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

之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8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袋”，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向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是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上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写作欲望。

这是1985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对中篇小说的各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短篇小说也还在写，只是舍不得丢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各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多篇的结构形式，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不着重故事情节，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儿，而努力寻找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梢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我在1985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这种敬畏心理的因由，是过去对诸多优秀长篇包括世界名著阅读造成的畏怯心理。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也正写到顺手时，我想到至少应该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仅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和陕西刚刚跃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参加过一次别出心裁的笔会，名曰“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陕西省却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挑选过于严厉，而是截止到1985年夏天，陕西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出版（1978年文艺复兴以来）。当时以胡采为首的作协领导核心引发重视，开会研究讨论，对陕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认真分析，结论是：起码有一部分人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能力已经达到长篇写作的火候，可以考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促进”一下。于是便很认真地筹划和准备了这次会议，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举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发生长篇写作的欲望，没有任何考虑。我这次到陕北，除了想聆听各位朋友的意见，还偏重于想看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沙漠。当我和同辈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滚，才发现那里的沙子不仅不给人沾尘土，还把我布鞋上从黄土路上带来的黄土吸附得一丝不剩了。我登上残存的古长城“镇北台”的殿楼上，一望无际的草原，匈奴和蒙古人的铁蹄在眼前如骤风般卷来……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当关中的酷热稍有转机，秋天的凉意在清晨和夜晚发生了，我坐下来写《蓝袍先生》这部蓄谋已久的中篇小说时，却撞击出长篇小说的欲念，几乎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 “萌动的邪念”时，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轻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邪念刚萌而未生，就被父亲察觉了，遭遇到严厉的绝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经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思耐心地写下去，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 我自然最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尚无任何一个具体的影像。如果要找最初的影像，就是原上一幢镂刻镶嵌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我想探知这门楼里神秘的故事。我也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不仅不是中篇小说的写作，更不是一般线条较单一的长篇的写作，况且如前述的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种畏怯，都使我以一种“急不得”的心态来处理这个欲念。事实上，我在写完《蓝袍先生》之后作短暂休整时，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乡村女人创办鸡场的事迹报道，竟十分激动，冒着关中数九后的严寒，搭乘汽车几经打问找到户县一个苹果园里，见到了这位女性。令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不甘囚禁屋院的开创型性格，更令我震惊的是红火的养鸡场破产的过程，不是经营的失策，也不是市场动荡导致的经营的亏损，而是家族利益导致的无可挽救的破败。我那时正关注着乡村世界的变化。我写了约5千字的报告文学，随之又写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 《四妹子》。我已从生活原型的正宗关中腹地女人身上跳脱出来，写了一个陕北女子。我想探究不同地域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处时引发的关于生活和亲情的冲突。

《四妹子》是1986年的8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3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涉过家门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到公路上搭乘通往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坐落在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首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灰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经历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小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来，有的像奔突的狮子，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静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景象，而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悬在我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我住进供销社办的一家旅馆，8元一晚的住宿费是全县的最高标准，也是全县最豪华的旅店，至今我都不忘当时的作家协会领导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立即询问有关蓝田县的历史资料保存在什么部门，以及借阅需得经过什么手续……

之二：卡朋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促使我这回到蓝田县查阅历史资料的举动，大约有两个因素，一是如前所述，因为无意间瞅见蓝袍先生家门前那幢门楼里幽深的气氛，所引发的长篇小说的欲念，并因此而直接意识到我对生活了知的浮泛。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17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读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我向来是比较自信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在解放后的1950年入学识字。我看见过邻近的东西两个村子斗地主分田地的场面，我们村里没有一户能够划地主成分的人家。我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刚刚成立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变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亲身经历过公社食堂打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我由学校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子，进入一个由三个小村合办的初级小学做民办教师，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学校设在两个村子之间的平台上，两个人合用的办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哪路神灵泥像的小庙。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嘻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后来我调入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校址也在一个村庄的前头，四周是生产队的耕地，我看着男女社员秋天播种麦子夏天收割麦子、播种包谷再到掰折包谷棒子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后来我被借用到公社帮助工作，又调到公社当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30多个村庄不知走过多少回，其中在几个村庄下乡驻队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我名字，谁家的公婆关系和睦与否都知晓。直到我最后驻到渭河边一个公社，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

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不仅在于生长于兹，不仅是看着我的父亲怎样把土地和黄牛归集体，而且我是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干部，整整在其中干了十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户。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14年，成为至今依然树立着的一种榜样。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的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达的能力。恰是在蓝袍先生家门楼下的一瞅一瞥，让我顿然意识到对乡村生活的浮泛和肤浅，尤其是作为标志的1949年以前的乡村。我得进入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我对拥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

大约在这一时段，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这部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我读得迷迷糊糊，却对介绍作者卡朋铁尔的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百年孤独》和马尔克斯正风行中国文坛。我在此前已读过《百年孤独》，却不大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和形成影响的渊源来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拉美地区当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青年作家所能学习和仿效的也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文艺。卡朋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下来，学习现代派文学并开始自己的创作，几年以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息，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之极时决定回国，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决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我读到这里是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各种流派的作品。我尽管不想成为完全的现代派，却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朋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朋铁尔之后的非凡举动，他回到故国古巴之后，当即去了海地。选择海地的唯一理由，那是在拉美地区唯一保存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要“寻根”，寻拉美移民历史的根。这个仍然保持着纯粹非洲移民子孙的海地，他一蹲一深入就是几年，随之写出了《王国》。这是第一部令欧美文坛惊讶的拉丁美洲的长篇小说，惊讶到令人瞠目结舌，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给这种小说命名，即欧美现有的文学流派的称谓都把《王国》框不进去，后来终于有理论家给他想出“神奇现实主义”的称谓。《王国》在拉美地区文坛引发的震撼自不待言，被公认为是该地区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一批和卡朋铁尔一样徜徉在欧洲现代派光环下的拉美作家，纷纷把眼睛转向自己生存的土地。许多年后，拉美成长起一批影响欧美也波及世界的作家群体，世界文坛也找到一个更恰当的概括他们艺术共性的名词——魔幻现实主义，取代了神奇现实主义……我在卡朋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我顿然意识到自己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多久远的轶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里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悔心情，这个村庄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已经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亲，他能阅读古典小说也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对陈姓村庄的渊源是了解得最多的人之一；至于我们家族这一门更是如数家珍，我年轻时常不在意他说那些陈年旧事和老祖宗的七长八短的人生故事。父亲已经谢世了。我既想了解自己的村子，也想了解关中。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选择了蓝田、长安和咸宁作为了解对象，因由出于一点，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咸宁县号称陕西第一邑，曾是我家乡所隶属的县，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销又合并到长安县了。正是西安四周的这三个县，当是古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和影响最直接的地区，自然也应该是关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了。我首先走进蓝田，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县志上分类着历史沿革，县域划界的伸缩变化；（咸宁和长安多所变更名称，唯独蓝田县自设县以后一直延用到现在）山川河流平原坡岭沟壑谷地，不仅有文字叙述，而且有图示；历任的县官名称建立和重要政绩，典型的三两位在调任离开时，沿路百姓蜂拥送行，跪拜拦轿者呼声震野；记载着蓝田地域自古以来的名人，最响亮的是宋朝的吕氏四兄弟，先后都考中状元，都有文集著作，其中吕大临创造的哲学“合二而一”论，被杨猷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点名批评，形成一次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大辩论大批判运动。其时我刚刚从学校进入社会，在一所二人为教的初级小学任教，按上级指示，全乡（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开过专题批判会。我久久地注视着绵薄发黄到几乎经不起翻揭的纸页，一种愧疚使我无地自容，我在对“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几乎无知的情况下也作过“表态”发言，现在近距离面对这位尊贵的哲学家乡党的时候，领受到真正的学问家对浅薄的讽刺，也领会到人类从哲学角度认识世界的漫长和艰难。这些县志还记载着本地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灾难，战乱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虫等等，造成的灾难和死亡的人数，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受害受难者的幽灵浮泛在纸页字行之间，尤其是看到几本“贞妇烈女”卷时，我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我打开该卷第一页，看到记述着××村××氏，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二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一块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载着××村××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名字的耐心。我在那一瞬间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名字——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她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是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踪影，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间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整。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工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鞥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我在这一年还写着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查阅县志和写作的间隙里，穿插着对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历史的了解。我找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爷辈的老汉，向他们递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或在我的刚刚启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讲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记得什么便讲什么。许是年岁太大记忆丧失，许是耽于种种顾虑，谈得很浅，可以想到不是害怕已经逝去的歪人劣事，而是怕得罪他们活在村子里的后人。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父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就是西门的。东西两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人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解放。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秉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 《乡略》，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骑自行车或散步，吃饭或喝茶，在村长赐给我的二分地上锄草、培土和浇水，或在小院里栽树植花，只要是一个人独处而又不着纸笔的时候，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就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逐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竟有两年多时间，一个怀得过久的胎儿。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专注，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结构形态；在不同的心里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更具妙趣的是，原有的构思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当这个或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来……我对以西安为中枢神经的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不是史学家的考证，也不是民俗学家的演义和阐释，而是纯粹作为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我把这种理解全部溶注到各色人物中，几乎在此前（小说写成前）没有做过任何阐述和表白。到1990年初，在中断了半年写作，而重新进入写作氛围之时，我为我的家乡一本《民间文学集成》作的序文中，第一次比较透彻或直率地袒露了我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和体验——“作为京畿之地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峰巅，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辉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承继的封建王朝的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企图江山永固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哪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这应该是我正在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的袒露。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之六 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

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或者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刚刚萌生，第一个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简单也很自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惟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

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过这个人的诸多传闻。传闻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实名字民间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称谓遍及乡间。我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解放前后我刚刚能够解知人事的年龄，每年秋收时会收获很多包谷棒子，堆在大房的明间里，高过人头的一大堆，晚上看着昏昏暗暗的煤油灯，一家人围着包谷堆子剥包谷穗子上的黄皮，干不了多大一会儿我就打盹了。父亲便讲 《三侠五义》，讲《薛仁贵征东》，讲包文正刀铡陈世美，似乎都止不住我的瞌睡。父亲又讲牛才子的神话，说他站在院子里观测满天星斗，便能判定明年种何种作物，就会获得丰收；一个丢了牛的乡民求到他的门下，牛才子掐指一算，便指出牛走失后的方位，循此途径果然找到了牛。如此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趣徒涨，忍不住连连发问。父亲也回答不了，只说牛才子眼力通天。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

我后来上了学，从小学念到高中毕业，接受的是新中国教育体制规定的内容，其中包括常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包括无神论。从我粗浅的理论认识到心理感受的真实性上说，在高中时期就接受并信服了这些哲学观点，不仅不信神不信鬼，连掐八字算卦也觉得是毛鬼神的无聊瞎说了。这样，对于被父亲神化了的牛才子的那些传闻里的神秘色彩，很自然地就淡释了。我相信牛才子是一个学问家，因为文举人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在我的简单推理中，一个学问太高太深的牛才子，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对社会事象的看法和对日常俗事的判断，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人群的眼里，是很难被理解的。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以致演变到神话，还有一个心理崇拜为基础。我在此前几十年里，没有搜集过牛才子的资料，更说不到研究，印象仍然停留在父亲所讲述的那个浅层面上。想来也很正常，到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论，一波迭过一波的阶级斗争主导的各种运动，冲击撞荡得城市和乡村已无一寸安生之地的时候，牛才子不仅作为传闻已不合时宜，能不被拽出来再批判已属万幸了。“文革”初起大破“四旧”时，我听到一则传闻，牛才子的墓被红卫兵掘开，却发现墓道暗室用未经烧制的泥砖箍砌，使贫穷的生产队指望用挖出的墓砖砌井的打算落空。传闻又一次把牛才子神化了，说他死前就料定会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砖而用未烧制的砖坯箍了墓室。我听到这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事，信与不信已不在判断要点，倒是觉得颇富讽刺意味，掘墓鞭尸批判“四旧”的疯狂行动不仅没有达到批臭的目的，反而给沉寂多年的牛才子又添了一则神话。

这是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书创作欲念萌发时，有关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才子的全部资料记忆。当这个人物成为《白》书构思里第一个浮出的形象时，我的畏怯心理同时就发生了，这个牛才子的影响太广泛了，我把他写得让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办？没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尽由我去刻画塑造，读者尽可以指点写得好与不好，却不存在像与不像的事，而朱先生所依赖的牛才子的原型，就构成一个像与不像的很具体的压力，乃至威胁。揣着这样的畏怯心理，我走进蓝田县档案馆，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意外惊喜发生了，我借到手的《蓝田县志》，是牛才子牛兆濂先生作为总撰编写完成的，是蓝田县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县志，也是牛兆濂谢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挂帅和8个编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蓝田县志》。

且不赘述查阅这部县志的诸种收获，只说和牛才子相关的一件事，也是意料不及的重大惊喜。牛总撰编撰家乡《蓝田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而又严密的史家笔法，一种纯客观的文字叙述，稍一触及便能感觉得到。我发现写到近代蓝田的史实时，尤其作为县志附录的“民国纪事”篇时，对县域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用客观的史家笔法记述之后，牛总撰加了几则类似于 “编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的是牛总撰自己对这些社会或生活事件的看法。读到牛总撰的这几则“编者按”式的附言，我兴奋得忍不住心颤，一个被神化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感知到他眼里的神光，也能感知到他出气吸气的轻重缓急，以及沉静里的巨大愤怒。我感到我已切住了牛才子的脉象。我对以他为生活原型的朱先生写作的畏怯心理，就在这一刻被排除，涨起自信和强烈的欲望来。

我后来还搜集到牛才子一些真实事件，其中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联合了南方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抗日宣言 （他称日寇为倭寇），响应者众，可见他的影响绝不局限于关中。他不仅发言立誓抗击倭寇侵略，而且身体力行，要到山西中条山抗战前线去，走到潼关正待过黄河时，被部队派人力劝强拉回来。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牛才子嫉恶如仇的骨气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的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在家门前的灞河堤岸上，眺望河北边七八华里远的一道黄土高崖，高崖下有一个小小的名曰新街的村子，是牛先生的生身和归葬之地。我和他的地理距离不过七八华里，一种天然的亲近把历史时序的距离缩小到几近于无，自然还在于崇敬仰慕基础上的心理贯通。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做学问，无论当官从政，这样的抱负和这样的胸襟，至今读来仍令我禁不住心跳血涌。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企图反扑已经“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总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躯亲赴抗日前线驱逐倭寇的举动。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30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

我依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朱先生已不再等同于牛先生。道理属于创作常识，前者是生活真人，后者是一个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从精神心理上已摆脱了生活原型的局限和束缚，给作者以再创造的绝对而海阔的自由空间，把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

对于朱先生这个人物，我的态度是不做任何注释，由读者和评论家去审判。这也不光是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态度，而是我对《白鹿原》小说里所有人物的态度，事实是，《白》书发表出版15年来，我基本不做作品人物的解释，只在对某一些访谈提问时偶有涉及。令我感佩的是，大量的评论文章对包括朱先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甚为精到的解析和评说，有些甚至超出了我的期待。自然，也免不了一些令我意料不到的评论视角，包括个别误读，我基本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当做一种观点来看取，也有鉴示的意义。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朱先生的“鏊子说”，算是坚守15年不做人物阐释的一次破例。

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许多史料时，看到一些老革命回忆当年 “农民运动”的文章，大为震惊。渭南地区的华县华阴县，是陕西农民运动的中心，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和卷入的农户人数，当是北半个中国闹得最红火的地区，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尚不属于渭南中心地区的蓝田县，绝大部分村子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包括地理上的白鹿原地区。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更多地领受毛泽东看取这场运动的独立观点，以及他生动而雄辩的文字，至于那场“农民运动”本身，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又是发生在遥远的南方。几十年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切近的冲击，竟然忍不住心跳，就在我的生身之地白鹿原上，曾经发生过如此红火的乡村农民革命运动。

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坡上原，我到原上蓝田辖区的集镇赶过集，到几个大村看过壮观的社火和秦腔戏剧演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60年前那些大村小寨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 “农民运动”。我在手抚那些资料时感慨连连，自言自语着一句调侃的话，渭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就规模和人数而言，不比湖南差多少，只可惜没有人写出一篇类似毛泽东的 “报告”，竟然无声无息被历史淡忘了。这场运动骤起骤灭，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农民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习惯上称为“还乡团”。报复性镇压的残酷性是不难想象的。《白》书写了这个过程。朱先生在他的白鹿书院里，也闻听到杀伐的声音，嗅到了血腥气儿，说了一句话，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啦。正是朱先生的这句“鏊子说”，发生了一些误解和误读。恕我不再重复赘述那些误读误解的话。

“鏊子”，是朱先生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被残酷镇压时的一个比喻。鏊子是北方乡村烙锅盔烙煎饼的铁质炊具。我在写到朱先生面对原上正在发生的“还乡团”的报复事件时，很自然地让他说出这个比喻来。或者说，是我意识里的朱先生自己说出的这个颇为形象的喻体。我在上一章里谈到，我以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把握我正在写作的各个男女人物，朱先生是我体验较深也自以为把握较准的一个重要角色。以他的文化所架构的心理形态，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骤起骤灭的现实，说出“鏊子”的比喻，表示着他的看法和判断，这是作者我所严格把握的朱先生这个人物角度所决定着的，更是他独禀的心理结构所主导着的性格化语言表述方式，形象也含蓄。

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线，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意义判断的表述。作为作者我的写作用心，说明了只有一点，努力把握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才能把握住他们不同的角度，才可能写出真实的性格差异来。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可以审视、评点作者对各个人物把握得准确与否。只有准确了才能谈到合理，才能谈到真实，也才可能进一步谈到人物的深度和典型性。如果连最基本的准确都做不到，就无合理和真实，更遑论人物的深度和典型了。读者和评论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的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和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再，朱先生的“鏊子说”，错了对了或偏了，更具体点说，是对“农民运动”和“还乡团”报复行为的大是大非的判断是否正确，即使如此，也是属于朱先生的判断，不是作者我的判断。单就“农民运动”这个事件，《白鹿原》里不同的人物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判断，革命者鹿兆鹏自不必说，田福贤等从根本上就说成是“共匪”煽动的作乱。如果把朱先生的“鏊子说”可以看成是作者观点的糊涂，同样可以类及田福贤的反动观点给作者，鹿兆鹏的革命观点也应该是作者的。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在写作过程中是丝毫也不曾预料得到的。

某些不了解创作的人对朱先生的“鏊子说”发生误读以致指责，我都以平静的心态表示理解。我还听到行家指点说作者缺乏智慧，为什么要让朱先生说出“鏊子”这样的比喻来，让朱先生换一种说法不是不惹事吗，等等。我有限的智慧只把握到朱先生的“鏊子说”才合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只有他才能说出“鏊子”的比喻体。如果会料到惹事的后果，进而让朱先生说出别一种不惹事的话来，那么朱先生的面目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样一来，作者有限的智慧不仅专注不到人物的准确把握上，反倒耗费到如何逃躲误读的机巧上去了。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继续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

之十 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简

白鹿原和原上的白嘉轩。

抑或是，白嘉轩和他的白鹿原。

这是20年前的1988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

自1985年秋天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创作欲念，到最后完成删简和具象，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把最后完成基本构思说成删简和具象，似乎更切合《白鹿原》构思过程中的特殊体验。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读书除了不去不行的会议除了非做不可的家务以及不吐不快的少量写作，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14年完成史诗《创业史》最后自选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铜人原上焚书坑儒，到汉朝又把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铜人搬来摆置在这道原上。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20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110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主岭。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河岸边，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约7000年前）半坡人聚居的完整的村庄。白鹿原至今仍流传着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在原上或纵马或郊游或打猎的轶事趣闻；大诗人王昌龄在原上隐居时，种植蔬菜，下原到灞河捉鱼，也少不了吟诗；王维走得更远，从长安城东的灞桥乘一叶小舟，沿着白鹿原下的灞河逆水而上直到秦岭山中的辋川，留下千古绝唱；刘邦从鸿门宴的刀光剑影下侥幸逃生回到白鹿原上，也许是从我家的猪圈旁边的小路爬坡上到原上的驻地。我不搞考古，对中国悠远的历史也马马虎虎，说以上这些遗存的史迹景观，仅仅是想让喜欢小说《白鹿原》的读者，大致了解一下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方位，以及文明进程中虽然早已冷寂的几点遗痕，多少可以感知这道横在西安城东不过20华里的古原，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我那时对白鹿原太过悠远的历史不仅感到沉重，更有一头雾水的茫然，没有丝毫细究的兴趣。我在撞开绰号蓝袍先生徐慎行家雕刻着“耕读传家“的门楼下那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惊悚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属于刚刚开始写作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人物和情景，甚至使我在那一刻偏离了笔下的人物，把眼光盯住了白鹿原。此前我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我生活了大半生的这道原，仅仅只在一些小说或散文的风景描写里顺带过几笔，即如正在写作的《蓝袍先生》，我把这道原仍然依往常风景描写里的习惯称作南原，根本没有触碰业已被淡忘却也颇富形象的白鹿原，可以见证我当时对白鹿原并无特殊的意识。

在那种奇异的心里惊悚发生的时候，我第一次把眼光投向白鹿原，预感到这原上有不尽的蕴藏值得去追寻。我在这个原上追寻了两年多，在那些糟得经不住翻揭的县志上，看到“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人的生活形态，风调雨顺的丰年里的锣鼓，以旱灾为主的多种灾害里饿殍遗野的惨景；某朝某年发生的乡民驱赶贪官的壮举令人读来惊心动魄，万民自觉跪伏官道为一位清官送行的呼喊和眼泪感天动地。我踏访过创造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约》的吕大临的归终之地，也是牛兆濂（朱先生生活原型）坐馆兴学的书院。我也寻找过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那家粮店的遗址。还有我从老人口中掏出的包括我的祖宗的故事，不乏令我窃喜不尽的生活细节。自信这样的生活细节不仅在我读过的中国小说里没有见过，也不逊色顿河草原（我读的第一本翻译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马孔多镇上（我刚读过不久的《百年孤独》）那些令我新鲜而又惊诧的异域异族底层社会的生活细节（仅就生活细节而言）。更有一些意料不及撞面而来的人生喜剧和悲剧，让我一次又一次发生情感冲撞和心灵震撼，对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愈加信赖也愈觉神秘，单凭想象力无论如何是难以取代真实生活的底色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追寻到的白鹿原上的种种人和种种事，以及因这些人和事而诱发出来的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使我一次又一次反复感知到起码适宜我的创作的某种规律，即真实生活里的某个情节乃至一个细节，当即会诱发想象力，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窃喜，又把记忆里的某些生活细节激活了。由生活诱发的想象里的虚构，在我揭开 《蓝田县志》里的《贞妇烈女卷》时就开始了，之后的两年里就没有断止过。我在原上原下追寻着的每一步，想象力催发的构思同步发生，完全不是待生活素材搜集齐备才坐下来构思。在构思形成基本框架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发生过左右为难犹疑难断的烦恼和焦灼，这样构想觉得不尽我意，换一种构想似乎又很难判断比前一种构想强出多少，甚至包括某个人物的某些情节的必要性，常常也会发生难以抉择的困惑。

我曾经深切地感知到穿透这道太过沉重的原的软弱和平庸，深知这会直接制约体验的深浅，更会制约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的发生。我在反复回嚼这道原的过程中，尤其着意只属于我的独自体验的产生，得益于甚为认真的几本非文学书籍的阅读（此前已谈及，不赘述），终于获得可以抵达这部小说人物能够安身立命的境地的途径，我也同时获得进行这次安身立命意义的长篇小说写作的自信，探究这道古原秘史的激情潮涌起来。这个过程自然是多重因素促成的。自我感觉是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突破，也是一种转折。此前是追寻和聚拢的过程，由真实的生活情节和细节诱发的想像产生的虚构，聚拢充塞在我的心中，取舍的犹疑难决和分寸的把握不定形成的焦灼，到这种突破和转折发生时也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删简过程。删简的过程完成得比较顺利，整个白鹿原很快删简到只具象为一个白嘉轩。实现这个突破和转折再到删简的过程，自然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其中接受并初试“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新颖理论，对我看取白鹿原的世象和正在酝酿着的小说 《白鹿原》里的人物，确凿有某种点化的神奇效应。

如实说来，实现这个关键性的突破和获得点化效应，也不是凭空而来或是突生奇想，更不是神灵点拨，确凿有一个蓄久的追寻和反复回嚼的基础。在我翻开县志里的白鹿原和漫步在白鹿原这村那庄的时候，心里一直悬挂着一个最直接最简单却也难回答的大问号，在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解体的时候，历经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乡民，怎样活着？换一个角度来说，两千年里轮番转换着的大帝国和小王朝的无数个或精明或昏庸的皇帝，给白鹿原数以万计的臣民留下了什么？稍微延伸一下，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样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我说这个问题最直接最简单，这是任谁包括白鹿原上的乡民都看得见也回答得出的：和封建帝制一样久远的铁铧木犁继续耕地，自种自弹自纺自织自缝的单衣棉袄轮换着冬天和夏天，且不说频频发生的灾年的普遍饥荒和瘟疫流行时掩埋尸体的潦草……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在离这道原不过六七十华里的咸阳原上建立第一个封建帝国的时候，这道原上的人这样活着，到两千多年后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台的时候，这道原上的人仍然这样活着。那犋决定碗里稀稠的木犁犁过两千多年的白鹿原的土地和时空，让我这个曾经也用它耕过地的作家，直到把眼光盯住这道原的时候，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感叹。这种感叹之所以不大更谈不上惊叹，在于司空见惯到麻木无觉的状态了。我又说这个问号很难回答，隐隐约约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着木犁和自织的棉布这样简单的生存方式，这道原上的人何以能延续两千多年？两千多年里，这道原上的人遭遇过多少回战乱、灾荒和瘟疫，到上世纪初最后一个皇帝被废掉的时候，依然按继往的秩序用木犁耕地用织布机织布，男人吆喝耕牛的声音和女人搬动织布机的响声背后，还潜存着什么？我的这个问号，开始就挂在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这个年轮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划界。

在我刚开始面对这个问号的时候，曾经浮现出鲁迅先生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一幕，被强迫剪掉辫子的七斤，在张勋复辟的背景里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几十年前在中学课堂上听老师绘声绘色讲解的时候，似乎只觉得滑稽好笑；几十年后到我面对白鹿原的时候，顿然意识到那是先生留给历史的碑刻式的一笔，一场打碎封建帝制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影响到中国南方一个靠摇船为生的乡民七斤家庭里的时候，仅仅只是一根辫子该不该剪掉的事。然而在我却有顿开茅塞的惊喜，白鹿原的男人们是怎样剪掉脑袋后边的猪尾巴辫子的？我在原上原下的村喜，白鹿原的男人们是怎样剪掉脑袋后边的猪尾巴辫子的？我在原上原下的村庄里曾经看见过不少剪掉辫子却仍在后半个脑袋上保留长发的遗老，据说我的祖父也残留着这种发型。男人们平衡在一根辫子上的心理，剪掉时会经历怎样一个心理过程？具体到已经酝酿着的白嘉轩和鹿子霖，剪掉辫子时会有怎样不同的心理过程？在诸如这种追寻不尽反嚼不尽的思绪里，接受“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还有两本书的阅读受益匪浅，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另一本是陕西一位学者研究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文化的专著《兴起于衰落》。前者的阅读，对我几乎有一种逼近的震撼，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式武器——炮舰，几乎是一前一后对准并轰开了东方一小一大这两个封建帝国的大门，结果却大相径庭，一千多年前就拜中国为师的日本人，发现了西方国家更富活力的社会机制，断然弃师而把眼光投向西方，很快完成了“明治维新”，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和平革新，直至把刚组建的第一批炮舰对准中国。中国也搞了“戊戌变法”，其结局不堪述说，之后的军阀混战，等等等等。除开以往接受过的常识性的解释，我切实感知到一种太过腐朽太过厚积的封建尘埃淤塞了中国人的心理，这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后一本《兴起与衰落》，专题研究的就是包括白鹿原在内的关中历史和文化，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更有切近的意义。我以文化心理结构来解读上世纪之初的白鹿原上的种种生活形态的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尤其用心地解析业已酝酿着的《白鹿原》里的人物。

我首先面对的是白嘉轩。我的意识已经明确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准这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不仅影响其余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态的把握，而且直接影响到业已意识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开掘 （在此我不想作白嘉轩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具体阐释。作者自己解释作品人物，在我是有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作品人物摆在读者面前，相信他们会理解作者哪怕最含蓄最隐蔽的意图，没有必要再作小说文本之外的解释）我在企图解析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颇为困扰的时候，记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从蓝田抄来的《乡约》。就在那一刻，竟然发生一种兴奋里的悸颤，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候融合一体了。当初抄这份《乡约》条文的时候，多是一种新奇的感觉，很自然地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上级要求家家户户在门楼柱墙上刷写内容完全一样的《爱国公约》。初看到《乡约》文本，我惊诧封建时代也是以这种方式教化民众的，内容却比我看到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的《爱国公约》的内容周密得多具体得多。仅此而已。大约两年后，这个《乡约》已经成为构想里的白嘉轩心理结构的鲜活的构件了。

这个《乡约》文本，是中过宋朝进士的蓝田人吕大临的作品。吕大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著述颇丰，尤值得提道的是他创立的“合二而一“哲学观，在近千年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初，被杨献珍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的批评，随即在全国掀起不小的批判“合二而一”哲学观的运动。吕大临不做官只专注研究学问，属于高层高端的事，竟然不忘对最底层民众的教化，为提高并培养整个民族的素质，编写了供乡村氏族祠堂教化子民的教材，却比教材更硬一手属于“约”的性质，即必须照此做人行事。《乡约》内容具体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规范性划界清楚，操作性很强。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就很易记，显然考虑到受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种实情。再究其源，吕大临曾在陕西关中眉县的“横渠书院”，拜理学——新儒学的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为师，也当属关学的中坚之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语录的精神，在今天读来仍可感到神圣与豪壮。吕大临把这种精神具体化对象化到操作性很强的《乡约》，教化一千年前的南方北方的民众，而作为关学派最后一位传人的朱先生，在白鹿原依然坚持着《乡约》的普及性实施，白嘉轩是坚信坚守不疑的一位族长。我在这时候才对自己一直悬挂着的问号有了感觉，在木犁、棉布、饥饿、灾荒和瘟疫世象弥漫了两千年的白鹿原，还有一部《乡约》。这《乡约》应该是倚赖木犁和棉布延续生命的一个支撑性质的因素，也是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繁衍的力量，却也是固封在木犁和棉布这种生活形态的枷锁。这《乡约》决定着中国人和世界各种肤色和体型的人的区别。肤色的深浅，个头的高矮，鼻子的长短，眼珠的蓝色或黑色，仅为其肢体表征的区别，而本质的区别在文化心理结构，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

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我的意识很集中也就单纯到近乎简单，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样，我才获得了本文开头的那种删简结果——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我才踏实地打开笔记本，草拟这个人和这道原上的故事。

之十六：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白鹿原》手稿之后，我随即把一份《白》的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看看成色究竟如何。我瞅中李星完全是别无选择的事，他的文学评论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影响，在陕西“笔耕”文学评论组里是最年轻的评家，呈现出全新的锐气，审视和评判是可靠的；还有一个情感因素，他和我属于同代人，认识近20年了，在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同一栋楼房，见面既说文学创作，也说到某些新呈现的生活世象，虽不可能完全吻合，却能够坦诚坦白地真抒己见，毫无忌讳，这在有较大年龄差别的人中是难得发生的，起码在我是多所顾及的；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一年前逼我跳楼的那句话，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公布的那天早晨，他带着狠劲儿对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说这句话的环境前文已述，不赘）；可见这个同代人的评论家李星关注我的写作，殷切到了完全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的状态，我便毫不犹豫地瞅中他来为《白》把握一下成色。

我确实很想听到别人读《白》的真实感觉，如实说来，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一种焦灼心理，更多的是担心乃至害怕。担心和害怕的唯一一点，就是对《白》的阅读反应，且不说完全否定，单是对《白》里所表述的我对那段历史生活的体验和对体验的表述形态如果反应平平，无疑标示着我的失败。我能沉住气在原下的屋院写作4年，现在却按捺不住期待审判的焦灼。读者也许会产生陈某在此故作矫情，反问一句，你自己对你写下的作品难道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吗？我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而且几乎是自喜欢写作几十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性心理，这就是，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惊喜发生创作冲动，兴味十足地完成构思，满心自信乃至不无得意地进行创作。然而，一当写完最后一个句子，心理便开始发生逆转，这篇（部）写的这种体验，以及试图出新的叙述方式，编辑会有兴趣吗？而且多是否定性的阴影罩上心来。最典型的也是记忆犹新的一次，是1979年初夏写成短篇小说《信任》，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自我怀疑和否定性心理挫折。这个短篇小说本来是应《陕西日报》老编辑吕震岳的约稿，写完后却不敢送给他，我和他初识一面，既怕他失望，也怕我出丑。我便乘车跑到《西安晚报》编辑张月庚家，想请他先看看，把握一下成色，再决定要不要拿出手，老张是许多年的老朋友，不怕出丑。在老张家遇到部队作家丁树荣，快人快语又快手，把《信任》稿接到手先看。他很快读完这篇6千余字的小说，大加赞赏。看他说话的表情和口吻，不像是应酬之词，我才获得一点自信。他自告奋勇由他把此稿送给《陕西日报》老吕，并说明他正好要去老吕那里说事。大约不过一周时间，《信任》在《陕西日报》以整版刊出，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随后，《人民文学》转载了《信任》。再随后，竟然获得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一年的评奖，是以读者投票选择的方式定夺的。另有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写成时，这种自我否定的心理又一次严重发作。这是1982年春天的事，写成后锁到桌斗里不敢投寄，直到去延安参加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活动，想到可以见到作家朋友邹志安，便带着手稿去了。志安读罢连连说好，似乎也不是虚于应酬的表示，我才壮着胆投寄到杂志社，发表后被选刊转载，还有评家评说。这种往往在写成作品后发生的心理逆转，几乎成为一种难以改易的恶性循环，尽管有上述两个短篇小说的切身感受，仍然不能改变这种可能纯属个人的奇怪心态。基于这种心态，我从来不会发生作品刚刚写成便吹牛的事，不是谦虚，而是难能。现在，这部连构思在内耗时6年的长篇小说《白》送出去了，无可避免地又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不仅难以自拔，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更严重。因由很简单，这是我第一次试写长篇小说，而且耗时6年，作了怎样的准备以及投入了怎样的努力，都是以前写中短篇小说难以比对的事。在作品即将完稿的时候，妻子问到“如果发表不了怎么办”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就去养鸡”，这是真实的心态。尽管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到了交出稿子面临命运抉择的这个时段到来时，这种恶性循环的自我否定已经发展到自己轻贱的严重程度，想着新潮话语和新潮艺术正热，不仅各种媒体上热播，人们口头相传更热，谁还会对一个偏僻而又无人知晓的白鹿原近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会有兴趣？那些老掉牙的乡村男女的故事，怎能吸引正兴趣十足地瞄着新潮生活和新潮艺术的读者的眼睛！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原下的屋院，读不进去任何书籍，便找到一本古典诗词集子，强迫自己阅读，企图改善心态，收效甚微，我便大声朗诵，焦灼的情绪略得缓解。

大约过了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读完《白》稿了，我从乡下赶往城里，专意聆听他的意见，不无忐忑。除高、洪两位拿稿的编辑之外，李星无疑是第一个阅读《白》稿的人，也是我能听到意见的第一个人。我进入家属院，拐过弯便看见住宅楼下甬道上走着的李星，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大葱等蔬菜的塑料袋。我叫了一声李星。他转过身看见我，却没有说话。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他说：“到屋里说。”我便明白他要说的话自然是关于《白》的看法。我几乎敏感到他说话的表情，原本就不显白的脸居然黑煞煞着，完全没有了印象里见面时不笑不说话的好模样，我便感觉到大事不妙。我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这个人竟然不说一句话，我的心也沉到底了。进了他家门，他把装菜的袋子放到厨房，依旧硬着脖子连头也不回一下，径直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的房间。我也跟进了门。李星猛然回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用劲儿地捶打着掌心，几乎是喊着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那么僵硬地站着，一种巨大的惊喜，倒把我在这一瞬间冲击得僵硬了。他不管我的反应，自己不坐也不让我坐，在那间小屋子里转过去又倒过来地走着说着，不容我插一句话，情绪激动。我站在那儿听着，一种被呼应被理解的幸福感从心底里泛滥起来，那种自我否定的焦灼感被驱散了。许多年过去了，他那天激动激情地说出的好话，我一句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的话。我后来调侃说，我读过李星不少精辟的小说评论，却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倒是这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铸成了永久性记忆。我后来和他开玩笑，有了你这句非评论语言的评价，我不用跳楼了。

我回到原下的屋院，心情大为改观，被李星提及的人物和情节，竟然不断地浮现出来，这些被我反复斟酌再诉诸文字叙述以后的情节和细节，早已失去了新鲜感，更不会惊奇了，甚至麻木了，现在，以一种生活鲜活的景象重新演绎出来，让我享受着一种被人赞赏之后的自我欣赏的愉悦。我的自信开始恢复。尽管尚不知晓高、洪的阅审意见，尽管明白他们二人的意见才是决定《白》的命运的关键，却毕竟从那种最不堪的心态里转换过来。再说，按我既有的常识性估计，高、洪的阅审意见不仅不会轻易表示，而且需得一段较长的时间；决定出不出某一本书，要经过三审通过，才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意见告诉作者。我便等待。有了李星的那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垫底，等待的心境改善得很好。

完全出乎我预料的事发生了。见过李星之后在乡下待了不过10天，我再次返城去背馍的时候，竟然收到了高贤均的信。那天进门后依着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也随意地说在沙发上。我翻拣了一下，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也随意地说在沙发上。我翻拣了一下，有一个下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仍不敢相信是高或洪的来信，从他们到西安拿走《白》的书稿到这天不过20天，在我想来看稿也未必看得完。我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是高贤均，这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起来，口噢呀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妻子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我缓了半晌才告知这件喜讯。待我稍得平静，又忍不住细读这封信。高贤均在信里说，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坐上火车便开始读《白》稿，一开读便放不下手，俩人轮流着读；到成都，利用开会的间隙时间接着读，待成都会议开完，俩人都读完了；回到北京，由他综合俩人的共同意见给我写信告知。自然，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说这句话不是作谦逊姿态更不是矫情，确凿是当时的真实心态。且不说自交稿之后发生的那种习惯性自我否定的反常情绪，即使在为着给自己死时能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潜心静气写作的4年时间里，也不曾想到这本书会获得编辑如此高的评价。为着“枕头”的写作是完全指向自己的，是自初中二年级喜欢文学创作而终生都不能舍弃的一种人生兴趣；喜欢了大半生文学创作，如果到死时没有一本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不敢想象离开这个世界时会是几重悲哀；自然，如果自己可以垫着枕着平心静气地告别人世，那么这本书理应不会太差，会有一定的个性化特质的内容和叙述方式。然而，我没有想到会有高贤均如此又高又好的评价，不单是受宠若惊，而且切近地感知到独处原下租居屋院近10年的选择是适宜于我的。由李星颇为激烈的反应和高、洪甚高的评价，让我直接感知到被理解也被认可的踏实和欣慰，自然想到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是合理的。我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我还是背着妻子为我准备的馍和面条等吃食回到乡下。不久就收到何启治的信，他也读过《白》稿了，自是让我欣慰的评说，却不再有看高贤均来信时的紧张和失态般的癫狂了。我能想到他读《白》稿的特殊心理，20年前他到西安组稿找到我，在西安南郊的小寨街头，鼓励我把生平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扩写为长篇小说，把我吓住了。此后许多年里，他仍不断提醒我给他写长篇小说，我和他达成君子协议，如果我今生能写成长篇小说，肯定先送他过目。现在，他看过《白》稿了，不仅说了很多好话，而且给我说了处理稿子的程序和进度。我在原下的院子里散步，或在小书屋里喝茶，以及到春草勃发的原坡上和灞河长堤上游走，往往忍不住感慨我和何启治的交情，20年了，这个职业编辑一直等待我的长篇小说。人生的有效年龄里，能有几个20年啊。我终于把《白》交给他手上，他做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每想至此，我便感动着一种人格一种真挚的友情是无法斗量的，且不说作为编辑的事业心等话。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有信来，告知我《白》稿的处理情况。我完全依托于他，由他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我相信他和我一样珍惜这部小说，有损人物不能删节的文字和细节，他比我更坚持。

这无疑是我50年生命历程中最好的一个春天。我是说我的心情。灞河边上被古人的送别诗吟诵得很美的柳色，原坡上返青的麦苗和田坎塄坡上的荆棘野草，每年也都如此而少有令人惊异的差别。即使天象变化，无非是雨多了雨少了寒流频繁或少来了，我已司空见惯。然而，今年的春天在我是前所未有过的美好，也是前所未见的敏感。我于天色透亮时起来，匆匆喝一杯水，便走到原坡的一处高塄上，看太阳从秦岭山峰上冒出来，把鲜嫩的光泽洒满河川和原坡，刚刚成型的野草的绿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傍晚又下到灞河川道，看落日之前和之后久久不散的霞光；我常常蹲在村民栽着红苕秧苗的沙地里，为那一株株刚刚冒出的嫩叶而心颤，便想到秋后地下会有一嘟噜紫红的红苕被刨出来。

我依旧应邀为办红事白事和建造新房的村民乡党当账房先生，这些差事在这小村子里未必每月都能遇上一回；依旧在不能下地的两天和夜晚，和那几位相对稳定的棋友下象棋；这种调节和休息毕竟费时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自己小书屋里阅读。这是我预料不到的一次阅读，竟然对几十年不断阅读着的小说（包括名著），在写完《白》稿之后顿然失去了兴趣，竟然想读中国古典诗词了。尽管未能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深知国学基础浅而又薄，然几十年来仍然兴趣专注于现当代文学和翻译文学作品的阅读，从来也舍不得把业余有限的时间花费到国产古典词章的阅读中去。这回突然发生的阅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并非要弥补国学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再说年属50记性很差为时已晚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纯粹欣赏的兴趣。我后来想过，这种欣赏兴趣的发生，在于古典诗词的万千气象里的诗性意境，大约是我刚刚完成小说写作的长途跋涉之后所最渴望沉湎其中的。然而，在《白》的阅审尚未确定的悬心状态里，又很难潜心静气地进入其中，以至用高声朗诵来排解对《白》可能发生的不堪的结局的焦虑。现在，有了高贤均和何启治的肯定，也有李星的别具个性的语言的肯定，我便完全松弛下来了，进入一种最欣慰也最踏实的美好状态，欣赏古典诗家词人创造的绝佳意境就成为绝好的精神享受了。

这是50年生命历程中空前亦绝后的一段美好时月。往昔里写着中短篇小说的时候，且不说那些在编辑读后反馈的平平的意见，即使甚好的评说，过不久也就淡化了，被新的写作兴趣和追求替代了。这回关于《白》的阅读意见所带给我的淡化了，被新的写作兴趣和追求替代了。这回关于《白》的阅读意见所带给我的这种踏实和欣慰的心理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出版以后再也没能恢复的一种绝好的心境。我这时候才确信为自己死时垫棺作枕的一本书写成了。我向来不表白清高，也基本没有宣示过轻名淡利，在我理解，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这种特殊的社会职业，本身就不可避免地附着着名和利，几乎是如影随形。问题在于以什么途径获取名也获得利，那些世界名著的作者早已谢世，书却流传着，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读者被其作品吸引，自然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书籍发行量大，获得的稿酬版费自然不少，可谓名利双收是拒绝也抵挡不了的事。问题恰恰在于，作品不能赢得读者，名难得扬起来，利也得不到，说轻淡名利的话原本没有用处和必要。这个时期的文坛重提这个话题，其语境大约因为商品经济刚刚在中国潮起，波及并影响到文坛，开始出现某些为数不大却较为刺眼的炒作现象，文学圈里多有议论，便有强调轻淡名利的正面言说。我在和文坛相对间距的乡下，也约略听到看到一些炒作现象，却没有愤世嫉俗，而是相信靠炒作红起来的作品是难以持久的，依据是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依赖自己独有的魅力获得长久的生命力的。我甚至觉得，炒作的结果，反倒可能造成炒作者的自我损害，因为炒作行为本身就标示着缺失了探索的勇气和自信，企图以轻松简单的途径获得荣誉；炒作恰恰耽误了探索的时间，浪费了年华。基于这样的对文学写作的理解，我在原下小院津津有味地读着古典诗词，不觉进入夏季，炎热到我在平房小书屋里难以忍耐，便把一张竹椅挪到舍弃已久的祖传上房里。这幢不知住过多少代祖宗的木头房子，隔着一层木制楼板，有了隔断，尽管破烂不堪，却仍有隔热作用，比较凉快，我便能够继续吟诵李白、杜甫、苏东坡和陆游等的诗词，兴致不减。读着读着，竟然也想试一试了，虽然粗浅幼稚，多少可以感知到当年的心态情绪。不妨抄录1992年夏天填的一首词《小重山·创作感怀》，这是我平生填写的第一首词——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却想哭，鼻涩泪不涌。

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还有这年夏天写的一首 《青玉案·滋水》——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这两首词都是1992年夏天读写的，具体时间已经无记。前一首很直白，无需注释。后一首的滋水，是河流原来的名字，秦孝公为宣示霸气，将其改为霸河，后人给添加了三点水偏旁，成为灞河。这滋水这灞河涌出秦岭山中，受山地制约，朝西流出山来，南边有白鹿原，北边是骊山南麓，这条河便走在其中的小川道里往西流去，一条很标准的倒流河。一直流过千古离别送行的灞桥，水里溅落着依依不舍的泪珠，也翻卷着无以数计的诗词吟诵，在摆脱了山和原的挤夹进入开阔的渭河平原，便有一个大转弯，投入渭河。我截至到写成《白》的50岁，生活的范围都在这条倒流河的水边，我调离公社时刚刚完成了这条河的防洪大堤。我已记不得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情景，不外乎这样几种可能，许是傍晚落日的晚霞里在河堤上散心，或在水中洗涮粘汗，一时兴起，有了写作的冲动；也许是朝霞初露时在原坡上欣赏日出的壮景，看到自东向西一路蜿蜒过来的披着霞光的河水，便有了某种想要抒发的欲望，然后回到小院的小书屋或老木房里，歌颂这条世界上离我最近的河流。我以往的小说包括尚未面世的《白》，其中的风景描写多有涉及这条河的文字，却几乎全是这篇或那篇小说人物在这条河边发生的人生故事。现在，我直接面对这条河了，这条我平生触摸的第一条河，也是平生都不曾离开的一条河，似乎此时突然意识到这条河从我心里淌过，我的血液时时都受到河水波浪的拍击，与河水溶合了。我填写成了这首《青玉案·滋水》，已经是物我相溶相寄了。虽自知文字直白，却也直抒胸臆；不为示人，只是一时兴起；也未必太多自赏，倒是留下刚刚写完《白》稿且得到难得的肯定和评说之后的真实情状。平生不敢吹牛，更不习惯炒作，读一首拙词，泄一下窝聚胸间多年的创造欲望之气，于心理乃至生理都是一种释放的需要，词的韵律和平仄都顾不及了。

我后来意识到这一年——1992年，是我人生历程中最自在的一年。前文已涉及过我曾两次舍弃工作调动和行政晋级的机遇，而且坚决到毫不犹豫，无非是受着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生理制约，也是专注到文学创作的兴趣已经无法改易的心理制约，直到发展为一个具象的 “枕头”。这个“枕头”说来单纯到再不能单纯了，在我却时时感受到它的沉重的分量，从幼年的文学兴趣到中年的创作理想，已经凝聚为唯一的生命追求的实现了；这个“枕头”，能够让我以欣慰的心情枕着离开这个世界，不应是一个随意打制的东西。现在，有了高、洪、李的已经超过我期待的评说，我很快便从惊喜里沉静下来，以前所未有的轻松里的恬静心态，再看这道原和这条河的时候，完全是一种溶入的感觉，原上的一撮土一把草，河里的一掬水，此外似乎再没有什么更大的欲望了。我一个人住在原下祖居的屋院，早晨在小书屋里读苏轼读陆游也读李白杜甫；到午时热得受不住时便转移到上房旧屋，房顶掉瓦的小洞射进兰莹莹的阳光，还在咀嚼那些诗词里绝妙到令我不可思议的用词；晚上似乎更适宜我的心情，把竹椅挪到院子里，喝着茶，回味那些白天尚未记的诗句，月亮正悬浮在眼前的原顶上。我向来不说佛，也不问道，我的此刻的宁静自然不是从佛家道家修行达到的，而是作成了最想作的事之后获得的。

就在我游走在原坡和河川吟诵古典诗词的这段时月里，市内文学圈里纷纷议论着《白》，那时候没有电话等传话工具，我是丝毫也不得而知。直到有一天返城取干粮，一位我敬重的评论家托人捎话给我，急于要看《白》稿。《白》的那份复印稿我是交李星手的，他读过之后又交给一位朋友读，然后就传读下去。到我这时再问李星时，他也弄不清《白》稿在谁手里。几经追问，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建军家里。刘建军是我很敬重的评论家，出版过柳青的《创业史》的研究专著，也写过我的短篇小说《信任》的评论，能听到他对《白》的评说无疑是难得的。我找到刘老师家的时候，他让我看到生动的一幕，他的书房里摊开着《白》的书稿，卫生间里摊开着一部分书稿，卧室里也散放着几章。他说看似很乱的摆放着书稿，其实是家庭各位成员各读各的书稿部分。一家人都喜欢读，我的心里很受鼓舞，且不说刘老师的评说。我向他说了把书稿交给捎话要稿的人，又回乡下来了。还有一件记忆不忘的事，后来，我收到陕西师范大学当代文学评论家畅广元教授的一封信，谈了他读《白》的复印稿的印象。这位教授老师也是熟人，往时接触却不密切，他是《笔耕》文学评论组里的主笔之一，出语不俗而有分量，人刚到中年已经脱光了头发，颇给我某种威严的印象。《笔耕》文学评有分量，人刚到中年已经脱光了头发，颇给我某种威严的印象。《笔耕》文学评论组的几位主笔，对陕西新时期冒出的几位青年作家一直关注其创作发展动向，却不知是有意分工或是各有偏爱，又都有各自研究的作家对象，关注并指点我的创作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蒙万夫教授，写有专论。蒙老师不幸中年早逝，西安文理学院的王仲生教授又偏向于对我写作的关注。以往和畅老师接触不多，他的信里对《白》的概括性评说给我鼓舞，能入得他的法眼，给我再添一份踏实。我记着他在信的末尾谈到一条很具体的意见，即红卫兵挖开朱先生的墓时发现的那块砖头，他说写到辨出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刻着“人作孽不可活”的细节就恰到好处，含蓄不露，符合朱先生的个性。我在后边还写了一个细节，红卫兵生气地把这块砖摔到地上，裂开，里面还发现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畅老师说这个细节是多余一笔，不仅不合朱先生的个性，太过直白，也太过神奇了。我接受这个看法，却没有及时删节，隐隐着别一种用心，即让神秘而睿智的朱先生对身后几十年的民族灾难“文革”，痛斥一生，一时竟顾不及人物个性和直白的弊病了。直到5年后的1997年冬天，茅盾文学奖评奖负责人传达两条修改意见，都是朱先生的两句话，却没有这一句。我同意做可能的修改时，经认真斟酌，把这句狗尾续貂的话删去了，这是我的选择，源自畅老师5年前那封信的意见。后来又有朋友说这句话不当删，对“文革”这样的灾难，让朱先生痛斥一句是很解馋的……我却还是偏重于人物性格的合理和完整。好在修改和未修改的版本都在出版发行，读者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不碍。

这一年的8月，好久不写散文了，又触景生情写下《又见鹭鸶》。自小在灞河水边见多不奇的鹭鸶鸟儿消失多年，这一年的春天在河边有草丛的浅水里，又发现了这白色精灵优雅的姿容，我从春天一直看到夏天，唯恐它另择他乡离开灞发现了这白色精灵优雅的姿容，我从春天一直看到夏天，唯恐它另择他乡离开灞河。也许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吟诵得沉醉，便把“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铺陈于文字。着应是我前所未有的颇多闲情逸兴味儿的散文，由此也引发了后来散文写作的持续不减的兴趣。这样恬静的情绪一直持续着。大约到了秋天，收到何启治有确切安排意见的一封信，已确定《白》在《当代》年末最后一期和1993年第一期各发表一半，单行本出书要等到来年了。从3月交稿到年末在《当代》发表，再到第二年出书，在今天看来似乎拖得太久了，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还在原来的计划经济运作习惯里，算是正常的出书速度，我也没有早点出书的要求，单是有了这个很确定的发表和出书的安排意见，已经很有盼头了。我在原坡和河川散步，看草木的叶子的颜色日见加深，再变黄，直到树叶纷纷飘落，冬天在一场西北风的侵袭过程里，来到了。

算计着《当代》杂志出版的时间，我找到《陕西日报》既当编辑又兼创作的朋友田长山，请他在报纸写一则书讯，把《白》在《当代》即将发表的讯息，告知那些关注这部小说的朋友和读者。在长山的卧室兼书房里，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和关于这部小说在《当代》即将发表的情况。长山很快拟出一篇草样。我看了后很坦率地谈了意见，不要一句溢美之词，因为这些好话在未被读者的阅读印证之前，应该说是强加；索性不提内容介绍，因为很难概括，只说这部小说写的是1949年以前的乡村故事就行了；不必太强调作者耗时6年的事，也是取决于读者对小说的兴趣，如果读者读不出兴趣，耗时10年也无用，创作时间的短长不是作品的决定因素。田长山是我的老朋友，曾经合作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且获得了全国奖，没有任何可计较的心理障碍。他半笑半梗地盯住我说，这不准说那不能写，倒叫我写啥呀……最后形成百字左右的一则书讯，竟然让两个作家兄弟写，倒叫我写啥呀……最后形成百字左右的一则书讯，竟然让两个作家兄弟耗去一个多小时的斟酌。这是《白》书发表和出版前唯一一篇宣传文字。在我来说，这不单是个人处事的性格因素，更多的是对写作的理解，对一部小说的评判，既有文学评论家的审判，更有文学圈外无以数计的读者的阅读判断，这两个方面常常脱节，也有完全一致的先例，印象深的是新时期的《人生》。尽管已有高、洪、李以及后来几位传阅复印稿的刘、畅等评论家的评说，我仍不敢确定发表和出版之后，文学圈外的社会层面的读者会有怎样的阅读反应。如果读者反应冷淡，且不说反感，那些宣传里的溢美之词，无疑就成为对我的反讽。我怕这种结果。

刊有《白》书前半部的《当代》出版发行了，我从乡下赶到城里，找到离我最近的一家邮局购买，已经售完。我又赶到西安市最大的钟楼邮局大楼的时候，也已告罄，售货女孩随意地对我说，这期《当代》发表了咱陕西一个叫陈什么的作家的长篇《白鹿原》，我这儿50本《当代》两天就卖完了，还不断有人来问，你来的太迟了。她还告诉我，更保险的办法是预购登记，可以保证买到明年第一期，并拿出那个登记本，我看到一串陌生的名字，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没有登记，主要是想到会露出她刚才说的“陈什么的作家”的那个“什么”的答案。尽管没有买到刊物，心里踊跃着的鼓舞，足以安慰遗憾，那么多我不认识的文学圈外的读者争购《当代》，我感受到一种鼓舞，便回到乡下，读古诗词更有情趣了。我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几乎是一种深层心理的敏感。致成这种敏感的因由有两件事，一是上世纪80年代头上，我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也获过全国奖和地方刊物奖，父亲要看我的小说，看过却不冷不热地说，还是《三国》、《水浒》好看。我有一种无以出口的挫败感。再一次是《人生》发表后，我骑自行车回家的看。我有一种无以出口的挫败感。再一次是《人生》发表后，我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位初中同学，他拉住我直言坦诚地说，他在广播听到《人生》，太好了，你怎么弄不出《人生》这样的作品？他也曾经是一位文学写作爱好者。我的挫伤可想而知。许是这两件不经意发生的小事，便铸成了我尤其看重普通读者反应的心理刻记，如我的父亲和我的同学如果有一天会说一声好，也许不亚于评论家的好评。

《白》的出版是1993年6月，真正上市大约已到七八月份了。我应邀到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大约是早晨8时左右，我赶到书店门口的时候，看到了排着看不到尾的长队，竟然有点不知所措，便坐下开始签名，几乎不容抬头，签到12时许，简单吃了午饭，继续签名，直到太阳西沉。形成这种热销的场面，得助于两家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白》在《当代》发表后，西安广播电台便选中连播，于1993年4月中旬开播。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连播《白》，在一天的不同时段，两家电台都在播出。有这么多人排队购买《白》，无疑是两家广播电台播出的直接效果。我很清楚，除了《陕西日报》刊登的百字左右的书讯，此间再没有任何对《白》的宣传文字。《当代》杂志的订购和零售册数毕竟有限，能招惹这么多普通读者来争购，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便是两家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的效应。此刻，我有自信面对那位恨铁不成钢的初中同学了。只是无法判断，如若父亲还活着，看到《白》会怎么说，他的参照样本太令我畏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