹妹嫁给犹太人。”他把报纸扔到了地上，走开了。

哈罗德怒不可遏。他弯腰捡起了报纸，对着彼得的背影说道：“你的口气活像个纳粹。”

彼得没理他，打开厨房门走了进去。

哈罗德感到自己输掉了这一仗，这实在令人愤怒，彼得刚刚的话完全令人无法容忍。

雨越下越大。哈罗德回到车子旁才发现，锅炉下面的火灭了。

他试着重新打火。他把《事实》团成一团，想用它点火，他口袋里还有一盒没有淋湿的火柴，可是他没带下午点火时用的风箱。他在雨里对着那个锅炉研究了二十多分钟，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他只能走回家了。

他竖起了风衣的领子。

他把车子推到了半里地之外的酒店，找了一个小停车场，把车留在了那里，然后便朝着海滩走去。夏至刚过去三周时间，斯堪的纳维亚的天色应该到十一点才会入夜，但今晚乌云密布，雨水阻挡了他的视线。哈罗德沿着小沙丘的边缘朝前走，用脚试探着路面，右耳边回荡着一阵阵海浪声。他就算是游回家恐怕和现在也差不多了。

他本来体质极好，就像只灵缇一样结实，但这样在雨中走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感到又累又冷，狼狈不堪。眼前是德国人建的新基地。这个位置其实离他家只有几百码的距离了，但如果沿着基地的边缘走，就要绕上两英里的路。

如果是退潮的时候，他可以继续沿着沙滩往前走，虽然基地外的沙滩地区也是禁止进入的，但在这种天气里，守卫应该注意不到他。可现在正赶上涨潮，围网插到了水里。他想了一下是否要游过去，又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和渔村里的每个人一样，哈罗德对大海有着天生的敬畏，况且以他现在的体力在雨天里游泳，实在有些冒险。

但他至少有力气翻过围网。

雨小了，月亮从云层间探出了一个小角，偶尔洒下些光。哈罗德看到眼前的铁丝网栅栏大概有六英尺高，上面还竖着两排钢尖。虽然看上去吓人，但只要有力气也有决心，就不成问题。离这里五十码开外的网边有一片灌木。从那里翻进去应该最容易。

哈罗德了解围网另一边的情况。去年夏天，他曾经在那里边工作过。那时候他完全没想到这儿会变成一个军事基地。当时的建筑商是一家哥本哈根的公司，他们告诉大家这里将建成一个海岸警卫站。如果说出实话，他们恐怕很难招到工作人员——首先哈罗德就不可能为德国人工作。可大楼建好了，围网围好了，丹麦人却被遣散了，德国人进入基地开始安装设备。不过哈罗德至少知道建筑物的布局。废弃了的航海学校被粉刷一新，基地的两端建起了两座新楼。好在所有的建筑都在远离沙滩的一侧，这样哈罗德穿过基地的时候不用冒险靠近它们。而且基地里有很多灌木，方便他藏身。只要小心躲开守卫巡逻就行了。

他走到那片灌木旁，爬上了铁丝网，小心跨过上面的钢尖，轻身一跃，落在了另一边的灌木丛中。他环视四周，昏暗的天色中只见树影绰绰，雨雾里连建筑物的轮廓都看不到，只听到楼那边传来断断续续的音乐和偶尔响起的笑声。这是周六的晚上，士兵们可能想趁长官在阿克塞尔・弗莱明的酒店寻欢作乐的时候，自己也小酌上两杯。

在若隐若现的月光中，他谨慎而迅速地直接横穿基地，身子尽可能地紧贴着灌木丛，用右边的海浪声和左边的音乐声来确认前行的方向。他经过了一栋很高的建筑物，昏暗中，他认出那应该就是探照灯灯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整个区域都会瞬间灯火通明，不过通常这里都是一片黑暗。

突然左边传来一阵响动，哈罗德一惊，马上弯下身去，心跳倏然加速。他朝那几栋楼的方向望去。一扇门开了，一个士兵出来了，快步跑到另一幢楼前，打开门走了进去。

哈罗德的心跳逐渐平静了下来。

经过一片针叶林后，他顺着下坡走到了一片凹地中间。在黑暗中，一个巨大的家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看不清它的具体形状，但在他印象里，这个位置之前绝对没有这样的东西。再走近一点儿，他看到了一堵和他差不多高的环形水泥墙，墙头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发出了低沉的嗡嘤声，听上去像是电动机的声音。

这家伙一定是丹麦人撤走之后，由德国人建的。可之前怎么没看到呢？他转念一想：有这么多的灌木遮挡在中间，而且这装置又建在低洼处，恐怕站在任何位置都很难注意得到——或许也只有从隔离区外的沙滩上才可能看见，而那里又是禁区。

他抬起头来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儿，可雨水却打在了他的脸上，迷住了他的眼睛。但他实在是太好奇了，不甘心就这么离开。恰好现在有点月光。他眯着眼睛再次抬起了头。环形的围墙上方是一张大铁丝网，就像是一个超大的床垫。整个装置仿佛是游乐场中的旋转木马，几秒钟就能转一圈。

哈罗德惊呆了。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这可激起了他工程师的好奇心。它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会旋转呢？单凭它发出的声音很难做出判断——那只是推动整个装置运作的马达声。这肯定不是枪，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枪，因为没有枪筒。它很可能和无线电有关。

不远的地方有人咳嗽了几声。

哈罗德本能地用双手抓住墙头，撑了上去，然后马上趴低了身子。他在窄窄的墙头上等了片刻。这样太容易暴露了。想到这儿，他一跃而下，跳到了围墙的里面。他担心自己的脚会碰到那个旋转的机器。但无论如何，总该有一条道可以让工程人员走到这个装置的核心区域。他蹑手蹑脚地试探着，终于踏在了水泥地上。马达声更大了，他闻到了机油的味道，简直连舌尖都感到了静电。

刚刚是谁在咳嗽？可能是路过的警卫。风雨声太大，哈罗德没能听见脚步声。也正是因为有风雨声，才盖住了他翻墙时的动静。但那个警卫会看到他吗？

他紧贴着那堵墙，急促地喘着气，想象着手电筒照到他身上那一刻。他不知道如果被抓到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德国人在村里还算是友好的，很少有德国兵会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来，相反，他们甚至会因为自己入侵者的地位而感到有些尴尬。他们可能会将他交给丹麦警方。他不知道会由哪个部门来接手这样的案件。如果彼得・弗莱明负责当地的事务，那他一定会让哈罗德死得很惨，好在他在哥本哈根当差。事实上，哈罗德最怕的不是警察局的惩罚，而是父亲的怒火。他仿佛已经听到牧师充满挖苦的责问：“你翻到围网里面去了？你闯进了秘密军事基地？在夜里？就为了能少走点路？就因为在下雨？”

但没有手电筒照到他。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盯着眼前那个在黑暗中运转的机器。金属网下面的边沿上好像连接着沉重的缆线，缆线的另一端消失在了远处的夜色中。这应该就是他们发送或是传输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了。

几分钟过去了，守卫看来是走远了。哈罗德再次回到了墙头上，希望能再看看清楚。装置的远端，好像还有两个深色的物体，个头要比这个大家伙小一点，而且没有旋转。哈罗德想，这三台机器应该是一体的。他四周望了望，发现并没有警卫的影子，便趁机跳到墙外，接着往前走。

月亮又藏到了乌云后面。在黑暗中哈罗德撞到了一堵木墙。他又惊又怕，低声骂了一句。定下神之后，他意识到这应该是之前那座航海学校的船库。船库早就废弃了，德国人也没重修，显然它对他们没什么用处。哈罗德在那儿停了片刻，想听一听有没有什么响动，却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他决定继续赶路。

很快地，他来到了围网的另一端，翻过铁丝网，直接朝家走去。

路上，他经过了父亲的教堂。灯光从那排小方窗中透过来。这个时间怎么还会有人？他走到窗前朝里面看了看。

教堂的形状狭长，屋顶低矮。在特殊的日子里，这座教堂可以容纳岛上的四百多个居民，不过也只能装这么多了。成排的座椅对面是一个木制的读经台。这里没有祭坛。墙上除了挂着一些镶了木框的经文之外，什么都没有。

丹麦人对宗教并没有那么教条化，大部分的国民都信奉福音派教义。可到了大约一百年前，桑德岛上的渔民开始转向一些更为严苛的信条。最近三十年来，哈罗德的父亲一直用自己清教徒式的生活作范本，尽己所能地用每周的布道督促人们恪守自己的信仰。在那双充满神圣之光的蓝眼睛的注视下，每个旧习难改的人恐怕都难以遁形。不过牧师的信仰虽是坚若磐石，但他的儿子却并不是信徒。哈罗德在家的时候虽会去教堂帮忙——主要是怕伤父亲的心——但心里却存着异议。他对宗教本身的概念还不清楚，不过至少他知道自己并不相信有一个所谓的上帝，会定下那么琐碎的规则和那些报复性的惩罚手段。

他趴在窗户上往里看的时候，听到教堂里面传出了音乐声。他的哥哥亚恩正坐在钢琴前，弹奏着一曲轻柔的爵士乐。哈罗德很开心。亚恩休假回家了。亚恩诙谐风趣，有他在，家里会增添很多乐趣。

哈罗德走了进去。亚恩没有回头，然而原来的爵士乐却不落痕迹地转成了一首圣歌。哈罗德笑了。一定是亚恩听到了门响，以为是他们的父亲进来了，就转了调。牧师不喜欢爵士乐，所以当然不会允许他们在教堂里弹奏。“是我。”哈罗德说。

亚恩转过头来。他穿着一身棕色的军装。亚恩长哈罗德十岁，现在正在陆军航空兵部队教授飞行课程，他所在的飞行学校离哥本哈根不远。德国人禁止了丹麦的一切军事行动，因此飞机大部分时间都停在地面上。不过飞行教官依然可以驾驶滑翔机授课。

“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以为你是老爸呢。”亚恩满眼喜悦地把哈罗德上下打量了一番，“你真是越来越像他了。”

“是说我会秃顶吗？”

“很有可能。”

“你呢？”

“我估计不会。我像妈妈。”

这倒是真的。亚恩遗传了母亲的黑头发和棕眼睛；哈罗德则更俊秀些，继承了父亲那双让信众无限敬畏的蓝眼睛。另外，哈罗德和父亲都出奇的高，把五英尺九英寸高的亚恩比成了个小矮人。

“我有首曲子给你听听。”哈罗德说。亚恩从琴凳上站起身来，把位置让给了哈罗德。“这是我从学校的同学那里听来的。你知道麦兹・柯克吗？”

“我同事保罗的表弟。”

“对。他发现了一个美国的钢琴家，叫克莱伦斯・佩恩托普・史密斯。”哈罗德突然犹豫了一下，“爸爸现在在干什么？”

“写明天的布道词。”

“太好了。”他们家离这儿有五十码，应该听不到琴声，而且牧师没理由中断自己的写作，跑到这里来遛一圈，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哈罗德开始弹《佩恩托普的布基伍基》，教堂里顿时充满了属于美国南部的性感旋律。他是一个热情的演奏者，母亲总说他的手太重了。坐着弹琴实在不够畅快。他索性站起来，把琴凳踢到了钢琴下面，弯下身子站着弹了起来。虽然这种姿势更容易弹错音，但对于这令人着迷的韵律来说，音符的对错已经无所谓了。结尾时，他果断而高调地奏出了最后的和弦，然后用英语说道：“这就是我所说的！”和佩恩托普在唱片中的语气一模一样。

亚恩哈哈大笑。“不赖嘛！”

“你应该听听原声。”

“到外面来站会儿吧，我想抽根烟。”

哈罗德直起了身子。“爸看到会气死的。”

“我二十八岁了，”亚恩说，“我可不是听爸爸话的小毛头。”

“我同意——可他呢？”

“你怕他吗？”

“当然。妈都怕他。岛上没人不怕他——也包括你。”

亚恩咧嘴笑了。“好吧，可能有一点点。”

他们兄弟二人站在教堂的门外，雨水打在门廊上。不远处牧师家的轮廓隐约可见。厨房门上那扇菱形窗户后面透出了昏黄的灯光。亚恩拿出了一根香烟。

“有赫米娅的消息吗？”哈罗德问道。这个英国女人是亚恩的未婚妻，可自从德国攻占了丹麦之后，亚恩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收到她的任何音信了。

亚恩摇了摇头。“我想给她写信。我找到了英国使馆在哥德堡的地址。”丹麦人可以向中立国瑞典寄信，“我在信封上只写了那里的地址，但没写英国使馆。我以为自己挺聪明，可显然审查员也没那么笨。信被退回了我上司那儿。他告诉我如果我再这么干，就得上军事法庭。”

哈罗德很喜欢赫米娅。亚恩曾经和一些金发美女交往过，她们却都胸大无脑。赫米娅很不同，她聪明又有胆识。第一次见她时会觉得她有点可怕：头发眉毛都像墨一样黑，说话也直率得过火。但她像对待一个男子汉一样对待哈罗德，而不是只把他当成是某人的小弟弟。当然，她穿着泳衣的时候简直性感极了。“你还想娶她吗？”

“上帝，当然——如果她还活着。她可能已经死在伦敦的哪次轰炸中了。”

“你一定很难受，什么消息都得不到。”

亚恩点了点头，然后说：“你呢？有什么新行动吗？”

哈罗德耸了耸肩：“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都不喜欢小男生。”他的语气听上去很轻松，可其实他是在掩盖内心深处的伤感。他已经被拒绝了好几次了。

“我猜她们更希望找个能在她们身上花钱的人。”

“没错。可比我小的女生……我复活节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孩，叫布丽吉特・克劳森。”

“克劳森？莫兰德的那个造船商？”

“对。她挺漂亮，但才十六岁。而且和她聊天很没意思。”

“他们家信天主教。老爸不会同意的。所以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我知道。”哈罗德皱了皱眉，“他真是个怪人。复活节的时候他还讲到了宽容。”

“他要是宽容，弗拉德公爵【5】都能算是宽容了。”亚恩扔掉了手中没吸完的香烟，“走吧，去和那个老暴君聊一聊。”

“等等……”

“怎么了？”

“部队里面怎么样了？”

“糟透了。我们连自己的国家都保卫不了。而且大部分时间我都不能飞。”

“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谁知道？可能永远都要这样了。纳粹走到哪儿都能打胜仗。除了英国，已经没有国家在抵抗了。而且现在英国也是命悬一线。”

哈罗德压低了声音，虽然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哥本哈根应该会有抵抗行动吧？”

亚恩耸了耸肩。“就算我知道有，也不能告诉你，对吧？”哈罗德还没来得及接话，亚恩就踏进了雨雾里，向远处那一点光亮走去。

2

赫米娅・芒特沮丧地盯着自己的午餐——两根煎香肠，一团稀糊糊的土豆泥，还有几片煮过了头的白菜——她真想念哥本哈根海边那间酒吧，那儿光鲱鱼就有三种做法，还有美味的色拉、腌黄瓜、热乎乎的面包和贮藏啤酒。

她是在丹麦长大的。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外交官，几乎一直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作。赫米娅在哥本哈根的英国使馆工作，一开始只是做秘书，后来成了一名海军大使随员的助理，这位随员事实上是军情六处秘密情报机构的成员。父亲去世以后，她的母亲就搬回了伦敦，然而赫米娅却留了下来：一方面是出于工作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和丹麦飞行员亚恩订婚了。

1940年4月9日，希特勒进攻丹麦。度过了心惊胆战的四天之后，赫米娅和一组英国官员乘着一辆外交官专列穿过了德国，到达了荷兰边境，再从中立国荷兰回到了英国。

如今，三十岁的赫米娅已经是MI6丹麦分部的情报分析负责人。她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从白金汉宫附近位于百老汇街54号的伦敦总部撤离到了布莱切利园——首都北部五十英里处的一幢乡郊大宅。

这里很快就建起了一栋半圆形的建筑，成了这些工作人员的餐厅。赫米娅很庆幸自己能够躲过那次突袭，但她同时也希望能有个神秘的力量把伦敦街头的某间意大利或法国餐馆也搬到这里来，这样她就能有东西吃了。她用叉子挑起了一点土豆泥放进了嘴里，勉为其难地咽了下去。

为了让自己能忘了食物的味道，赫米娅打开了餐盘旁边那份《每日快讯》。英国刚刚痛失了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快讯》希望能够鼓舞士气，报道说希特勒在克里特一战中失去了一万八千多人。但事实就是事实：纳粹又赢了。

无意间一瞥，赫米娅发现有个矮个子男人向她这边走来，那人大概也是三十岁左右，手里端了一杯茶，步子很快，不过依然看得出他有些跛脚。“我能坐这儿吗？”他的语调轻快，没等她回答就已经坐在了对面，“我是迪格比・霍尔。我知道你是谁。”

她挑了挑眉毛，说：“请自便，不用客气。”

她略带讽刺的语气显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回答说：“谢谢。”

她见过他一两次。他虽然腿有残疾，但精力旺盛。当然，他不算是个美男子，头发乌黑而蓬乱，不过蓝蓝的眼睛却魅力逼人，粗犷的五官带着些亨弗莱・鲍嘉的味道。她问道：“你在哪个部门？”

“我在伦敦。”

这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她推开了餐盘。

他问：“不喜欢吃？”

“你喜欢吗？”

“我之前和两个曾经在法国上空被击落、后来回到英国的空军士兵聊过天。我们以为这里的生活已经很苦了，可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苦。法国人已经快饿死了。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吃什么都觉得很香。”

“资源匮乏不是厨艺糟糕的借口。”赫米娅朗声说道。

他咧嘴笑了。“他们告诉过我，你脾气不太好。”

“他们还跟你说什么了？”

“说你既会说英语，也会说丹麦语——我猜这应该就是他们选你做丹麦分部负责人的原因吧。”

“你错了。原因是打仗。之前，在MI6，女人不可能得到秘书助理以上的职位。我们恐怕更适合收拾家务和带孩子。但战争一来，女人的脑子突然变得好使了，我们突然可以担任那些只有男人的智慧才能胜任的高职了。”

他完全不介意她的挖苦。“我也注意到了，”他说，“这确实有趣。”

“你为什么要调查我？”

“两个原因。首先，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这次他没有笑。

她有些错愕。男人从来不会夸她美。潇洒大方倒是有可能；引人注目，有时候；威风，这应该是最多的评价。她的脸型长圆而端正，可头发却太黑，眼皮有些厚重，鼻子又太大。她想不到一句合适的话反驳，便接着问：“第二呢？”

他转头望了望旁边那两个和他们在同一张餐桌用餐的妇女。虽然她们一直在聊天，但应该也能听到迪格比和赫米娅的谈话。“我一会儿告诉你。”他说，“想和我约会吗？”

他再次让她吃了一惊。“什么？”

“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当然不。”

他先是有些迷惑，然后又咧开嘴笑了：“没有糖衣，直接是炮弹啊。”

她笑了。

“我们可以去看看电影，”他还在坚持，“或者去酒吧玩。或者先看电影，再去酒吧。”

她摇了摇头。“不用了，谢谢。”她的语气很坚决。

“哦。”他一下泄了气。

他会不会觉得我介意他残疾呢？赫米娅马上又解释道：“我订婚了。”她伸出了左手。

“我没有注意到。”

“男人永远都注意不到。”

“那个幸运的伙计是谁？”

“丹麦的一个飞行员。”

“我想他现在应该还在丹麦吧？”

“据我所知是的。我已经有一年没有他的消息了。”

那两个女人离开了。他的表情一下子严肃了起来，声音低沉而焦急。“看看这个。”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她。

她之前在布莱切利园看到过这样的纸。正如她所料，这是敌方无线电信号的解码。“我想我没必要再强调这事有多紧急了。”迪格比说。

“不用。”

“我相信你的德语应该和丹麦语一样好。”

她点了点头。“在丹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德语，当然还有英语和拉丁语。”她看了看那张解码纸，“‘芙蕾雅传来的重要信息’？”

“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芙蕾雅’既不是德语，也不是英语，所以我猜它可能是某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单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算是，”她说，“芙蕾雅是挪威的女神——事实上她应该算是维京人的爱神维纳斯。”

“啊！”迪格比若有所思，“看来确实有这个词，但这对我们来说好像也没什么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轰炸机损失太惨重了。”

赫米娅皱起了眉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次突袭的事——可报上说那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啊。”

迪格比没回答，只是定定地望着她。

“我明白了，”她说，“你们没有跟他们说实话。”

他继续保持沉默。

“原来我所知道的轰炸战役都是媒体宣传，”她继续道，“事实上我们糟透了。”他居然没有和她争辩，“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到底损失了多少飞机？”

“一半。”

“上帝！”赫米娅转开脸去。很多飞行员恐怕也都有未婚妻吧，她想道，“但如果再这么下去……”

“是的。”

她又看了看那张解码单。“‘芙蕾雅’是间谍吗？”

“这正是我想要搞清楚的。”

“那我能做些什么？”

“跟我讲讲这个女神。”

赫米娅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着。在学校的时候，她曾经学过关于挪威女神的知识，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芙蕾雅有一条非常珍贵的金项链。那是四个矮人送给她的。那条项链由一个神的守卫看守……好像叫海姆达尔。”

“守卫。听上去有点关联。”

“‘芙蕾雅’可能是一个可以获得空袭情报的间谍。”

“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在发现敌机以前就能探测到对方信号的机器。”

“我听说我们有这样的机器，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有三种可能性：红外线、激光雷达和无线电雷达。红外线探测装置可以探测到飞机引擎温度升高后发出的射线，或者是它排出的废气；激光雷达指的是由探测设备发出的光脉冲射到飞机上之后，再返回给接收器；无线电雷达就是无线电脉冲。”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海姆达尔是个千里眼。”

“那它就更可能是部机器了。”

“我也这么想。”

迪格比喝完了杯中的茶，站起身来。“如果你再想到什么的话，会告诉我吧？”

“当然。我要到哪儿去找你？”

“唐宁街10号。”

“哦！”她心中肃然起敬。

“再见。”

“再见。”

她在位子上坐了一会儿。这是一次有趣的对话。迪格比・霍尔显然位高权重，首相本人一定很担心轰炸的失败。“芙蕾雅”这个代码会不会只是巧合？还是它确实源自斯堪的纳维亚？

迪格比约她这件事让她感到开心。虽然她并没想要和别的男人约会，但被人欣赏总是好事。

可一看眼前的食物，她的心情又一下子低落了下来。她端起托盘，把剩下的食物倒进了垃圾桶，然后便向洗手间走去。

走进厕格之后，她听到洗手池那边有一群年轻女人在聊天，好像谈得还很热闹。她刚想出去，就听到其中一个人说道：“迪格比・霍尔可不会浪费时间——他真是直入主题啊。”

赫米娅僵住了，一只手紧握着门把手。

“我看到他想要追求芒特小姐，”一个老一点的声音说，“估计他是那种喜欢大胸女的男人。”

其他人坏笑了起来。厕格里，赫米娅皱了皱眉。

“不过我估计她肯定是没让他好看。”刚刚那个女孩说。

“要是你呢？我肯定不会喜欢有条木头腿的男人。”

另一个带着苏格兰口音的女孩说话了：“不知道他在做爱的时候要不要把腿取下来。”其他人全笑了。

赫米娅听不下去了。她打开门走了出去：“等我知道了就告诉你们。”

那三个女人瞬间闭了嘴。没等她们缓过神，赫米娅便离开了。

她走出了那座木房子。之前原本宽敞的草坪，还有草坪上的雪松和天鹅池，都被为来自伦敦的员工搭建的临时宿舍弄得面目全非了。她穿过公园，来到了那栋华丽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前。

穿过门廊，她径直走进了自己那间L形办公室。这个房间在曾经的佣人区，面积极小，恐怕之前只是放鞋子的地方。房间里仅有一扇小窗，而且非常高，根本没办法看到外面的风景。办公桌上有一部电话，旁边的小桌上摆着打字机。她的前任有自己的秘书，但上级显然认为女人可以自己打字。此刻，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的邮包出现在了赫米娅的办公桌上。

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她在丹麦建立了一个小间谍圈。这个圈子的领头人就是她未婚夫的朋友保罗・柯克。保罗组建了一个名为“守夜人”的组织，里面集合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认为丹麦终将受到强大邻国的蹂躏，并且相信争取自由的唯一出路就是与英国合作。保罗声明，“守夜人”绝不是破坏者或杀手的团体，只负责把军队的信息传递给英国情报机构。赫米娅的这一成就——对一个女性来说这实属不易——让她得到了丹麦分部负责人的位置。

邮包里装着她的胜利果实。密码组已经破译了里面的几份德国在丹麦的军事部署的报告，包括在菲英岛的军事基地，丹麦与瑞典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的海上交通情况，以及驻哥本哈根的德国高级将领的名字。

除此之外，邮包里还有一份题为《事实》的哥本哈根报纸。到目前为止，这份地下报纸可以说是丹麦抵抗纳粹的唯一行动了。

她通读了一遍这份报纸，看到一篇饱含愤怒的文章，指责德国人造成了丹麦的黄油短缺。

邮包是通过一个在瑞典的中间人传递过来的，他把包裹交给了斯德哥尔摩英国使馆的MI6成员。那个中间人还随件附了一条消息：他给斯德哥尔摩的路透社也寄了一份《事实》。赫米娅皱了皱眉，她不赞同这种做法。表面上看，将德国统治下的丹麦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好像是件好事，但她并不希望中间人将间谍工作与其他事混在一起。抵抗行动可能会引起当权者对间谍的注意，而如果不这样节外生枝，这个间谍可能可以持续工作很多年。

想到“守夜人”，她便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未婚夫。亚恩并不在这个组织里。他的性格完全不适合情报工作。她喜欢他带来的无拘无束和生活之乐。他让她感到放松，尤其是在床上。然而他绝不是做间谍的料。坦率地讲，她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玩的时候他确实什么都不怕——他们就是在挪威的一座山上滑雪时认识的，而亚恩是唯一一个比赫米娅还要棒的滑雪手——但她不知道在面对地下工作者所要面临的危险时，亚恩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她想过让“守夜人”给她捎个信。保罗・柯克就在飞行学校工作，如果亚恩还在那里，那么他们两个几乎天天都可以见面。但利用间谍网络办私事实在太不专业了。不过这并不是阻挡她的根本原因。她会被查出来，这毫无疑问，解码组会看到她的信息，但这也不是问题。她考虑到的是亚恩的安全。秘报有可能会落到敌方手中。MI6用的是和平年代遗留下来的诗歌码，很容易就能破译。如果亚恩的名字出现在英国情报机构发给丹麦间谍的信息中，恐怕他一定会没命。赫米娅对他的询问有可能会成为他的死亡通牒。因此她只能坐在这间放鞋子的办公室里，任由自己心急如焚。

她写了一条信息，交待中间人远离宣传战，踏踏实实地履行自己作为信使的职责。然后她又总结了邮件中的所有信息，写成报告交给了她的老板，并将副本转给了其他部门。

四点钟时她离开了。事实上她还有很多工作没完成，今晚恐怕要回到这里加班。但现在她要和母亲去喝茶了。

玛格丽特・芒特住在切尔西的一栋小房子里。赫米娅的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患癌症去世了。自那以后，她母亲就和自己还单身的同学伊丽莎白组建了一个家。她们互称麦格和贝齐——那是她们年幼时的外号。今天，她们两个要搭火车到布莱切利来“视察”赫米娅的住所。

她快步穿过村庄，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中。麦格和贝齐正在客厅与房东贝文夫人聊天。赫米娅的母亲穿着救护车司机的制服，戴着帽子。贝齐是个漂亮的五十岁妇人，穿了一件短袖花裙子。赫米娅和母亲拥抱了一下，又吻了吻贝齐的脸颊。她和贝齐从来都不是很亲近，而且她甚至觉得贝齐有些嫉妒她和她母亲之间的亲近关系。

赫米娅把她们请上了楼。贝齐对这个小房间和里面的单人床不以为然，而赫米娅的母亲却兴高采烈地说：“对于战争时期来讲，也不算差了。”

“我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赫米娅撒了个小谎。事实上她经常会在这个房间里看书和听广播。

她烧上了一壶茶，又切了几块蛋糕——这是特别为访客准备的。

麦格说：“我猜你应该还没有亚恩的消息吧？”

“没有。我之前写信给斯德哥尔摩的英国使馆，请他们转发，但后来就再没有音信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

“哦，上帝。”

贝齐说：“真希望我也能见见他。他什么样？”

和亚恩相爱就像是滑下一座雪山，赫米娅想道，只需要一点点的推力，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她还没准备好之前，心中的激情就已经爆发了。但原因呢？“他的样子像电影明星，身材健硕，像个运动员，他有一种爱尔兰人的魅力。但这不是重点，”赫米娅说，“和他在一起你会非常轻松。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只是一笑了之。我有时候会发脾气——当然不是冲他——但他却会笑着说：‘你简直独一无二，赫米娅，我发誓。’哦，上帝啊，我真的很想他。”她使劲忍住了泪水。

她母亲马上说：“喜欢你的男人不少，但能受得了你的可不多。”麦格的谈话方式和赫米娅一样，坦率直接，“你只要有机会，就应该把他的脚钉在地板上。”

赫米娅换了个话题，询问她们空袭的情况。贝齐每次都会躲在厨房的餐桌下面，而麦格则会开着救护车直奔轰炸现场。赫米娅的母亲一直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对于一个外交官的太太来说，她有些太过直接而粗犷了。不过战争让她进一步释放了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就像是情报部门缺乏男性后正好让赫米娅有了大施拳脚的机会一样。“德国不可能一直这样轰炸下去，”麦格说，“他们的飞行员和轰炸机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袭击他们的基础设施，早晚会看到成效。”

贝齐说：“但同时会有很多德国的女人小孩和我们一样受罪。”

“我知道，但这就是战争。”麦格回答道。

赫米娅想起了之前和迪格比・霍尔的对话。麦格和贝齐这样的普通市民都认为英国的轰炸在削弱纳粹的实力。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军半数的轰炸机已经被击落。不过这样也好，如果他们了解了事实，恐怕就会彻底放弃了。

麦格开始讲她从一栋着火的大楼里营救一只小狗的故事，赫米娅一边听她讲，一边想着迪格比跟她讲的事。如果“芙蕾雅”是一台机器，那么它很可能就在丹麦。她有没有可能去查一下呢？迪格比说这种机器可以发出某种光束，可能是光脉冲，也可能是无线电波。这应该是可以探测得到的。或许她的“守夜人”可以做点事。

她越想越激动。她可以给“守夜人”发一条消息。但首先她还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她决定把麦格和贝齐送到车站之后就马上回去工作。

她开始盼着她们离开了。“再吃块蛋糕吗，妈妈？”她问道。

3

詹斯博格・斯科尔学校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颇为值得骄傲。

最初这所学校只有一座教堂和一栋楼，男孩子们吃饭、睡觉、上课，全都在这栋楼里。现在这里已经盖起了很多栋新的红砖楼。那座图书馆大楼——曾经是丹麦最棒的图书馆——几乎和教堂一样气势恢宏。当然，还有科学实验室、现代化的宿舍、医务室，还有一间用谷仓改造成的健身房。

哈罗德・奥鲁夫森正从餐厅走向健身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钟，女生们刚刚吃完午餐——说是午餐，其实就是自制的火腿腌黄瓜三明治，从七年前他来到这里，每周三的午餐都是这个，从来都没有变过。

在他看来，以年头久作为骄傲的资本实在是愚不可及。当老师们一脸虔诚地谈到学校的历史时，他就会想起桑德岛上那些老渔民的妻子们，脸上带着腼腆的微笑说：“我已经七十岁了。”就好像这是一种伟大的成就。

他走过校长室时，校长的太太满脸堆笑地向他走来。“早晨好，米娅。”他礼貌地打了声招呼。他们管校长叫“艾斯”，这是希腊语中“第一”的意思，因此校长夫人也就成了“米娅”——“艾斯”的阴性形式。五年前学校就已经不教希腊语了，但老传统是很难改掉的。

“有什么新闻吗，哈罗德？”

哈罗德有一台自制的收音机，可以听到BBC的新闻。“伊拉克的反政府组织被打败了。”他说，“英国进入了巴格达。”

“英国赢了。”她说，“这算是个变化。”

米娅是个挺普通的女人，相貌平凡，头发干枯，经常穿一些样子不好看的衣服。不过整个学校里就只有两个女人，而她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男孩们总是幻想她的裸体是什么样。哈罗德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痴迷于“性”。理论上讲，他认为一个男人在和老婆朝夕相处很多年之后，恐怕也就能习惯成自然了，甚至可能会觉得烦。但此刻他是无法想象那种状态的。

接下来本该是两个小时的数学课，但今天会有一个人来做讲座。那人叫斯文德・艾格，曾经是这里的学生，现在成为了丹麦国会的议员。全校的学生都会集中在健身房里听他演讲，那也是学校里唯一能够装得下一百二十个学生的地方。哈罗德倒情愿去上数学课。

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上学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小时候，他总觉得上课妨碍了他做很多重要的事，比如筑水坝，或者是在树上建小屋。到了十四岁左右，他突然发现物理和化学比在树林里玩还要有趣。就比如他在知道是丹麦的科学家尼尔斯・玻尔创立了量子物理学后，简直激动得发抖。玻尔对元素周期表的阐释，即用元素的原子结构解释化学反应，在哈罗德看来就如同是天启，是一种最根本也最令人信服的对宇宙构成的分析。他崇拜玻尔就如同其他男孩崇拜“小卡奇”卡奇・汉森——哥本哈根B93足球队的英雄内锋。哈罗德已经申请了哥本哈根大学的物理专业，玻尔是那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

上学需要钱。幸运的是，哈罗德的祖父在看到自己的儿子选择了一份注定要贫穷一世的职业之后，就给他的孙子存下了一些钱。他用自己的财产供亚恩和哈罗德在詹斯博格・斯科尔念书，之后还会继续供哈罗德读大学。

哈罗德走进了健身房。低年级的男孩们已经整齐地坐在那里了。他在后排坐了下来，旁边就是约瑟夫・达克维茨。约瑟夫非常爱笑，而他的姓听起来就像是英文中的“鸭子”，所以别人曾经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艾那提克拉”，也就是拉丁语中的“小鸭子”。几年下来，这个外号被缩略成了“提克”。两个男孩的背景很不同——提克来自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但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没过多会儿，麦兹・柯克就走了进来，坐到了哈罗德旁边。他们两个人同年。麦兹的背景十分显赫：他来自于军队家庭，祖父是将军，已故的父亲是三十年代时期的国防部长，他的表哥保罗是亚恩在飞行学校的同事。

这三个男孩都是理科生。他们经常会待在一起，可三个人看起来却那么不同——哈罗德是个金发碧眼的大个子；提克是个黑头发的小个子；而麦兹则长了一头红发，脸上还有很多小雀斑。一个有趣的英文老师把他们称为“三个臭皮匠”，后来这个外号就传开了。

校长艾斯和那位访客一起走了进来。男孩们礼貌地起立。艾斯高高瘦瘦，鹰钩般的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他曾在部队待过十年时间，但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来学校任职。他太过温和，哪怕是拥有任何一点权力都会让他感到抱歉。学生们并不怕他，反而很喜欢他，大家听他的话主要是因为不想伤他的心。

大家再度坐下来之后，艾斯介绍了一下这位国会代表。这位来客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不了解情况的人恐怕会认为他是学校的老师，而艾斯是来做演讲的嘉宾。艾格开始谈起了德国的占领。

哈罗德记得占领开始的那天，那是在十四个月之前。午夜，他被头顶上的隆隆声惊醒。三个臭皮匠爬到屋顶上，看到十几架飞机从上空经过，而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然后他们回到了宿舍。

直到早晨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他正在刷牙，一个老师冲了进来，说道：“德军登陆了！”早餐之后，大概八点钟，男孩们在健身房集合唱晨歌，校长向他们宣布了最新的消息。“快回你们的宿舍，毁掉那些反对纳粹或者同情英国的相关东西吧。”哈罗德摘下了他最爱的海报，那是一架机翼上印有英国皇家空军标志的虎蛾双翼机【6】。

当天迟些时候——那是一个周二——学校要求高年级的学生搬一些沙袋到教堂那边，好把那些珍贵的古代雕刻和石棺藏起来。祭坛后面是学校创办者的坟墓，他的石像庄严地躺在那里，穿着中世纪的盔甲，下体的遮片尤其醒目。哈罗德当时在凸起的那个部分放了一个沙袋，引起了学生们一阵哄笑。艾斯不喜欢他开的玩笑，作为惩罚，哈罗德用了整个下午的时间把那些油画搬到了地窖里。

结果这些准备都是无用功。这间学校坐落在哥本哈根外的一个村子里，一年后他们才真正见到德国人。而德军也从来没有对这里进行过轰炸，甚至连枪都没开过。

丹麦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投降了。“之后发生的事证明了这是个英明的决定。”这位演讲者做作的样子很让人恼火。座位上的男孩们有些烦躁不安了，开始低声议论起来。

“我们的国王保住了他的王位。”艾格继续道。哈罗德旁边的麦兹生气地咕哝了一句。哈罗德也是一样充满了鄙夷。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经常会骑着马走街串巷，与哥本哈根的市民会面，但这看起来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

“总体来讲，德国的表现是充满善意的。”他继续说道，“丹麦的情况证明了在战争中失去一部分独立地位并不一定会导致极度的艰苦或冲突。而对于在座的各位同学来讲，你们也应该懂得，谦恭和服从比不假思索的反抗更有意义。”他坐了下来。

艾斯礼貌地鼓起了掌，男孩们也跟着面无表情地拍了拍手。如果这位校长可以更用心地观察一下观众的情绪，他应该马上结束这次活动。但他却微笑着说：“好吧，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演讲嘉宾？”

麦兹马上站起了身。“先生，挪威和丹麦在同一天被侵略，但挪威人抵抗了两个月的时间。难道你不觉得和他们比，我们就像个懦夫吗？”他的语调非常礼貌，但问题却充满了挑战性，这引起了台下一阵骚动。

“太幼稚了。”艾格说。他的不屑刺激了哈罗德的神经。

艾斯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挪威是一个多山地和峡湾的国家，”他拿出了自己在军事方面的专长，“丹麦一马平川，公路系统优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抵御德军高机动化的攻势。”

艾格点了点头。“打仗会引起不必要的流血，最终的结果却没什么不同。”

麦兹粗鲁地说：“至少我们可以抬起头来面对这整个世界，而不至于每天都感到丢脸。”哈罗德仿佛听到了自己那些在军队工作的亲戚们的论调。

艾格的脸红了。“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勇敢贵在审慎。”

麦兹说：“事实上，先生，这话出自福斯塔夫【7】之口，那可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出名的懦夫。”

“好了，好了，柯克，”艾斯温和地说，“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激动，但并没有必要这样无礼。”之后他环顾了一下整个体育场，指着一个低年级的男孩说，“博尔，你来提问吧。”

“先生，您觉得希特勒元首关于国家自豪和种族纯粹的理论对丹麦也会有好处吗？”沃尔德马・博尔的父亲是个出了名的丹麦纳粹。

“某些方面确实如此，”艾格说，“但德国和丹麦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这完全是搪塞，哈罗德生气地想。这个家伙难道就连承认种族迫害是错误的这点胆量都没有吗？

艾斯有些悲伤。“有没有人想知道艾格先生作为国会议员每天都做些怎样的工作呢？”

提克站起身来。艾格自以为是的语调也激怒了他。“您不觉得自己像个傀儡吗？”他说，“不管怎么样，真正在统治我们的其实是德国人。您只是做做样子。”

“我们的国家一直都是由丹麦国会来管理的。”艾格回答说。

提克降低了声调：“是的，所以你才有工作做。”旁边的几个男孩笑出了声。

“政党都保存了下来——甚至连共产党都还存在。”艾格继续道，“我们有自己的警察、自己的武装。”

“但丹麦国会只要做出任何德国人不赞成的事，就马上会被关掉，警察和军队也会被解除武装。”提克争辩道，“所以你们根本就是在演一出闹剧。”

艾斯有些恼怒了。“达克维茨，注意你的礼貌。”他生气地说。

“没关系，艾斯，”艾格说，“我喜欢热烈的讨论。如果达克维茨认为我们的国会没用，那么他可以把我们和法国现在的状况比较一下。我们和德国人的合作政策对于普通丹麦国民的生活来讲，是最好的选择。”

哈罗德真是听够了。他没等艾斯的允许就站了起来。“那如果德国人来抓达克维茨呢？”他说，“您会建议大家合作吗？”

“为什么他们要来抓达克维茨？”

“和他们把我在汉堡的姑父抓走的原因一样——他是犹太人。”

这个话题引起了一些学生的关注。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注意到提克是犹太人。达克维茨一家不信教，而且提克和每个学生一样，会到那座古老的红砖教堂去帮忙。

艾格第一次被激怒了。“占领部队已经证明了他们对丹麦犹太人的宽容。”

“目前为止是的，”哈罗德争辩说，“但如果他们改主意了呢？如果他们认为提克和我的姑父乔基姆叔叔一样呢？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应该看着他们走进来抓走他吗？还是我们现在就应该组织抵抗行动，以防那一天的到来？”

“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确保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方法就是支持占领时期的政策。”

这种兜圈子式的回答让哈罗德忍无可忍了。“如果没有用呢？”他继续坚持道，“为什么您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纳粹就是要抓走我们的朋友呢？”

艾斯插话了。“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奥鲁夫森，”他说，“没有必要去杞人忧天。”

“问题是他们的合作政策的底线是什么，”哈罗德激动极了，“纳粹在夜里敲你的门时，你恐怕就没时间再去辩论了。”

一开始，艾斯本想要责备哈罗德的鲁莽，但最终他还是温和地说：“你的问题很有意思，但我想艾格先生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好了，大家的讨论很精彩，现在应该回去上课了。让我们感谢嘉宾在百忙中还要来为我们进行演讲。”他抬起手来准备鼓掌。

哈罗德打断了他。“请让他回答这个问题！”他喊道，“我们应该抵抗，还是应该让纳粹为所欲为？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有什么课比这个更重要吗？”

全场鸦雀无声。只要有理有据，学生是可以和教职人员争论的。但哈罗德的态度已经充满了挑衅。

“我觉得你最好离开这儿，”艾斯说，“快出去，我们一会儿再谈。”

这让哈罗德怒不可遏。他满怀挫败感地站起身来。其他男孩们静静地看着他走向健身房的大门。他知道他不应该再说什么，但却没办法压抑自己的情绪。他打开门，用一只手指指着艾斯说：“如果是盖世太保，你就不能让他们离开这个该死的房间！”

然后他便摔门而去。

4

凌晨五点半，彼得・弗莱明的闹钟响了。他关掉闹钟，打开灯坐了起来。在他一旁的英格平躺在床上，双眼瞪着天花板，就如同一具没有表情的尸体。他望了她一会儿，便起了床。

他走进他们哥本哈根公寓的小厨房，打开了收音机。一个丹麦播报员正在读一份德国人发表的悼词，致海军上将卢金斯——十天前他和俾斯麦号一起沉没了。彼得把一小锅燕麦片放在了炉子上，然后拿出了一个托盘。接着，他切了一片黑面包，又煮了一壶代用咖啡。

他心情不错，并很快想起了原因。昨天，他正在负责的一个重要案件终于有了头绪。

他是哥本哈根罪案侦查科机密组的侦查员，主要工作是负责锁定联盟的组织者、共产党、外国人以及其他可能制造麻烦的群体。他的上司，也就是整个科的负责人，是弗莱德里克・朱埃尔警长。那是个聪明却懒惰的家伙。他毕业于著名的詹斯博格・斯科尔，崇尚无为而治，放任自流。他是丹麦海军史上某个英雄的后裔，但显然，到他这一代，祖上的英勇豪情已经消失殆尽了。

这十四个月以来，他们的工作范围扩大了，德国的反对者也变成了他们的监控对象。

目前为止，唯一可以看到的抵抗行为就是奥鲁夫森家的男孩那天拿着的地下报纸《事实》的传播。朱埃尔认为这种报纸无伤大雅，甚至有可能会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以宣泄民众的情绪。因此他拒绝去追踪报纸的出版者，这种态度让彼得很是恼怒。让罪犯公然地存在，继续他们的罪行，这对他来讲实在是太疯狂了。

德国人并不喜欢朱埃尔的放任态度，但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和朱埃尔直接对抗。朱埃尔和德方之间的联系人是在对法战争中失去了一个肺的沃特・布劳恩将军。布劳恩的目标是要不惜一切地维持丹麦和平，因此如非必要他不会推翻朱埃尔的决定。

最近彼得发现有几份《事实》被带去了瑞典。直到现在，他都不得不容忍朱埃尔的放任政策，但他希望此次的新发现可以摇撼朱埃尔自以为是的信心。昨晚，一位瑞典的探员——同时也是彼得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报纸应该是被带上了汉莎航空公司从柏林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这班飞机中途经停哥本哈根。就是这个消息让彼得在醒来之后感到神清气爽。或许胜利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燕麦粥好了。他往里面加了些牛奶和糖，放在托盘上端进了卧室。

他帮助英格坐了起来。他先试了试燕麦粥的温度，确保粥不会太烫，便开始用勺子喂英格用餐。

一年前，也就是在限油令颁布之前，彼得和英格开车到海边去玩。一个开着新跑车的年轻人撞向了他们的车子。彼得双腿骨折，不过很快就恢复了。然而英格却撞伤了头部，永远也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样子。

那个名叫费恩・荣克的年轻司机是一位知名大学教授的儿子，当时他被甩了出去，掉到了一片灌木丛中，完全没有受伤。

他没有驾照——之前他出过一次事故，法院吊销了他的驾照——而且还喝醉了。但荣克家雇了一名顶级律师，成功地将案件推后了一年时间，所以直到现在，费恩还没有因为英格的伤而受到惩罚。英格和彼得所遭遇的灾难也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中，一些无耻的犯罪居然可以免受惩罚。无论你怎么看待纳粹，他们在对待犯人方面还是相当严苛的。

英格吃完早餐之后，彼得把她带到浴室，帮她洗了澡。她一直都是一个干净整洁的人。这是彼得爱她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性这方面，每次做爱之后，英格都会把自己清洗干净——彼得对这一点十分欣赏。不是所有女孩都会这样。他曾经和一个酒吧歌手上过床——他在一次搜查任务中认识了那个女人，后来和她有过一段露水姻缘——她不喜欢他在做爱后洗澡，觉得那样太不浪漫。

英格毫无反应。他也已经习惯了这个过程，即使触摸到她最私密的部位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了。洗完之后，他用一块大毛巾擦干了她柔软的皮肤。最艰难的部分是帮她穿长袜。他要先把袜子卷起来，让英格把脚尖伸进去，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将袜子拉到大腿根部，用吊袜带夹住。刚开始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袜子刮破，但他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只要想做成一件事，就会有十足的耐心把它做好，现在他已经是专家了。

他帮她穿上了一件明黄色的棉布裙装，然后又为她戴上了她的金表和手镯。英格已经不会看时间了，但彼得始终觉得，看到珠宝在腕上闪闪发亮，她会露出微笑。

他让她坐在镜子前，开始帮她梳头。她是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在车祸之前，她总是笑靥迎人，还会俏皮地眨动自己长长的睫毛。而现在，她的脸上一片空洞。

圣灵降临节回桑德岛的时候，彼得的父亲想劝他把英格送到私人看护机构去。彼得付不起那儿的费用，但阿克塞尔愿意帮他偿付。他说他希望彼得能获得自由，但事实是他太希望有一个孙子可以继承他的姓氏了。不过无论如何，彼得还是认为自己有义务照顾自己的太太。对他来说，男人首先就是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如果逃避了这个责任，他恐怕无法尊重自己。

他把英格带到客厅，让她坐在床旁。他把收音机转到音乐台，并调低了声音，然后又回到了浴室。

镜子中映出了他端正而俊朗的面孔。英格总说他长得像电影明星。事故发生后，他的胡子变白了，棕色眼睛的周围也爬上了一条条代表疲惫的细纹，但他脸上的自信并没有丝毫退减，坚毅的嘴角显露出他强硬的性格。

刮完胡子，打好领带，他又把那把瓦尔特7.65毫米手枪放进了肩部的枪套里——瓦尔特7.65是一种专门为警务人员设计的小型手枪，规格较小，易于隐藏。他站在厨房吃了三片干面包，把所剩无几的奶酪留给了英格。

护士应该八点钟就到。

八点到八点零五分之间，彼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在房间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他点了一根烟，又马上把它掐灭。甚至是每过上几秒钟，他就要看一次表。

八点零五到八点十分，彼得愤怒了。这一切难道还不够吗？他又要照顾妻子，还要完成自己极耗时又责任重大的工作。那个护士有什么权利让他失望？

她是个胖胖的十九岁女孩，穿了一身整洁的制服，头发被工工整整地压在了护士帽下面，圆圆的脸蛋上化了些淡妆。他的怒气吓到了她。“对不起。”她怯生生地说。

他侧身让她进来，恨不得揍她一顿。她显然也感觉到了，所以匆匆地走了进去。

他跟着她走进了客厅。“你倒有时间梳头化妆。”

“我道过歉了。”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工作有多重要吗？你有时间和男人打情骂俏，怎么没时间准时上班？”

她紧张地看了看他枪套里的枪，生怕他会突然朝自己开枪。“车来晚了。”她的声音在发抖。

“坐早一班车，你这头懒猪！”

“哦！”她好像马上就要哭了。

彼得走开了，心里真想在她的胖脸上扇一巴掌。可如果她一走了之，他的麻烦会更大。他穿上夹克走向大门口。“永远不要再迟到！”他喊了一句，然后便愤然离去。

走出大楼，他冲上了一辆开往市中心的电车，点了根烟猛吸了两口，想尽快冷静下来。下车的时候他心中依然还有怒气，可一看到那栋现代的警察局大楼，心里就舒服了很多：那栋方正的矮楼让人感到一股力量，白色的石材代表了纯洁，而整齐排列的窗户则象征着秩序与公正。他穿过了昏暗的前厅。建筑的中间藏着一个露天的大花园，花园是方形的，外围是一圈人行道，道路两旁竖着柱子。彼得穿过花园走进了自己的部门。

刚一进办公室，彼得就看到了康斯特布尔・蒂尔德・叶斯帕森警官——局里为数寥寥的几个女探员之一。她的丈夫也是一位警官，却英年早逝。在科里，她的英勇机智绝不输给任何一个男警察。彼得经常让她参加监视工作，因为比起男人，女人更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很有魅力，长了一双碧蓝的眼睛，头发卷曲。她矮小而丰满的身材在女人看来可能有些嫌胖，但对男人来说却恰到好处。“车晚了？”她同情地问。

“没有。英格的护士迟了十五分钟。那个草包。”

“哦，真不幸。”

“有什么新情况吗？”

“恐怕是的。布劳恩将军正和朱埃尔谈话呢。他们说让你来了之后过去找他们。”

真是糟糕透顶：布劳恩偏偏选了彼得迟到这天过来。“可恶的护士。”他咕哝了一句，便径直向朱埃尔的办公室走去。

朱埃尔挺直的身板和凌厉的蓝眼睛完全符合他的海军出身。出于礼貌，他正在用德语和布劳恩对话。受过一定教育的丹麦人都可以用德语和英语对话。“你去哪儿了，弗莱明？”他问彼得，“我们一直在等你。”

“对不起。”彼得同样用德语回答说。他并没有解释自己迟到的理由：在他看来，找借口是令人屈辱的事。

布劳恩将军大概四十多岁。他年轻的时候应该算英俊，但在一次爆炸中，他不仅失去了一个肺，下巴也被炸掉了，右半边脸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为了弥补自己外表的缺憾，他永远都穿着整洁无瑕的军装，还有配套的长靴，并佩戴带皮套的手枪。

他谈话时通常温文有礼，声音低得像是耳语。“请看看这个，弗莱明探员。”他把几张报纸摊在了朱埃尔的办公桌上，每份报纸上都是一样的报道。彼得已经看到过这个故事了：丹麦黄油短缺，因为德国运走了所有的黄油。这些报纸包括《多伦多环球邮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洛杉矶时报》，当然还有那份丹麦的地下报纸《事实》。和旁边的报纸一对比，《事实》显得格外的寒酸幼稚，可它才是原稿，其他的报纸都在转载它的文章。这是媒体宣传的一次胜利。

朱埃尔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报纸印刷者的名单。”他自信的口气让彼得很生气，就好像是他——而不是他的祖辈——在克厄湾击退了瑞典海军似的。“我们当然可以把他们都抓起来。但我还是情愿先不理他们，只是保持监视。如果他们做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比如炸毁一座桥之类的，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去逮捕谁了。”

彼得觉得他简直蠢极了。现在就应该把他们抓起来，这样他们就不会去炸大桥了。但之前他已经和朱埃尔争论过这件事，现在也只能缄口不言。

布劳恩说：“如果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丹麦，那么你的做法还可以接受。但是这样的报道已经传遍全世界了！柏林很生气。我们实在不希望进行高压政策。到那时盖世太保会踏平全城，把那些制造麻烦的人揪出来，扔到监狱里去。真要是到那一天，上帝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

彼得心里在偷笑。这条新闻的结果恰恰是他想要的。“我已经在查这件事了，”他说，“美国的报纸都是从路透社得到的消息，而路透社是在斯德哥尔摩得到的线索。我想《事实》是被偷运到了瑞典。”

“很好！”布劳恩说。

彼得偷偷地看了朱埃尔一眼，后者看上去很生气。他应该生气。彼得本来就比他这个上司更出色，而这次事故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两年前，这个位置空缺时，彼得也递交了申请，但最终还是被朱埃尔抢走了。彼得比朱埃尔年轻几岁，但却战功累累，成功破获了很多案子。但是朱埃尔属于一个所谓的都市精英圈，他们都出身名校。在彼得看来，这些人肯定是把最好的职位留给了自己人，而把那些有才华的圈外人排斥在外。

朱埃尔说道：“但是报纸是怎么被偷运出去的呢？所有的包裹都要接受检查。”

彼得犹豫了。他希望一切确凿之后，再把消息公布出去。但布劳恩此刻就站在他面前，这不是含糊其辞的时候，此时不说，更待何时。“我得到了一个消息。昨晚我和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探员朋友通话，他仔细地盘查了通讯社。他认为是从柏林经停哥本哈根再飞去斯德哥尔摩的汉莎航空飞机把报纸运过去的。”

布劳恩兴奋地点了点头。“所以我们只要搜查每一架在哥本哈根降落的飞机，就能得到最新的刊物了？”

“是的。”

“今天有飞机吗？”

彼得的心沉了下去。这不是他想要的。他希望在行动前能够再证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很感激布劳恩的积极态度——这和朱埃尔的懒惰和谨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时候，他不应该太过保守。“是的，几小时后就到。”他掩饰住了自己的担忧。

“那就行动吧！”

鲁莽会毁掉一切。彼得不能让布劳恩来领导这次行动。“我能提一个建议吗，将军？”

“当然。”

“我们应该小心行动，避免打草惊蛇。请让一组探员和德国警官在这里，等到最后时刻再行动。等旅客们都已经集合在一起，大家再进去。我会一个人到凯斯楚普机场进行秘密部署。等旅客寄好行李、飞机降落并加油之后，他们就逃不掉了——这时大部队就可以出现了。”

布劳恩理解地笑了。“你怕一大堆德国兵闯进去破坏了整个行动。”

“不，长官。”彼得毫无表情地回答道。占领者自嘲的时候，你最好不要附和。“让您部下参与也是这个计划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可能要对德国公民进行讯问。”

布劳恩又重拾了之前严肃的表情，他的冷幽默没得到效果。“确实如此。”他说完，便走向门口准备离开，“你们准备就绪后，随时给我消息。”他走了。

彼得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下来。至少他又得到了控制权。他唯一的担心是布劳恩的热情会迫使他太快采取行动。

“找到偷运线索这件事做得很好。”朱埃尔的态度带着些屈从，“好警探就该这样。但如果你能在告诉布劳恩之前先和我沟通一下就更好了。”

“对不起，长官。”彼得说。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昨天他在和瑞典的警探通话时，朱埃尔已经离开了。但彼得从不找借口。

“好吧，”朱埃尔说，“组织一支队伍，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之后就去机场吧。等旅客准备登机，就给我打电话。”

彼得离开了朱埃尔的房间，回到了蒂尔德的办公桌旁。她穿了一件夹克，里面是一件衬衫，下面穿了一条浅蓝色的百褶短裙，看上去就像是油画中的法国少女。“怎么样？”她问。

“我迟到了，不过还是将功补过了。”

“不错嘛。”

“今天早晨要到机场去执行任务。”他告诉她说。他知道自己会选哪些探员。“本特・康拉德、佩德・德莱斯勒，还有克努特・埃勒加德会跟我一起。”康拉德中士是个极端亲德派，康斯特布尔、德莱斯勒和埃勒加德探员则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立场或是爱国心，但都是服从命令且办案能力很强的警察。“我希望你也一起来，如果你愿意，因为可能有女客需要搜身。”

“当然。”

“朱埃尔会跟你们介绍基本情况。我要直接去凯斯楚普机场。”彼得向门口走去，又突然转过身来问，“小斯蒂格怎么样？”蒂尔德有一个六岁大的儿子，她上班的时候，孩子就由祖母照料。

她笑了：“他很好，现在都能看书了。”

“说不定哪天他就成了警察局局长。”

她的脸一沉：“我可不希望他当警察。”

彼得点了点头。蒂尔德的丈夫是在逮捕一批走私犯时殉职的。“我理解。”

她又辩驳了一句：“你希望你的孩子当警察吗？”

他耸了耸肩：“我没有孩子，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

她望着他，眼神深邃：“未来的事，谁说得清。”

“倒也是。”他不想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谈这个，“等我电话。”

“行。”

彼得选了一辆警局里没车牌的黑色别克，它最近才装了收发两用无线电设备。他开出城，穿过一座桥，来到了凯斯楚普机场所在的阿迈厄岛。今天天气很好，路边的沙滩上人头攒动。

这身保守的条纹西装和低调的领带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商人或律师。他没拿提包，但为了看上去更可信，他带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放了几张废纸。

快到机场时，他感到有点紧张。如果他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那么他可以弄清楚是否每一架飞机都会进行非法运输，或者还是只有几架。他今天或许会一无所获，而他们的任务却有可能让颠覆性组织提高警惕。他们可能会改换航线。那么一切都要重新来过。

机场只有一条跑道，跑道的一侧有几栋低矮的建筑物。机场有德国士兵进行严密的守卫，不过民航飞机依然由丹麦航空运输公司、瑞典航空公司以及汉莎航空管理。

彼得将车子停在了机场控制室外。他告诉秘书说他来自政府的航空安全部门，结果很快就被请了进去。控制室的负责人瓦尔德是一个矮个子男人，他满脸堆笑地接待了彼得。彼得亮出了警徽。“一会儿我们要查一下汉莎航空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他说，“布劳恩将军已经批准了这次行动，他一会儿也会过来。我们要准备好一切。”

那位经理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他想打电话，可彼得却用手挡住了那部话机。“不，”他说，“不要预先通知任何人。你有在这里登机的旅客名单吗？”

“我秘书有。”

“让她拿进来。”

瓦尔德把秘书唤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把它递给了彼得。

彼得问：“飞机会准点到达吗？”

“是的。”瓦尔德看了看表，“还有四十五分钟。”

时间充足。

如果只是搜查那些在丹麦登记的旅客，那么只需要彼得一个人就够了。“请你打电话告诉飞行员，今天所有人都不能下飞机，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

“没问题。”

他看了看秘书拿来的那张名单。上面只有四个名字：两个丹麦男人，一个丹麦女人，还有一个德国男人。“乘客现在在哪儿？”

“应该正在办理登机手续。”

“把他们的行李都拿来，在我们搜查过之前，不要运上飞机。”

“没问题。”

“乘客在登机前也要搜身。除了乘客和行李，还有些什么东西要运上飞机？”

“咖啡和三明治，还有一包信件，当然还要加油。”

“食物和饮料都要检查，当然还有邮包，另外我的同事会监督加油。”

“好的。”

“现在就去通知飞行员吧。所有乘客都办完手续之后就来候机室来找我。不过——请尽量保持低调，不要让别人看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瓦尔德出去了。

彼得来到了出发区域，仔细地回忆了一下自己有什么遗漏。他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打量着其他乘客，不知道他们之中哪个人的行程会就此结束。今天上午有飞往柏林、汉堡、挪威首都奥斯陆、瑞典南部城市马尔莫、丹麦度假岛屿博恩霍尔姆岛的飞机，他很难确定在座的乘客中哪些是飞去斯德哥尔摩的。

房间中只有两个女人：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穿着考究的白发女人。那位年长的女士有可能是偷运者，彼得想道：这样的外表恰恰可以避免他人的怀疑。

有三个乘客穿着德国制服。彼得看了一下他手中的清单：单子上的德国男人叫范・施瓦茨克夫，是一名上校。眼前这三个人中只有他是上校军衔。但德国军官会偷运丹麦地下报纸？这实在太离谱了。

其他的男人都和彼得一样，穿着西服套装，打着领带，帽子搁在大腿上。

他一边假装不耐烦地等飞机，一边仔细留意着每个人的动向，想看看是否有人预感到了有什么不对。有几个乘客看上去有些紧张，但可能也只是害怕飞行。彼得想看看有没有人偷偷扔掉什么包裹，或是在这间候机室里藏什么东西。

瓦尔德又出现了。看他的样子好像非常高兴，他说：“四个乘客都办完手续了。”

“很好。”要开始了，“告诉他们汉莎航空希望向他们表示欢迎，把他们带到你的办公室去。我也会过去。”

瓦尔德点了点头，走向了汉莎航空的服务台。他在广播召唤斯德哥尔摩的乘客时，彼得走到了一部公用电话旁边，打给了蒂尔德，告诉她一切已经准备就绪。瓦尔德将那四位乘客带去了办公室。彼得跟着走了进去。

他们走进瓦尔德的办公室之后，彼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向那位德国上校展示了警徽。“我奉布劳恩将军之命来执行任务，”他为了阻止大家反对，提前说道，“他一会儿就会过来向你们解释一切。”

那位上校看上去很生气，不过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其他三位乘客——那位白发老太太，还有两位丹麦商人——也保持了沉默。彼得靠在墙上，看着他们，试图发现任何会露出痕迹的行为。每个人都带了一件行李：老太太带了一个大手提包，军官拿的是一个薄薄的文件夹，商人则提着公文包。他们都有可能携带非法报纸。

瓦尔德轻松地说：“需不需要给您倒一杯咖啡或者是茶？”

彼得看了看表。来自柏林的飞机应该已经抵达。他向窗外望了望，刚好看到了那架飞机。那是一架容克Ju-52三引擎飞机——真是个丑陋的家伙，他想。它的表面凹凸不平，像是房檐一样，第三个引擎从机头伸出，好像一个猪鼻子。不过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以缓慢的速度滑翔，总还是会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它着陆后向登机口滑去。舱门开了，机组人员扔下了轮挡，机修工将它们顶在了机轮前。

乘客们正在喝代用咖啡的时候，布劳恩和朱埃尔带着彼得选的另外四个探员到了。

彼得仔细地监督探员们清空了那些男士的公文包和老太太的手提包。间谍很有可能会将非法出版物放在随身的行李中，到时候这个叛徒可以争辩说自己只是想在飞机上看。不过这样的解释恐怕也救不了他。

但这些行李中并没有任何违禁刊物。

蒂尔德带着那位老太太去了另一个房间搜身，而另外三位男士则在这个办公室里脱去了衣服。布劳恩把上校的全身上下都拍打了一遍，康拉德则检查了那两个丹麦人。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

彼得大失所望，但他还是安慰自己：那份刊物也有可能在他们托运的行李中。

乘客被请回了候机室，但依然不能登机。他们的行李被一字排开地摆在候机楼外的停机坪上：两个崭新的鳄鱼皮箱子显然属于那位老太太，一个粗呢行李包很可能是德国上校的，还有一个棕色皮箱，以及一个廉价的瓦楞纸箱。

彼得坚信自己可以在这些箱子里找到一份《事实》。

本特・康拉德从乘客那里拿到了行李的钥匙。“我猜是那个老女人，”他说，“我看她就像犹太人。”

“打开箱子吧。”彼得说。

康拉德打开了所有的行李箱。彼得开始挨个搜查，朱埃尔和布劳恩在后面看着他；窗户的另一边，候机厅的旅客们也在好奇地往外看。他想象着自己找到报纸后向每个人展示的胜利瞬间。

那个鳄鱼皮箱子里装满了昂贵的衣服。彼得把它们都扔在了地上。粗呢包则装了刮胡子的用具、内衣裤，还有一件折叠整齐的制服衬衫。商人的棕色皮箱里既有文件，也有衣物。彼得非常仔细地查看了那些文件，但没有一张是报纸或任何值得怀疑的东西。

他最后才去看那个瓦楞纸箱，心想那个穷商人做间谍的可能性应该最大。

箱子一半都空着。里面有一件白衬衫和一条黑领带，这倒印证了这个人的证词：他要去参加葬礼。另外还有一本旧的黑皮《圣经》。没有报纸。

彼得开始怀疑自己的担心会不会已成现实：今天或许真的不应该行动。他痛恨自己的草率。他控制着情绪，一切还没有结束。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折叠刀，把刀尖插进了老太太昂贵的皮箱的内衬里，在白色的丝绸上划了一个大口子。他听到朱埃尔惊讶地叫了一声。彼得把手伸了进去。但不幸的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接着他又划开了那个商人的皮箱内衬，结果还是一样。穷商人的纸箱没有内衬，里面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藏东西的地方。

彼得感到自己的脸因为灰心和尴尬而涨红了。他用刀拆开了那位军官箱子底部的缝线，把手伸进去摸了一通。依然是一无所获。

他抬头看了看布劳恩、朱埃尔和其他探员，他们都在盯着自己，脸上既有惊讶，也有恐惧。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有点疯狂了。

见鬼去吧。

朱埃尔慢吞吞地说：“或许你的信息是错的，弗莱明。”

那岂不正合你意，彼得满心憎恶地想道。但一切还没结束。

他看到瓦尔德正站在候机室里往这边看，便向他示意让他过来。那个男人看到乘客们的行李时，带着笑的脸瞬间僵住了。“邮包呢？”彼得问。

“在行李室。”

“那你还在等什么？拿过来啊，白痴！”

瓦尔德跑开了。彼得满脸厌恶地指着这些行李，冲他的下属们说道：“把这些东西清走。”

德莱斯勒和埃勒加德草草地把行李箱收好。一个行李运送人员走了过来，准备把它们运到那架容克上。“等等。”那个男人在拿箱子的时候彼得说道，“搜他。”康拉德在搜身后依然什么都没发现。

瓦尔德把邮包送了过来。彼得将所有信件都倒在了地上：每个信封上都盖了通过检查的邮戳。其中只有两个信封可以装得下一张报纸，一白一棕。他打开了那个白信封。里面是六份法律文件，应该是合同之类的东西。棕信封里是哥本哈根一家玻璃制品厂的产品名录。彼得生气地骂了一句。

有人推来了食品推车，让彼得检查。车上放了一托盘三明治和几壶咖啡。这应该算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把咖啡全都倒在了地上。朱埃尔嘟囔了一句，想表示没这个必要，但彼得已经歇斯底里了。他掀开食物托盘上的纸巾，在三明治底下翻找。还是一无所获。他害怕了。最后，他拿起托盘，把三明治全都倒在了地上，然而托盘底下只垫了一张薄薄的餐巾。

他意识到自己将会承受奇耻大辱，这让他更加恼火了。

“开始加油吧，”他说，“我来监督。”

一辆油罐车驶向那架容克飞机。侦探们熄灭了香烟，看着燃油从机翼处被注入飞机的油箱中。彼得知道这是在做无用功，但他依然坚持要留在这里，表情木讷——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办。飞机上的乘客们从窗子里好奇地看着外面发生的事，他们一定在想，为什么一个德国将军和六个普通市民要观察飞机加油的过程。

加油完毕，油箱盖儿合上了。

彼得不知道如何让飞机延迟起飞。他判断失误。而现在他倒像是个傻瓜。

“让乘客登机吧。”他强压着怒火命令道。

他回到了候机室，心中的屈辱已经升至了极点。他真希望能掐死谁来解解气。他在布劳恩将军和他的顶头上司朱埃尔面前扮演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傻瓜。任命委员会一定会庆幸他们选了朱埃尔而不是他来担任这个职位。而朱埃尔也可以借这次事情把他调去那些低层次的部门，比如交通科。

他站在候机室里，看着飞机起飞。朱埃尔、布劳恩，还有其他几个探员在那里等着他。瓦尔德就站在旁边，希望表现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他们目送那四个愤怒的乘客登上了飞机。地面工作人员移开了轮挡，把它们扔上了飞机。舱门关闭了。

飞机开始移动。彼得突然灵机一动。“让飞机停下。”他向瓦尔德命令道。

朱埃尔说：“看在上帝的份上……”

瓦尔德看上去就要哭出来了。他转向布劳恩将军：“长官，我的乘客……”

“让飞机停下！”彼得重复道。

瓦尔德仍然在向布劳恩求救。片刻之后，布劳恩点了点头：“照他说的做。”

瓦尔德拿起了听筒。

朱埃尔说：“上帝，弗莱明，你最好是对的。”

飞机在跑道上转了180度，回到了它原先的位置。舱门开了，轮挡又被扔了下来。

彼得带着其他几名同事跑到了停机坪上。螺旋桨慢慢地停下来了。两个穿着制服的男人正要将轮挡塞进飞机的主轮下面。彼得对其中一个人说：“把那个轮挡给我。”

那个人看上去有些害怕，不过还是照他说的做了。

彼得从他手里拿过了轮挡。那是个一英尺高的三角形木块——又脏又重又结实。

“还有那个。”彼得接着说。

那个机修工蹲在机身下，拿起了另一个轮挡递给了他。

这个轮挡看上去一模一样，但却轻了很多。彼得把它翻过来，看到那东西的底部有一个滑盖，拉开滑盖，里面是一个用油布包得整整齐齐的包裹。

彼得满意地叹了一口气。

机修工转身想跑。

“拦住他！”彼得喊道，但其实没有必要。那人避开了在场的男人，想从蒂尔德那边逃走——他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地撞开她。但蒂尔德像舞蹈演员一样灵活，一个侧身，给他让开了路，同时伸脚一绊，那个人瞬间飞了出去。

德莱斯勒扑到他身上，拖住他的脚，然后从后面绑住了他的双手。

彼得冲埃勒加德点了点头。“把另一个机修工也抓起来。他肯定知情。”

之后彼得又把目光转回到那个包裹上。他打开油布，里面是两份《事实》。他把报纸交给了朱埃尔。

朱埃尔看了看报纸，又抬头看了看彼得。

彼得带着期待的目光望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等他开口。

朱埃尔闷闷地说了一句：“干得好，弗莱明。”

彼得笑了：“这是我该做的，长官。”

朱埃尔走开了。

彼得对探员们说：“把那两个机修工都铐起来，带去总部审问。”

包裹中还有一叠订在一起的纸。上面写满了五个一组的字母，没有任何含义。他先是有些困惑，然后突然意识到这次胜利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

这是密码情报。

彼得将这些纸递给了布劳恩。“我想我们发现了一个间谍网，将军。”

布劳恩看着这些纸，脸一下子白了。“上帝啊，你是对的。”

“德军应该有解码部门吧？”

“当然。”

“那就好。”

5

一辆两匹马的旧式马车在科斯坦村车站接上了哈罗德・奥鲁夫森和提克・达克维茨。提克解释说这辆马车已经在谷仓里面放了很多年，在德国人颁布了限油令之后，又重新启用了。车身一看就是重新漆过的，但马却显然是从农场借来的普通役马。马夫看上去很不自在，恐怕犁地对他来说更得心应手些。

哈罗德不太清楚为什么提克要邀请他来度周末。“三个臭皮匠”虽然是七年的同学加朋友，却从来都没到彼此家做过客。这次或许是因为哈罗德在班上表现出强烈的反纳粹情绪？提克的父母可能很好奇为什么牧师的儿子会这么关心对犹太人的迫害。

他们穿过了只有一间教堂和一个小酒馆的小村庄，之后便转入了由两头石狮子“把守”的车行道。马车向前走了大概半英里之后，哈罗德看到了一座童话般的城堡，城堡外环绕着围墙，旁边还有角楼。

丹麦有成百上千座城堡。哈罗德有时候会为此感到欣慰。虽然这里是个小国家，但在历史上它并非是一个会轻易向邻国屈就投降的懦夫。这里或许还存留着一些维京人的精神。

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堡已经成了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还有一些则与农民们建的村舍无异；另有一类城堡介乎于这两者之间，所有者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富有的家庭。科斯坦庄园——这座与村庄同名的城堡——就属于这一类。

在这座建筑面前，哈罗德感到有些自卑。他知道达克维茨的家里非常富有——提克的爸爸和叔父都是银行家——但他并没有想得这么具体。他实在不知道一会儿应该如何表现才算是得体。牧师家的生活与眼前的情境差别实在太大了。

马车停在了那座如同天主教教堂般恢弘的建筑门口。现在是周六傍晚。哈罗德拿着自己的小箱子走进了宅子的大门。大理石装饰的大厅里摆满了古董家私、装饰花瓶、小雕像，还有巨幅的油画。哈罗德一家一直严奉“第二诫”生活，“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因此，牧师家中没有任何图片或画作（不过哈罗德知道母亲曾经在他和亚恩还是婴儿时偷拍了照片，他在母亲的抽屉里看到过）。达克维茨家里的华丽装饰让他感到略微有些不舒服。

提克把他带到了楼上的一间卧室里。“这是我的房间。”他说。这里没有大师的作品或是中国花瓶，是个典型的十八岁男孩的卧室：足球，一张玛琳・黛德丽的性感照片，还有一张宾尼法利纳设计的兰旗亚轿车的广告招贴。

哈罗德拿起了一个相框，这是提克和一个同龄女孩的合照。“你女朋友？”

“我的双胞胎妹妹，卡伦。”

“哦。”哈罗德好像记得提克有个双胞胎姐妹。照片里她要高过提克。那是一张黑白照片，但看得出，她的肤色和发色要更浅些。“显然你们不是同卵双胞胎，她比你好看多了。”

“同卵双胞胎的性别是一样的，白痴。”

“她在哪儿上学？”

“丹麦皇家芭蕾舞团。”

“我不知道他们居然还有学校。”

“如果你想进舞团，就得上他们的学校。有些女孩从五岁就开始学了。他们也学普通的课程，同时还跳舞。”

“她喜欢吗？”

提克耸了耸肩：“她说那儿很苦。”他打开了门，带着哈罗德经过了浴室，来到了另一间小一些的卧房，“如果没问题，你今晚就住这里吧。”提克说，“我们可以共用一个浴室。”

“好。”哈罗德把箱子放在了床旁边。

“还有更大的房间，但离我很远。”

“还是这儿好些。”

“来和我妈妈打个招呼吧。”

哈罗德跟着提克走进了一层的走廊。提克敲了敲门，推开了一条缝朝里面说道：“妈妈，想见见两位绅士吗？”

一个声音回答说：“进来吧，约瑟夫。”

哈罗德随着提克一起走进达克维茨太太漂亮的卧室。房间里挂满镶了框的照片。提克的母亲和他看上去很像，两个人都是黑眼睛，只是她身材矮胖，提克却很瘦。她大约四十岁的年纪，不过头发已经花白了。

提克做了一下介绍，哈罗德弯了弯身子，和达克维茨太太握手行礼。达克维茨太太请他坐下，询问了一下学校里的事。她是个很可爱的女人，和她讲话很轻松。哈罗德对这个周末的担忧渐渐舒缓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说：“去准备一下，晚餐时间快到了。”两个男孩回到了提克的房间。哈罗德紧张地问：“你们吃晚餐不会要穿得很正规吧？”

“你的外套和领带就可以。”

哈罗德也只有这个可以穿了。学校的套装、裤子、大衣、帽子，再加上运动服，对于奥鲁夫森一家来说已经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了，因为随着哈罗德逐渐长高，这些衣服每年都要更换。除了冬天的毛衣和夏天的短裤之外，他再没有其他的衣服了。“你穿什么？”他问提克。

“黑夹克和灰绒裤。”

哈罗德很高兴自己带了一件白衬衫。

“你想先洗个澡吗？”提克问。

“好啊。”饭前洗澡对哈罗德来说有点奇怪，不过他告诉自己这是学习富人生活的好机会。

他在浴缸里洗了头，在外面刮了胡子。“你在学校可不会一天刮两次胡子。”哈罗德说。

“妈妈很麻烦。而且我的胡子又很黑。她说我晚上要是不刮胡子，看上去就像是个矿工。”

哈罗德穿上了他的干净衬衫和校服西裤，然后回到房间里，对着梳妆台的镜子把自己湿漉漉的头发梳理整齐。他正在梳头的时候，一个女孩没敲门就走了进来。“嗨，”她说，“你一定就是哈罗德。”

这就是相片里的那个女孩，但那张黑白照片对她实在不够公平。她的肌肤洁白如雪，眼睛碧绿，一头铜红色的卷发柔顺而光亮。她身材高挑，穿了一件深绿色的裙装，走进来的时候仿佛是一个轻飘飘的幽灵。那女孩轻松地搬起了一张椅子，把它调转朝向哈罗德，然后坐了下来。她跷起腿，问道：“对吗？你是哈罗德吧？”

他一阵语塞。“是的，我是。”他突然想到自己还光着脚，“你是提克的妹妹。”

“提克？”

“这是约瑟夫在学校的外号。”

“哦，我叫卡伦，没有外号。我听说了你在学校的事。我觉得你做得很对。我恨死纳粹了——他们以为自己是谁！”

提克出现在了门口，身上裹着一条毛巾。“你就不能尊重一下男士的隐私吗？”他问。

“不，我不能。”她反驳说，“我想喝鸡尾酒，但他们说餐桌上至少要有一位男士才能上酒。我觉得这些佣人完全是在自定规矩。”

“你先把头转过去待一会儿。”提克说完之后便解掉了毛巾，这让哈罗德吃了一惊。

卡伦完全不在乎她哥哥的裸体，根本没有转头的意思。“你怎么样，黑眼睛矮人？”她边看着提克穿衣服边亲切地问。

“我挺好，不过考完试以后会更好。”

“你要是不及格怎么办？”

“我估计我会在银行工作。爸爸会让我从底层做起，给低级职员倒墨水。”

哈罗德对卡伦说：“他不会不及格的。”

她转头回答：“我想你也应该挺聪明吧，和约瑟夫一样？”

提克说：“事实上他比我聪明多了。”

哈罗德没法否认。他不好意思地问：“芭蕾舞学校什么样呢？”

“就像是服兵役和蹲监狱的交集。”

哈罗德着迷地看着卡伦。他不知道应该把她看作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神。她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和哥哥斗嘴，然而尽管如此，却依然保持着不同于众的优雅。就算此刻坐在椅子上，手舞足蹈地聊天，或是指着谁说话，又或是把下巴放在手背上，她都像是在跳舞。她的动作永远那么和谐。但优雅的姿势并没有让她变得呆板，哈罗德愣愣地望着她脸上的表情。她的嘴唇饱满，笑容明媚，有一边嘴角挑得更高些。事实上她的脸稍稍有点不规则，鼻子不是很直，下巴也有些不对称——但整体的效果却很漂亮，可以说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孩。

“你最好把鞋穿上。”提克对哈罗德说。

哈罗德回到自己的房间，穿戴整齐。他回到提克的卧室时，提克已经穿好了白衬衫和黑外套，还打了一条黑色的领带，看上去非常利落。哈罗德突然感到自己的制服实在太学生气了。

哈罗德和提克跟着卡伦走下楼。他们来到了一间有些凌乱的长方形房间，里面摆了几张大沙发、一架钢琴，还有一只老狗趴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这里的轻松气氛和之前大堂中的古板保守形成了对比——不过墙壁上依然挂满了各种油画。

一个穿着黑裙子、戴着白围裙的年轻女子问哈罗德想喝点什么。“和约瑟夫一样就可以了。”他回答说。哈罗德家里没有酒。在学校，毕业班的男生每个周五的晚上可以喝一杯啤酒。哈罗德从来都没有喝过鸡尾酒，甚至都不知道鸡尾酒是什么。

为了不让自己闲着，他弯下身子拍了拍那只狗。那是一只赤毛塞特犬，身子又瘦又长，姜黄色的长毛中间已经夹杂了丝丝灰色。它睁开了一只眼睛，摇了一下尾巴，以感谢哈罗德对它的关注。

卡伦说：“这是托尔。”

“雷神的名字。”哈罗德笑了。

“很傻吧，我觉得也是，是约瑟夫给它起的。”

提克反对说：“你要叫它金凤花！”

“我那时候才八岁！”

“我也是。而且‘托尔’这名字一点都不傻。它放屁的时候就像是打雷。”

提克正说着，提克的父亲走了进来。他和托尔长得太像了，哈罗德差点笑出来。达克维茨先生高高瘦瘦的，穿了一件天鹅绒的短上衣，戴了一个黑色的领结，红色的卷发也已经花白。哈罗德站起身来和他握了握手。

达克维茨先生对他的态度和托尔一样友好而懒散。“很高兴能见到你。”他语调缓慢地说，“约瑟夫总是提起你。”

提克接话道：“现在你已经见过我们全家了。”

达克维茨先生对哈罗德说：“学校的一切还顺利吧，在上次你发火之后？”

“我没受罚，这挺奇怪的。”哈罗德回答说，“之前只因为我说一个老师‘胡扯’，就被罚剪草坪。这次我对艾格先生的态度要糟糕得多，但艾斯——我们的校长——只是告诉我，如果我能平静地提出问题，效果要好得多。”

“他这是以身作则啊。”达克维茨先生笑着说，哈罗德这才意识到艾斯可能确实是这个意思。

卡伦说：“我觉得艾斯不对。有时候你必须用这种方式让对方听你的观点。”

哈罗德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他当时就应该这样对艾斯说。卡伦真是既聪明又漂亮。不过他一直都想问达克维茨一个问题，现在终于有机会问了：“先生，您不担心纳粹有可能会对您采取什么行动吗？”

“我担心。但丹麦不是德国，德国人看来首先把我们视为丹麦人，其次才是犹太人。”

“只是到现在为止。”提克说。

“是的。但问题是我们有什么选择？我想我可以到瑞典出一趟公差，在那儿申请去美国的护照。但整家人都搬走太困难了。而且我得把很多东西都留在这儿，我曾祖父创建的生意，我的孩子们出生的房子，我用一生时间收藏的油画……这样想来，恐怕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留在这里，期待能有好运了。”

“而且我们也不是开小店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恨纳粹，但我们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呢？”

哈罗德觉得她的看法很傻。“纳粹可以为所欲为——你现在应该已经看出来了。”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

“哦，是吗？”卡伦冷冷地反问道。他意识到自己得罪到她了。

他本来想解释乔基姆叔叔已经受到了迫害，但就在这时，达克维茨太太来了。他们开始谈起皇家芭蕾舞团最近演出的《林中仙子》。

“我喜欢它的音乐。”哈罗德在收音机里听过，而且可以用钢琴弹奏其中的一小部分。

“你看过那段芭蕾舞吗？”达克维茨太太问道。

“没有。”他很想表示自己看过很多芭蕾舞，可却只是没有看过这一部。但他意识到在这样的家庭面前很容易露馅。“说实话，我从来没去过剧院。”他承认道。

“真悲惨。”卡伦高傲地说。

达克维茨太太责备地看了她一眼：“那卡伦应该带你去看一次。”

“妈妈，我很忙，”卡伦反对道，“我正在准备做主角替补呢。”

哈罗德听到她的拒绝，感到很受伤害，但他想，她应该是因为他刚刚关于纳粹的观点而在惩罚他。

哈罗德喝光了杯子里的酒。他喜欢鸡尾酒那种苦中带甜的味道，那酒让他感到放松，然而却也让他有点口无遮拦了。他很后悔自己冒犯了卡伦。现在她突然对他冷淡了下来，不过这更让他意识到自己有多喜欢她。

帮大家斟酒的那个女仆宣布晚餐已经就绪，并打开了通向餐厅的门。他们穿过大门，坐在了一张长桌前。女仆拿来了一瓶红酒，哈罗德拒绝了。

他们喝了蔬菜汤，吃了白汁鳕鱼，还有肉汁羊排。虽然现在食物都是定量配给的，但他们依然吃了很多东西。达克维茨太太解释说，这些食材大部分都来自农庄。

整个晚餐过程中，卡伦都没有直接和哈罗德说过一句话，每次开口也都只是对所有人泛泛而谈。就算是他问她什么问题，她回答的时候眼睛也不会看着他。哈罗德很不开心。她是他见过的最可爱的女孩，可他在几小时的时间里就站到了她的对立面。

后来，大家又回到了客厅。哈罗德终于喝到了真正的咖啡。他实在想知道达克维茨太太是在哪儿买到的。这咖啡细得像金沙一般，不可能是来自于丹麦的哪个园子。

卡伦去阳台吸烟了。提克解释说，他们的父母很保守，不喜欢看到女孩子吸烟。这个女孩喝鸡尾酒、抽香烟时的那种成熟风韵让哈罗德心中萌生了一种敬意。

卡伦回来了。达克维茨先生坐在了钢琴前，翻开了琴谱。达克维茨太太站在他身后。“贝多芬？”达克维茨太太点了点头。他谈了几个小节之后，她开始唱一首德文歌。哈罗德惊叹不已，歌曲结束后热情地鼓起了掌。

提克说：“再唱一首吧，妈妈。”

“好啊，”她说，“不过一会儿你也要弹一段。”

达克维茨夫妇又演出了一首曲子。之后提克拿出了黑管，吹了一首莫扎特最简单的《摇篮曲》。达克维茨先生回到钢琴前，弹奏了肖邦《林中仙子》中的一段圆舞曲。卡伦踢掉了鞋子，跳了一段自己做替角的舞蹈。

然后，他们便将充满期待的目光转向了哈罗德。

他意识到自己也得表演点什么。可他不会唱歌，只知道几首丹麦的民歌。这样的话就只能弹琴了。“我不太懂古典音乐。”他说。

“胡扯。”提克说，“你经常在你爸的教堂里弹琴，你告诉过我。”

哈罗德坐在了钢琴前。他实在没法在这个上流犹太家庭面前弹路德教会赞美诗。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便弹起了《佩恩托普的布基伍基》。曲子开始时是右手单独演奏的一段颤音，然后再用左手弹奏低音和弦，右手则是一段性感而充满诱惑力的蓝调。没多久，他就忘记了周围的环境，完全沉浸在了音乐中。琴声越来越响，越来越热情，他还学着佩恩托普的样子用英语招呼着：“大家一起来，布基伍基！”

曲子终了，房间中鸦雀无声。

达克维茨先生脸上的表情就仿佛是刚刚吞下了一个烂苹果。连提克都显得很是尴尬。达克维茨夫人说：“我必须要说，这样的曲子还从来没在这个房间出现过。”

哈罗德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达克维茨这样的人家不可能接受爵士乐，他们在这一点上和自己的父亲是一样的。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足够开放。“上帝，”他说，“看来这首曲子不太合适。”

“确实不太合适。”达克维茨先生坦言。

沙发后面，卡伦的目光与哈罗德撞了个正着。他以为她会高傲地冷笑，却没想到她竟调皮地挤了一下眼睛。

再丢脸都值了。

星期天的早晨，他从睡梦中醒来，满脑子都是卡伦的影子。

他希望她还能像昨天一样，到男孩的房间里来聊天，但结果却令他失望了。早餐的时候她也没有出现。哈罗德尽可能不落痕迹地问提克卡伦去了哪儿。提克好像毫不关心，只是说她有可能去练舞了。

早餐之后，哈罗德和提克复习了两个小时的功课。以他们的成绩来说，通过考试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两个人都不想冒险，因为考试的结果将决定他们是否能上大学。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准备到农庄里散一会儿步。

在那条长长的车行道尽头，哈罗德看到了一栋废弃的修道院隐藏在树木后面。“在改革之后，国王占了这座修道院，后来王室在这里住了一百多年，”提克说，“之后科斯坦庄园建起来了，这些老地方也就没人用了。”

他们走进了那座修道院，这里曾经遍布着修士们的足迹。那一个个小单间现在变成了园艺用具的储藏室。“这些东西估计有几十年都没有人看到过了。”提克边说边用脚尖踢了一下前面那个生了锈的铁轮。他打开了一扇门，门的另一边是一个明亮的大房间。窄窄的窗户上面没有玻璃，但整个房子里面干爽而整洁。“这里曾经是宿舍。”提克说，“夏天的时候，在农庄干活的农民会住在这里。”

他们走进了院里的那座废弃的教堂，现在这儿已经变成了杂物室，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儿。一只瘦瘦的小猫瞪着他们，仿佛在质问他们有什么权利闯进它的地盘，瞪了一会儿之后，它就跳到窗户外面去了。

哈罗德揭开了屋子里那辆劳斯莱斯上面盖着的帆布。“你爸爸的？”

“对——在限油令结束前只能放在这儿了。”

房间里还有一张斑痕累累的工作台，上面摆了一把老虎钳，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工具，是之前修车用的。墙角处有一个洗手池，池子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旁边摞着一大堆曾经装肥皂和橙子的木箱。哈罗德拿起一个箱子看了看，看到里面装着好几辆用上了色的罐头盒做的小玩具汽车。他拿起了其中的一辆，车窗上画了司机的脸，侧面的窗户上是侧脸，挡风玻璃上则是正脸。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经非常想要这样一个玩具。他把那辆小车子放回了盒子里。

在对面的角落里，停着一架没有翅膀的单引擎飞机。

哈罗德眼睛一亮。“这是什么？”

“大黄蜂蛾式双翼机【8】，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生产。我爸爸五年前买的，但他甚至都没想过要去学着开它。”

“你上去过吗？”

“上去过。刚买来的时候我们飞过很多次。棒极了。”

哈罗德用手轻触了一下它的螺旋桨。那家伙至少有六英尺长，经过精确数学计算的弧度就如同艺术品一般。飞机微微有些倾斜，起落架已经坏掉了，一个轮胎也扁了。

他摸了摸机身。它的外壳居然是帆布的，哈罗德感到十分惊讶。一大块布套在了它的骨架上，上面还有一些裂口和皱褶。飞机是淡蓝色的，中间有一条黑色的腰线，腰线上下各一条白边。起初它的颜色应该很是鲜艳明快，但现在已经显得晦暗陈旧了，上面蒙了一层厚厚的灰，还有一块一块的油污。它其实是有机翼的！哈罗德这时候才看到——但那对银色的翅膀被收到了后面。

他透过窗户看到了机舱里边。那儿其实和普通的汽车差不多：并排两个座位，正对着木制的操作面板，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按钮。一个座位上的面料已经裂了，里面的填充物都露了出来。估计是有老鼠在这儿筑窝了。

他扭了一下门把手，打开舱门钻了进去，坐在了那张完好的椅子上。控制面板看上去很简单。中间是一个Y字形的操控杆，两边的座位都可以操作。他用手握住操控杆，脚踏踏板。开飞机应该比骑摩托更令人激动吧，哈罗德想道。他想象着自己像一只巨鸟一样直冲云霄，耳旁回荡着引擎的轰鸣。

“你开过吗？”他问提克。

“没有。不过卡伦上过飞行课。”

“是吗？”

“她不够年龄，但技术非常棒。”

哈罗德研究了一下那些控制键。他看到了一对写着“开/关”的按钮，便打开试了试，但飞机却毫无反应。操控杆和踏板都很松，连接线恐怕已经断了。提克说：“去年农场的机器坏了，就拿走了飞机的电线。我们走吧。”

哈罗德真希望能再在这里待上一个小时，可提克已经没了耐心。他只得钻了出来。

他们从后门离开了那间修道院，沿着小路穿过了一片小树林。庄园后面有一片很大的农场。“我出生之前，尼尔森家就把这儿租下来了。”提克说，“他们养猪做培根，乳牛群还得过奖，另外还种了几百英亩的谷物。”

他们围着一片麦子地转了一圈，穿过了四处都是奶牛的牧草地，远远地闻到了猪圈那边传来的味道。在去农舍的土路上，他们看到一辆拖着挂车的拖拉机停在路边，穿着工作装的年轻司机正趴在引擎上不知道在摆弄什么。提克和那个男人握了握手：“嗨，弗莱德里克，怎么了？”

“车熄火了。我本来在送尼尔森先生一家去教堂，”他看了一眼挂车，车上有两排座位，“现在大人们只能走着去教堂，孩子已经被送回家了。”

“我朋友哈罗德是修机器的专家。”

“那就让他看看吧。”

那是部最新型的时髦家伙：柴油发动机，橡胶轮胎，而不是旧式的钢轮。哈罗德弯下身子检查内部的机器状况。“打火后会怎么样呢？”

“你看看就知道了。”弗莱德里克拉动了一个把手。发动机轰鸣，但引擎却带不起来。“我猜它需要一个新油泵。”弗莱德里克失望地摇了摇头，“但我们的机器都没有备用的零件。”

哈罗德怀疑地摇了摇头。他闻得到燃料的味道，这说明燃油泵可以正常工作，只不过柴油机连不到气缸。“能再打一次吗？”

弗雷德里克又拉了一下把手。哈罗德好像看到燃油滤水管有反应了。他趴近了一点，发现气门附近在漏油。他把手伸进去，拧了拧螺母，把整个气门组件从滤清器上取了下来。“问题在这儿，”他说，“这个螺母里的螺丝磨损太厉害了，已经松了。”

弗雷德里克把手伸进自己粗花呢裤子的口袋里：“我这儿有一根粗绳子。”

“可以将就一段时间。”哈罗德把气门装了回去，用绳子把它紧紧地固定在了滤清器上，“再试试。”

弗雷德里克再次拉动把手，引擎启动了。“好吧，是我蠢，”他说，“服了你了。”

“有时间把绳子换成金属线吧。这样你也就不需要再预备配件了。”

“你会在这儿待上一两个星期吧？”弗雷德里克问，“这儿到处都是坏机器。”

“不好意思——我得回去上学。”

“好吧，那祝你好运。”弗雷德里克钻进了车子里，“幸亏遇到你，我还来得及到教堂把尼尔森先生一家接回来。”说完他便开走了。

哈罗德和提克朝着城堡走去。“刚才你可真厉害。”提克说。

哈罗德耸了耸肩。他从记事开始，就能修各种各样的机器。

“老尼尔森特别喜欢这些新发明，”提克又说，“播种机、收割机，甚至是挤奶机。”

“他找得到燃料？”

“可以。只要是为了生产食物就行。但没人能找到富余的零件。”

哈罗德看了看表，他一直盼着在午餐时能见到卡伦。他想问她关于飞行课的事。

他们在村子里的一间小旅馆门前停了下来。提克买了两杯啤酒，他们坐在旅馆外面，享受着中午美好的阳光。街对面是一座红砖小教堂，门口都是来祷告的村民。弗雷德里克又在这里碰到了他们，抬手打了个招呼。他后面坐了四个人。那个身材健硕的白发男人应该就是尼尔森先生，他的肤色棕红，一看就是整日在户外工作的人。

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的男人走了出来，旁边跟着一个贼眉鼠眼的女人和两个小孩子。他充满敌意地看了提克一眼。

旁边那个七八岁大的小女孩大声问：“爸爸，为什么他们不去教堂？”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那个男人回答说，“他们不相信我们的主。”

哈罗德转头看提克。

“那是村里的警察，波尔・汉森。”提克静静地说，“也是这儿的丹麦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

哈罗德点了点头。丹麦纳粹是个很弱的政党。在两年前那次选举中，他们在国会里只得到了三个席位，但德国的占领带给了他们希望。德国人给丹麦政府施压，让他们给纳粹领导人弗里茨・克劳森一个部长职位，但国王立场明确，拒绝了这个提案，结果德国人还是退让了。汉森这样的党员当然十分失望，不过他还是在静候改天换地的那一刻。他们好像很自信，认为属于自己的时代终将到来。哈罗德很怕他们的愿望成真。

提克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回去吃午饭吧。”

他们返回了城堡。可是刚到院子里，却意外地碰到了保罗・柯克，他们的同学麦兹・柯克的表兄，也是哈罗德哥哥亚恩的朋友。保罗穿着短裤，旁边的廊柱上靠了一辆自行车。哈罗德以前见过他几次，便停下了脚步，让提克一个人先回去了。

“你在这儿工作吗？”保罗问他。

“不是，只是来玩的。还没放假呢。”

“收割的时候这里会雇学生帮忙。你这个夏天有什么安排吗？”

“还不知道。去年我在桑德岛工作。”他做了个鬼脸，“结果那儿变成了德国的基地，那时候他们可没告诉我。”

保罗看上去很有兴趣。“哦？什么基地？”

“我猜应该是个无线电站。他们解雇了所有丹麦人之后才去安置那些设备。今年我估计会在渔船上工作，再预习一下大学的课程。我希望能跟着尼尔斯・玻尔学物理。”

“真不错。麦兹一直夸你是个天才。”

哈罗德本来想要问保罗来这里做什么，然而答案却不言自明了。卡伦推着一辆自行车从城堡的侧门走了出来。

那条卡奇色的短裤更凸显了她修长的双腿。她美得简直不可形容。

“早晨好，哈罗德。”她走到保罗身边，亲了他一下。哈罗德心里嫉妒极了，那可是嘴对嘴的亲吻，虽然只是轻轻一吻。“嗨。”她对保罗说。

哈罗德心里很难过。他本来希望能够和卡伦在餐桌上相处一个小时，可她却要和保罗去骑车了，而且这个大她十岁的保罗显然已成为了她的男朋友。哈罗德第一次意识到保罗其实非常英俊，五官端正，笑容迷人，笑起来的时候还会露出两排完美的牙齿。

保罗拉着卡伦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一番。“你真美，”他说，“我真想把你现在的样子拍下来。”

她优雅地笑了笑：“谢谢。”

“可以走了吗？”

“好啊。”

他们骑上了自行车。

哈罗德难受极了。他看着他们在阳光下肩并肩地沿着大道骑走了。“玩得开心点！”他喊道。

卡伦头也没回地挥了挥手。

6

赫米娅・芒特恐怕要被炒掉了。

她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她是个聪明又负责的员工，虽然她有些刻薄，但上司们依然还是将她视为自己团队的财富。可此刻，她的顶头上司赫伯特・伍迪恐怕马上就要让她卷铺盖回家，现在只差等他鼓起勇气了。

MI6的两个丹麦人在凯斯楚普机场被捕了。他们现在正在拘留中，无疑会遭受到拷问。这对于“守夜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伍迪从和平时期起就在MI6工作，是一个老官僚。他需要一个替罪羊，而赫米娅显然是个合适的人选。

赫米娅完全理解他的立场。她已经为英国政府工作了十年，她了解其中的游戏规则。如果伍迪发现自己的部门必须要承担责任，就只能将罪过推到最初级的员工身上。伍迪本来就不太习惯和女人一起工作，所以如果能让男人代替她，岂不更好？

一开始赫米娅也情愿做这个替罪羊。她从来没见过那两个机械工——他们是保罗・柯克招进来的——但整个网络是她一手建立的，她应该对这两个被捕的人负责。此刻，她难受得就像他们已经殉职了一样，完全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而且她的工作对整个战争又有什么意义呢？她只是收集情报而已，而且这些情报根本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那么多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向她传递哥本哈根港口的照片，却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想想也真傻。

但事实上，她也能理解这种常规工作的重要性。在不久的将来，勘察飞机将拍到一个停满了船只的港口，而部队里的指挥者们将会判断这张图片代表了正常的交通往来，还是突然的侵略部署——在那一刻，赫米娅的照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这次迪格比・霍尔的造访让她的工作变得更为紧要了。德国飞机侦察系统可能是他们赢得战争的关键。她想得越多，就越觉得问题的关键就在丹麦。丹麦西岸的地理位置应该是侦察接近德国的轰炸机的理想地点。

MI6里面再没有一个人能比她更了解丹麦的具体情况。她和保罗・柯克私交甚好，保罗也信任她。如果让一个陌生人接任她的工作，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她必须要保住这个位子。而这意味着她要和老板斗智斗勇。

“这是个坏消息。”伍迪坐在办公桌后面责备她说。

他的办公室是由这栋旧房子的一间卧室改造的。墙壁上的花朵和缎面灯罩意味着这里以前应该住着一位女士。可现在，曾经的衣橱变成了一屋子的文件柜，那个可能装了三面镜子的细腿梳妆台如今也变成了金属制的工作台。除此之外，房间里也再没有一个穿着奢华丝绸睡衣的美人，坐着的只是一个身着灰套装、戴着眼镜、五短身材并且自以为是的男人。

赫米娅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镇静些。“毋庸置疑，特工受审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她说，“但是——”她的头脑中出现了那两个勇敢的男人被拷问折磨的情境，感到喉咙都收紧了。她平复了一下心情，“但是我觉得这次的风险很小。”

伍迪怀疑地咕哝了一声：“我们可能要启动质询程序。”

她的心一沉。质询意味着要从其他部门请一位调查员。这个人必须要锁定一个替罪羊，而她无疑将成为最终的人选。幸亏她有所准备。“那两个被捕的人并不知道任何秘密，所以也没办法叛变，”她说，“他们是飞机场的地面工作人员。‘守夜人’的某个队员会将报纸交给他们，让他们运送出境。他们把违禁物放在飞机的空轮挡里面。”即使如此，她知道他们可能会交代一些细节，比如他们是怎样被甄选为特工人员的，整个组织是怎么运作的。如果那个捉捕间谍的人够聪明，他就可以利用这些细节来找到其他的特工人员。

“谁给他们的报纸？”

“马蒂斯・赫兹，陆军中尉。他已经躲起来了。这两个机械工不认识其他任何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安全保障系统很严密，缩小了可能的损失范围。”

赫米娅想，伍迪应该是在预演向他上司汇报的说辞吧。她强迫自己迎合他一次：“是的，长官，这个说法非常正确。”

“但是丹麦警察是怎么发现你的人的呢？”

赫米娅料到了他会这么问，所以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我想问题应该是出在瑞典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