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步相逼

杨庶堪：字沧白，生于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同盟会员。杨庶堪是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参与组织重庆蜀军政府。在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长，但因卷入熊克武与孙中山的矛盾，遭到熊克武的抵制和反对。

顾品珍：字筱斋，云南人。号称智将，在川滇黔“三国大战”中，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驱走刘存厚。

赵又新：字凤阶，云南人。蔡锷的第一猛将，在护国战争发起大反攻，一举奠定胜局。

朱德：字玉阶，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为罗佩金所赏识，同年加入同盟会。四川内战时期任滇军旅长，为赵又新的部下，驻于四川。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人氏，秀才出身。北洋政府直系首领，洁身自好，军事才能尤其出众，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强者”及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北洋军人。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川，滇黔两军合计多达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作战的川军也从先前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战”的杀人游戏进入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平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看着两边继续这样打来打去。

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成滇黔军更为有利。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扯淡，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营，哪里经打，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给“办”了。

当战争初起时，川军之中除了已解散的第四师外，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观，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

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自有他的一套逻辑。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党人，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重要。

从熊克武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推断也不能说不合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平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与国民党就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黔军才是友。

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仅大部分时间坐而望之，还拨出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三国大战”的末尾，四川重又变成了双头政府，一头是成都，一头是重庆。成都由新督军刘存厚掌握，重庆则是熊克武和滇黔军的据点——试想一下，假如不傍着滇黔军，光凭第五师，熊克武哪有这个实力和刘存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一山容不得二虎，熊克武和刘存厚迟早还要一搏，不过依照规矩，在搏之前，一定还要找一顶帽子来戴。

这顶帽子叫做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口号是维护“南京约法”和国会，当时说是为了反对张勋复辟，可问题是张勋这小子实在有负众望，一圈都没能溜达下来，就被段祺瑞一脚从舞台上踢了下去。

于是反张勋又变成了反段祺瑞，护法的旗子则照树不误，至于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已经过时，早就没人去管它了。

在护法运动的帽子下，滇黔军和重庆川军组成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他要发起靖国之役，率领三军“讨伐”刘存厚。

“讨伐”的理由是现成的：要反张勋，刘存厚就是张曾任命的“四川巡抚”，要反段祺瑞，刘存厚的四川督军正是段所加封。不管哪一条，一皮鞭总能打中你的脊梁骨。

靖国军出兵后，仅一个多月后就已逼近成都，刘存厚发现情况不妙，急忙发出宣言，要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可是熊克武和滇黔联军却并没有要引他为“同志”的意思。

“护法”犹如“革命”。阿q要革命，还得洋先生和赵白眼他们允许你革才行。刘存厚没有搞清楚一件事，人家因为“抗拒护法”要打他，并没说明他转变态度“护法”就可以免打。反正一句话，打的就是你。

早就说过了嘛，不过一顶帽子而已，刘督军太天真了。

1918年6月，熊克武将刘存厚驱出四川，自辛亥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完全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

熊克武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唐继尧给的，他的“四川总司令”即为唐继尧所授，唐继尧自己是“联军总司令”，四川司令得服从联军司令。换句话说，唐现在把自己看成是熊的老板，是那个扶你上战马的人。

很多时候，口号都犹如华丽丽的糖纸，包裹在里面的，其实不过是人的各种野心和欲望。比如说唐某，从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护法，可以说无役不与，捡好事都有他的份。但革命来革命去，正义来正义去，落到实处，却还是想把四川这块肥肉放到他的餐桌上来。

这就叫“大云南主义”，也就是把川滇黔都置于他唐继尧的统治之下，以此成为独霸三省的“西霸王”。

罗佩金被刘存厚逐出成都，说明“以滇人制川人”失败了，唐继尧便想到了“以川人制川人”，而熊克武正是他整个计划中的理想对象。

唐继尧授命熊克武为“四川总司令”，本应事先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推荐，由军政府委任，可他直接绕了过去，为的就是要让熊克武知道：“你以后是我的人”了。

按照这个定义，熊克武的成功自然就是唐继尧的成功。唐继尧认为，四川已唾手可得。

1918年9月16日，当唐继尧到重庆主持召开联军会议时，其仪仗之盛，已活脱脱是一个西霸王的规模——走在前面的是骑兵。骑兵所乘之马均经过精心挑选，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士兵们身背马枪、腰挎战刀、足穿皮靴、头戴钢盔，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再过来是唐继尧的禁卫军，号称佽飞军，以古代一个叫佽飞的勇士命名。佽飞军的装扮不中不洋：头戴钢盔，肩上扛着的，却是吕布那样的方天画戟。

还没到头呢，接下来尚有掌旗官，扛一面杏黄大旗，上绣一个斗大的“唐”字，与评书中经常描述的简直毫无二致。

跟着“唐”字大旗的，是一顶八抬大轿。不过唐继尧并不在轿里，他在轿后，骑一匹黄骠马，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这就叫威武。

路上负责迎接的四川文武官员无不咋舌，以为古时王侯亦不过如此。

这算什么。唐继尧在重庆已建好了行宫，特地邀请众人去吃西餐，顺便开开眼。

走进行宫，官员们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眼睛都发直了，里面的奢侈豪华真是难以形容。

西霸王的排场，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报纸记载：“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唐继尧是老牌的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可这又怎么样呢？

也许唐继尧刚开始并不是这么想，他在念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很可能非常真诚，但在“驱逐鞑虏”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又的的确确只是围绕着“银两跟女人”在打转。

同样曾经“侵川”，蔡锷要的是名，唐继尧除了图名，更看重利——更大的排场，更多的“银两跟女人”。

当他一脚迈进重庆时，距离这些只是一步之遥。唐继尧为这次会议专门准备了一个计划，即“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同盟计划中最核心，对熊克武来说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四川兵工厂和税收的归属，唐继尧要将其划归“联军总部”所有。

唐继尧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没想到，熊克武却拒绝签字。

熊克武是强人，不是傀儡。“联军总部”谁当家，还不是唐继尧，这么一划，就等于四川的枪和四川的钱，全部流入了唐继尧的腰包。

唐继尧在利用熊克武，熊克武其实也在利用唐继尧，即利用唐继尧的滇军，驱走刘存厚。现在刘存厚已经滚蛋，四川在握，凭什么还要听你摆布，签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会议开了一周，毫无结果，唐继尧大为扫兴，返回云南后就开始从“扶熊”走向“倒熊”。

你既然不愿做我“图川”的滑滑梯，偏要做绊脚石，那我就必须除掉你。

以前是“以川人制川人”，现在国民党掌控四川，唐继尧采取的是“以党人制党人”。

第一个被唐继尧拿来当牌打的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熊克武之间其实久已不睦，而他们的矛盾，实际起自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

孙黄有隙，是“二次革命”后的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失败原因归结于大家都不听他的，于是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以示效忠，但此举遭到了黄兴等部分老资格党人的拒绝。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再聚一起就不开心了。黄兴等人便离开东京，前往南洋，这些人后来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称为“东京派”。

熊克武原先属东京派，也在志愿书上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派”。

隔阂就从这时候开始产生了。在熊克武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到当初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时那种崇拜者偶像的感觉。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他自己判断自己做主。

孙中山也并非圣人。他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就不是熊克武，只是那人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

就算彼此表面上把谎撒得再漂亮，熊克武也知道他与孙中山的真实关系如何。自从黄兴死后，“南洋派”在国民党中就明显落于下风，得势并且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基本全是“东京派”。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了这么多年的命，到头来，一个站队却把一切都给统统抵消了。

信念这东西可以相信吗，谁知道呢。

熊克武闻知孙中山起初的提名人选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是当他的“四川总司令”。

假如熊克武在战争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孙中山事前没有把筹码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那边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滞留上海，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想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不当杨庶堪为好友加战友了，而视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子。

有钉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处处对杨庶堪进行掣肘。要办民政，当然离不开钱，恰恰熊克武就在这方面掐脖子，以致闹出了“熊杨争款，几于用兵”这样的荒唐事。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杨庶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保举廖仲恺为四川财政厅厅长，蒋介石为警务长，欲以这两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熊克武毫不客气，利用四川省议会来加以反对。廖蒋都是明白人，中途听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就马上折回了广东。

都是同志，可有时候同志之间的仇恨，还胜过敌人。熊克武此举，不仅令杨庶堪备受打击，而且也让孙中山十分难堪。

杨庶堪无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为由请假，想以此来缓解双方矛盾。

孰料你越软，他越狠。熊克武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在杨庶堪假满复职后，他索性以督军的名义，将本来应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给接收了。

接下来，熊克武又做了一件离谱的事。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一年。就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

在当时，南北完全对立，任命熊克武为督军的也不是北平的那个“总统”或“总理”，而是孙中山。北平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尽嘲弄之能事。

唐继尧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做“九人团”，这一派以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做“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则投笔从戎，成为“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则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就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护法战争中损失的枪弹也不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1920年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又需要借用川军的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唐继尧手中有了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实力，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相逼。

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就公开扬言，说云南人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来，丝毫意见都没有。

这些话明摆着都是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而且那副狐假虎威的样子，在气势上似乎还超过滇军，其代表直接就朝川人喊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山雨欲来，熊克武也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不属于自己嫡系的川军进行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场：“川人不打川人。”除此之外，封官许愿必不可少，甚至于比其他东西更有效。

与此同时，熊克武还对舆论进行了动员，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那会儿，还没有“九一八”，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从“二十一条”等方面露出了苗头，国人皆深以为耻，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引起四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工夫后，熊克武大有收益，一部分老川军就加入了他的阵营，但与“倒熊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抵消这一差距。

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各路“倒熊同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倒熊同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击，放了熊克武一条生路。

熊克武走上了两年前那个人所走过的路，那个人曾被他追杀，现在他又被人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线都相似。

那个人就是刘存厚。

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刘戴”等历次战役中，钟体道都是刘存厚最可靠最得力的同盟伙伴，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钟体道的拒绝。

此人宁愿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还有威胁。

刘存厚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挖墙脚，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对方赶走了事。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中王”，这地方太穷了，哪有一点油水可捞。

刘存厚的两个师是北平政府认可的“国军”，饷械皆由北平拨付，应付军队的正常开销勉强够用，但刘存厚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所以他对官兵的军饷只肯发七成，另外三成生生都给扣掉做了经费。

官兵工资拿不全，便自找门路，开烟馆的开烟馆，设赌场的设赌场，刘存厚自己也卷起袖子，逼当地人种植鸦片，以便好按亩收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陕西督军为此对刘存厚下达了逐客令，并七次致电北平政府，要求让刘存厚立即滚蛋，并且声称，如果北平拿不出办法，陕军会自行解决。

陕西人还特地给他制造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皮。”

陕军进逼，陕人唾骂，陕地又如此贫瘠，刘存厚也早就不想待在陕南了，可问题是北平政府一圈问过来，没人肯要他。

四川自然是对他关紧大门。问甘肃，甘肃人差点急得跳起来，唯恐北平把这个灾星强塞过去。再跟湖北商量，湖北那边的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怎么都行，但求你千万别把这货给送过来。

刘存厚不再是人见人羡的皇叔，甚至连编草鞋的都不如，他就是一送不出去的瘟神。

人生真是没有奔头啊。

就在刘存厚恨不得切腹自杀以答谢社会的时候，他看到了熊克武。

熊克武就在阆中，位于川陕边境，跟刘存厚所处的陕南靠得很近。陕南够穷了，阆中还要穷，以致于熊克武不得不伸手向刘存厚乞援。

面对熊克武的落魄，刘存厚完全没有“大远来哭一鼻子，跟我臭来劲”式的痛快，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