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五章

山西失守的奏报尚未到京，北京先已从外国的电报中，得知详细情形。朝廷大震，言路大哗，翁同和与在京的曾国荃，主张设法转圜求和，但以清议愤激，连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献议，仿照吴长庆朝鲜平乱的办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祸乱方殷的理由，”降旨派两广总督张树声，“统带兵勇，直赴顺化，相机勘定，令该国择贤嗣位。”

此外又派吴大澂帮办广东军务，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听候张树声调遣。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军，足可与法军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请缨气壮的张树声忽生怯意，打了个电报回京，说越南顺化海口，久为法军占据，广东亦并无军舰可以运兵。如果由钦州越十万大山到越南，路僻难行，仍旧打算绕道广西龙州出镇南关。同时李鸿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广东。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统带的七艘兵舰，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作借口，提出异议。

这一下，不惜一战的计划，大大打了个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战守大计，关键是在李鸿章身上。恭王当然不愿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议，便动用他预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鸿藻谈妥，派张佩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谈。问一问他，如果跟法国开战，到底有没有致胜的把握？

“怎么谈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里？”李鸿章说：“唐、徐二人，照我看，无甚用处，不过你们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说什么。”

“老世叔！”张佩纶只好老实请教：“然则计将安出？”

“难，难！将来不知如何了局？坏事的就是刘永福，偏偏又加上一个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势搞僵了。”李鸿章又说：“唐薇卿出关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励，资助行装，才得出关。然而沅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