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女人

歇洛克·福尔摩斯眼睛盯着我的靴子问道：“怎么是土耳其式的？”当时，我正躺在藤制的靠背椅上，所以伸出去的两只脚很容易吸引他。

我有点儿惊奇地回答说：“在牛津大街拉梯默鞋店买的，英国式的。”

尽管福尔摩斯微笑着，却明显是不耐烦的神情。

“澡堂！”他说，“澡堂！你怎么去洗那种让人松弛而费钱的土耳其浴，而不洗个本国式的澡来提提神呢？”

“我这几天犯风湿病了，这让我感到自己在衰老。听说土耳其浴可以治疗，它是一个新的起点，一种躯体的清洁剂。”

“福尔摩斯，”我继续说，“我相信，对于像你这样精明的头脑，我的靴子和土耳其浴之间肯定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如果你能跟我讲清楚，我会非常感激。”

“华生，其实道理并不难懂，”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顽皮地眨下眼睛，“我所用的仍然是那套推论法。告诉我吧，你今早和谁一起坐车回来的？”

“我并不认为解释是一种新颖的例证。”我略带挖苦地说道。

“好吧，华生。这确实是个合理而庄严的抗议。让我看看，问题究竟在哪里？让我们将最后的拿到最前面来说吧——马车。你看，你的左衣袖上和肩上溅有泥浆。假如你是坐在车子正中间，是不会这样的。假如你坐在车子中间，即使有泥浆也是两边都会有。因此，很明显，你坐在车子的一边。同样明显的就是你还有另一个同伴。”

“这确实很明显。”

“也很寻常，是不是？”

“但靴子和洗澡有什么关系呢？”

“一样道理。你穿靴子有你自己的习惯。现在我看到的是，靴带系的是双结，并且打得很认真，这与你平时的系法不同。说明你脱过靴子。那么是谁系的呢？鞋匠，也可能是澡堂的男仆。你的靴子是刚买不久的，所以不可能是鞋匠。嗯，那是什么原因呢？洗澡。是不是听起来很荒唐？但是，总之你去洗土耳其浴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你说你要换换洗法，所以去洗土耳其浴。我给你一个建议吧。我亲爱的华生，你去一趟洛桑洗澡如何？不但会有头等的车票，而且会很有气派。”

“好！可是，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重新靠回安乐椅里，从口袋中拿出笔记本。

“漂泊孤独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种人，”他说，“可能她本身并无害，而且也许是很有用的人，但她们却是引人犯罪的因素。她没有依靠，四处为家。她有很多钱，她可以任意从一个国家去另一个国家，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她常常在偏僻的公寓和寄宿栈房的迷宫里失落。她是狐狸世界里一只迷失的小鸡。即使被吞没，也很少有人会挂念她。我怀疑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可能遭遇了某种不幸。”

福尔摩斯在查阅他的笔记。对于他突然从抽象概括转到具体问题，这让我很欣慰。

“弗朗西斯女士，”他接着说，“是已经去世的拉福顿伯爵唯一幸存的直系亲属。还记得吗，伯爵的遗产都给了后辈，留给她的只是一些很稀奇的古老西班牙银饰珍宝和精巧琢磨的钻石。她喜欢这些，简直爱不释手，甚至不愿意放在任何一家银行里，总是随身携带。弗朗西斯女士是一个美貌的、多愁善感的女人，并且正值中年，但是，因为一次意外，却使她成为二十多年前一支庞大舰队的最后一叶轻舟。”

“她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弗朗西斯女士到底出了什么事。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四年来，每隔一个星期她都会给她的老家庭女教师杜布妮小姐写一封信，这已成为一种习惯。杜布妮小姐如今已经退休，住在坎伯韦尔。就是这位杜布妮小姐来找的我。弗朗西斯女士已经五个星期音讯全无了。她的最后一封信是从洛桑的国家饭店寄出的。弗朗西斯女士好像已经离开那里了，所以没有留下地址。全家人都很着急。他们非常富有，假如我们能弄清真相，我们所得到的报酬将会非常优厚。”

“杜布妮小姐是能提供线索的唯一的一个人吗？这位女士不给别人写信吗？”

“华生，另外的一个通信者是确定的，那就是银行。单身女人也得生活。存折就是她们生活的缩影。她的钱存在西尔维斯特银行。我查过她的户头。她最后一张取款支票，就是为了付清在洛桑的账目，不过数目比较大，可能有现款在她手上。从那以后，她只开过一张支票。”

“给谁的？开到什么地方？”

“开给玛丽·黛汶小姐。至于开到什么地方就不是很清楚了。不到三个星期前，这张支票在蒙彼利埃的里纳银行兑现了。一共是五十镑。”

“那么玛丽·黛汶小姐是谁？”

“这个问题我已经查出来了。玛丽·黛汶小姐是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以前的女仆。至于把这张支票给她的原因，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研究工作将会很快搞清这个问题。”

“我的研究工作？”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要到洛桑进行一番恢复健康的探险。你知道，老阿伯拉罕斯天生胆子小，我又不能离开伦敦。此外，通常情况下，我都最好待在国内。如果苏格兰场没有我，会感到很寂寞的，并且那些犯人也会伺机而动。所以，亲爱的华生，你去吧。假如我的愚见每个字能值两便士的高价的话，我愿意在大陆电报局的另一头时刻听候你的吩咐！”

两天后，我已经在洛桑的国家饭店里，受到那位大名鼎鼎的经理莫塞先生的殷勤接待。据他说，此前弗朗西斯女士在这里住过几个星期。所有见到她的人都很喜欢她。她不到四十岁，仍然风韵犹存，可以想象出年轻时的她一定是位美貌佳人。莫塞并不知道她有什么珍贵的珠宝。但是茶房曾说过，那位女士的卧室里总有一只上锁的沉甸甸的皮箱。同她的女主人一样，女仆玛丽·黛汶与大家关系也很好。她已同饭店里的一个茶房领班订了婚，想要打听她的地址并不是难事，就在蒙彼利埃的特拉扬路11号。所有信息我都一一记下。我想就算是福尔摩斯本人来这里，收集情况的本领也不过如此。

只有一点还不清楚。这位女士为什么会突然离去？她在洛桑生活得很愉快。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她原本是打算在这高踞湖滨的豪华房间度过这个季节的，然而，她却在预订之后一天就突然离开，甚至浪费了一周的房费。对于这点，女仆的情人茹勒·维巴说出了一些看法。他将突然离去和一两天前一个又高又黑、留着胡子的人来拜访的事联系在一起。茹勒·维巴嚷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野蛮人！”这个人住在城里某处。有人曾经见过他在湖边的游廊上和这位女士认真交谈。后来他曾来拜访过，她没有见他。他是英国人，但是并没有留下姓名。然后这位女士就离开了这里。茹勒·维巴，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茹勒·维巴的情人，都觉得导致她离去的原因正是这次拜访。只有一件事，茹勒避而不谈。那就是玛丽为什么离开女主人。关于这件事，他不能也不想说什么。假如我一定要知道，只能到蒙彼利埃去问她。

我查询的第一部分就到这里。第二部分要查的是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离开洛桑后前往的地方。关于这点，让人觉得似乎有一个秘密，她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甩开某个人。不然，她为什么不在行李上公开贴出前往巴登的标签？她和她的行李都是绕道来到莱茵河游览区的。我是从当地库克办事处经理那里收集到这些情况的。我发电报给福尔摩斯，把我发现的全部情况如实告诉他，并很快收到他的回电。他幽默地赞许了我一番。然后，我就去巴登了。

在巴登寻找线索很容易。弗朗西斯女士在英国饭店住了半个月。她在那里认识了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和他的妻子。和大多数单身女子一样，弗朗西斯女士会从宗教中得到慰藉。施莱辛格博士的超凡人格，全心全意为宗教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在执行传教任务过程中得过病，现在终于恢复健康这些事实，都深深地打动了她。她曾经帮助施莱辛格太太照看这位正在恢复健康的圣者。经理跟我说，白天博士会躺在游廊的躺椅上，两边各站着一个服务员。他正在努力绘制一幅用来说明米迪安天国圣地的地图，同时还撰写一篇关于它的论文。后来，等到他完全康复后，就带着妻子去了伦敦，弗朗西斯女士也同他们一起去了。这是三个星期前的事。关于之后的事情，经理就不清楚了。至于女仆玛丽，她对别的女仆说再也不干这行了。她之前痛哭了一场就走了。施莱辛格博士启程之前，给那一帮人都付了账。

“对了，”经理最后说，“事后还有一个人打听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几个星期之前，他也来到这儿打听过。”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

“不知道，但他是个英国人，尽管样子看起来有点儿不同。”

“一个蛮子？”我说，我按照那位鼎鼎大名的朋友的方式将我所知道的事情进行了联系。

“对。这个称呼确实很恰当。他块头很大，留着胡子，皮肤很黑，看起来，他经常住在农村客栈，而不是高级饭店。这个人凶得很，我可不敢惹他。”

随着云雾的逐渐散去，真相正在显露，人物更加清楚了。一个凶险的家伙正在追逐这位虔诚而善良的女士，她到一个地方，他就追到这个地方。她害怕他，否则不会逃离洛桑的。他继续追踪着，并且早晚会追上她的。他是不是已经追上她了？她始终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不是就在这里？那些同样善良，与她做伴的人们难道都不会保护她，帮助她脱离困境？在这长途追逐的后面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什么深奥的企图？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

我给福尔摩斯发电报，跟他说我已经迅速而确定地查到案子的原因。然而我收到的回电却是要我说明施莱辛格博士左耳的样子。不得不说，福尔摩斯的幽默想法很奇怪，甚至有些冒失。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因此我并没有理会。说真的，在收到他的电报之前，为了能够追上女仆玛丽，我已经到达蒙彼利埃。

寻找这位被辞退的女仆并从她那里获得情报很容易。她十分忠诚。她离开自己主人的原因，只是因为她相信主人已经找到可靠的人照料，同时她自己的婚期已到，离开是迟早的事。她痛苦地承认，她们住在巴登的时候，女主人曾对她发过脾气。甚至还有一次追问过她，似乎女主人对她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这样反而更容易分手，不然就会更加难舍难分。至于那五十镑，是弗朗西斯送给她的结婚礼物。玛丽也和我一样，对那个让她的女主人离开洛桑的陌生人很是怀疑。她亲眼目睹他在湖滨游廊上曾经恶狠狠地抓住女主人的手腕。这个人非常凶狠。玛丽觉得，弗朗西斯女士之所以和施莱辛格夫妇一起去伦敦，就是畏惧这个人。尽管这件事她从来没提过，但是很多小细节都让玛丽深信，她的女主人一直生活在某种精神恐惧的状态中。刚说到这里，她忽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满脸惊恐。“看！”她呼喊着，“这个恶棍竟然来到这里了！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人。”

透过客厅里敞开着的窗子，我看见一个黑胡子的黑大汉正走向街中心，认真地查看门牌号。显然，他和我一样，都是在追查女仆的下落。我一冲动，竟然跑到街上，去和他搭腔。

“你是英国人？”我说。

“那又如何？”他瞪大了眼睛反问我。

“我能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吗？”

“不，你不能！”他断然地说。

这种处境显然很尴尬。但是，最好的方式往往正是直截了当。

“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他吃惊地望着我。

“你把她怎么样了？你为什么要追踪她？回答我！”我说。

这个家伙怒吼一声，如同一只凶猛的老虎似的向我扑来。我经历过很多打斗，都能扛得住。但是这个人手如铁钳，疯如魔鬼。他用手死死地卡住我的喉咙，差点儿让我失去知觉。这时从对面街的一家酒店里冲出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满脸胡须的工人，手拿短棍，一棍打在向我行凶的那家伙的小臂上，他这才松了手。这家伙突然愣住了，怒不可遏。接着，他怒吼一声，离我而去，走进我刚去过的那家小别墅。我转身向帮助我的人致谢，他就站在我旁边的路上。

“华生，”他说，“你把事情搞砸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和我一起坐今晚的快车回伦敦吧。”

一小时后，穿着往常的衣服，恢复本来面貌的歇洛克·福尔摩斯静坐在我饭店的房间里。他解释说，他能够突然出现，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觉得他能离开伦敦了，所以就决定赶到我旅程的下一站将我截住，而下一站很明显。所以他就化装成一个工人在酒店里等我露面。

“亲爱的华生，你的调查工作做得始终如一，不简单哪，”他说，“我一时之间还想不到你的疏忽之处。你行动的全部目的就是到处发警报，但是却没有任何发现。”

“如果换成你，也许并不比我强多少。”我委屈地说。

“不是‘也许’。我已经干得比你强了。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就和你住在同一个饭店里。我们能肯定，想要调查得更有成果，他就是起点。”

一张名片放在托盘上被送了进来。随后进来一个人，就是刚刚在街上和我打架的那个歹徒。他看见我，显得很吃惊。

“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我接到你的通知，就来了。可是他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的老朋友兼同行华生医生。他在协助我们破案。”

这个陌生人赶紧伸出一只晒得很黑的大手，诚恳地道歉。

“但愿我没有伤到你。你刚才说我伤害了她，我就火了。说实话，这几天我是不应负责任的。我的神经如同电线一样。可是我仍然无法理解这种处境，福尔摩斯先生，我首先想要知道的就是你们是如何打听到我的？”

“我和弗朗西斯女士的家庭女教师杜布妮小姐进行了联系。”

“就是戴一顶头巾式女帽的老苏姗·杜布妮吗？我记得她。”

“她也记得你。就是在前几天——当时你觉得最好是到南美去。”

“啊，我的事你全知道。我想我不需要再隐瞒什么了。我可以发誓，福尔摩斯先生，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可以像我对弗朗西斯女士那样真心。我是个野小子，我承认，但我并不坏。她的心如同白雪一样洁白。她绝对不能忍受丝毫的粗鲁。因此，当她听说我做过的事，她就不理我了。可是她爱我——这正是奇怪的地方，她是那样爱我，就是因为我，她才一直保持独身。几年之后，我在巴伯顿发了财。这时，我想我也许可以找到她，感动她。因为我听说她仍然没有结婚。我在洛桑找到她，并且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我想她衰弱了，但是她的意志始终很坚定，当我第二次去找她的时候，她就离开洛桑了。我又追随她来到巴登，后来，我听说她的女仆住在这里。我是一个粗野的人，刚脱离粗野的生活不久，所以当华生医生质问我的时候，我立即就火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告诉我，弗朗西斯女士现在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福尔摩斯用非常严肃的语气说，“你在伦敦的住址呢，格林先生？”

“到兰姆饭店就能找到我。”

“我劝你回到那里去，不要去任何地方，这样如果有事我们可以找到你，好吗？我不想让你空想，但你要相信，只要能够保证弗朗西斯女士的安全，哪怕只是一丝一毫，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一定去做。至于其他的话，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这是我的名片。华生，你整理一下行装，我去拍电报给赫德森太太，请她明天七点半钟为我们准备一顿美餐。”

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住所时，一封电报已经在等着我们了。福尔摩斯看了电报非常高兴。他把电报扔给我。上面写着“有缺口或被撕裂过”，拍电报的地点是巴登。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全部，”福尔摩斯回答，“你还记得吧，我曾经问过你一个看起来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位传教士左耳的样子。你没有回复我。”

“我那时已离开巴登，没办法询问。”

“对。就因为这样，我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是他的回信。”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十分狡猾、十分危险的人，亲爱的华生。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是南美的传教士。他的真名是亨利·彼特斯，在澳大利亚这个年轻的国家里，有很多道貌岸然的人物，而他就是其中最无耻的一个流氓。他最拿手的本领就是利用孤身妇女对宗教的感情来诱骗她们。那个他所谓的妻子其实是个英国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助手。我从他的行为特点以及他的身体特征中看破了他的身份——1889年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格斗，他在这场格斗中伤得很厉害，这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位可怜的女士竟然落到这一对恶贯满盈的恶魔夫妻手中。华生，她完全可能已经死了，即使没死，也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没办法给杜布妮小姐和别的朋友写信，她根本就没去伦敦，这一点是可能的，或者已经离开了伦敦。但是第一种可能未必成立，因为欧洲大陆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登记制度，外国人很难对大陆警察耍花招。第二种情况也不可能，因为这帮流氓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轻易地将一个活人扣押起来的地方。我的直觉告诉我，她现在就在伦敦，只是目前我无法断定她在什么地方，因此只好采取当前的步骤，吃我们的饭，然后养足精神，耐心等待。晚上，我会顺便到苏格兰场去找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聊一聊。”

即使是正规警察，或者是福尔摩斯的高效率的小组，都很难揭露这一秘密。因为在伦敦的茫茫人海中，我们没有关于这三个人的一点儿线索，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登广告试过了，不行。线索也追过了，没有收获，对施莱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进行了推断，还是无济于事。对他的老同伙实行监视，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去找他。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事情忽然出现了转机，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顿当铺里，有人将一个西班牙的老式银耳环典当了。典当耳环的人个子高大，脸刮得很光，一副教士模样。据了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没有人注意观察他的耳朵，但从得到的情况来看，这个人就是施莱辛格。

我们那个住在兰姆饭店的“蛮子”朋友，为了得到进展，已经来了三次了。第三次来的时候，离这一新发现的时间还不足一小时。因为焦虑，他似乎在逐渐瘦弱下去。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服显得越来越肥大了。他总是哀求着：“我可不可以干点儿什么啊？”最后，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已经在典当首饰了。现在，我们应当把他抓起来。”

“这是不是说弗朗西斯女士已经遇害了？”

福尔摩斯十分严肃地摇摇头。

“也许他们把她看管起来了。很清楚的是，如果放走了她，他们就是自寻死路。我们要作好准备，可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我能做点儿什么？”

“那些人不认识你吧？”

“不认识。”

“此后他还可能会去找别的当铺。那时，我们只能又从头开始了。另一方面，他得到的价钱很公道，所以他们没问他什么，假如他急需现钱的话，可能还会到波汶顿的当铺去。我写张条子，你去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让你在店里等候。假如这个家伙再出现，你一定要盯住，跟到他住的地方。记住，千万不能鲁莽，不准动武。你得向我保证，没有我的通知和许可，绝对不可以随意行动。”

两天来，尊敬的菲利普·格林（我必须提一下，他是一位著名海军上将的儿子。这位海军上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指挥过阿佐夫海舰队）没有带给我们任何消息。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他冲进我们的客厅，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兴奋得颤动。