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鹿死谁手

陈宦：字养铦，湖北人，秀才出身。陈宦以善于官场投机而出名，先为黎元洪幕僚，后又投身袁世凯，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拥护者。袁世凯派他接替胡景伊，通过“削藩”来控制四川。

梁启超：维新派和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蔡锷的老师，进步党的创始人。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人，同盟会员。唐继尧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并共同发起护国战争。他缺乏蔡锷那样的政治眼光和谋略，督滇时期，内政不修，惯于穷兵黩武，极力推行“大云南主义”，要把川滇黔都置于其统治之下，以便成为独霸西南三省的“西霸王”。

刘一清：和邓汉祥同为陈宦幕僚，属于反对帝制派。

周骏：字吉珊，四川省成都金堂人。初入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自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他曾在速成学堂考试时，破格录取了杨森。护国战争期间，任川军第15师师长。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人。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陈宦对之有知遇之恩，作为护卫主力带在身边，为随同陈宦入川的三个北洋旅长之一。

这边尹昌衡正忙得不亦乐乎，他却意外得知，成都老家那边早已起了变化，有人鸠占鹊巢，惦记起了他的交椅。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可恶的斑鸠不是他提防过的副都督，恰恰正是他曾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实证明，胡景伊城府之深，远非性格粗略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时处处奉迎尹昌衡，出现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俨然就是一个干练持重的“老忠臣”，但其实他内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断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得知尹昌衡有意亲自西征，胡景伊马上秘密约见各报社记者，要他们尽量鼓吹西征，以此通过舆论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马车，让其即便后悔也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离开庙便不灵了，这就叫调虎离山，咬人的狗不露齿在送尹昌衡出征时，胡景伊表现得完全和那个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样。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尹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管着，尽管放一百个心。等你功成回师，都督一职还是原物奉还。

话犹在耳，已经挖起了少主人的墙角。 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也有能力，仿佛刘备，而不是刘备的儿子阿斗，要挖他的墙角，非得找个强有力的后台不可。

这个后台，便是北平的袁世凯。

胡景伊与袁世凯以前没有渊源，要拉关系，必须靠“跑步前进”。为此，他专门派驻了驻京代表，每个月仅活动经费就超过一万元，终于与袁世凯身边的亲信陈宦搭上了线，并通过这条门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门下。

做小弟的，必须要知道大哥的喜好。有了北平的眼线，胡景伊很快就掌握了袁世凯的好恶。

其时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已合并组成国民党，意欲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理想，袁世凯最不喜欢的就是国民党。

对以前的革命党人，袁世凯还只是鄙视，认为不过是一群披着现代外衣的梁山盗贼。等国民党成立，鄙视很快就转变成了厌恶，因为显而易见国民党对他的宝座形成了威胁。

获知这个秘密，胡景伊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尹昌衡走后，成都实行军民分治，胡景伊代理军权，原先的副都督则掌民政权。胡景伊连民政权也想抓在自己手里，而他踢对方出局的武器就是告诉袁世凯，那个副都督是国民党员。

袁世凯随即来了份电报，把副都督调到北平，其民政长一职也由胡景伊一手兼掉。

在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胡景伊又加紧拉拢各师师长，以孤立尹昌衡。

尹昌衡不是聋子瞎子，虽然身在川边，但也会有人向他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他一听就急了。

以为胡景伊是“老诸葛”，原来对方却是司马懿，托孤的结果，是连孩子都要让这老小子给拐走了。

尹昌衡赶快从川边赶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听说尹昌衡回来了，胡景伊先是躲进城外的寺庙，拒不露面。在舆论的压力下，实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来与尹昌衡谈了一下，表示愿意奉还川政，不过他说要电呈袁世凯批准才行。

之后胡景伊没有食言，三次去电北平，请求让尹昌衡复任都督。

尹昌衡以为这下总可以官复原职了，因为所谓批准，向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孰不料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凯回电，不是批准，而是申斥，对尹昌衡的申斥，说你不好好地在川边待着，跑成都来干什么。

素来咬人的狗不露齿，若比玩阴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对手。就在胡景伊答应归还川政的同时，他给他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密电，无中生有地说尹昌衡是国民党员，“如果回任，对大总统是不利的”。

驻京代表通过关系，将这份密电交给陈宦，陈宦又转呈袁世凯，袁世凯一听尹昌衡竟然是国民党员，马上决定弃尹保胡。

袁世凯的电令一到，北平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众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站队的问题。除了一部分国民党员仍坚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胡景伊身后，就连原来拥护尹昌衡的几个师长也见风转舵，转入胡景伊阵营。

尹昌衡眼见大势已去，只好返回川边。袁世凯随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

这个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轻狂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集下，更开始假酒色宴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所”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

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就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秘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平。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要问成死罪，但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将，而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

这些上将并非都一味听任袁世凯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其中杀赵尔丰即为其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

几年后，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特赦后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出点头的年纪，但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而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云”似的嗟叹。

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终是最让他自豪的一部分。胡景伊扶正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纷纷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唯一的保护伞。相反，胡景伊则视之如心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成了四川都督，熊克武还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就有了足够的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看，唯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

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茬。蜀军上报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看不下去，私下里说，在川军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时那样激怒蜀军。

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招了、上当了。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来沉着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宁人已经做不到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标志着北平政府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径，转而组织讨伐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与由国民党完全掌握政权的其他南方省份相比，熊克武仅占重庆一隅，并无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一直举棋不定。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支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更不能轻动。但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大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即讨胡。胡景伊的据点在成都，而要攻成都，必须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是这四个支队如何用法。

有人向熊克武献计，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即为但懋辛，那个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的东斌军校同学，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却也是九死一生。他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于不意，就像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假设当时若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甭管什么计策，都放到桌面上来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还是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向泸州发起进攻。

稳，只是相对而言。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是派王子骞临场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

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提前作出反应，将第一师（周骏师）调到了泸州。

在川军中，包括周骏师在内的那川军四个师，因为主要出自于清末时的旧军队，所以被称为老川军，蜀军则被称为新川军。其中，周骏师是十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

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是讨袁军第一支队，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相遇，使得中路战事甚为惨烈。

第一支队前仆后继，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在地上，又接着用左手拾枪，仍大呼前进。在阵亡名单上，已有多位营长的名字。

战场上，要说拼命，大家都拼命，关键还是武器的优劣与否。熊克武向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日本最新式产品。

要论起来，老川军的武器，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尹昌衡说新军“械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当然是言过其实。不过这些年过去，比之于“最新式日本造”，这些“老式日本造”确实已经相形见拙。

在“最新式”的火力攻击下，周骏师伤亡的军官，比第一支队整整多出一倍，在野战失利后，被四面包围于泸州城中。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开始发力了。

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阵一般向重庆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来不及了，没等第一支队赶回，重庆已经失陷。

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处于了袁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各支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分”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灭，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自辛亥之后，熊克武等人再次被迫逃亡。

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之道，有时就藏在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中有四川党人一百零八人，寓意就是梁山那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胡景伊则继续扩充迫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就多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则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竟然也被诬陷为党人，弄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发起反清起义。清政府因其在四川当地声望不错，为表示怀柔，对他网开一面，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刑。

据说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辛亥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一场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人同台，如果说尹昌衡是枭雄，熊克武是英雄，胡景伊就是奸雄。

现在，枭雄被逮，英雄被逐，舞台之上，只有我最吃得开，胡景伊不得意都难。

以老狐狸看来，全天下人都已在他的算计之下，但是他错了，一直以来，有一个人比他更会算计。

这个人叫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做了“临时大总统”，但他的势力仅止于北方数省，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南方各省大部分还是自己做主，或者说是由当地的都督们做主。

“二次革命”来得正好，袁世凯一棍扫过去，不仅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清理干净了，而且震慑住了那些听话或不听话的都督，成功地建立了权威。

1914年6月30日，已正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从而迈出了“削藩风暴”的第一步。

胡景伊在官场混了很多年，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但袁世凯很快又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

1914年7月，胡景伊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这下松了口气。是将军还是都督，其实都无妨，后面的“督理四川军务”最重要，这意味着他还是四川的土皇帝。

站队，就得站得既早又好，看来袁大总统是完全把我当自己人了。搞政治嘛，就得眼神贼点才行。

胡景伊沾沾自喜，心里那个美，他完全想不到会风云突变。

1915年2月，他从驻京代表处得到消息，袁世凯将派参谋次长陈宦到四川，名目是“会办四川军务”。

让胡景伊感到格外震惊的是，陈宦不是一个人来“会办”，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北洋军三个旅。

什么会办，分明就打他的主意来了，一句话，还是要“削藩”。

在此之前，胡景伊都是通过陈宦与袁世凯拉关系的，以致于陈宦对胡景伊的情况早已摸透，而且陈宦虽不是四川人，但他担任过四川武备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无论是在四川的根基，还是在武备系中的影响力，他都绝不输于胡景伊。

胡景伊这才着急起来，他让驻京代表“孝敬”陈宦七十万元巨款，想请陈宦不要来四川。

他糊涂，驻京代表可不糊涂。袁世凯和陈宦志在图川，别说七十万，七百万也打发不了。

利益场上，都是知心不换命的酒友。瞧瞧胡景伊那点道行，也实在整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了，这个驻京代表便不声不响，卷裹着巨款，脚底抹油溜掉了。

陈宦到达成都后，面对面一谈，胡景伊才知道被人做了手脚，但也只好自认晦气。

1915年6月22日，陈宦果然承袭了胡景伊的“成武将军”，袁世凯另授胡景伊为“毅武将军”，调其入京觐见。

虽然都是“将军”，区别可大得去了，胡景伊的新官衔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职，等于被一脚踢开了。

奸雄也要讲级别，袁世凯之奸术远在胡景伊之上，几个虚虚实实、兜兜转转的组合拳下来，便完成了他的“图川大计”。

袁世凯派陈宦督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他复辟帝制鸣锣开道，但就在这一主一仆把如意算盘拨得哗啦啦乱响的时候，一股他们看不见的洪流正在悄然涌动。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起兵，声讨“民国叛徒”袁世凯，从而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在政治观点上，他和他老师一样，都是立宪派。护国运动之前，如果去掉这一元素，他在西南的形象，不过是一个加强版的尹昌衡。

尹昌衡只会在四川这一亩三分地蹦跶，蔡锷则在整个西南称王，并且大搞跨区域兼并，兼并的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那些倒了霉的对象感觉活吞了一把苍蝇：滇军侵黔的旗号是“援黔”，侵川的旗号是“援川”。

川黔百姓直呼滇军为“滇寇”，一群不讲理的云南强盗罢了，真正是害死了人还要看出殡。

蔡锷用从川黔缴来的几乎相当于“保护费”、“赎城费”一样的巨款，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军，使得滇军数量持续膨胀，在西南各省军队中首屈一指。

在蔡锷的运作下，云南这个原本偏处一隅，落后贫瘠的省份，军事力量却能执西南之牛耳，周围各个省份没有一个不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